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2

    如果站在一个中国人的角度看，你难免会这么认为——比起毛泽东的武装夺取政权，甘地的和平争取独立，简直是犯了“右倾”的错误。可印度人民将他视为了领袖，靠了这种领袖的魅力，印度的和平争取独立成功了。说句老百姓的话吧——老百姓原谅领袖的错误，好比是原谅“自己人”的错误。谁真能使者百姓感到是“自己人”了，谁就可能由政治家上升到领袖的档次。否则，您就在政治家的档次那儿呆着吧！全世界政治家多了。一茬一茬的跟歌星似的。领袖可不是这么产生的。中国目前太需要领袖了啊！……
    首先足够伟大，有丰功伟业摆在历史之中，其次是绝对的平民形象，俭朴，拒斥奢华，永远倡导廉政，再加上最后的一点——闻知老百姓受苦受难了，就难过，真难过而不是假难过。就会落泪，真落泪而不是假落泪，这些方面加在一起，则就构成了中国老百姓心目中的上帝。起码是仅次于上帝的人。起码在中国四十五岁以上的人们没有死绝之前会是这样——
    一颗领袖心一一老百姓要的是最朴素的东西，也是在这个充满了商业气息的时代里更难得可贵的东西啊！
    权威和威望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概念。
    权威的基础乃是权。权可盖国，自然同时也便有了盖国之威。但那基础一朝坍塌，其威也就烟消云散了。
    比如斯大林，活着的时候，不可谓不威，死了，也不过就被定论为一个党魁。
    又比如勃列日涅夫，下场怎样？
    而奠定威望的乃是普遍的敬仰。它要比权威长久得多。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对文艺工作者该如何“正确”地反映现实生活说过一段话。她说——我们不否认社会主义也有一些阴暗面。如果你真的看到了感觉到了，那么你就去更自觉地更热忱地大写特写光明吧。按照这位“旗手”的逻辑，光明鼓舞了人们，人们也就不再会注意阴暗了，阴暗不是就等于不存在了吗？
    一个时期内，某些被赋予资格代表人民的人士，是心领神会地对腐败二字避而不谈的。仿佛一谈，就不是真诚的改革派了。其实是怕谈多了，有幸代表人民的资格被剥夺了。
    “文化大革命”越到后期也越是一场腐败。是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上的一场腐败的集中表现。其特点是全党和全国人民说假话，用假话哄骗毛泽东一直到他老人家死。“文革”十年只有两次真话是值得史学家大书特书的。一次是几位老帅拍案而起说了真话，反了党内的政治腐败。结果被定为“二月逆流”。还有一次是由纪念周总理而引发的天安门广场“四·五事件”，被大棒打了下去，并被定了“反革命事件”……
    我们当然不能否认“人大”和“政协”对于国家现状和前途所发挥的积极的、重要的、巨大的作用。但是呼吁惩办腐败的声音，应该承认首先是由新闻界中那些可敬人士们发出的。不管老百姓对新闻界亦同样存在着的种种弊端如何忧怨久矣。
    “权钱交易”这句话最先就是无可争议地来自民间。其后逐渐斥诸文章。于是今天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公开的话题。否则它也只不过永远是老百姓的愤言罢了……
    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是一位桥牌打的好，从国外打到中国，进而打进中南海的，据说挺有点儿魅力的女士写的。大至的内容是，批评我们国内的新闻媒介，揭露阴暗面儿太多了。照她看来，似乎也是煞风景的。并且她主张，应多登一些关于我们的一些有权威的老人们的日常生活写照的文章。让我们的人民了解他们实际上是一些多么可爱的人。
    我想这也不失为一个有意思的主张。报刊也需要这样一些健康的花边点缀。这总比登一些胡编乱造的耸人听闻的伪纪实的色情案件好些。但她对于我们国内新闻媒介揭露阴暗面太多了的批评，我却不敢苟同。尽管我完全相信她是出于良好的目的。首先我不敢断定她所言之“阴暗面”是否包括我们今天需要进一步揭露的腐败现象在内。我以为腐败是我们这个国家目前最凶险的阴暗面。如果也包括在该女士所言的“阴暗面”里，则我想说，幸而我们的某些还对这国家对老百姓责任感未泯的新闻工作者，并没有都放弃了揭露的勇气和良知。否则，一方面是蔓延的腐败，一方面是歌舞升平，岂不是等于在主张，连良知也腐败了算吗？
    据我所知，我国的综合发展水平居世界第七十几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第九十几位，生活质量总指标在全世界排的也很靠后，且不说还有那么多文盲，还有那么多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温饱问题的人民。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子女的生活水平高于普通老百姓是无可厚非的。这同样符合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不管哪一部分吧，反正都是十二亿五千多万中国人中的一部分。可一个十几岁的少女，戴那么贵重的金链子，并不能显示国力的富强。只能使娶不上媳妇的老百姓子弟心理不平衡。而且使想为之解释的人无法解释。当然你也可以说老百姓子弟心理不平衡活该，那是他们嫉妒，是他们自己的心理承受问题。那么撇开这一层姑且不谈，仅就对我们中国人教育下一代的传统而论，也不会起什么良好的正面的引导作用吧？即使我们全中国十几岁的女孩儿脖子胸前上都能戴上金链子了，也还是需要有人的子女能作出拒奢华的表率吧？老百姓为什么如今非常怀念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因为他们大多数具有拒奢华永不沾的品质。而且他们对子女的要求和教育也是如此。在他们写给子女们的信件和诗词中，几乎都留下了这种要求和教育的佐证。这对于发展中的中国和生活水平很低的中国人民来说，当然是幸事。当然也是他们自身的美德。今天，这样的美德，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难道真的没有继续保留的必要了吗？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家教传统来说，难道也是时过境迁之事，没有什么意义了吗？
    据我所知，即使世界上的一些王室家族，在其子女和后代还是孩子的年龄，也是很注重教导他们拒奢避华的。孩子就是孩子，戴金饰银不就没了孩子样儿吗？……
    分明的，北京人越来越和全国的人难以寻找到共同语言了。北京人轻蔑广州人，像西方那些老牌帝国轻蔑日本人是经济动物一样。北京人瞧不大起上海人，认为上海人太精明，太油滑，太利己，为人处事，太赌局心理。北京人跟天津人也不大能谈得拢，觉得天津人似乎天生的有股“中二”劲儿。北京人似乎独钟东北人。从北京人口中，常能听到夸奖东北人实在、义气鲍好话。可最近一二年，我却经常听到东北人对北京人的抱怨之词——说北京人也开始变奸了，变滑了，变得不那么够朋友了，变得凡事太利已了，变得令人从内心里讨厌地越来越痞了。从前东北人是很有些尊祟北京人的，感到他们普遍地有“政治觉悟”。后来感到他们的“政治觉悟”并不见得多高，但还是普遍地有“政治头脑”的。再后来感到其实也谈不上什么“政治头脑”，只不过是“政治情结”或曰“政治嗅觉”。现在终于感到能从北京人那儿讨教的，只不过是零七八碎的“政治信息”。而且只剩下了极少数在商业时代里仍不得不继续吃“政治饭”的人才感兴趣。也就不那么像从前一样尊崇北京人了。
    北京人的头脑的“转型”，说明我们国家“转型”时期的过渡迅速。当政治更是政治家们之间的事，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则有望了。
    而问题在于——除了百分之一都不到的先富起来了的中国人在眼前的日子里如鱼得水，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在眼前的日子里活得很困惑，很迷悯。他们的确是需要一个近目标，需要一个紧跑几步伸长了胳膊也许就能一把够得着的近目标，需要有一个足以信赖之人很负责任地告诉他们—一明年会怎么样？后年会怎么样？三五年内会怎么样？还会有工厂继续倒闭吗？等待着他们的命运是开百分之七十六十五十的工资还是干脆失业？失业肯定会领取到社会保障金和医疗费吗？那会是多少呢？……
    却没有人能够回答他们如此这般的十分具体的近半径生活内容里的问题，更没有人敢向他们保证什么和许诺什么。他们的命运仿佛是被掌握他们命运的人们决定着，可又仿佛没有一个人敢负责任地对他们说——相信我吧，我完全有这个能力。尤其令他们沮丧的是，他们自己分明的仍无法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
    我便想起了有位朋友对我衷告——大事上须糊涂些，小事上须清楚些。
    记得当时我说：“这话我并不陌生，是林彪说过的话，不过你说反了——他说大事上清楚，小事上湖涂。”
    朋友道：“我没说反，是林彪说反了。所以他自以为是个明白的人，其实并非是个明白人。”
    我问他此话怎讲？
    他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地启发我——这世上的大事，原本是时过境迁，是非频变的。许多当年似乎绝对正确，绝对不会改变结论的事，不是一桩桩一件件随着时代的嬗变而被予以否定了吗？所谓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横看成岭侧成峰。惟许多小原则，从古至今，仍被普遍的人们俗守着。比如你借了人家的钱，你总是该还的吧？你欠了人家的情，你也总是该铭记着的吧？你过马路，必须遵守交通规则吧？倘你违犯了交通规则，被汽车撞死了，责任首先在自己吧？……
    记得我第一次从报上读到关于某些大款华宴一席几千几万的文章，独自在家生气地走来走去，觉得中国人怎么如此的不可救药？一旦暴富了起来，就不知自己几斤几两，不知自己姓什么？少吃那么一顿，省下钱捐给穷苦地区的失学儿童，不是也多少地向社会施与了一份同胞间的温情，体现了一点儿先富起来了的中国人对仍在贫穷之中生活着的中国人的同情心吗？
    然而即使像我这种动辄感想万端的人，当你第十几次从报上读到这类文章时，你还会有初读时那些感想吗？你还会独自在家生气地走来走去吗？你还会唱叹什么吗？
    所以，以至我从报上读到南方的大款们吃掉了百万元一席的“黄金宴”时，甚至只觉得是有意思的事了，好玩的事了。
    我想，对于普遍之中国人，某些原本振聋发聩，具有社会警醒性的事，大概正是这么样，最终竟无奈地成了和报上花边内容一样供人看看知道而矣的闲适性文章了吧？
    倘说自己毫无感想，也不实事求是。感想终归还是有些的。比如对于某些大款和金钱的关系，据我思忖，很像性心理不正常的男人，和被其绝对占有的女人的关系。你不妨想象他巴望占有一个女人巴望了很久很久，那么他一旦占有了她，他蹂躏她，合理合法地强奸她，其快感与正常男人相比，肯定是巨大十倍以上的。
    某些暴富的大款们穷奢极欲挥霍金钱的心理，我敢肯定地说，绝非某些文章一言以蔽之认为的那样，仅仅是为了摆阔，为了显气派。而也是，甚至根本上就是——一种病态的性心理的症状。对于这些男人，金钱和女人是一样的东西。甚至是比女人更性感的东西。强奸女人法律难容。既或对于妻子，肆意蹂躏和性虐待之丑行，倘妻子不是同样病态的心甘情愿，难免也是要诉诸法律的。而强奸、蹂躏、虐待在他们看来即使不比女人更性感，也和女人一样性感的金钱，却绝对是不必有丝毫顾忌的。因为金钱是不会控告它的占有者的。与女人相比，金钱，只要一个人占有了它，它是绝对百依百顺的。而且，强奸金钱，对某些暴富的大款们来说，肯定有种仿佛对世上的全体女人都强奸了似的特殊的性体验。无疑的，在他们看来，金钱不但是和女人一样的东西，而且意昧着几乎是一切女人的主宰。他连一切女人的主宰都强奸了，世上还有哪一个女人是他不可以强奸的吗？这就好比旧中国某些有钱的嫖客，当他们嫖到后来，指一个嫖一个嫖得够了的时候，他们的性欲望居然会令人匪夷所恩地转念到老钨的肉体上去。对他们，那似乎意味着最后的一次性的统统强奸。往往的，在那之后，他们也就阳痿了。
    在商品时代，在一个正在走向极端商品化的时代，某些女人，尤其某些天生有几分姿色的女人，无论情愿或者不情愿，或者内心里情愿表面装得扭捏，在某些暴富而质劣的男人眼里，皆难幸免地不过是不标价的商品。是消费品。
    他们中的一个忽然问我——“你对当代青少年中的‘追星族’怎么看？”
    我说：“那是群体化了的普遍的性心理现象。”
    我的话使人们面面相觑起来。
    那一时刻，我倒真的候忽间感到特别的不自在，特别的尴尬。
    我可能是一个显得太缺少“容纳”性的人吧？我的话是否太不客气太一针见血了呢？他们会不会认为我对当代青少年太尖刻了呢？
    “可当年你们也追过‘星’。毛主席也是‘星’，‘大救星’，这你又怎么解释？”
    我说：“那是全民化了的普遍的宗教心理现象。”
    “这么说你们当年是源于信仰，而今天的‘追星族’是性冲动使然？”
    我说：“我的话没有褒耶贬耶的含意。当年的一代，普遍营养不良，导致身体的生理发育成熟太晚。比今天的青少年普遍要晚二三年，甚至三四年。当年的一代，普遍的‘思想营养’过剩。‘思想营养’是提供给精神的热能。精神的热能只能推动精神的行为。它不同于从食物营养中吸收的物质性的雄性或雌性激素，所以当年的一代和现在的一代，在表面的同一现象上，有着性心理现象和宗教心理现象的本质区别。”
    “追星族”中为什么少女多于少男？又为什么很漂亮的少女多于不那么漂亮的少女？进而为什么二十二三岁了她便自动退出那一“族”了？为什么二十五六岁了你逼着她追她也不去追了？……
    原因是那么的简单——一个少年的最初的性心理的觉醒，肯定首先是由邻家的女孩儿或同班的某一个女同学所诱发的。结果是他要么压抑自己，要么手淫，要么干脆去取锐或骚扰她。在一位异性的“星”和一个邻家的女孩儿或同班的女同学之间，男人的似乎与生惧来的切乎现实的思维方法，必说服他何必舍近求远。尤其在性方面，男比女普遍具有侵略性。“侵略”一位女歌星，尤其一位远征港台的女歌星，即使一个少年的头脑也会告诉他，那等于异想天开。他可以梦幽她，但他醒来后，睁开眼睛还是要去盯着邻家的女孩儿或同班的女同学。他们也装出很“追星”的样子，表现出很“追星”的行为，实在是给那一族中的少女们看的。兴许他所暗恋的邻家的女孩儿或同班的女同学便在其中。少女们则不然。不那么漂亮的少女们当然不足以吸引同龄之少年们的目光。她们渴望的大抵不过就是一个吻，一个吻最能令她们自己将自己的渴望诗化。而她们大多数，宁肯在待化了的层面获得渴望的满足。并不做进一步的奢想。她们尤其害怕已视某种现象的赤裸裸的本质。特别是当她们自身构成了某种现象的时候。倘她们连一个吻的满足都获得不到，她们就会由渴望被吻而伺机去吻别人。这一心理嬗变过程，包含有潜意识的，对自己太被漠视这一现状的报复。当她们哭着，喊着，叫着，流着泪，守候在某大宾馆的外面似乎只求某某歌星赐见一面的时候，明明白白的一个事实是——那实在与常言的“崇拜”无甚关系，那实在是她们被自己的性渴望(与性饥渴还有些阶段上的区别)折磨得太可怜的惨状。而当她们中的勇敢又有幸者，疯猫似的冲上台去，搂抱住哪一位男歌星的头就亲起来的时候，那真是相当于少年们的一次泄精。不同在于更是心理方面的。而后，她们或许逢人便兴奋得脸上充血地讲——“我吻了某某”，或许将这句话写在日记里。而这句话原本的正确意思，其实更应被读解为“某某吻了我！”——于是她们的一次心理的性行为似乎得以实践，似乎得以满足了……
    至于那些漂亮的少女们，她们在现实中的存在态势，就可能是被“追”的态势。这已够她们满足的了。甚至够她们厌烦的了。虽然她们不是“星”。她们也参与“追星”之“族”，也许更是“赶时髦”，“追”虚荣。一吻对于她们是垂手可得，易如反掌的。只要她们乐于获得或给予。她们比任何别人都更加清楚自己具有这方面的实力，机会也是多面又多的。“时髦”和虚荣，会使她们的实力更强，在她们看来多多宜善。所以倒成了第一位的需求和渴望了……
    的的确确，若在中产阶级某人的无忧无虑，心旷神逸的“闹适活法”和一个平民中某人的不甘庸常，奋斗不止，一心攀升为中产阶级乃到资产者的“野心活法”之间，谁都很难分析出一个孰是孰非，孰优孰劣，孰好孰不好的区别。又比如在林语堂和鲁迅之间吧，同是文人，你似乎也很难说是林语堂的“士大夫”式的“活法”更符合中国之标准的文人的“活法”，还是鲁迅的“时代斗士”的“活法”更符合。只能因人面易。鲁迅曾斥“士大夫”式旧中国文人的“括法”，是一种“因有资格有资本有闭，而专以将闲话作成闹来无事之文章”的“活法”。林语堂，亦指名道姓地如此评说过鲁迅——“于其说是战士，莫如谓之斗士。斗士者，一旦失了所斗之目标，投石向犬，即中亦快。”
    成熟对浅薄媚俗，思考对时髦媚俗，文化品格对市侩哲学媚俗，文化的责任和使命对玩世不恭的街头痞子的“理论”媚俗，一言以蔽之，文化人的总体的文化心态，以令人害羞的媚俗之姿同是非不分善恶不分美丑不分的浑噩世相“倒挂”。并且就目前看来，似乎惟恐挂不上，似乎惟恐挂得不紧。于是，教人如何在社会生活中变得圆通、变得圆滑，进而变得狡猾狡诈，变得“厚黑”起来的书成系列地堂而皇之地占领文化园林。
    有位青年评论家曾著文，专门研究和探讨一批男性知青作家笔底下的女性形象，发现他们(当然包括我)倾注感情着力刻画的年轻女性，尽管千差万别，但大抵是温柔拥静的女性。我认为这是表现在一代人的情爱史上惨淡的文化现象和倾向。开朗活泼的性格，对于年轻的女性，当年太容易成为指责与批评的目标。在和时代的对抗中，最终妥协的大抵是她们自己。
    文章又进一步论证，纵观大多数男性作家笔下缱绻呼出的女性，似乎足以得出结论——在情爱方面，一代知青是失落了的。
    我认为这个结论是大致正确的。
    我们似乎谁也不会主动接近谁。我的存在，不过是为她壮胆，好比一条警觉的野狗——仅仅是为她壮胆。仿佛有谁暗中监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使我们不得接近，亦不敢贸然接近。但正是这种主要由我们双方拘谨心理营造成的并不自然的情况，反倒使我们彼此暗暗产生了最初的好感。因为那种拘谨心理，最是特定年代中一代人的特定心理。一种荒谬的道德原则规范了的行为。如果我对她表现得过于主动亲近，她则大有可能猜疑我“居心不良”。如果她对我表现得过于主动亲近，我则大有可能视她为一个轻浮的姑娘。其实我们都想接近、想交谈、想彼此了解。
    世上之事，常属是非。人心倾向，便有善恶。善恶既分，则心有爱憎。爱憎分明之于人而言，实乃第一坦荡，第一潇洒，第一自然之品格。
    爱憎分明实在不是我们人类行为和观念的高级标准。只不过是低级的最起码的标准。但一切高尚包括一切所谓正义，难道不是构建在我们人类德行和品格的这第一奠基石上吗？否则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里将再无真诚可言。我们的词典中将无“敬”字。
    我们当代的有些人，似乎早把老祖宗“道不同，不相与谋”之“遗嘱”彻底忘记了。似乎早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凭以自爱的起码的也差不多是最后的品格界线擦掉了，仅只倍守起“中庸之道”来。并且浅薄地将“中庸之道”嬗变为一团和气。于是中庸之士渐多。并经由他们，将自己的中庸推行为一种时髦，仿佛倡导了什么新生活运动，开创了什么新文明似的。于是我们不难不看到这样的情形——原来应被“人以群分”的正常格局孤立起来的流氓、痞子、阴险小人、奸诈之徒以及一切行为不端品德不良居心匣测者，居然得以在我们的生活中招摇而来招摇而去，败坏和毒害我们的生活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所到之处定有一群群的中庸之士与他乘兴周旋、逢场作戏、握手拍肩、一团和气。
    更可悲的是，爱憎分明的人一旦表现出分明的爱憎，中庸之士们便会摆出中庸的嘴脸进行调和。我们缺乏勇气光明磊落同时敢爱敢憎，却很善于在这种时候作乖学嗲。
    以敢憎而与可憎较量，以敢爱而捍卫可爱，以与可憎之较量而镇压可憎之现象，以爱可爱之勇气而捍卫着可爱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扬光大。让我们的生活中真善美多起来再多起来！让我们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范围内，作一块盾，抵挡假丑恶对我们自己以及对生活的侵袭。同时作一支矛。
    让我们共同体验爱憎分明之为人的第一坦荡、第一潇洒、第一自然吧！
    其后，才是我们能否更多地领略人心之种种崇高和美好的问题……
    难道我们不是常借着“今天”发誓吗？
    有时我们以誓言作为自己的明天和后天的严格的规范。有时我们公开对别人发誓并希望获得监督。
    许多事情正是这样做成功了的。
    许多心灵正是这样变美好了的。
    许多愿望正是这样实现了的。
    生活中的温馨已然流失，像自然界的水土流失一样令人忧虑。如果我们本身从来不曾向生活之中投入温馨，那我们有什么权力抱怨生活太冷漠了呢？
    窃其实就是偷的意思。老百姓说同一行径是偷，而文人雅士说成是窃。溜门撬锁谓之盗，探囊取物于他人的衣袋儿谓之扒，这些事在文人雅士们做了则谓之为窃。比如偷了别人的文章或构思，我们说是“剽窃”。比如偷情在文人雅士们的文章里又常被写成“窃玉”之类。我常想这乃是我们的小小的狡猾，为了被指斥的时候以一个“窃”字企图强调与偷的行为有所区别……
    赚别人的钱原来竟是如此愉悦的事，以欺骗的手段赚别人的钱，你甚至还会觉得对方是很值得你暗加嘲笑的。我想起我不久前就在这市场上买了三斤菱角粉，吃着感到那一种黏稠可疑，请朋友找了个单位一化验，不过是淀粉渗了骨胶粉而已。我想卖它的人的快感中不但有骗人成功的愉悦，也还有报复了谁的解恨的成分。
    活在好人边儿上的人，大抵内心会发生这种一时的小善良，并且总克制不了这一种自我表现的冲动。表现了，自信自己仍立足在好人边上，便获得一种自慰。和证明了什么的心里安泰感和满足感——我便是时有此类自我表现欲的人啊！
    人心的尊贵，一旦近乎本能，我们也就只有为之肃然了。我觉得我的雷同施舍的行径，于那老妪，实在是很猥琐的……
    文学是一条河流，从它存在那一天流到如今。一切产生过的文学现象都是必然的，一切湮没了的文学现象也都是必然的。不断地产生，不断地理没。而人类的文学之流却永不会干枯，它靠的是人类的精神生活养育它，它也反过来在精神方面养育着我们。如果说文学有什么恒久不变的定律，那么我以为，就是它始终与人类的精神宇宙联系着。
    也许这世界上根本没有谁能够对我们施与终生的影响，根本没有谁能够对我们负起长久的责任，连对我们最具责任感的父母都不能够。正如我们做了父母，对自己的儿女也不能够一样，倘说确曾存在过能够对我们的心灵品质和人格品质的形成施与终生影响负起长久责任的某先生和某女士，那么他或她绝不会是别人。肯定的，乃是我们自己。
    在我们是儿童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教育自己了。只不过教义不同……
    我们每个人生来都被赋予了一根具有威严性的“教鞭”。它是我们人类天性之中的羞耻感。它使我们区别于一切兽类和禽类。我们惟有靠了它才能够有效地对自己实施心灵和人格方面的教育。每个人的心灵都是一处院落。在未来的日子里，有许多人将会教给我们许多谋生的技艺和与人周旋的技巧。但为我们的心灵充当园丁的人，将很少很少。
    如果二战的胜负是反过来的，我以为日本将难以成为今天的经济强国。对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的殖民统治，反而会使日本精疲力竭，自顾不暇。最终黔驴技穷，殖民统治无招数，本土发展无作为，骑虎难下，自缚于双重矛盾的挤压之下穷途末路。
    同情如果在基本倾向性上搞错了，那就同虚伪和强词夺理一样令人讨厌了。
    日本这个民族，有许多长处值得我们中国人学习。但是，历史就是历史，罪恶就是罪恶。当我们谈日本当年的侵华罪恶这个话题时，在我这方面，是将其视为人类侵略战争之罪恶的一部分来思想的。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希望日本有所反省，有所仟悔，乃是希望人类的一部分，对侵略战争绘人类的另一部分造成的苦难有起码的反省和起码的仟侮。一个没有自我反省的主动性和虞诚的仟侮意识的民族，将会被全世界各国所警惕。我希望日本在这一点上以实际行动打消世界各国对它的警惕。否则，它将很可能是一个在国际关系中没有真挚朋友的国家！
    人非鸟，没翅膀。在空中运行久了，心里总不那么踏实。哪怕是一片沙漠我也愿先降落一下，定定心。
    一个女人，如果能将自己“好不容易攒的六千元钱”，给予一个才认识了没几天，根本谈不上有什么了解的男人，那么他进而把她弄到床上去，也就是既顺理成章又顺便儿的事了。
    我以为，“中日关系”对许多中年以上的日本人而言，实际上是“中日经济关系”。进而是足以深刻影响日本在亚洲，乃至在世界的经济地位的一种“国际关系”。
    而“中美关系”对许多中年以上的美国人而言，则很可能更主要地是“中美的政治关系”了。进而是足以深刻影响美国在亚洲，乃至在全世界的政治地位的一种“国际关系”。
    美国佬是靠了在全世界的国际政治实力，而证明自己是世界强国的。它的国际政治的一翼和国家经济的一翼，都是羽毛丰满，齐飞共翔的。
    日本则是靠了在全世界的经济实力，而证明自己是世界强国的。它的国家经济的一翼，虽每可与美国匹比，但国际政治的一翼，却退化得极其短小。这只怪鸟是靠了单翼的不停的扇动，才得以腾旋在世界的天空之上的。
    日本是那么在乎它对中国这个巨大的潜力无穷的“市场”的占有率。
    而美国佬似乎相当不在乎，即使内心里挺看重，表面上也要装出不屑于的样子。
    美国人环顾全世界，仿佛总在寻思——现在哪一个国家还是美国最主要的敌人？
    日本人环顾全世界，仿佛总在考虑——现在哪一个国家还可开辟为日本的经济市场？
    建筑是一座城市的“固定艺术”；女人是它的“移动艺术”。巴黎之所以著名于世，也是由于它的女人们的风采。
    这地球上的每一座城市，无论其大其小，只要男人留心，总会发现几个漂亮的女人。到处的城市都是这样的，几个漂亮的女人，其实证明不了一座城市的品质如何如何。有意义的，倒是普遍的女人们的风景。那一种寻常自然的，与普遍公众的生活形态熨帖在一起的女人们的风景。恰如巴黎也并非真的满目佳丽，美女如云。
    最使我感到讶然的是，最年轻的日本女人脸上那一种“宁静”和“澄净”。那一种“宁静”，仿佛内心里毫无值得烦恼的心事，也没什么需要琢磨来琢磨去的心思；那一种“澄净”，仿佛欲念世界里“一片晴空”、“万里无云”似的。仿佛外界根本没有什么事会搅动她们的思想激起她们的不平似的。
    我问翻译，日本女人的脸，怎么会“修炼”出那么一种神态？
    翻译是上海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小伙子，已定居日本多年，受聘于某大公司，是临时翻译。
    我的问题使他一怔。沉吟良久，才顺水推舟地说：“日本女人是和我们大多数中国女人不一样，脸上没那么多生活污染，没那么多复杂。我刚到日本时也感觉到了这一点。”
    日本是我们这个地球上最典型的“男权中心”主宰国家之一。当然，迄今为止，地球上还没有一个什么“女权中心”国家。几乎所有的国家无一不是“男权中心”主宰国家。
    我说日本“最典型”乃是想指出，从传统上看，日本妇女在“男权中心”主宰的悠久历史阴影下，几乎处于一种类乎姆女的地位。从家庭到社会，从劳役义务到性义务，都类乎婶女。或者进一步地，更准确地说，在漫长的日本社会的历史过程中，日本男人渐渐将他们的女人“调教”得类乎他们的婶女了。而她们并不，也许从来不觉得，从家庭到社会对她们的要求和定位，有什么不妥有什么不好。甚至早已一代代地习惯了，反而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了。
    拜伦对于女人曾说过这样的“名言”——“晚她们进来！于是她们出现为我服务(当然包括性服务)；让她们出去！于是她们悄悄从我面前消失……”
    我想，拜伦也许说了绝大多数男人想说而不好意思坦率说出口的话。绝大多数日本男人未见得知道拜伦曾说过那样的话。但他们是凭着男人潜意识里的本能，那样“调教”他们的女人。而且可以说达到了目的。
    日本的色情文化，日本的色情业，正在潜移默化地消弭着日本女人的羞耻感。正在使她们习惯于接受一种观念——性是微不足道的，性是有利可图的。对于一心想赚钱的男人们是这样的，对于一心想赚钱的女人们也是这样。
    女人消弭着性羞耻感，要么接近天使，要么，的确的接近“二百五”和“十三点”。女人接近天使，脸上必是“宁静”的和“澄净”的。接近“二百五”和“十三点”，也往往会是那样子。
    日本女人是日本的温而顺的婢女。
    如果说生育是女人的第一天职，那么害羞便是女人的第一本能。
    生活中不限量的东西，便不再是人们贪婪没够儿的东西了。
    我顿有所悟——为什么日本青年男女中“发烧友”多，“追星族”多。当色情文化裹携在大众文化之中，泛滥地包剿着他们和她们，而他们和她们又厌倦了，腻歪了，相比而言，做“发烧友”和“追星族”，倒意昧着是心理“卫生”、心理健康的选择了。否则，他们和她们又用什么去充填精神呢？希望他们和她们，大众文化的消费主体，都变成所谓“精英文化”和“学者文化”的追随者鉴赏家，不是有点儿过于浪漫了吗？
    我在国内时，曾听到有同胞说：“一个中国男人，最好是拥有美国的绿卡和房产，拥有日本的汽车和老婆。拿这个国家任何一国的工资，但是一定要在中国上班。”
    美国“绿卡”身价高，美国住房宽敞有花园，而且买房优惠条件多；日本汽车便宜实用，日本老婆温而顺对丈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往往采取无为而治的夫人政策；美元和日元都是坚挺的硬通货；而在中国上班最可以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吊儿郎当……
    “二战”的结束，对于意大利，有点儿“自己解放自己”的意味儿；对于德国，有点儿被从法西斯统治之下“解放”的意味儿；对于日本，却是彻底的无条件的投降。仅仅意昧着是投降，再什么都不意味。
    一方面，日本是“二战”的祸首国之一；另一方面，又是地球上惟一的原子弹受害国。二十余万日本人死于顷刻！
    侵略战争，使日本遭到的灾难，比它带给别国，首先是中国的灾难，似乎更具有恐怖性。
    而且，半个世纪以来，任何一个国家，都找不出一条哪怕是相对成立的理由对日本表示较由衷的同情。
    日本只能长久以来暗暗怜悯自己。
    日本和美国的关系，很像金庸武侠小说中最常见的关系——剑侠或刀客，剪除了他的心恩人物，却同时扮演了对方儿子的“监护人”角色，类似“义父”式的“监护人”角色。他似乎忘了那小孩儿终究是要长大的，那小孩儿必然地也就长大了。轻功硬功内功外功都具备了，甚至足以和他“过招”了，眼见着一天天不再是他能控制得了的了，这时他的“监护人”角色便有些尴尬起来。
    日本人对美国的心理，必是十分矛盾的。一方面，他们视美国为“义父”。另一方面，他们又怎甘永远处于“义子”的地位？何尝不愿摆脱美国的“监护”？
    也许，中国，和我们自己，都在不知不觉之中开始习惯的太多了。也许，过不了多久，也就再没有什么事情和事件，值得我们稍微的震惊了。而居然仍保持着震惊本能的人，则理所当然地显得少见多怪，显得滑稽可笑，甚至愚不可及。
    这真是一种令人沮丧的现实——当代之中国女性，一旦知识化了，很多一部分，也便同时“准贵族化”了，变成了些个“包法利夫人”式的女人。
    “知识女性”和女“知识分子”，显然是极不相同的两个概念。
    每年都从全国的大学里派生出前者们，却只能从众多的前者们之中派生出极少的后者们。
    前者们往往更加对一切与女性的时髦相关的事物发生浓厚兴趣。因为她们往往自以为有了“知识”，便拥有了尤其要享受时髦的特权。
    看来仅仅“知识化”未必就会使女性在精神品格上自立自强；正如仅仅富起来未必就会使男人成为文明人。
    中国当代并不缺少男文化人和女文化人，并不缺少“知识女性”或“知识男性”，起码不像缺少起码的社会良知、社会道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那么紧迫地缺少。但却十分紧迫非常紧迫地缺少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尤其缺少真正意义上的女“知识分子”。至于形形色色的所谓“知识女性”，从来都只不过是时代的闪烁发光的边角料，正如玻璃厂里的玻璃渣子也闪烁发光一样……
    刘晓庆是名气大大的女演员，但非是演技最高的女演员。名气高于演技，乃中外演艺界寻常现象，因素往往在“戏”外。
    爱是文学艺术中老得不能再老的主题。却永远的老而不死。真真是一个“老不死的东西。”我想这大撅由于读者们总是一代一代老得很快，总是一代一代相继死去的原因吧？
    大多数当代人既不愿执勤地生活在传统观念中，其实也不愿非常激进地生活在种种时代的“先锋”观念中。往往习惯于生活在传统与“先锋”之间的“过渡带”。
    当代人不但要读关于爱的故事，更要读当代人创作的，尤其要该当代人反映当代人的。
    老故事和畅销书之间的关系，其实正意昧着当代人和爱、和性、和家庭观念之间的尴尬——不求全新，亦不甘守旧。全新太耗精力，守旧太委屈自己。
    近年，情形似乎有了很大变化。物质生活水准提高了，五十多岁的男人不再各个都像小老头儿了。四十多岁的女人也普遍都非常在意地减肥、健美，想方设法使自己年轻化了。事实上，她们也真比五六十年代的女人们年轻得多。人既年轻，心也就俏少。半老不老的女人们的内心里，其实是和少女们一样喜欢读爱情小说的，只不过不喜欢读爱情一方主角是少女的小说罢了。
    半老不老的女人们和半老不老的男人们内心里所幻想的。直接的就是婚外恋。
    对于婚外浪漫恋情的幻想，一个只有小学三四年级文化程度的女人，绝不比一个受过大学高等教育的女人或女硕士女博士什么的稍逊，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初级教育教给人幻想的能力，高等教育教给人思想的能力。婚外恋幻想是中产阶层妇女传统的意识游戏之一。
    《金瓶梅》，它在每段赤裸裸的情欲和性的描写之后，总是“有诗为证”。而那些“诗”，几乎全部的拙劣到了极点，后来就干脆不厌其烦地重复出现。同样的字、词、句，一而再，再丽三地使用，好比今天看电视连续剧，不时插入同一条广告。
    笑笑生毫无疑问是一个有间接淫癖的男人。他从他的写作中也获得着间接性心理的和性生理的快感。可以想象，那一种快感，于笑笑生显然的形同手淫。后人将“批判”和“谴责”的桂冠戴在他的头上，实在意昧着一种暖昧。
    性爱在中国当代小说中，几乎只剩下了官能的壳。这壳里也几乎只剩下了人欲的流动。
    没有温情的爱情是根本不可能的，正如没有氧的空气根本不是空气一样。
    爱着的男女之间的温情都是有几分“肉麻”的，只不过“肉麻”的程度不同罢了。这一点一切爱过的男女——痴爱也罢，逢场作戏也罢，都是心中有数的。而且都是有切身体会的。
    读过许多关于爱情的小说之后，我已经变得不大容易被爱情故事所感动了。
    最感动当代人的爱情故事，必是发生在当代的爱情故事。
    哪怕极平庸的当代爱情故事，也会至少吸引当代人中的一部分。
    这种感动就像嫉妒一样。当代人不会嫉妒古人，不会嫉妒神话中的人和传说中的人。但一定要深深地嫉妒他或她周围的人。
    一切的爱情小说，包括神话中的爱情故事和民间的爱情故事，都是有“性别”的。有的可归为“男性”类，有的可归为“女性”类，有的可归为“中性类”。《白蛇传》，则是“男性”类的爱情故事。这故事通过许仙这男人，去感受千年蛇精的自娘子。这故事明显不是为女人们讲述的，而是为男人们讲述的。尽管它赚取了女人们的眼泪，但是真正深入的是男人们的心。哪一个男人不曾幻想和一条白娘子那样的大蛇精发生一段恋情呢？可是许仙却不会进人多少女人们的梦里，由于他对真爱的不信任。白娘子却世世代代满足着一切中国男人们的爱情幻想。
    在西方人的爱情观念中，性则往往是摆在第一位的。性生活的美满，才是幸福夫妻关系的大前提。我们不知道安娜·卡列尼娜决心要与她的丈夫离婚而不惜做花花公子渥伦斯基的情妇，除了对方风流倜傥的外表，是否也有着她的丈夫性疲软的因素。
    饥渴之人，一旦有机会“暴食狂饮”，可算是一种上帝赐予的补偿。
    康司丹斯在她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勇敢选择，具有女性个体的积极意义。弗朗西丝卡的选择，则顺应了社会的暗示。前者将被女人所叹服，后者将被社会所叹服。前者征服女人，后者征服男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不乏深刻，但毫无感人之处。《廊桥遗梦》毫无深刻，但不乏感人之处。它感动我们的，不是十四年前的男女婚外恋，而是罗伯特的格守诺言。以及他对弗朗西丝卡那种“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专情。这一种专情，确乎足以使当代男人们无地自容。也确乎足以令任何一个当代女人打算涌泉相报……
    我认为，《廊桥遗梦》好比是一个气象气球。它飘到中国上空，使我们经由它的出现，足以观测到我们自己所处的“社会气象”。“气象”二宇所指，当然是爱情观念和家庭观念。如若劳伦斯依然活着，他将会震惊地看到，使他当年痛心疾首斥以厉言的那类青年，七十年后在中国竟比比皆是。
    如若罗伯特·沃勒到中国来与他们和她们坦率交谈，将会震惊地明白——他的《廊桥遗梦》却是在与他的愿望相反的方面感动中国的“新生代”，以及新生的中产阶层男亥们。
    中国人所面临的家庭和爱情的矛盾，将在下一个世纪像地球上的能源污染一般空前严重。
    对美的女性的裸体之欣赏，或对女性的裸体美的欣赏，应是人类最起码具有的、最由衷的、最自然的、最愉悦的欣赏意识。这一种欣赏意识，应与我们对大自然中的美景的欣赏互有最直接的共鸣。
    皆云“钱财乃身外之物”，怎么的一来，从哪一天开始，中国人仿佛都活到了另一种境界？一种“钱财之外本无物”的境界？
    我所由衷赞美的是进化之后的人体之美。是那些健康的、年轻的、充满生命活力的人体之美。我尤其毫不害羞地由衷地赞美这样一些女人的人体之美。这世界上再没有其他任何事物，竟能与她们的人体之美相提并论。一只孔雀无疑也是美的，可是若将它们的漂亮焙目的羽毛技光了，它们顿时会变得多么丑陋啊！一匹骏马，一只豹，一头鹿或羚羊，无疑也是美的。可它们如果站立起来，那样子又将是多么可笑啊！面一个健康的，年轻的，充满生命活力的，体态优美的女人，无论她穿上什么衣服，都是美的。衣服的款式与色彩不同，她身上焕发出的美感也便不同。而她什么都不穿的时候，赤裸地，安详地站着、坐着或卧着的时候，那么她的美更加无与伦比倘一群又一群裸体的男人进入我的视野，我也将确不知会对我的心理造成什么感受。因为据我想来、男人还是容衣服更体面一些。不穿衣服的男人连所谓气质都谈不大上了。以前我每星期都在公共浴室洗一次澡。我承认那种地方其实是我最讨厌去的地方之一。
    当我们谈论人体美的时候，其实主要是指女性人体而言。虽都是人，一裸，男人和女人的结果，则就不能用同一“语言体系”去说了。雕塑大师米开朗其罗的“大卫”，与断臂的维纳斯相比，简直就算不上是什么艺术品了。罗丹的“思想者”，据我看来，罩上一袭亚里士多德穿的那种长袍，同样是坐在那儿做冥思冕想之状，艺术效果反而要好得多。男人的肌肉感其实不具有怎么高的审美价值。有的生命形体需要皮和羽毛的“包装”，去掉这一种“包装”使不值得欣赏。有的生命形体“包装”与不“包装”都是美的。优美的女人形体就是这样。这是造物主决定的。一个亘古不变的自然法则。
    人体是最美的。人脸乃最美中之美。人眼乃最美中之至美精美的。
    我常觉人眼美得不可思议。大不抵一瓣桔，色不外蓝黑褐．不发声而善表达，不遣词而语汇丰富，乃至于连文字都甘拜下风。一睁则与灵性相通，一闭则与梦境同游。远眺则山川江河，尽收眼底。近观则纤尘之微，也看得个一清二楚。喜怒哀乐优，仁义礼志信，一双眼睛，统统的都包括了去。美目流盼中是美人眼。视死如归是志士眼。无所畏惧是猛士的眼。天真烂漫是儿童的眼。纯洁无理是少女的眼。睿智深邃是哲人的眼。谈然视之是隐士的眼。善良祥和是君子的眼。所以老百姓有一句话道是“画脸容易圆眼难”。文词中有一句话道是“画龙点睛”之笔。一张报的关键版块叫“报眼文章”。一首诗的藏妙处叫“诗眼”。政治家大商人的高明举措被形容为“独具慧眼”……
    我常常为许多小小年纪就戴上了近视眼镜的少男少女们的眼睛而难过。
    一上中学，分数这条疯狂的猎狗，就将他们和她们追逐得像些可怜的小野兔似的无处逃命。从初一到高三，从十二三岁到十七八岁，整整六年里，他们和她们成了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心理最紧张的人。为了分数首先牺牲的是欢乐，接着的代价是眼睛。某重点中学的高二班中，三分之一学生是近视眼。另外三分之一视力明显下降。最后三分之一也都不同程度地感到视力不佳……
    我为许多年轻女郎们的眼睛而难过。她们本都有一双好看的眼睛，可是却步要用一些乱七八糟的所谓化妆品污染在自己的眼睛周围。使她们看去像熊猫，像火鸡。她们这样做往往是为了引起男人们的注意，吸引男人们的目光。可是却似乎不懂，男人们欣赏的，最是女人们未被污染过的眼睛。
    我也常为许多男人们的眼睛而难过。我发现许多男人们的眼睛，观看猥亵的、邪狞的、丑恶的、残忍的情形的欲望，是远远强大于观看美好的、优雅的、艺术化了的事物的。“赏心悦目”这个词的含意，对他们的眼睛而言，恰拾反了过来。看书一定要看“黄”的，看电影一定要看“黄”的，看录像更要看“黄”的。“色情”二字已不过瘾，要看床上的“一招一式”的真功夫的操练。当然，最好再佐以血腥的恐怖之刺激……
    男婚女嫁，关乎一辈子。质量的前提，首先该是“性”和“情”。
    好丈夫是各式各样的。除了吸烟我没有别的坏毛病。我非是“登徒子”式的男人。也从不“拈花惹草”、“招蜂惹蝶”。事实上。在男女情感关系中我很虚伪。如果我不想，既或与女性经年相处，同行十万八千里，她们也是难以判断我究竟喜爱不喜爱她们的。我自认为，我在这一方面常显得冷漠无情。并且，我不认为这多么好。虚伪怎么会反而好呢？其实我内心里对女性是充满温爱的。一个女性如果认为我的友爱对她在某一时期某种情况之下极为重要，我今后将不再虚伪。
    最重要的，我的妻子赞同我对友爱与情爱的理解。在这一前提中，我才能学作一个坦荡男人。
    我对妻子坦坦荡荡毫无隐私。我想这正是她爱我的主要之点。我对她的坦荡理应获得她对我的婚外情感的尊重。实际上她也做到了。她对我“无为而治”，而我从她的“家庭政策”中领悟到了一个已婚男人怎样自重和自爱……
    我给未婚男人们的忠告是——如果你选择妻子，最适合你的那一个，才是和你最有“缘”的那一个。好的并不都适合。适合的大抵便是对你最好的了……
    在吃这一方面，中国人的嘴其实是很丢中国人的脸的。
    中国人的嘴之第二个不争的方面，是说假话。
    遗憾的是，有些假话只许帮着去说，不许一语戳穿。有些假话，仍被铁幕罩着，暂且还分辨不出究竟是真是假。有些假话是人人都乐意说的。正应了林彪那句“名言”——“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
    比如北京市那位畏罪自杀了的副市长王宝森，倘不是一朝马脚败露，被揭发了出来，恐怕至今仍是个言必爱党、爱国、爱民、爱社会主义的好干部呐！
    中国人的嘴之第三个不争的方面，用老百姓的话讲，甚至是“缺德”的方面，便是惯善贬低别人，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美化自己，自以为得计，自以为得意。
    中国人的嘴，又是这世界上最凶恶的嘴。
    我总在想，什么时候，中国人的嘴不那么喜宴贪吃，不那么一张嘴便一套套的假话，不总在打击和贬低别人，不总在抬高和美化自己，什么时候，中国人学得不将“口福”当成一种幸福去追求，学得少说多做．以说假话为大耻，以制造和参与流言蜚语为丑恶，什么时候——那时候，中国才真的有些什么希望可言！
    爱憎分明于一个人是多么重要的品质。
    与我的中学时代相比，现在的中学生，似乎太被学业所压迫了。我的中学时代，是苦于无书可读。买书是买不起的，尽管那时书价比现在便宜得多。几个同学凑了七八分钱，到小人书铺去看小人书，就是永远值得回忆的往事了。现在的中学生们，可看的太多了，却又陷入选择的迷惘，并且失去了本该拥有的时间。生活也真是太苛刻了。
    我挺怜悯现在的中学生的。
    我真同情我的中学生朋友们。
    贫困是人类最大的丑恶现象。
    如果我们已知人类有百种丑恶，那么三分之二盖源于贫困，三分之一盖源于贪婪……
    贫困是可以消灭的。穷人却是永远都存在的。
    “心理贫穷症”将是商品时代的一种“绝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