WWW.dxsxs.com 近来，翻看历史，看到王世贞所著的《明史：奸臣传》，心里很有感触，觉得严嵩简直不是一个东西，其子严世藩更不是一个东西。看过之后，很是郁闷。觉得泱泱大国，堂堂的大明朝廷，竟然任这瘦冬瓜来折腾，无论哪个方面，都是政府的失败。
国家权力沦落到这样的人渣手里，国家绝对要完蛋。但我仔细读过之后，觉得大明朝廷并没有完蛋，反而越活越新鲜，宛如缺氧的鱼掉进了水里。这就更加郁闷，再读之后，发现，严嵩一生，好像没干过什么对不起人民，对不起政府的事情。
严公仆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特别是嘉靖皇帝（明世宗），接近二十年，不上朝理政时，严公仆为了皇帝的嘱托，加班加点，不嫖不赌地努力工作，几乎累得吐血。个人生活方面，爱情、家庭都不错，夫妻相敬如宾。私生活也非常检点，坚决不讨二奶，更别说三奶四奶，或者小蜜了。
工作时间内，也没配按摩或者佐笑女秘书，顶多配他自己的儿子，父子俩几乎“义务”为皇帝献身。纵观严公仆，无论哪个方面，都是典型的，朴素的劳动人民的先进代表。由此可知，严公仆的健康成长与健康堕落，都是善良的政府培养出来的。按照我们今天的标准，老严绝对是一个有人格魅力的好干部，好同志。即使是：吃喝嫖赌，也是一心为公；贪污受贿，必然迫不得已。为朝廷，赤胆忠心；为国家，鞠躬尽瘁。
就是这样一个革命几十年的老同志，居然成了大奸贼，大贪官，实在让人费解。在我把《明史》仔细翻过之后，我才觉得，历史是最不可靠的东西，宛如没有信誉的小姐。
其实小姐也讲信誉：只要你付的不是假钞，小姐也不会给你假的**，即使年龄稍长，也是真正的碳水化合物，让你感受到基本的弹性与起码的满足。
仔细想想，觉得老严真有些冤枉：那个时代，那种环境，任何为官的，都必须要遵守官场游戏规则。作为严公仆，当然不能例外。一个从农村成长起来的革命干部：知道生命的艰辛与苦难。在科举考试的残酷道路上，摔爬滚打，好不容易才熬出了头。
熬出了头的严公仆，当然明白，革命不是请客送礼，革命就是请客送礼。特别是官场游戏的潜规则。任何人打破这种游戏，等到的都是凄惨的命运：不是被皇帝拿下，就是被同僚拿下，甚至被下人或者佳人拿下。这个方面的事例，比比皆是。
严公仆为此，小心翼翼，为皇帝努力工作。——历来伴君如伴虎。为了伴好虎，严大人就不可能不说违心话。一说违心话，讨好了皇帝，却获罪皇帝身边，也想讨好皇帝的其他人。实质上，这都是为了争宠，进行的相互攻讦。朝廷之争，权力之争，历来你死我活，没有第二条道路。
为了自己活得好，就是为了让别人活不好，只有别人活不好，才能自己活得好，这是为官的根本目的之一。这在我们今天，也是绝对真理。当然，还有一种情况：相互勾结，共同欺骗，达到双赢互惠。但人是唯我动物，本质上是自私的。
皇帝只有一个，大臣却有一大群。皇帝不用选择，大臣无法选择。宛如我们今天的企业：董事长只有一个，经理却有一大堆。一旦形成雇佣关系，经理没有选择，只能好好干；董事长可以任意选择：你不干就滚蛋。
为此，董事长吃定了下属，下属却不能吃定董事长。皇帝吃定了大臣，大臣却不能吃定皇帝：这就是权力，或者暴力。企业是董事长的，董事长说谁就谁。国家是皇帝的，皇帝说谁就谁。嘉靖皇帝与老严，实质上就是雇佣关系，前者拥有绝对权力，后者拥有被动抉择。绝对权力主动，相对抉择被动。
在此之下，老严开始了他的为官之路：审时度势，挖空心思。审时度势是智慧，挖空心思是心术。二者结合：为了出人头地，必须打倒同僚（能剥夺对方生命最妙）。要打倒同僚，既要认清自己，又要认清皇帝。
老严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心知肚明：讨好皇帝，是革命成功的唯一出路。犹如我们今天，讨好上司，是向上爬的唯一出路。事实上的严公仆，真正做到了这点。这当然是智慧的较量。也是人性与兽性的搏斗。更是权力与**极度膨胀之果。作为自然人，都是有**的，作为社会人，更是如此。
一旦掌握了权力，人的基本心态就发生本质的变化：有时几乎不是人，或者简直不是人。特别是拥有一般权力之后，总是挖空心思，不计任何代价地想拥有更大权力。拥有更大权力的人，在**与利益的驱使下，当然更想拥有更更大的，拥有更更大的，还想拥有超级大的。
而拥有超级大的，不遗余力想拥有绝对大的。这就是权力的贪婪，也是人性的贪婪。为了实现这个终极目标，人的**必然空前膨胀。特别是拥有绝对权力的人，那种为所欲为，那种惟我独尊：这也是中国的历史。权力绝对化，导致集权者，自然心理与社会心理的极度畸形。甚至我们今天。
如前所述，老严在那个时代，难免不进入这种政治角色的追逐。在这种追逐当中，嘉靖皇帝是绝对让人恐怖的一个人，也就是说，绝对权力遭遇绝对暴力之后，就看谁的定力怎样了。
嘉靖皇帝在那个时代，努力继承了祖先的强权意志：用暴力说话。拥有绝对权力下的绝对暴力。一个国家在此前提下，没有谁不胆战心惊。因为暴力不知什么时候，就降临到头上。特别是大明政府，经历了刘瑾、魏忠贤等先进公仆的太监们，宛如虐待狂一般的美丽折腾之后，皇帝对权力的集中，控制，就更加强烈，统治的手段，也更加极端。
到了嘉靖帝之时，对权力的绝对拥有，是皇帝们的基本梦想。作为一般大臣，在皇帝绝对权力的感召之下，为了保住自己的基本地位，也不得不看重权力，这样，从上到下形成了一个权力网络，谁不遵守网络游戏，谁就率先淘汰。
我们知道，嘉靖皇帝（明世宗）是个随心所欲的人，性情变化无常，几乎没有人能够揣摩其心思。在这样一个皇帝手下供职，其危险程度可想而知。陈登原先生在《国史旧闻》（中华书局1980年版）笫三分册“明世宗”条下有这样的评说：“（世宗）刚愎自用，用法愈为深刻。”
世宗猜忌、多疑、嗜杀，冷漠。对自已的妻儿、侍婢、臣僚，一概无情无义。以至宫中一群弱女子要将他勒死。即嘉靖二十一年十月的“宫婢之变”。陈先生又说：“盖以多疑之人，行隔绝之政；以高高在上之智为愚，以察察为明之视为暗，则臣道不得不流入脂韦，不得不熟谙世故，不得不但恐抉剔，不得不俯首鞠躬。世宗之信严嵩，此即可推知矣。”
由此可知，大臣们在次前提下，要想把握住自己的人文良知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再看一则资料：据《春明梦余录》载，有因“大议礼”而受世宗器重的张璁，曾说：“臣历数从来内阁之官，鲜有能善终者。盖密勿之地，易生嫌疑，代言之责，易招议论。甚非君臣相保之道也。”
此言的意思是，当首辅的（严嵩入阁二十年，任首辅达十五年之久）要为皇帝的过失承担后果责任，要甘于背黑锅，勇当替罪羊。当徐阶扳倒严嵩擢升为首辅时，其友王维桢曾对他说：“夫宰相位绝百僚之右，至尊至重矣。然今时有三难称至苦焉：天子圣明，群臣莫能及而思有以裨益之，一难也；事下中书，责应于斯须，得失轻重关焉，二难也；造膝之言，廷臣不得闻，廷臣所得闻，远臣又不及知，而拟议转注，易动唇吻，三难也。此三难者又不敢以告人，故曰至苦也”（《王氏存笥稿》卷16）。由此可知，皇帝刚愎如此，臣下之难可想而知。
在此前提下，如果没有超常的智慧，要想在皇帝身边周旋，几乎是不可能的。作为老严，经历复杂，综合素养也不错，最起码的，是一个标准的文人，或者知识分子。虽然，文人不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也不是文人，但二者有同一性。
在那个时代，科举考试的唯一目的，就是为政府培养官员。漫长的中国历史，实际上就是文官制度史。在此前提下，官员之间的相互倾轧，就成为一种必然。为了战胜对手，就必须要有非常手段——想方设法取得皇帝的信任，但作为一国之君，起码的智商是健全的，真正闭目视听的皇帝是少之又少的，所以，作为大臣，伴虎的难度可想而知。
从严公仆的成长经历中，我们可窥探到严公仆的自我与社会心理。老严揣摩皇帝心理，至少是成功的，这点，我们可以用如下事例为证：《明史纪事本末：严嵩用事》，世宗宠信严嵩，有如此记载：“况嵩又真能事帝者；帝以刚，嵩以柔；帝以骄，嵩以谨；帝以英察，嵩以朴诚；帝以独断，嵩以孤立……猜忌之主，喜用柔媚之臣。”
这段文字，我们可知，严公仆当时对皇帝的基本态度。正是如此，老严才使世宗那暴戾的脾气平和下来，使朝政不致变得更坏。对此，世宗心中有数。以至后来，世宗对严嵩多有褒奖。赐严嵩“忠勤敏达”的银印，赐其藏书楼曰“琼翰流辉”，奉玄之堂曰“延恩堂”，赐字幅曰“忠弼”等等。
哪怕是令老严致仕时，世宗还在谕旨里说“嵩小心忠慎，”甚至致仕后的待遇，也比其他首辅优渥，“其致仕去，仍令驰驿去，有司岁给禄米百石资用”（《世庙识余录》卷22）。此事说明，薄情寡恩的世宗，对严公仆的确不错。
我们只要仔细分析一下，就不难明白，严公仆之所以如此，与他一心一意忠于皇帝有关，一心一意跟定主子，是做大臣的基本功。这在我们今天，仍然实用。就是这样一个人，居然被说成是奸臣，实在有些勉强。
当然，我们不否认，严公仆这样做，肯定有他的基本动机，但看完老严的传记，都没有发现，老严有背叛皇帝的任何动机，或者任何言行。这样的人在我们今天，肯定是全民学习的榜样：一心一意跟党走，把青春和生命都献给了政府，最起码也得评为一个感动中国的人物。但老严对名誉好像没有什么感觉。
在老严看来，只有皇帝，才是生命中的唯一，只有对皇帝忠心，才是生命中唯一的价值。抱着这样的理念，老严在政治**不堪的时代，选择这样一条道路，实在是明智非常的。
这其中，我们不否认，当然有对权力的渴望。但纵观老严的传记，都没有发现，严公仆有什么过分之举，甚至为其亲家在皇帝老倌面前求一个基本官职，还被皇帝老倌痛斥。由此可见，老严的弄权是不成立的。更不用说残害忠良。
国人的价值观念，由于根深蒂固受到“价值二元论”的影响。面对复杂的现实和历史，常常采取非善即恶、非正即邪、非白即黑，冰炭不同炉，水火不同器的价值取向，因而往往扭曲事实。不自觉地颠倒是非曲直。由于这种价值观，我们在看待基本事物时，也总是采取非此即彼，或者非彼即此的态度。
严公仆在那个位置上，弹劾他的大臣很多。有御史王宗茂、兵部员外郎杨继盛、巡按御史赵锦、锦衣卫经历沈炼、给事中厉汝进、南京给事中王烨、御史陈绍、给事中童汉臣、伊敏生、喻时、刑部郎中徐诗学、巡按四川御史谢瑜、巡按山东御史叶经。等等。这些大臣中，有的被处死，有的被削职，其中在历史上影响较大的是杨继盛、沈炼等人。而这些大臣，说实在的，也是为了相互争宠而已。
据史料记载，沈炼，嘉靖十七年进士。《明史》本传载“炼为人刚直，嫉恶如仇，然颇疏狂。”传记中并未记载沈炼有何才识。沈炼与他的上司锦衣帅陆炳颇善，与严世蕃过从甚密。沈炼嗜酒，“数从世蕃饮，世蕃以酒虐客，炼心不平，辄为反之。”
区区小事，致生积怨，可见沈炼性格之偏狭。嘉靖二十九年北虏逼近京师，“致书乞贡。”世宗令廷臣议，沈炼附议，司业赵贞吉坚决反对。事后严公仆劝其子，不要与沈炼往来，说沈炼不是好人。此话传到沈炼耳中，沈怕前途无着，于嘉靖三十年正月，上奏章弹劾严公仆。疏中历数严公仆十大罪状。
世宗阅后，“大怒，廷杖之，谪佃保安。”沈炼在保安并不安份，常常詈严公仆父子；当地不明就里的民众亦“争詈嵩以快炼，炼亦大喜，日相与詈嵩父子为常。且缚草为人，像李林甫、秦桧及嵩，醉则聚子弟攒射之。”这种“游戏”怎么看都不像君子所为。当时，沈与地方当局常闹纠纷，被总督杨顺借口杀之，时年三十六岁。反对严公仆的人，称是严授意杀害沈的，实际上，这于史无据，而杨亦非嵩党。
其实，沈之死完全是自己的狂傲、不安份、意气用事。是性格缺陷所致，与严公仆无涉。后人多把这事算在老严头上，实在冤枉。至于杨继盛与夏言，也完全自己的行为所致。基本上与老严无关，本文不讨论。
如上所述，老严获“奸”之名，多少有些名不副实。多少都是背着黑锅的。历史在不明真相里，反复煎煮，就越来越不明真相。再说，历史本来就是统治者的基本工具，作为一般人，是没有资格，也是不可能篡改历史的。
说穿了，历史是操纵在少数人手里的玩物。作为一般百姓，是不可能颠倒的。因此，后人不明就里，一狗吠影，百狗吠声。再加之话本小说、传奇戏曲大肆宣扬，比如写严公仆陷害沈炼的《沈小霞初会出师表》（《今古奇观》），历数老严陷害忠良的戏曲《呜凤记》、《一捧雪》、《丹心昭》、《狂鼓吏》、《出师表》等。
这些东西，在民间反复播演，取得了根深蒂固的广告效应，老百姓一提起老严，第一反应就是：这是一个恶人，更是一个奸人。使得老严的形象，在老百姓心中，犹如黑暗中的鬼魅。其实，百姓对统治阶级的内幕，是不可能知道的，犹如我们今天，社会下层，永远不知道社会上层，除非是社会上层相互泼污水：泄密。
我们都知道，权力总是与**连在一起的，有了权力，就有了**，有了**，就有了贪婪，这几乎是一条规律。在严公仆的传记中，有一条关键的记载，是说严公仆先生的“贪”。而且这贪，使我们的公仆大人名声狼藉。
到我们的严公仆没籍时，其贪在史料中有记载。据《世宗实录：四十四年三月》条月：“巡按江西御史成守节上籍没逆犯严世蕃江西家产数：金三万二千九百六十两有奇，银二百二万七千九十两有奇，玉杯盘等项八百五十七件，玉带二百余条，金厢瑇瑁等带一百二十余条，金厢珠玉带绦环等项三十三条、件，金厢壶盘杯箸等项二千八十余件，龙卵壶五把，珍珠冠等项六十三顶、件，府第房屋六千六百余间，又五十七所，田地山塘二万七千三百余亩。……”陈弘谟《继世余闻》记载说：“严嵩籍没时，金银珠宝书画器物田产，共估银二百三十五万九千二百四十七两余。又直隶巡按御使孙丕扬所抄京中家产，亦不减此数。”
而实际上，当世宗令将严公仆籍没财产的一半充边饷，一半入内库时。根据资料，世宗当时仅要十万两入库。严公仆却怎么也拿不出来。世宗问道：“三月决囚后，今已十月余矣，财物尚未至，尚不见。一所巨屋只估五百两，是财物既不在犯家，国亦无收，民亦无还，果何在耶？”（《世宗实录》卷519）
由此可知，我们严公仆的贪，实际上徒有虚名。据史料，当时主持籍没事的是首辅徐阶。而徐在史书中被称为是“廉吏”，而且是有名的“廉吏”。据说，当年徐扳倒严公仆时，举国欢庆。认为徐给国家立了一大功。
作为“廉吏”，徐却有田产四十余万亩，仅在他的家乡苏、松地区就多达二十四万亩。这些田产多是以“投献”为名巧取豪夺，强占周围农民的。在华亭一地，他每年收租谷就达一万三千石，敛银九千八百两；同时，他还拥有众多织妇。
于慎行《谷山笔尘》卷四记载颇详，称徐“纺绩求利”，“与市为贾”。徐阶究竟有多少资财，根本就无法统计，就连当时担任应天巡抚的海瑞，也叹为观止：“产业之多，令人骇异。”（《四友斋丛说》卷13）海瑞接到许多农民，控告徐阶夺田霸产的诉状，海瑞当即勒令徐“退之过半”，否则不予结案。
其时徐阶当时致仕家居，慑于海瑞威名，不得已，退还农民部分田产。但在暗中，却又行贿于给事中戴凤翔，指使戴弹劾海瑞“渔肉缙绅”，将海瑞罢官，才保住他的庞大田产。
由此可知，严公仆的“贪”，真正可怜可叹；而徐阶的“廉”，却实在让人齿冷。历史就是这样，让人琢磨不透。《献征录：大学士严公嵩传》载，严嵩降生于小家子，“其父不过小吏”；同书“大学士徐公阶传”载：徐阶家“世世受耕，不仕，至父蔽而补邑椽吏。”说明两人起步时，家业相当，严嵩担任十五年首辅，才有如此财产。而徐阶仅仅担任六年首辅，田产却是严公仆的十五倍。由此可知，对贪与廉的问题，讨论已经毫无意义。
但历史，却把严公仆钉在耻辱柱上，不知为何。我们不否认，权力的力量。事过数十年，当黄景昉路过袁州时，还听到当地人对严氏的好感和怀念之词，尤其是他的政敌，在私下与相知所说的一席话，就很值得玩味了。
我们再看如下资料，《列朝诗集：胡瓒宗传》：“家居数年，而有诗案之狱。户部主事王联，瓒宗在河南所笞贪令也，上书讦瓒宗‘闻大驾幸楚’诗，有‘穆天湘竹’之语，世庙大怒，下之狱。严分宜、陶恭诚力救之，乃得解。”事在嘉靖二十九年，朱国桢《皇明大事记》卷三十二记载，因王联的诬陷而罗织成大辟，株连一百一十余人。“是时，上意不测，大学士严嵩为之申释，圣怒少解。”严公仆的这类事，居然在《明史：严嵩传》中缺载。实在费解。我们联系到严嵩曾颇为救解夏言、丁汝夔等事实，说明严公仆并没有乘人之危、落井下石。比起徐阶整死仇鸾、张经，罗织“严党”瘐死胡宗宪，以“叛逆”罪构陷严世蕃死罪等等，的确高尚许多。
我们再看一则史料，《皇明大事记：严嵩》中，记载严公仆一些家事，如“嵩妻欧阳氏甚贤，治家有法，驭世蕃尤严，嵩亦相敬如宾，旁无姬侍。比权势愈盛，谓嵩曰：‘不记钤山堂十二年清寂乎？一介书生得此已过，过而不挹必倾。’嵩甚愧之，世蕃亦畏惮。”
沈德符《万历野获篇：内阁：居官居乡不同》条中亦有相似记载：“严分宜作相，受世大垢，而为德于乡甚厚，其夫人欧阳氏，尤好施予，至今袁人犹诵说之。”严公仆在故乡的口碑，朱国桢《涌幢小品》中亦有记叙：“分宜之恶，谭者以为古今罕俪。乃江右人，尚有余思，袁人尤甚，余过袁问而亲得之。可见舆论所评自有不同处。”由此可知，内助如此，公仆何恶。
让人不明白的是，这样一个公仆大人，竟然落入了“奸贼”的黑名单。仔细想起来，这要归功于王世桢的个人**：泄私愤。
文人的泄私愤是非常可怕的。孔子说，天下唯女人与小人难以养也。其实，还应该再加一条：天下唯文人难以养也。文人颠倒黑白的手段，绝对不亚于统治者的暴力。文人的卑鄙让统治者的刺刀也相形见绌。
王世桢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利益纠纷。关于这件事，史书上也有记载。王世贞的父亲就是当年，被世宗处死的王忬。一个偶然机缘，王忬得到了价值连城的国宝《清明上河图》。后来被严公仆父子得知，公仆父子向王索要。王迫于公仆父子的权势，就让一个画师，临摹了一张送给严公仆。后来此事败露，严公仆对其衔恨。后王忬戍边不力，被下狱，严公仆上奏章，王于是死罪。
因此积怨，王世贞在其所著的《嘉靖以来首辅传：严嵩传》，及其他史著中，都对严公仆大加诋毁。公仆声名，一落千丈。而社会，在此误导之下，纷纷嚷嚷，猩猩吠吠，满城风雨之中，走到了今天。由此可知，历史的可怕不是暴力，而是暴力背后的胸狭气短。
综上所述，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基本走向，当然与皇帝有关。“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绝对权力的拥有者，一旦随心所欲，作为下属，就实在难为。集权下无忠臣，也许是对的；集权下显忠臣，也许也是对的。严公仆作为一个故事，虽然远去了，但是，历史总是在反复中。今天，就是昨天的集合，正如明天，就是今天的集合。当我们翻开一本历史，我们不得不思索：历史的鲜血，或者黑暗，一旦蒙住我们的眼睛，我们还能看见遥远的灯火吗？[db:wangzhi]
大争之世回到明朝当王爷狼神步步生莲锦衣夜行醉枕江山一路彩虹国家权力沦落到这样的人渣手里，国家绝对要完蛋。但我仔细读过之后，觉得大明朝廷并没有完蛋，反而越活越新鲜，宛如缺氧的鱼掉进了水里。这就更加郁闷，再读之后，发现，严嵩一生，好像没干过什么对不起人民，对不起政府的事情。
严公仆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特别是嘉靖皇帝（明世宗），接近二十年，不上朝理政时，严公仆为了皇帝的嘱托，加班加点，不嫖不赌地努力工作，几乎累得吐血。个人生活方面，爱情、家庭都不错，夫妻相敬如宾。私生活也非常检点，坚决不讨二奶，更别说三奶四奶，或者小蜜了。
工作时间内，也没配按摩或者佐笑女秘书，顶多配他自己的儿子，父子俩几乎“义务”为皇帝献身。纵观严公仆，无论哪个方面，都是典型的，朴素的劳动人民的先进代表。由此可知，严公仆的健康成长与健康堕落，都是善良的政府培养出来的。按照我们今天的标准，老严绝对是一个有人格魅力的好干部，好同志。即使是：吃喝嫖赌，也是一心为公；贪污受贿，必然迫不得已。为朝廷，赤胆忠心；为国家，鞠躬尽瘁。
就是这样一个革命几十年的老同志，居然成了大奸贼，大贪官，实在让人费解。在我把《明史》仔细翻过之后，我才觉得，历史是最不可靠的东西，宛如没有信誉的小姐。
其实小姐也讲信誉：只要你付的不是假钞，小姐也不会给你假的**，即使年龄稍长，也是真正的碳水化合物，让你感受到基本的弹性与起码的满足。
仔细想想，觉得老严真有些冤枉：那个时代，那种环境，任何为官的，都必须要遵守官场游戏规则。作为严公仆，当然不能例外。一个从农村成长起来的革命干部：知道生命的艰辛与苦难。在科举考试的残酷道路上，摔爬滚打，好不容易才熬出了头。
熬出了头的严公仆，当然明白，革命不是请客送礼，革命就是请客送礼。特别是官场游戏的潜规则。任何人打破这种游戏，等到的都是凄惨的命运：不是被皇帝拿下，就是被同僚拿下，甚至被下人或者佳人拿下。这个方面的事例，比比皆是。
严公仆为此，小心翼翼，为皇帝努力工作。——历来伴君如伴虎。为了伴好虎，严大人就不可能不说违心话。一说违心话，讨好了皇帝，却获罪皇帝身边，也想讨好皇帝的其他人。实质上，这都是为了争宠，进行的相互攻讦。朝廷之争，权力之争，历来你死我活，没有第二条道路。
为了自己活得好，就是为了让别人活不好，只有别人活不好，才能自己活得好，这是为官的根本目的之一。这在我们今天，也是绝对真理。当然，还有一种情况：相互勾结，共同欺骗，达到双赢互惠。但人是唯我动物，本质上是自私的。
皇帝只有一个，大臣却有一大群。皇帝不用选择，大臣无法选择。宛如我们今天的企业：董事长只有一个，经理却有一大堆。一旦形成雇佣关系，经理没有选择，只能好好干；董事长可以任意选择：你不干就滚蛋。
为此，董事长吃定了下属，下属却不能吃定董事长。皇帝吃定了大臣，大臣却不能吃定皇帝：这就是权力，或者暴力。企业是董事长的，董事长说谁就谁。国家是皇帝的，皇帝说谁就谁。嘉靖皇帝与老严，实质上就是雇佣关系，前者拥有绝对权力，后者拥有被动抉择。绝对权力主动，相对抉择被动。
在此之下，老严开始了他的为官之路：审时度势，挖空心思。审时度势是智慧，挖空心思是心术。二者结合：为了出人头地，必须打倒同僚（能剥夺对方生命最妙）。要打倒同僚，既要认清自己，又要认清皇帝。
老严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心知肚明：讨好皇帝，是革命成功的唯一出路。犹如我们今天，讨好上司，是向上爬的唯一出路。事实上的严公仆，真正做到了这点。这当然是智慧的较量。也是人性与兽性的搏斗。更是权力与**极度膨胀之果。作为自然人，都是有**的，作为社会人，更是如此。
一旦掌握了权力，人的基本心态就发生本质的变化：有时几乎不是人，或者简直不是人。特别是拥有一般权力之后，总是挖空心思，不计任何代价地想拥有更大权力。拥有更大权力的人，在**与利益的驱使下，当然更想拥有更更大的，拥有更更大的，还想拥有超级大的。
而拥有超级大的，不遗余力想拥有绝对大的。这就是权力的贪婪，也是人性的贪婪。为了实现这个终极目标，人的**必然空前膨胀。特别是拥有绝对权力的人，那种为所欲为，那种惟我独尊：这也是中国的历史。权力绝对化，导致集权者，自然心理与社会心理的极度畸形。甚至我们今天。
如前所述，老严在那个时代，难免不进入这种政治角色的追逐。在这种追逐当中，嘉靖皇帝是绝对让人恐怖的一个人，也就是说，绝对权力遭遇绝对暴力之后，就看谁的定力怎样了。
嘉靖皇帝在那个时代，努力继承了祖先的强权意志：用暴力说话。拥有绝对权力下的绝对暴力。一个国家在此前提下，没有谁不胆战心惊。因为暴力不知什么时候，就降临到头上。特别是大明政府，经历了刘瑾、魏忠贤等先进公仆的太监们，宛如虐待狂一般的美丽折腾之后，皇帝对权力的集中，控制，就更加强烈，统治的手段，也更加极端。
到了嘉靖帝之时，对权力的绝对拥有，是皇帝们的基本梦想。作为一般大臣，在皇帝绝对权力的感召之下，为了保住自己的基本地位，也不得不看重权力，这样，从上到下形成了一个权力网络，谁不遵守网络游戏，谁就率先淘汰。
我们知道，嘉靖皇帝（明世宗）是个随心所欲的人，性情变化无常，几乎没有人能够揣摩其心思。在这样一个皇帝手下供职，其危险程度可想而知。陈登原先生在《国史旧闻》（中华书局1980年版）笫三分册“明世宗”条下有这样的评说：“（世宗）刚愎自用，用法愈为深刻。”
世宗猜忌、多疑、嗜杀，冷漠。对自已的妻儿、侍婢、臣僚，一概无情无义。以至宫中一群弱女子要将他勒死。即嘉靖二十一年十月的“宫婢之变”。陈先生又说：“盖以多疑之人，行隔绝之政；以高高在上之智为愚，以察察为明之视为暗，则臣道不得不流入脂韦，不得不熟谙世故，不得不但恐抉剔，不得不俯首鞠躬。世宗之信严嵩，此即可推知矣。”
由此可知，大臣们在次前提下，要想把握住自己的人文良知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再看一则资料：据《春明梦余录》载，有因“大议礼”而受世宗器重的张璁，曾说：“臣历数从来内阁之官，鲜有能善终者。盖密勿之地，易生嫌疑，代言之责，易招议论。甚非君臣相保之道也。”
此言的意思是，当首辅的（严嵩入阁二十年，任首辅达十五年之久）要为皇帝的过失承担后果责任，要甘于背黑锅，勇当替罪羊。当徐阶扳倒严嵩擢升为首辅时，其友王维桢曾对他说：“夫宰相位绝百僚之右，至尊至重矣。然今时有三难称至苦焉：天子圣明，群臣莫能及而思有以裨益之，一难也；事下中书，责应于斯须，得失轻重关焉，二难也；造膝之言，廷臣不得闻，廷臣所得闻，远臣又不及知，而拟议转注，易动唇吻，三难也。此三难者又不敢以告人，故曰至苦也”（《王氏存笥稿》卷16）。由此可知，皇帝刚愎如此，臣下之难可想而知。
在此前提下，如果没有超常的智慧，要想在皇帝身边周旋，几乎是不可能的。作为老严，经历复杂，综合素养也不错，最起码的，是一个标准的文人，或者知识分子。虽然，文人不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也不是文人，但二者有同一性。
在那个时代，科举考试的唯一目的，就是为政府培养官员。漫长的中国历史，实际上就是文官制度史。在此前提下，官员之间的相互倾轧，就成为一种必然。为了战胜对手，就必须要有非常手段——想方设法取得皇帝的信任，但作为一国之君，起码的智商是健全的，真正闭目视听的皇帝是少之又少的，所以，作为大臣，伴虎的难度可想而知。
从严公仆的成长经历中，我们可窥探到严公仆的自我与社会心理。老严揣摩皇帝心理，至少是成功的，这点，我们可以用如下事例为证：《明史纪事本末：严嵩用事》，世宗宠信严嵩，有如此记载：“况嵩又真能事帝者；帝以刚，嵩以柔；帝以骄，嵩以谨；帝以英察，嵩以朴诚；帝以独断，嵩以孤立……猜忌之主，喜用柔媚之臣。”
这段文字，我们可知，严公仆当时对皇帝的基本态度。正是如此，老严才使世宗那暴戾的脾气平和下来，使朝政不致变得更坏。对此，世宗心中有数。以至后来，世宗对严嵩多有褒奖。赐严嵩“忠勤敏达”的银印，赐其藏书楼曰“琼翰流辉”，奉玄之堂曰“延恩堂”，赐字幅曰“忠弼”等等。
哪怕是令老严致仕时，世宗还在谕旨里说“嵩小心忠慎，”甚至致仕后的待遇，也比其他首辅优渥，“其致仕去，仍令驰驿去，有司岁给禄米百石资用”（《世庙识余录》卷22）。此事说明，薄情寡恩的世宗，对严公仆的确不错。
我们只要仔细分析一下，就不难明白，严公仆之所以如此，与他一心一意忠于皇帝有关，一心一意跟定主子，是做大臣的基本功。这在我们今天，仍然实用。就是这样一个人，居然被说成是奸臣，实在有些勉强。
当然，我们不否认，严公仆这样做，肯定有他的基本动机，但看完老严的传记，都没有发现，老严有背叛皇帝的任何动机，或者任何言行。这样的人在我们今天，肯定是全民学习的榜样：一心一意跟党走，把青春和生命都献给了政府，最起码也得评为一个感动中国的人物。但老严对名誉好像没有什么感觉。
在老严看来，只有皇帝，才是生命中的唯一，只有对皇帝忠心，才是生命中唯一的价值。抱着这样的理念，老严在政治**不堪的时代，选择这样一条道路，实在是明智非常的。
这其中，我们不否认，当然有对权力的渴望。但纵观老严的传记，都没有发现，严公仆有什么过分之举，甚至为其亲家在皇帝老倌面前求一个基本官职，还被皇帝老倌痛斥。由此可见，老严的弄权是不成立的。更不用说残害忠良。
国人的价值观念，由于根深蒂固受到“价值二元论”的影响。面对复杂的现实和历史，常常采取非善即恶、非正即邪、非白即黑，冰炭不同炉，水火不同器的价值取向，因而往往扭曲事实。不自觉地颠倒是非曲直。由于这种价值观，我们在看待基本事物时，也总是采取非此即彼，或者非彼即此的态度。
严公仆在那个位置上，弹劾他的大臣很多。有御史王宗茂、兵部员外郎杨继盛、巡按御史赵锦、锦衣卫经历沈炼、给事中厉汝进、南京给事中王烨、御史陈绍、给事中童汉臣、伊敏生、喻时、刑部郎中徐诗学、巡按四川御史谢瑜、巡按山东御史叶经。等等。这些大臣中，有的被处死，有的被削职，其中在历史上影响较大的是杨继盛、沈炼等人。而这些大臣，说实在的，也是为了相互争宠而已。
据史料记载，沈炼，嘉靖十七年进士。《明史》本传载“炼为人刚直，嫉恶如仇，然颇疏狂。”传记中并未记载沈炼有何才识。沈炼与他的上司锦衣帅陆炳颇善，与严世蕃过从甚密。沈炼嗜酒，“数从世蕃饮，世蕃以酒虐客，炼心不平，辄为反之。”
区区小事，致生积怨，可见沈炼性格之偏狭。嘉靖二十九年北虏逼近京师，“致书乞贡。”世宗令廷臣议，沈炼附议，司业赵贞吉坚决反对。事后严公仆劝其子，不要与沈炼往来，说沈炼不是好人。此话传到沈炼耳中，沈怕前途无着，于嘉靖三十年正月，上奏章弹劾严公仆。疏中历数严公仆十大罪状。
世宗阅后，“大怒，廷杖之，谪佃保安。”沈炼在保安并不安份，常常詈严公仆父子；当地不明就里的民众亦“争詈嵩以快炼，炼亦大喜，日相与詈嵩父子为常。且缚草为人，像李林甫、秦桧及嵩，醉则聚子弟攒射之。”这种“游戏”怎么看都不像君子所为。当时，沈与地方当局常闹纠纷，被总督杨顺借口杀之，时年三十六岁。反对严公仆的人，称是严授意杀害沈的，实际上，这于史无据，而杨亦非嵩党。
其实，沈之死完全是自己的狂傲、不安份、意气用事。是性格缺陷所致，与严公仆无涉。后人多把这事算在老严头上，实在冤枉。至于杨继盛与夏言，也完全自己的行为所致。基本上与老严无关，本文不讨论。
如上所述，老严获“奸”之名，多少有些名不副实。多少都是背着黑锅的。历史在不明真相里，反复煎煮，就越来越不明真相。再说，历史本来就是统治者的基本工具，作为一般人，是没有资格，也是不可能篡改历史的。
说穿了，历史是操纵在少数人手里的玩物。作为一般百姓，是不可能颠倒的。因此，后人不明就里，一狗吠影，百狗吠声。再加之话本小说、传奇戏曲大肆宣扬，比如写严公仆陷害沈炼的《沈小霞初会出师表》（《今古奇观》），历数老严陷害忠良的戏曲《呜凤记》、《一捧雪》、《丹心昭》、《狂鼓吏》、《出师表》等。
这些东西，在民间反复播演，取得了根深蒂固的广告效应，老百姓一提起老严，第一反应就是：这是一个恶人，更是一个奸人。使得老严的形象，在老百姓心中，犹如黑暗中的鬼魅。其实，百姓对统治阶级的内幕，是不可能知道的，犹如我们今天，社会下层，永远不知道社会上层，除非是社会上层相互泼污水：泄密。
我们都知道，权力总是与**连在一起的，有了权力，就有了**，有了**，就有了贪婪，这几乎是一条规律。在严公仆的传记中，有一条关键的记载，是说严公仆先生的“贪”。而且这贪，使我们的公仆大人名声狼藉。
到我们的严公仆没籍时，其贪在史料中有记载。据《世宗实录：四十四年三月》条月：“巡按江西御史成守节上籍没逆犯严世蕃江西家产数：金三万二千九百六十两有奇，银二百二万七千九十两有奇，玉杯盘等项八百五十七件，玉带二百余条，金厢瑇瑁等带一百二十余条，金厢珠玉带绦环等项三十三条、件，金厢壶盘杯箸等项二千八十余件，龙卵壶五把，珍珠冠等项六十三顶、件，府第房屋六千六百余间，又五十七所，田地山塘二万七千三百余亩。……”陈弘谟《继世余闻》记载说：“严嵩籍没时，金银珠宝书画器物田产，共估银二百三十五万九千二百四十七两余。又直隶巡按御使孙丕扬所抄京中家产，亦不减此数。”
而实际上，当世宗令将严公仆籍没财产的一半充边饷，一半入内库时。根据资料，世宗当时仅要十万两入库。严公仆却怎么也拿不出来。世宗问道：“三月决囚后，今已十月余矣，财物尚未至，尚不见。一所巨屋只估五百两，是财物既不在犯家，国亦无收，民亦无还，果何在耶？”（《世宗实录》卷519）
由此可知，我们严公仆的贪，实际上徒有虚名。据史料，当时主持籍没事的是首辅徐阶。而徐在史书中被称为是“廉吏”，而且是有名的“廉吏”。据说，当年徐扳倒严公仆时，举国欢庆。认为徐给国家立了一大功。
作为“廉吏”，徐却有田产四十余万亩，仅在他的家乡苏、松地区就多达二十四万亩。这些田产多是以“投献”为名巧取豪夺，强占周围农民的。在华亭一地，他每年收租谷就达一万三千石，敛银九千八百两；同时，他还拥有众多织妇。
于慎行《谷山笔尘》卷四记载颇详，称徐“纺绩求利”，“与市为贾”。徐阶究竟有多少资财，根本就无法统计，就连当时担任应天巡抚的海瑞，也叹为观止：“产业之多，令人骇异。”（《四友斋丛说》卷13）海瑞接到许多农民，控告徐阶夺田霸产的诉状，海瑞当即勒令徐“退之过半”，否则不予结案。
其时徐阶当时致仕家居，慑于海瑞威名，不得已，退还农民部分田产。但在暗中，却又行贿于给事中戴凤翔，指使戴弹劾海瑞“渔肉缙绅”，将海瑞罢官，才保住他的庞大田产。
由此可知，严公仆的“贪”，真正可怜可叹；而徐阶的“廉”，却实在让人齿冷。历史就是这样，让人琢磨不透。《献征录：大学士严公嵩传》载，严嵩降生于小家子，“其父不过小吏”；同书“大学士徐公阶传”载：徐阶家“世世受耕，不仕，至父蔽而补邑椽吏。”说明两人起步时，家业相当，严嵩担任十五年首辅，才有如此财产。而徐阶仅仅担任六年首辅，田产却是严公仆的十五倍。由此可知，对贪与廉的问题，讨论已经毫无意义。
但历史，却把严公仆钉在耻辱柱上，不知为何。我们不否认，权力的力量。事过数十年，当黄景昉路过袁州时，还听到当地人对严氏的好感和怀念之词，尤其是他的政敌，在私下与相知所说的一席话，就很值得玩味了。
我们再看如下资料，《列朝诗集：胡瓒宗传》：“家居数年，而有诗案之狱。户部主事王联，瓒宗在河南所笞贪令也，上书讦瓒宗‘闻大驾幸楚’诗，有‘穆天湘竹’之语，世庙大怒，下之狱。严分宜、陶恭诚力救之，乃得解。”事在嘉靖二十九年，朱国桢《皇明大事记》卷三十二记载，因王联的诬陷而罗织成大辟，株连一百一十余人。“是时，上意不测，大学士严嵩为之申释，圣怒少解。”严公仆的这类事，居然在《明史：严嵩传》中缺载。实在费解。我们联系到严嵩曾颇为救解夏言、丁汝夔等事实，说明严公仆并没有乘人之危、落井下石。比起徐阶整死仇鸾、张经，罗织“严党”瘐死胡宗宪，以“叛逆”罪构陷严世蕃死罪等等，的确高尚许多。
我们再看一则史料，《皇明大事记：严嵩》中，记载严公仆一些家事，如“嵩妻欧阳氏甚贤，治家有法，驭世蕃尤严，嵩亦相敬如宾，旁无姬侍。比权势愈盛，谓嵩曰：‘不记钤山堂十二年清寂乎？一介书生得此已过，过而不挹必倾。’嵩甚愧之，世蕃亦畏惮。”
沈德符《万历野获篇：内阁：居官居乡不同》条中亦有相似记载：“严分宜作相，受世大垢，而为德于乡甚厚，其夫人欧阳氏，尤好施予，至今袁人犹诵说之。”严公仆在故乡的口碑，朱国桢《涌幢小品》中亦有记叙：“分宜之恶，谭者以为古今罕俪。乃江右人，尚有余思，袁人尤甚，余过袁问而亲得之。可见舆论所评自有不同处。”由此可知，内助如此，公仆何恶。
让人不明白的是，这样一个公仆大人，竟然落入了“奸贼”的黑名单。仔细想起来，这要归功于王世桢的个人**：泄私愤。
文人的泄私愤是非常可怕的。孔子说，天下唯女人与小人难以养也。其实，还应该再加一条：天下唯文人难以养也。文人颠倒黑白的手段，绝对不亚于统治者的暴力。文人的卑鄙让统治者的刺刀也相形见绌。
王世桢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利益纠纷。关于这件事，史书上也有记载。王世贞的父亲就是当年，被世宗处死的王忬。一个偶然机缘，王忬得到了价值连城的国宝《清明上河图》。后来被严公仆父子得知，公仆父子向王索要。王迫于公仆父子的权势，就让一个画师，临摹了一张送给严公仆。后来此事败露，严公仆对其衔恨。后王忬戍边不力，被下狱，严公仆上奏章，王于是死罪。
因此积怨，王世贞在其所著的《嘉靖以来首辅传：严嵩传》，及其他史著中，都对严公仆大加诋毁。公仆声名，一落千丈。而社会，在此误导之下，纷纷嚷嚷，猩猩吠吠，满城风雨之中，走到了今天。由此可知，历史的可怕不是暴力，而是暴力背后的胸狭气短。
综上所述，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基本走向，当然与皇帝有关。“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绝对权力的拥有者，一旦随心所欲，作为下属，就实在难为。集权下无忠臣，也许是对的；集权下显忠臣，也许也是对的。严公仆作为一个故事，虽然远去了，但是，历史总是在反复中。今天，就是昨天的集合，正如明天，就是今天的集合。当我们翻开一本历史，我们不得不思索：历史的鲜血，或者黑暗，一旦蒙住我们的眼睛，我们还能看见遥远的灯火吗？[db:wangz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