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T-x-t＿天/堂 对明朝士大夫人格独立个性张扬传统的分析
杜车别
感觉很新鲜的文章，和以往通过小说戏剧历史小说对明的了解颇有不同，故发之。
孟森的《清史讲义》相当糟糕，对清廷罪恶多有维护粉饰处，但其本出身清朝统治之下，奴化教育深入骨髓，满清灭亡时已42岁，所以也强求不得。他的《明史讲义》却相当不错，许多观点一扫流俗，颇有可采处。
比如他论及明朝的廷杖时说“廷杖虽酷，然正人被杖，天下以为至荣，终身被人倾慕，此犹太祖以来，与臣下争意气，不与臣下争是非之美俗。清君之处臣，必令天下颂为至圣，必令天下视被处者为至辱，此则气节之所以日卑也”
这观点虽然尚未及要害，但也是挠到痒处了。
明朝士大夫前仆后继，不畏强权，敢于同帝王抗争的精神，人格独立的程度，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独特风景，堪称奇观。这种情形与历来教育所灌输的明朝印象，什么极端**，皇权空前膨胀，政治极端黑暗的说法都是不相容的。
根据《明史讲义导读》中转述的商鸿逵的回忆“一次胡适之先生与孟森先生谈及明朝士大夫的士气，适之先生对明朝士大夫的敢言风气有所不解，问于孟森先生，先生思索后答道：‘乃太祖皇帝作养士气之结果’”
孟森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当然不够全面（对这个问题全面的分析，下文会说到），但他所谈到的确实是一个重要原因。但这和大部分人对朱元璋的印象，自然不符合。在他们眼中，朱元璋不过是一个凶残暴虐，人格病态，杀戮无度，制造文字狱，杀功臣，一触即跳的暴君，如何能同“作养士气”联系起来的。
应该说大部分人对朱元璋的印象是错误的。这种错误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把谎言当成事实来相信，就如流传甚广的所谓朱元璋制造文字狱的问题
许多人都说的绘声绘色眉飞色舞：徐一夔、释来复等人因文字声音触犯朱元璋对“僧”或“贼”等词，如以“则”嫌于“贼”，“生知”嫌于“僧知”，“法坤”嫌于“发”等而惨遭杀戮
而经过陈学霖的考证，事实的真相是
“徐一夔寿终八秩，何尝死于明太祖刀下？来复涉嫌与胡惟庸同党而死，亦与文字狱无关。如此等等，所举证据，均确凿、过硬，堪称铁板钉钉”（引自《功夫文章学子书》作者王春瑜）
另一个方面，对朱元璋杀功臣，以及制造的系列反贪大案的评论完全脱离当时的时代背景，给朱元璋扣个残暴的帽子自以为了事，却全然没有看到背后深层的原因。孟森说的好：“以国家全体而论，当开创之后，而无检制元勋宿将之力，人人挟其马上之烈以自豪，权贵纵横，民生凋敝，其国亦不可久也‘
“太祖之好用峻法，于约束勋贵官吏极严，实未尝滥及平民”
“不能使官吏畏法，则既豢民膏，复以威福肆于民上，假国宠以殃民，则国家养千万虎狼以食人耳”
正因为长久以为对朱元璋的刻意丑化导致偏见蒙蔽了眼睛，许多人对朱元璋的认识也一直停留在杀功臣，反贪，以及暴虐上，这样的认识自然不全面，甚至是对历史的严重扭曲。对朱元璋“作养士气”的一面，就更被严重忽视……其实稍微考察一下历史就可以发现，朱元璋的性格不但谈不上暴虐，恰恰相反，有时候温和耐心的让人惊奇。对于真正敢于直言批评的人，大多数情况下，他都是褒奖有加的。
最为人熟悉的一个例子，就是周观政的例子，明史《周观政传》中的记载是
“观政亦山阴人。以荐授九江教授，擢监察御史。尝监奉天门。有中使将女乐入，观政止之。中使曰：‘有命‘，观政执不听。中使愠而入，顷之出报曰：‘御史且休，女乐已罢不用。‘观政又拒曰：‘必面奉诏。‘已而帝亲出宫，谓之曰：‘宫中音乐废缺，欲使内家肄习耳。朕已悔之，御史言是也。‘左右无不惊异者。观政累官江西按察使。”
说起来，朱元璋不过是因为宫里缺少音乐，所以想请几个女乐师进去教授一下，这实在算不上什么过失，对任何朝代的皇帝来说都是合情合理，无可非议的举动。但当时的一个御史却硬是能够毫无畏惧加以阻挠，其强项情状，可见一斑。最后硬是逼的朱元璋收回决定，最后还亲自出宫向臣下道歉，这在其他任何朝代的强势皇帝那里都是不可想象的。即便被人称颂为最善于纳谏的李世民，也不能达到这样一个程度。可见朱元璋定下的规章制度，决非仅仅是用来约束他人，事实上他自己也受这些制度的约束限制。
所以孟森先生赞叹说“此是何等气象。”“明之奉天殿，即今太和殿，奉天门即太和门，……当时肯任官者，其抱负已不凡，帝竟纳之，已奇，纳之而听御史请，亲自出门边面谢其过，此岂百世帝王所有？岂但帝王，抑岂稍有权势者所肯为？清代自高宗以来，御朝不登正殿，有终身未至太和殿者。一御史叫呼于门前，传命叫刑部或诛戮之，……以太祖所为视之，真不在意计中也”
正因为这种风气，当时就算官阶再低微甚至布衣草民都可以向朱元璋直言上书，而对于其中有真知灼见的人，朱元璋也不吝啬于破格提拔，象教谕，典史这些微末官吏，都可以因为直言，而被拔升高位。明史中这样的记载比比皆是：
“门克新，巩昌人。泰州教谕也。二十六年，秩满来朝。召问经史及政治得失。克新直言无隐。授赞善。时绍兴王俊华以善文辞，亦授是职。上谕吏部曰：‘左克新，右俊华，重直言也”
“冯坚，不知何许人，为南丰典史，洪武二十四年上书言九事。……。书奏，帝嘉之，称其知时务，达事变。又谓侍臣曰：‘坚言惟调易边将则未然。边将数易，则兵力勇怯。敌情出没，出川形胜，无以备知。倘得赵充国、班超者，又何取数易为哉！‘乃命吏部擢坚左佥都御史，在院颇持大体。其明年，卒于任。”
而一般官员也都敢于保持自己的人格独立，如钱唐便是一个例子：“
钱唐为人强直。尝诏讲《虞书》，唐陛立而讲。或纠唐草野不知君臣礼，唐正色曰：‘以古圣帝之道陈于陛下，不跪不为倨。””
《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一书的作者左东岭说“朱元璋对由元入明的士人非常严厉，而对年轻气盛的新一代士人，却颇能容忍乃至优待”
考察事实，就知道这话是相当有道理。
比如解缙是洪武二十一年的进士，朱元璋对他非常敬重，曾经对他说
：‘朕与尔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当知无不言。‘
解缙写了封万言书，洋洋洒洒，自称“率意狂愚，无所避忌”，把朱元璋的政策从头到尾，批评的体无完肤。
甚至连朱元璋看什么书，他都要干涉，横加指责，肆意批评
“
臣见陛下好观《说苑》、《韵府》杂书与所谓《道德经》、《心经》者，臣窃谓甚非所宜也。《说苑》出于刘向，多战国纵横之论；《韵府》出元之阴氏，抄辑秽芜，略无可采。”
这样的指责可以说是相当无理的。如果换了清朝的皇帝比如康熙乾隆之类，遇到这样的上书，最轻的处罚是斩首，重一点是批示一个“大肆狂吠”，然后凌迟，满门抄斩。
结果朱元璋看了之后，虽然觉得其中的观点都比较迂腐，对他个人的指责攻击也没有多少道理可言，但还是称赞解缙的才能（“帝称其才”）。他觉得性情狂傲自恣的解缙是一个人才，但还需要学习磨练一下，后来解缙的父亲到京城，朱元璋就对他说“大器晚成，若以而子归，益令进学，后十年来，大用未晚也。‘
显然朱元璋的意思还是把解缙这样的人才留给他的孙子。
朱元璋说解缙和他的关系“恩犹父子”，这也并非虚言，两人之间的感情确实是非常深厚的。朱元璋死后，解缙马上就到了京师，当“有司劾缙违诏旨”的时候，解缙说“宾天之讣忽闻，痛切欲绝。母丧在殡，未遑安厝。家有九十之亲，倚门望思，皆不暇恋。冀一拜山陵，陨泪九土。”
应该说这里包含的感情还是相当真挚的，决非虚情假意。
同样，对另一个大才子大学者方孝孺，朱元璋也相当尊重，左东岭说朱元璋“曾经多次原谅方孝孺”，应该是符合事实的。
明史中的记载是
“太祖喜其举止端整，谓皇太子曰：‘此庄士，当老其才。‘礼遣还。后为仇家所连，逮至京。太祖见其名，释之。二十五年，又以荐召至。太祖曰：‘今非用孝孺时。‘”
“及惠帝即位，召为翰林侍讲。明年迁侍讲学士”
朱元璋所谓：‘今非用孝孺时‘，应该也是把他留给自己孙子使用，所以建文一即位，就马上召用他。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练子宁，他是洪武十八年中进士，在殿试对策的时候，居然在当廷对朱元璋猛烈抨击斥责说“天之生才有限，陛下忽以区区小故，纵无穷之诛，何以为治”，本以为朱元璋听了之后会大发雷霆，结果出人意料，朱元璋很高兴，把他擢升为一甲二名（明史中的记载：“太祖善其意，擢一甲第二，授翰林修撰”）
正因为朱元璋奠定下的这个基础，到了建文帝的时候，朝中文官大多都是刚烈正直之辈，靖难之役，有这么多的文臣，自愿殉难，坚决不肯在暴力下低头屈服，决非偶然，应当朱元璋时代就孕育养成的风气
建文帝刚登基的时候，有一天因为生病，上朝迟到了一会儿，“帝有疾，视朝晏”
尹昌隆就上疏批评建文帝说：‘高皇帝鸡鸣而起，昧爽而朝，未日出而临百官，故能庶绩咸熙，天下×安。陛下嗣守大业，宜追绳祖武，兢兢业业，忧勤万几。今乃即于晏安，日上数刻，犹未临朝。群臣宿卫，疲于伺候，旷职废业，上下懈弛。播之天下，传之四裔，非社稷福也。‘
建文左右人想把皇帝生病的事情告诉尹昌隆，结果建文帝制止说“直谏难得，何可沮也？其以疏宣示天下，使知朕过”
孟森把这件事情和清朝统治下类似的事情做了一个对比，“清嘉庆初，编修洪亮吉上书请代奏，亦视朝稍晏等语，严旨立斩，临刑改戍伊犁，遂亦称盛德，视此又何如也！”
同样的事情，在明朝是皇帝主动认错，并宣示天下，而到清朝，就是严旨立斩，临刑改戍伊犁，还被称为皇帝盛德，这或许就是这两个朝代之间的区别了。
到了明成祖以后，明朝的皇帝普遍自身的文化修养比较高，和士大夫之间也有更多的共同语言，所以文官的地位作用更进一步上升
《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中转引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的相关记载还是颇能说明问题：“仁宗在东宫久，学问最为渊博，酷好宋欧阳修之文，夤夜翻阅，每至达旦。杨士奇，欧之乡人，熟于欧文，帝以此深契之”
明宣宗则更为杰出，聪明而且才华横溢，才学不下于那些考上来的进士“帝天纵神敏，逊志经史，长篇短歌，援笔立就，每试进士，辄自撰程文：‘我不当会元及第耶！’万机之暇，游戏翰墨，点染写生，遂与宣和争胜；而运机雍熙，治隆文景，君臣同游，庚歌继作，则尤千古帝王所希遘也”
正因为皇帝和文人大臣之间如此契合，所以彼此关系也就更为亲密坦诚。
引用左东岭的记述评论“
仁宗曾与杨士奇进行过一次诚恳的谈话：‘（上）谓杨士奇曰：‘朕尝处事有过，退朝思之，方自悔，而廷臣已有言者，甚惬朕意。’士奇对曰：‘宋臣富弼有言，愿不以同异以喜怒，不以喜怒为用舍。’上曰：‘然，《书》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群臣所言，有弗意者，朕退必自思。或朕实有失，亦未尝不悔。’
士奇曰：‘成汤改过不吝，所以为圣人’上曰：‘朕有不善，患未知耳，知之不难于改’’
“皇上的宽容与臣子的忠诚，终于熔铸成了敢于直言劝谏的士人品格，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有一次大理寺少卿戈谦言事过激，不少人都认为他这是买直沽名，仁宗也颇厌烦，虽经杨士奇劝解，但还是不高兴，只令其照旧供职，仍不准参加朝见。士奇又进言：‘陛下有诏求言，今谦因言取咎，朝臣皆以言为戒。且四方朝觐之臣咸在，岂能尽知谦过？若传于远人，将谓朝廷不能容直言。”
仁宗表示愿意承认过错，并让士奇告诉群臣。不料士奇依然不依不饶，非要让仁宗下玺书亲自引过认错。皇上最后无奈，也只好照办。（王直，《杨文贞公传》）”
我们可以看到皇帝向大臣认错道歉的事情，并非个别现象，朱元璋做过，建文帝做过，明仁宗做过，明朝下面的许多皇帝都向臣下认错道歉甚至哀求过，明朝的这种现象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是相当罕见的。
从明英宗开始，明朝大臣的性格变的更为张扬，甚至彪悍。比如岳正，正统十三年的进士，在天顺年间被明英宗选拔入内阁。明史对他的描述是
“素豪迈，负气敢言”“博学能文章，高自期许，气屹屹不能下人。在内阁才二十八日，勇事敢言，便殿论奏，至唾溅帝衣。”。说话连唾沫星子都喷射到皇帝衣服上去了，可见其情状。
一次因为承天门发生灾祸，明英宗于是让他起草一篇文章，好“敕谕廷臣”，结果岳正在这篇文章里用皇帝的第一人称的语气，极尽夸张耸人听闻之能事，把明英宗的统治骂了狗血喷头，面无人色，好象在明英宗统治理下国家真的暗无天日一样。不妨把这篇文章的部分内容摘录一下
“善恶不分，用舍乖欤？曲直不辨，刑狱冤欤？征调多方，军旅劳欤？赏赉无度，府库虚欤？请谒不息，官爵滥欤？贿赂公行，政事废欤？朋奸欺罔，附权势欤？群吏弄法，擅威福欤？征敛徭役太重，而闾阎靡宁欤？谗谄奔竞之徒幸进，而忠言正士不用欤？抑有司阘茸酷暴，贪冒无厌，而致军民不得其所欤？此皆伤和致灾之由，而朕有所未明也。今朕省愆思咎，怵惕是存。”
这篇文章一出来，顿时成为奇观，举朝传诵这篇皇帝自己骂自己，自己抹黑自己的文章。明英宗自己看了之后，当然是气的七窍生烟，火冒三丈。先把岳正调出内阁，然后又把他“谪钦州同知”，后来政敌又乘机编制罪状，说他曾经夺占了公主的田地（这当然是无中生有），于是又“戍肃州”。等到明英宗气消了，平静下来，觉得岳正这人其实不错，明史中记载明英宗“尝念之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胆。‘”，于是又把岳正放回故乡去了。不妨提一下，岳正的学生兼女婿就是孝宗以及正德时期大名鼎鼎的李东阳。
孝宗正德时期不必说，到了嘉靖万历年间，文官集团更是演出一幕又一幕一浪高过一浪的向皇帝群集围攻的壮丽景象，往往是一次被强力压制下去，下次却以更猛烈更汹涌的势头扑过来，让皇帝叫苦不迭，无可奈何。让皇帝上演了一次次向大臣哀告求饶，甚至行贿的喜剧。
毛澄是弘治六年进士第一，到了嘉靖处年，和杨廷和等人都是朝中德高望重的大臣。当时为了大礼议的事情，嘉靖皇帝和文官开展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按照明史记载
“当是时，廷和先后封还御批者四，执奏几三十疏，帝常忽忽有所恨”
皇帝下的旨意三番五次的被内阁驳回，这皇帝做的实在是窝囊，也就难怪嘉靖皇帝“常忽忽有所恨”
强行下旨行不通，就只好来软的，于是就发生了下面一幕“
帝欲推尊所生，尝遣中官谕意，至长跪稽首。澄骇愕，急扶之起。其人曰：‘上意也。上言‘人孰无父母，奈何使我不获伸‘，必祈公易议。‘因出囊金畀澄。澄奋然曰：‘老臣悖耄，不能隳典礼。独有一去，不与议已耳。‘抗疏引疾至五六上，帝辄慰留不允”
就是皇帝派了太监，一来就向毛澄长跪磕头，苦苦哀求，说‘人孰无父母，奈何使我不获伸’，真是可怜无比，稍有恻隐之心的人见了这样的情形恐怕也是要不忍心的。更何况嘉靖还拿出了金子来行贿呢（用金子行贿大臣，以求得大臣支持自己意见的事情，在景帝的时候就已经做过了，这次算是重演了），结果毛澄这些人也真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还是铁石心肠，不同意皇帝的要求。
但皇帝已经这么可怜巴巴了，就干脆辞职了事。不知道什么原因，嘉靖皇帝对毛澄的感情似乎不错，按明史的记载“帝雅敬惮澄，虽数忤旨，而恩礼不衰。既得疾，遣医诊视，药物之赐时至。其卒也，深悼惜之。赠少傅，谥文简”，可见毛澄此人的确有过人处，否则不会有如此人格魅力，能在拒绝皇帝的要求情况下，还能让皇帝对他如此厚待。
在大礼议的事情上，明朝的文官集团也确实把嘉靖皇帝逼的太过，嘉靖软硬皆施，陪尽笑脸，说尽好话，可以说做到了一个皇帝所能做到的低三下四程度的极致，却还是碰的头破血流。
左东岭一段话说的颇生动“
以君主的身份，以金贿赂大臣，用近乎哀求的语气恳求大臣同意自己的要求”，这在中国历史上也算是只有明朝才能出现的奇观了！
“当嘉靖皇帝发现文官集团的态度如此强硬，他的商议求情，竟然丝毫无济于事，也就不能采取同样的强硬态度，但无论是他涕泗不止，要‘避位奉母归’，还是声色俱厉的大叫‘尔辈无君，欲使朕亦无父乎’”都无济于事。
痛哭流涕的哀求不行，甚至以避位辞职威胁还是不行，声色俱厉的大叫‘尔辈无君，欲使朕亦无父乎？’还是不行。最后还是动用权术，利用文官集团的内部矛盾，调用张璁，桂鄂，以及一些王学子弟，才打破文官集团的铁壁，最终个个击破。其实当初如果文官集团能情理上通达一些，友好一些，做出点让步，也不至于和嘉靖彻底决裂，彼此都有制衡约束，当是最理想的选择。
嘉靖虽然把文官的气焰压下去了一个时期。但等他一死，明朝文官集团的势力马上就以更汹涌的姿态卷土重来，大有凌驾于皇帝之上的架势，在万历时期，更是逼的万历连立太子的权力都被剥夺。
接下来就分析解答一下胡适对明朝士大夫的敢言风气的疑惑。对于这个问题，孟森在《明史讲义》中也作过一点分析。他说明朝“风气养成，……气节高于清世远甚。盖帝之好善实有真意，士之贤者，轻千里而来告之以善，一为意气所激而掇祸，非所顾虑；较之智取术驭，务抑天下士人之气，使尽成软熟之风者，养士之道有殊矣”
这个分析当然不错，但仅仅是一部分的原因。我以为还有如下几方面。
首先明朝的士大夫大多有相当强烈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或者说主人翁意识，这是造成他们有张扬的个性，以及敢于和皇帝对抗的重要原因。而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又来源于明朝是中国历史唯一一个比较彻底和完全的推行科举选拔制度的一个朝代，科举制度相对来说是最平等的选拔官员的手段。
从理论上讲，通过科举，任何一个人，无论他原来的出身如何，都完全可能进入明朝权力机构的最中枢的位置，参与到管理国家事务的行列中来。这就造成了对士大夫来说，国家大事和他们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样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可以让他们不顾个人安危得失和皇帝或和其他势力做最勇猛的争斗。
而其他朝代虽然也实行科举制度，但都实行的不彻底，所以往往权力的核心和普通士大夫还是没有多大关系，掌握在权贵门阀手中，唐代不用说了，宋代，“科举入仕的人不到全部入仕数的四分之一。恩荫制度才是北宋最主要的入仕途径”。
至于清代，最根本的权力始终掌控在满州奴隶主和贵族手中，汉人始终是处于奴才和附庸的地位，在这样的情形，除了依靠瞒和骗的手段阿谀奉承的能耐苟活下去以外，是不可能有什么责任感的，反正真正对国家管理握有实权的都是那批满族权贵，官员所以只能象奴才一样软绵绵，不会表现出人格的独立和个性的尊严。
第二个原因，我认为这和明朝政治的公开化，也有着密切的关系。明代大臣给皇帝的奏折上疏也好，皇帝的批示也好，都是公开的，政治公开化的结果就是形成强大的舆论监督和舆论压力。有了舆论的支持，文官们也就敢于不计厉害得失，和皇帝斗争，敢于公开辱骂批评皇帝的过失，因为他们知道就算因此造成**的伤害和损失，他们仍旧会得到舆论的支持和抚慰。
第三个原因，则是明代完整继承了汉文明的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同时发达的经济催生出活跃的思想，而活跃的思想又加剧了士大夫人格的独立，个性的张扬。
首先明朝前期官方主流的意识形态是程朱理学，但这个程朱理学并非象满清时期那样是被阉割和扭曲了的意识形态。恰恰相反，它相当完整的继承了汉文明中的一些精髓，比如儒家观念里是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士可杀不可辱；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为大丈夫，这些民族文化的精髓都是相当完整的保留下来，并被许多明朝士大夫真诚信奉的。所以他们敢于为了自己所认为正确的道理和一切势力相对抗，献出生命也再所不惜。
明代信奉程朱理学的思想家吕坤的一句话有相当的代表性“天地间惟理与势最尊，理又尊之尊者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即相夺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
但到了满清时期，情形就改变了，虽然从表面上说，仍旧把程朱理学，儒家学说奉为官方学说，但实际上已经是被阉割和严重扭曲的，原先包含有捍卫人格独立，个体尊严，反抗强权的学说，在满清的阉割与改造之下，被成了彻底的奴才学说。所以在明代被看成理所当然的事情，到了满清却要被严厉的批评。满清统治下，焦循在他写的《雕菰楼集》卷十“理说”中，对明代思想家吕坤进行的批评就足够能说明问题：
“明人吕坤有《语录》一书，论理云：‘天地间惟理与势最尊，理又尊之尊者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即相夺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此真邪说也！孔子自言事君尽理，未闻持理以要君者。吕氏此言，乱臣贼子之萌也”
明代士大夫的共识，到了满清统治时期就变成了“邪说”，变成了“乱臣贼子之萌”，这就足够能说明问题了。
其次随着明代王学的兴起，人格的独立和个性的张扬就朝着更深入的方向发展
王阳明有一段话：“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辨他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去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如此，便是一气流通的”（引自《知行录之三传习录下已下门人黄雀曾录》）
如果我的灵明是天地鬼神的主宰，那么帝王权势之类当然就更不在话下
王阳明又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答罗整庵少宰书》）
孔子的是非都不在话下，那么皇帝的是非，或其他权势者的是非，当然更不在话下。王学说到底根本就是一句话“以己心之是非为是非”，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并付之于实践，这就是“致良知”，不被任何外在强加的压力所改变，甚至也不为外在舆论所屈服，正如王阳明所说“举世非之而不顾，千百世非之而不顾，亦求其是而已矣，岂以一时毁誉而动心邪”。
王阳明又说“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虽异于己，乃益于己也；言之而非，虽同于己，适损于己也。益于己者，己必喜之；损于己者，己必恶之。”
如果道和学不是朱子可得而私，也不是孔子可得而私也，那么当然就更不是皇帝或其他势力可得而私。
王阳明又有诗句“丈夫落落掀天地，岂顾束缚如穷囚”
明朝中晚期的士大夫就是在王阳明这种“丈夫落落掀天地”的精神指引下行事，如果天地可以掀翻，孔子朱子可以掀翻，区区一个皇帝当然就更不算什么了。
王阳明的思想传到了王学左派，以王艮为创始人的泰州学派那里，这种人格独立，个性解放的思想就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评价王学左派说“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非复名教所能羁络矣。……诸公掀翻天地，前不见有古人，后不见有来者。……诸公赤身担当，无有放不下时节”
王艮这个明代思想家是盐丁出身，后来靠贩盐有了钱，到孔庙一看，便口出狂言“夫子亦人，我亦人也”，言下之意，既然大家都是人，那么孔子能够做到的事情，他当然也能做到。
这个狂人思想家，狂到了什么地步呢？他效仿孔子周游列国，做了一辆蒲轮车，然后车上挂起条幅“天下一个，万物一体……过市井启发愚蒙”，于是此人就这样以圣人自居，招摇过街，沿途聚讲，直抵京师，王阳明知道之后，都坐不下去了，后来让朋友，还动员王艮的父亲去把王艮劝回来。
说实话王阳明受这件事情刺激是不小的，本来他本人以狂者自居，想不到他的学生居然比他更狂。王艮回到绍兴以后，想见王阳明，结果王阳明“以先生意气太高，行事太奇，欲稍抑之，乃及门三日不得见”。后来被王艮厉声喝了一句“仲尼不为已甚”，这件事情才算完。（不过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满清，王艮铁定是要被凌迟处死的，他的家人恐怕都逃脱不了斩首的命运，也只有个性解放的明朝，才会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王艮的思想同样是认为应该“把自我作为衡量事物的准则，而不能依据任何外在的东西”，但王阳明强调“心”，王艮却强调“身”，也就是“知得身是天下国家之本，则以天地万物依于己，不以己依于天地万物”
他说“大丈夫存不忍人之心，而以天地万物依于己，故出则必为帝者师，处则必为天下万世师。出不为帝者师，失其本矣；处不为天下万世师，遗其末矣。”
也就是大臣不仅仅不是皇帝的仆从奴才，甚至连和皇帝平等都不是，而是高于皇帝的老师，要么不出仕，如果出仕，就必须是皇帝的老师，否则就是失其本矣。应该说以后黄宗羲的关于大臣和皇帝关系的思想就是从这里抄袭去的。
他的这种思想当时就有人指责说是有“不为人臣的倾向”，事实也确实如此，后来泰州学派的何心隐干脆把建立在完全平等基础上的“朋友”关系当成是人伦关系中最重要最核心的一环，主张其他关系都应该建立在平等的朋友基础上，父子应该是朋友，夫妻应该是朋友，君臣应该也是朋友，师徒应该是朋友，这样的主张，应该说完全是在王艮学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王艮论述了为什么大丈夫“出则必为帝者师”，他说“若以道从人，妾妇之道也。己不能尊信，又岂能使彼尊信哉”，“不待其尊信，而衔玉以求售，则为人役，是在我者不能自为主宰矣，其道何由得行哉？”
王艮以圣人自居，而他也果然被当时人物看成了圣人，万历四十二年，泰州后学周汝登撰文称他为“东海圣人”，他的弟子遍布天下，他死后，各地为其建祭祠有十四处之多，以一个完全平民而得到如此待遇，可见其影响力之广大，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王艮开创的王学左派，门徒盛多，其后辈中也豪杰辈出。其个性精神也愈趋于张扬，比如泰州后学罗汝芳就提出了人应该顶天立地的思想，他说“夫所谓立身者，立天下之大本也。首柱天焉，足镇地焉，以立人极于宇宙之间”
这里的“立人极于宇宙之间”的思想，和三百多年后鲁迅提出的“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的思想相对照，是不是非常相似，但王学左派是提前了三百多年来提出这样的思想，所以难能可贵。
王学左派发展到何心隐，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如李贽评论的那样，如果说王艮是条“见龙”，那何心隐就是一条“亢龙”，王艮还在说“出则必为帝者师”，何心隐则干脆完全否决了出去做官的必要性，他说“若在樊笼恋恋，纵得以展高才，不过一效忠立功耿介之官而已，于大道何补？直须出身以主大道，如孔孟复生于世，身虽不与朝政，自无有不正矣”
那何心隐是怎么“出身以主大道”的呢？他先建立了聚和堂，根据左东岭的说法“聚和堂是比颜钧的萃和会更加严密的组织，不仅设有专职人员率教，率养，辅教，辅养，还具有经济方面的设施，可以看作是泰州学派的思想的社会试验”
“严格说来，聚和堂这样的组织是在政府管理之外另起炉灶”
既然是在政府管理之外另起炉灶，那就难免和政府官方发生冲突矛盾，何心隐因为领导聚和堂抗交税赋，并且集体“拒捕，杀伤吴善五等六条人命”，被抓了起来，本来是要判处绞刑的，毕竟是人命官司，但何心隐又通过泰州学派另一个成员程学颜的关系，打通上层关节，结果就被释放出来。被释放之后，何心隐就浪迹江湖，到处讲学，还参与过倒内阁首辅的活动。
如此作为，也就难怪当时的著名文人领袖王世贞在《嘉隆江湖大侠传》中攻击泰州后学说“嘉隆之际，讲学盛行于海内，而至其弊也，借讲学而为豪侠之具，复借豪侠而恣其贪横之私，……失志不逞之徒相与鼓吹羽翼，聚散闪倏，几令人有黄巾五斗之忧。盖东越之泰州，犹未大坏；而泰州之变为颜山农，则鱼馁肉烂。不可复支”
在这样的社会思潮冲击之下，我们也就理解了为什么越是明代中晚期，士大夫的个性就表现的越是张扬，和皇帝的对抗越是激烈。
我们可以说明代时期，文官士大夫都是有自己独立个性人格尊严的人。而到了满清，则就只剩下彻头彻尾的奴才，象明代文官集团那样和皇帝对抗的行为，在满清统治下是绝对不可能看见的。下面的一个事情应该是颇能说明问题的
纪晓岚在乾隆南巡时见其劳民伤财，进行劝阻。结果你猜乾隆这个暴君怎么说？他是勃然震怒:“朕以汝文学尚优，故使领四库书馆。实不过倡优蓄之，汝何敢妄谈国事!”
在满清皇帝眼里，纪晓岚这样的，不过是和倡优一样的东西，原来中国历代都有的高傲的士大夫阶层，彻底荡然无存了，剩下的只是纪晓岚这样的没有半点廉耻和人格尊严的奴才和倡优。这样的情形在明代是难以想象的，对照一下正德皇帝要下一个江南，被文官集团层层阻挡的情形，正德皇帝本人也因为和文官的对抗而被肆意丑化，只能感叹一声是换了人间了，文明彻底堕落成了野蛮。[db:wangzhi]
锦衣夜行狼神步步生莲一路彩虹回到明朝当王爷醉枕江山大争之世杜车别
感觉很新鲜的文章，和以往通过小说戏剧历史小说对明的了解颇有不同，故发之。
孟森的《清史讲义》相当糟糕，对清廷罪恶多有维护粉饰处，但其本出身清朝统治之下，奴化教育深入骨髓，满清灭亡时已42岁，所以也强求不得。他的《明史讲义》却相当不错，许多观点一扫流俗，颇有可采处。
比如他论及明朝的廷杖时说“廷杖虽酷，然正人被杖，天下以为至荣，终身被人倾慕，此犹太祖以来，与臣下争意气，不与臣下争是非之美俗。清君之处臣，必令天下颂为至圣，必令天下视被处者为至辱，此则气节之所以日卑也”
这观点虽然尚未及要害，但也是挠到痒处了。
明朝士大夫前仆后继，不畏强权，敢于同帝王抗争的精神，人格独立的程度，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独特风景，堪称奇观。这种情形与历来教育所灌输的明朝印象，什么极端**，皇权空前膨胀，政治极端黑暗的说法都是不相容的。
根据《明史讲义导读》中转述的商鸿逵的回忆“一次胡适之先生与孟森先生谈及明朝士大夫的士气，适之先生对明朝士大夫的敢言风气有所不解，问于孟森先生，先生思索后答道：‘乃太祖皇帝作养士气之结果’”
孟森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当然不够全面（对这个问题全面的分析，下文会说到），但他所谈到的确实是一个重要原因。但这和大部分人对朱元璋的印象，自然不符合。在他们眼中，朱元璋不过是一个凶残暴虐，人格病态，杀戮无度，制造文字狱，杀功臣，一触即跳的暴君，如何能同“作养士气”联系起来的。
应该说大部分人对朱元璋的印象是错误的。这种错误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把谎言当成事实来相信，就如流传甚广的所谓朱元璋制造文字狱的问题
许多人都说的绘声绘色眉飞色舞：徐一夔、释来复等人因文字声音触犯朱元璋对“僧”或“贼”等词，如以“则”嫌于“贼”，“生知”嫌于“僧知”，“法坤”嫌于“发”等而惨遭杀戮
而经过陈学霖的考证，事实的真相是
“徐一夔寿终八秩，何尝死于明太祖刀下？来复涉嫌与胡惟庸同党而死，亦与文字狱无关。如此等等，所举证据，均确凿、过硬，堪称铁板钉钉”（引自《功夫文章学子书》作者王春瑜）
另一个方面，对朱元璋杀功臣，以及制造的系列反贪大案的评论完全脱离当时的时代背景，给朱元璋扣个残暴的帽子自以为了事，却全然没有看到背后深层的原因。孟森说的好：“以国家全体而论，当开创之后，而无检制元勋宿将之力，人人挟其马上之烈以自豪，权贵纵横，民生凋敝，其国亦不可久也‘
“太祖之好用峻法，于约束勋贵官吏极严，实未尝滥及平民”
“不能使官吏畏法，则既豢民膏，复以威福肆于民上，假国宠以殃民，则国家养千万虎狼以食人耳”
正因为长久以为对朱元璋的刻意丑化导致偏见蒙蔽了眼睛，许多人对朱元璋的认识也一直停留在杀功臣，反贪，以及暴虐上，这样的认识自然不全面，甚至是对历史的严重扭曲。对朱元璋“作养士气”的一面，就更被严重忽视……其实稍微考察一下历史就可以发现，朱元璋的性格不但谈不上暴虐，恰恰相反，有时候温和耐心的让人惊奇。对于真正敢于直言批评的人，大多数情况下，他都是褒奖有加的。
最为人熟悉的一个例子，就是周观政的例子，明史《周观政传》中的记载是
“观政亦山阴人。以荐授九江教授，擢监察御史。尝监奉天门。有中使将女乐入，观政止之。中使曰：‘有命‘，观政执不听。中使愠而入，顷之出报曰：‘御史且休，女乐已罢不用。‘观政又拒曰：‘必面奉诏。‘已而帝亲出宫，谓之曰：‘宫中音乐废缺，欲使内家肄习耳。朕已悔之，御史言是也。‘左右无不惊异者。观政累官江西按察使。”
说起来，朱元璋不过是因为宫里缺少音乐，所以想请几个女乐师进去教授一下，这实在算不上什么过失，对任何朝代的皇帝来说都是合情合理，无可非议的举动。但当时的一个御史却硬是能够毫无畏惧加以阻挠，其强项情状，可见一斑。最后硬是逼的朱元璋收回决定，最后还亲自出宫向臣下道歉，这在其他任何朝代的强势皇帝那里都是不可想象的。即便被人称颂为最善于纳谏的李世民，也不能达到这样一个程度。可见朱元璋定下的规章制度，决非仅仅是用来约束他人，事实上他自己也受这些制度的约束限制。
所以孟森先生赞叹说“此是何等气象。”“明之奉天殿，即今太和殿，奉天门即太和门，……当时肯任官者，其抱负已不凡，帝竟纳之，已奇，纳之而听御史请，亲自出门边面谢其过，此岂百世帝王所有？岂但帝王，抑岂稍有权势者所肯为？清代自高宗以来，御朝不登正殿，有终身未至太和殿者。一御史叫呼于门前，传命叫刑部或诛戮之，……以太祖所为视之，真不在意计中也”
正因为这种风气，当时就算官阶再低微甚至布衣草民都可以向朱元璋直言上书，而对于其中有真知灼见的人，朱元璋也不吝啬于破格提拔，象教谕，典史这些微末官吏，都可以因为直言，而被拔升高位。明史中这样的记载比比皆是：
“门克新，巩昌人。泰州教谕也。二十六年，秩满来朝。召问经史及政治得失。克新直言无隐。授赞善。时绍兴王俊华以善文辞，亦授是职。上谕吏部曰：‘左克新，右俊华，重直言也”
“冯坚，不知何许人，为南丰典史，洪武二十四年上书言九事。……。书奏，帝嘉之，称其知时务，达事变。又谓侍臣曰：‘坚言惟调易边将则未然。边将数易，则兵力勇怯。敌情出没，出川形胜，无以备知。倘得赵充国、班超者，又何取数易为哉！‘乃命吏部擢坚左佥都御史，在院颇持大体。其明年，卒于任。”
而一般官员也都敢于保持自己的人格独立，如钱唐便是一个例子：“
钱唐为人强直。尝诏讲《虞书》，唐陛立而讲。或纠唐草野不知君臣礼，唐正色曰：‘以古圣帝之道陈于陛下，不跪不为倨。””
《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一书的作者左东岭说“朱元璋对由元入明的士人非常严厉，而对年轻气盛的新一代士人，却颇能容忍乃至优待”
考察事实，就知道这话是相当有道理。
比如解缙是洪武二十一年的进士，朱元璋对他非常敬重，曾经对他说
：‘朕与尔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当知无不言。‘
解缙写了封万言书，洋洋洒洒，自称“率意狂愚，无所避忌”，把朱元璋的政策从头到尾，批评的体无完肤。
甚至连朱元璋看什么书，他都要干涉，横加指责，肆意批评
“
臣见陛下好观《说苑》、《韵府》杂书与所谓《道德经》、《心经》者，臣窃谓甚非所宜也。《说苑》出于刘向，多战国纵横之论；《韵府》出元之阴氏，抄辑秽芜，略无可采。”
这样的指责可以说是相当无理的。如果换了清朝的皇帝比如康熙乾隆之类，遇到这样的上书，最轻的处罚是斩首，重一点是批示一个“大肆狂吠”，然后凌迟，满门抄斩。
结果朱元璋看了之后，虽然觉得其中的观点都比较迂腐，对他个人的指责攻击也没有多少道理可言，但还是称赞解缙的才能（“帝称其才”）。他觉得性情狂傲自恣的解缙是一个人才，但还需要学习磨练一下，后来解缙的父亲到京城，朱元璋就对他说“大器晚成，若以而子归，益令进学，后十年来，大用未晚也。‘
显然朱元璋的意思还是把解缙这样的人才留给他的孙子。
朱元璋说解缙和他的关系“恩犹父子”，这也并非虚言，两人之间的感情确实是非常深厚的。朱元璋死后，解缙马上就到了京师，当“有司劾缙违诏旨”的时候，解缙说“宾天之讣忽闻，痛切欲绝。母丧在殡，未遑安厝。家有九十之亲，倚门望思，皆不暇恋。冀一拜山陵，陨泪九土。”
应该说这里包含的感情还是相当真挚的，决非虚情假意。
同样，对另一个大才子大学者方孝孺，朱元璋也相当尊重，左东岭说朱元璋“曾经多次原谅方孝孺”，应该是符合事实的。
明史中的记载是
“太祖喜其举止端整，谓皇太子曰：‘此庄士，当老其才。‘礼遣还。后为仇家所连，逮至京。太祖见其名，释之。二十五年，又以荐召至。太祖曰：‘今非用孝孺时。‘”
“及惠帝即位，召为翰林侍讲。明年迁侍讲学士”
朱元璋所谓：‘今非用孝孺时‘，应该也是把他留给自己孙子使用，所以建文一即位，就马上召用他。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练子宁，他是洪武十八年中进士，在殿试对策的时候，居然在当廷对朱元璋猛烈抨击斥责说“天之生才有限，陛下忽以区区小故，纵无穷之诛，何以为治”，本以为朱元璋听了之后会大发雷霆，结果出人意料，朱元璋很高兴，把他擢升为一甲二名（明史中的记载：“太祖善其意，擢一甲第二，授翰林修撰”）
正因为朱元璋奠定下的这个基础，到了建文帝的时候，朝中文官大多都是刚烈正直之辈，靖难之役，有这么多的文臣，自愿殉难，坚决不肯在暴力下低头屈服，决非偶然，应当朱元璋时代就孕育养成的风气
建文帝刚登基的时候，有一天因为生病，上朝迟到了一会儿，“帝有疾，视朝晏”
尹昌隆就上疏批评建文帝说：‘高皇帝鸡鸣而起，昧爽而朝，未日出而临百官，故能庶绩咸熙，天下×安。陛下嗣守大业，宜追绳祖武，兢兢业业，忧勤万几。今乃即于晏安，日上数刻，犹未临朝。群臣宿卫，疲于伺候，旷职废业，上下懈弛。播之天下，传之四裔，非社稷福也。‘
建文左右人想把皇帝生病的事情告诉尹昌隆，结果建文帝制止说“直谏难得，何可沮也？其以疏宣示天下，使知朕过”
孟森把这件事情和清朝统治下类似的事情做了一个对比，“清嘉庆初，编修洪亮吉上书请代奏，亦视朝稍晏等语，严旨立斩，临刑改戍伊犁，遂亦称盛德，视此又何如也！”
同样的事情，在明朝是皇帝主动认错，并宣示天下，而到清朝，就是严旨立斩，临刑改戍伊犁，还被称为皇帝盛德，这或许就是这两个朝代之间的区别了。
到了明成祖以后，明朝的皇帝普遍自身的文化修养比较高，和士大夫之间也有更多的共同语言，所以文官的地位作用更进一步上升
《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中转引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的相关记载还是颇能说明问题：“仁宗在东宫久，学问最为渊博，酷好宋欧阳修之文，夤夜翻阅，每至达旦。杨士奇，欧之乡人，熟于欧文，帝以此深契之”
明宣宗则更为杰出，聪明而且才华横溢，才学不下于那些考上来的进士“帝天纵神敏，逊志经史，长篇短歌，援笔立就，每试进士，辄自撰程文：‘我不当会元及第耶！’万机之暇，游戏翰墨，点染写生，遂与宣和争胜；而运机雍熙，治隆文景，君臣同游，庚歌继作，则尤千古帝王所希遘也”
正因为皇帝和文人大臣之间如此契合，所以彼此关系也就更为亲密坦诚。
引用左东岭的记述评论“
仁宗曾与杨士奇进行过一次诚恳的谈话：‘（上）谓杨士奇曰：‘朕尝处事有过，退朝思之，方自悔，而廷臣已有言者，甚惬朕意。’士奇对曰：‘宋臣富弼有言，愿不以同异以喜怒，不以喜怒为用舍。’上曰：‘然，《书》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群臣所言，有弗意者，朕退必自思。或朕实有失，亦未尝不悔。’
士奇曰：‘成汤改过不吝，所以为圣人’上曰：‘朕有不善，患未知耳，知之不难于改’’
“皇上的宽容与臣子的忠诚，终于熔铸成了敢于直言劝谏的士人品格，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有一次大理寺少卿戈谦言事过激，不少人都认为他这是买直沽名，仁宗也颇厌烦，虽经杨士奇劝解，但还是不高兴，只令其照旧供职，仍不准参加朝见。士奇又进言：‘陛下有诏求言，今谦因言取咎，朝臣皆以言为戒。且四方朝觐之臣咸在，岂能尽知谦过？若传于远人，将谓朝廷不能容直言。”
仁宗表示愿意承认过错，并让士奇告诉群臣。不料士奇依然不依不饶，非要让仁宗下玺书亲自引过认错。皇上最后无奈，也只好照办。（王直，《杨文贞公传》）”
我们可以看到皇帝向大臣认错道歉的事情，并非个别现象，朱元璋做过，建文帝做过，明仁宗做过，明朝下面的许多皇帝都向臣下认错道歉甚至哀求过，明朝的这种现象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是相当罕见的。
从明英宗开始，明朝大臣的性格变的更为张扬，甚至彪悍。比如岳正，正统十三年的进士，在天顺年间被明英宗选拔入内阁。明史对他的描述是
“素豪迈，负气敢言”“博学能文章，高自期许，气屹屹不能下人。在内阁才二十八日，勇事敢言，便殿论奏，至唾溅帝衣。”。说话连唾沫星子都喷射到皇帝衣服上去了，可见其情状。
一次因为承天门发生灾祸，明英宗于是让他起草一篇文章，好“敕谕廷臣”，结果岳正在这篇文章里用皇帝的第一人称的语气，极尽夸张耸人听闻之能事，把明英宗的统治骂了狗血喷头，面无人色，好象在明英宗统治理下国家真的暗无天日一样。不妨把这篇文章的部分内容摘录一下
“善恶不分，用舍乖欤？曲直不辨，刑狱冤欤？征调多方，军旅劳欤？赏赉无度，府库虚欤？请谒不息，官爵滥欤？贿赂公行，政事废欤？朋奸欺罔，附权势欤？群吏弄法，擅威福欤？征敛徭役太重，而闾阎靡宁欤？谗谄奔竞之徒幸进，而忠言正士不用欤？抑有司阘茸酷暴，贪冒无厌，而致军民不得其所欤？此皆伤和致灾之由，而朕有所未明也。今朕省愆思咎，怵惕是存。”
这篇文章一出来，顿时成为奇观，举朝传诵这篇皇帝自己骂自己，自己抹黑自己的文章。明英宗自己看了之后，当然是气的七窍生烟，火冒三丈。先把岳正调出内阁，然后又把他“谪钦州同知”，后来政敌又乘机编制罪状，说他曾经夺占了公主的田地（这当然是无中生有），于是又“戍肃州”。等到明英宗气消了，平静下来，觉得岳正这人其实不错，明史中记载明英宗“尝念之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胆。‘”，于是又把岳正放回故乡去了。不妨提一下，岳正的学生兼女婿就是孝宗以及正德时期大名鼎鼎的李东阳。
孝宗正德时期不必说，到了嘉靖万历年间，文官集团更是演出一幕又一幕一浪高过一浪的向皇帝群集围攻的壮丽景象，往往是一次被强力压制下去，下次却以更猛烈更汹涌的势头扑过来，让皇帝叫苦不迭，无可奈何。让皇帝上演了一次次向大臣哀告求饶，甚至行贿的喜剧。
毛澄是弘治六年进士第一，到了嘉靖处年，和杨廷和等人都是朝中德高望重的大臣。当时为了大礼议的事情，嘉靖皇帝和文官开展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按照明史记载
“当是时，廷和先后封还御批者四，执奏几三十疏，帝常忽忽有所恨”
皇帝下的旨意三番五次的被内阁驳回，这皇帝做的实在是窝囊，也就难怪嘉靖皇帝“常忽忽有所恨”
强行下旨行不通，就只好来软的，于是就发生了下面一幕“
帝欲推尊所生，尝遣中官谕意，至长跪稽首。澄骇愕，急扶之起。其人曰：‘上意也。上言‘人孰无父母，奈何使我不获伸‘，必祈公易议。‘因出囊金畀澄。澄奋然曰：‘老臣悖耄，不能隳典礼。独有一去，不与议已耳。‘抗疏引疾至五六上，帝辄慰留不允”
就是皇帝派了太监，一来就向毛澄长跪磕头，苦苦哀求，说‘人孰无父母，奈何使我不获伸’，真是可怜无比，稍有恻隐之心的人见了这样的情形恐怕也是要不忍心的。更何况嘉靖还拿出了金子来行贿呢（用金子行贿大臣，以求得大臣支持自己意见的事情，在景帝的时候就已经做过了，这次算是重演了），结果毛澄这些人也真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还是铁石心肠，不同意皇帝的要求。
但皇帝已经这么可怜巴巴了，就干脆辞职了事。不知道什么原因，嘉靖皇帝对毛澄的感情似乎不错，按明史的记载“帝雅敬惮澄，虽数忤旨，而恩礼不衰。既得疾，遣医诊视，药物之赐时至。其卒也，深悼惜之。赠少傅，谥文简”，可见毛澄此人的确有过人处，否则不会有如此人格魅力，能在拒绝皇帝的要求情况下，还能让皇帝对他如此厚待。
在大礼议的事情上，明朝的文官集团也确实把嘉靖皇帝逼的太过，嘉靖软硬皆施，陪尽笑脸，说尽好话，可以说做到了一个皇帝所能做到的低三下四程度的极致，却还是碰的头破血流。
左东岭一段话说的颇生动“
以君主的身份，以金贿赂大臣，用近乎哀求的语气恳求大臣同意自己的要求”，这在中国历史上也算是只有明朝才能出现的奇观了！
“当嘉靖皇帝发现文官集团的态度如此强硬，他的商议求情，竟然丝毫无济于事，也就不能采取同样的强硬态度，但无论是他涕泗不止，要‘避位奉母归’，还是声色俱厉的大叫‘尔辈无君，欲使朕亦无父乎’”都无济于事。
痛哭流涕的哀求不行，甚至以避位辞职威胁还是不行，声色俱厉的大叫‘尔辈无君，欲使朕亦无父乎？’还是不行。最后还是动用权术，利用文官集团的内部矛盾，调用张璁，桂鄂，以及一些王学子弟，才打破文官集团的铁壁，最终个个击破。其实当初如果文官集团能情理上通达一些，友好一些，做出点让步，也不至于和嘉靖彻底决裂，彼此都有制衡约束，当是最理想的选择。
嘉靖虽然把文官的气焰压下去了一个时期。但等他一死，明朝文官集团的势力马上就以更汹涌的姿态卷土重来，大有凌驾于皇帝之上的架势，在万历时期，更是逼的万历连立太子的权力都被剥夺。
接下来就分析解答一下胡适对明朝士大夫的敢言风气的疑惑。对于这个问题，孟森在《明史讲义》中也作过一点分析。他说明朝“风气养成，……气节高于清世远甚。盖帝之好善实有真意，士之贤者，轻千里而来告之以善，一为意气所激而掇祸，非所顾虑；较之智取术驭，务抑天下士人之气，使尽成软熟之风者，养士之道有殊矣”
这个分析当然不错，但仅仅是一部分的原因。我以为还有如下几方面。
首先明朝的士大夫大多有相当强烈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或者说主人翁意识，这是造成他们有张扬的个性，以及敢于和皇帝对抗的重要原因。而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又来源于明朝是中国历史唯一一个比较彻底和完全的推行科举选拔制度的一个朝代，科举制度相对来说是最平等的选拔官员的手段。
从理论上讲，通过科举，任何一个人，无论他原来的出身如何，都完全可能进入明朝权力机构的最中枢的位置，参与到管理国家事务的行列中来。这就造成了对士大夫来说，国家大事和他们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样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可以让他们不顾个人安危得失和皇帝或和其他势力做最勇猛的争斗。
而其他朝代虽然也实行科举制度，但都实行的不彻底，所以往往权力的核心和普通士大夫还是没有多大关系，掌握在权贵门阀手中，唐代不用说了，宋代，“科举入仕的人不到全部入仕数的四分之一。恩荫制度才是北宋最主要的入仕途径”。
至于清代，最根本的权力始终掌控在满州奴隶主和贵族手中，汉人始终是处于奴才和附庸的地位，在这样的情形，除了依靠瞒和骗的手段阿谀奉承的能耐苟活下去以外，是不可能有什么责任感的，反正真正对国家管理握有实权的都是那批满族权贵，官员所以只能象奴才一样软绵绵，不会表现出人格的独立和个性的尊严。
第二个原因，我认为这和明朝政治的公开化，也有着密切的关系。明代大臣给皇帝的奏折上疏也好，皇帝的批示也好，都是公开的，政治公开化的结果就是形成强大的舆论监督和舆论压力。有了舆论的支持，文官们也就敢于不计厉害得失，和皇帝斗争，敢于公开辱骂批评皇帝的过失，因为他们知道就算因此造成**的伤害和损失，他们仍旧会得到舆论的支持和抚慰。
第三个原因，则是明代完整继承了汉文明的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同时发达的经济催生出活跃的思想，而活跃的思想又加剧了士大夫人格的独立，个性的张扬。
首先明朝前期官方主流的意识形态是程朱理学，但这个程朱理学并非象满清时期那样是被阉割和扭曲了的意识形态。恰恰相反，它相当完整的继承了汉文明中的一些精髓，比如儒家观念里是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士可杀不可辱；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为大丈夫，这些民族文化的精髓都是相当完整的保留下来，并被许多明朝士大夫真诚信奉的。所以他们敢于为了自己所认为正确的道理和一切势力相对抗，献出生命也再所不惜。
明代信奉程朱理学的思想家吕坤的一句话有相当的代表性“天地间惟理与势最尊，理又尊之尊者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即相夺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
但到了满清时期，情形就改变了，虽然从表面上说，仍旧把程朱理学，儒家学说奉为官方学说，但实际上已经是被阉割和严重扭曲的，原先包含有捍卫人格独立，个体尊严，反抗强权的学说，在满清的阉割与改造之下，被成了彻底的奴才学说。所以在明代被看成理所当然的事情，到了满清却要被严厉的批评。满清统治下，焦循在他写的《雕菰楼集》卷十“理说”中，对明代思想家吕坤进行的批评就足够能说明问题：
“明人吕坤有《语录》一书，论理云：‘天地间惟理与势最尊，理又尊之尊者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即相夺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此真邪说也！孔子自言事君尽理，未闻持理以要君者。吕氏此言，乱臣贼子之萌也”
明代士大夫的共识，到了满清统治时期就变成了“邪说”，变成了“乱臣贼子之萌”，这就足够能说明问题了。
其次随着明代王学的兴起，人格的独立和个性的张扬就朝着更深入的方向发展
王阳明有一段话：“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辨他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去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如此，便是一气流通的”（引自《知行录之三传习录下已下门人黄雀曾录》）
如果我的灵明是天地鬼神的主宰，那么帝王权势之类当然就更不在话下
王阳明又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答罗整庵少宰书》）
孔子的是非都不在话下，那么皇帝的是非，或其他权势者的是非，当然更不在话下。王学说到底根本就是一句话“以己心之是非为是非”，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并付之于实践，这就是“致良知”，不被任何外在强加的压力所改变，甚至也不为外在舆论所屈服，正如王阳明所说“举世非之而不顾，千百世非之而不顾，亦求其是而已矣，岂以一时毁誉而动心邪”。
王阳明又说“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虽异于己，乃益于己也；言之而非，虽同于己，适损于己也。益于己者，己必喜之；损于己者，己必恶之。”
如果道和学不是朱子可得而私，也不是孔子可得而私也，那么当然就更不是皇帝或其他势力可得而私。
王阳明又有诗句“丈夫落落掀天地，岂顾束缚如穷囚”
明朝中晚期的士大夫就是在王阳明这种“丈夫落落掀天地”的精神指引下行事，如果天地可以掀翻，孔子朱子可以掀翻，区区一个皇帝当然就更不算什么了。
王阳明的思想传到了王学左派，以王艮为创始人的泰州学派那里，这种人格独立，个性解放的思想就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评价王学左派说“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非复名教所能羁络矣。……诸公掀翻天地，前不见有古人，后不见有来者。……诸公赤身担当，无有放不下时节”
王艮这个明代思想家是盐丁出身，后来靠贩盐有了钱，到孔庙一看，便口出狂言“夫子亦人，我亦人也”，言下之意，既然大家都是人，那么孔子能够做到的事情，他当然也能做到。
这个狂人思想家，狂到了什么地步呢？他效仿孔子周游列国，做了一辆蒲轮车，然后车上挂起条幅“天下一个，万物一体……过市井启发愚蒙”，于是此人就这样以圣人自居，招摇过街，沿途聚讲，直抵京师，王阳明知道之后，都坐不下去了，后来让朋友，还动员王艮的父亲去把王艮劝回来。
说实话王阳明受这件事情刺激是不小的，本来他本人以狂者自居，想不到他的学生居然比他更狂。王艮回到绍兴以后，想见王阳明，结果王阳明“以先生意气太高，行事太奇，欲稍抑之，乃及门三日不得见”。后来被王艮厉声喝了一句“仲尼不为已甚”，这件事情才算完。（不过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满清，王艮铁定是要被凌迟处死的，他的家人恐怕都逃脱不了斩首的命运，也只有个性解放的明朝，才会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王艮的思想同样是认为应该“把自我作为衡量事物的准则，而不能依据任何外在的东西”，但王阳明强调“心”，王艮却强调“身”，也就是“知得身是天下国家之本，则以天地万物依于己，不以己依于天地万物”
他说“大丈夫存不忍人之心，而以天地万物依于己，故出则必为帝者师，处则必为天下万世师。出不为帝者师，失其本矣；处不为天下万世师，遗其末矣。”
也就是大臣不仅仅不是皇帝的仆从奴才，甚至连和皇帝平等都不是，而是高于皇帝的老师，要么不出仕，如果出仕，就必须是皇帝的老师，否则就是失其本矣。应该说以后黄宗羲的关于大臣和皇帝关系的思想就是从这里抄袭去的。
他的这种思想当时就有人指责说是有“不为人臣的倾向”，事实也确实如此，后来泰州学派的何心隐干脆把建立在完全平等基础上的“朋友”关系当成是人伦关系中最重要最核心的一环，主张其他关系都应该建立在平等的朋友基础上，父子应该是朋友，夫妻应该是朋友，君臣应该也是朋友，师徒应该是朋友，这样的主张，应该说完全是在王艮学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王艮论述了为什么大丈夫“出则必为帝者师”，他说“若以道从人，妾妇之道也。己不能尊信，又岂能使彼尊信哉”，“不待其尊信，而衔玉以求售，则为人役，是在我者不能自为主宰矣，其道何由得行哉？”
王艮以圣人自居，而他也果然被当时人物看成了圣人，万历四十二年，泰州后学周汝登撰文称他为“东海圣人”，他的弟子遍布天下，他死后，各地为其建祭祠有十四处之多，以一个完全平民而得到如此待遇，可见其影响力之广大，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王艮开创的王学左派，门徒盛多，其后辈中也豪杰辈出。其个性精神也愈趋于张扬，比如泰州后学罗汝芳就提出了人应该顶天立地的思想，他说“夫所谓立身者，立天下之大本也。首柱天焉，足镇地焉，以立人极于宇宙之间”
这里的“立人极于宇宙之间”的思想，和三百多年后鲁迅提出的“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的思想相对照，是不是非常相似，但王学左派是提前了三百多年来提出这样的思想，所以难能可贵。
王学左派发展到何心隐，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如李贽评论的那样，如果说王艮是条“见龙”，那何心隐就是一条“亢龙”，王艮还在说“出则必为帝者师”，何心隐则干脆完全否决了出去做官的必要性，他说“若在樊笼恋恋，纵得以展高才，不过一效忠立功耿介之官而已，于大道何补？直须出身以主大道，如孔孟复生于世，身虽不与朝政，自无有不正矣”
那何心隐是怎么“出身以主大道”的呢？他先建立了聚和堂，根据左东岭的说法“聚和堂是比颜钧的萃和会更加严密的组织，不仅设有专职人员率教，率养，辅教，辅养，还具有经济方面的设施，可以看作是泰州学派的思想的社会试验”
“严格说来，聚和堂这样的组织是在政府管理之外另起炉灶”
既然是在政府管理之外另起炉灶，那就难免和政府官方发生冲突矛盾，何心隐因为领导聚和堂抗交税赋，并且集体“拒捕，杀伤吴善五等六条人命”，被抓了起来，本来是要判处绞刑的，毕竟是人命官司，但何心隐又通过泰州学派另一个成员程学颜的关系，打通上层关节，结果就被释放出来。被释放之后，何心隐就浪迹江湖，到处讲学，还参与过倒内阁首辅的活动。
如此作为，也就难怪当时的著名文人领袖王世贞在《嘉隆江湖大侠传》中攻击泰州后学说“嘉隆之际，讲学盛行于海内，而至其弊也，借讲学而为豪侠之具，复借豪侠而恣其贪横之私，……失志不逞之徒相与鼓吹羽翼，聚散闪倏，几令人有黄巾五斗之忧。盖东越之泰州，犹未大坏；而泰州之变为颜山农，则鱼馁肉烂。不可复支”
在这样的社会思潮冲击之下，我们也就理解了为什么越是明代中晚期，士大夫的个性就表现的越是张扬，和皇帝的对抗越是激烈。
我们可以说明代时期，文官士大夫都是有自己独立个性人格尊严的人。而到了满清，则就只剩下彻头彻尾的奴才，象明代文官集团那样和皇帝对抗的行为，在满清统治下是绝对不可能看见的。下面的一个事情应该是颇能说明问题的
纪晓岚在乾隆南巡时见其劳民伤财，进行劝阻。结果你猜乾隆这个暴君怎么说？他是勃然震怒:“朕以汝文学尚优，故使领四库书馆。实不过倡优蓄之，汝何敢妄谈国事!”
在满清皇帝眼里，纪晓岚这样的，不过是和倡优一样的东西，原来中国历代都有的高傲的士大夫阶层，彻底荡然无存了，剩下的只是纪晓岚这样的没有半点廉耻和人格尊严的奴才和倡优。这样的情形在明代是难以想象的，对照一下正德皇帝要下一个江南，被文官集团层层阻挡的情形，正德皇帝本人也因为和文官的对抗而被肆意丑化，只能感叹一声是换了人间了，文明彻底堕落成了野蛮。[db:wangz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