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的父亲原是华东局干部，任一名高级领导的秘书，曾跟随去往中央工作。不久，这名领导却因涉人一起分裂事件，清除出党，他便也调离回上海。此时，华东局已撤销，他的组织人事关系落在市属机关，保留了原先的级别，但是个虚职，事实上，已是赋闲。其时，他方才三十六七岁，正值当年，政治和事业上却均无前途可言，心情是消沉的。他家住在虹口一幢公寓楼房内，是日本占领时期为本国侨民造的住宅，开间比较逼仄，楼层也较低矮，光线就暗了。墙纸本来是杏黄上白色的曼陀罗花，年经月久，都模糊成一团土黄，有的地方剥落了，并不补好，好在颜色和墙皮接近，倒也不显眼。应当说，还有几分娟阁的情调。像这样常是处于迁徙中的家庭，自然没什么家具，简单的几件都是单位里租借来，然后又折价买下，白木上边钉着编号的铜牌，留下军旅的风格。地板是每季度房管所上门打蜡，蜡扒拖得铮亮，水曲柳的木纹就像水波，因为家具少就显得面积大，反光都映到天花板上了，是这套公寓中的簇簇新。墙，地板，家什，这几样其实各有特色，并在一处却觉得十分混乱。可是，上海的公寓里就是藏着许多这样古怪的居室，住在里边的人，因为对城市生活——进一步说，对安居的生活没有概念，所以并不以为不妥，兀自按自己的方式过。时问长了，倒又创造出一种粗放型风格，可兼容并收各种元素的。而且，因自有一股热烈向上的气派，就更显其轩朗。你推进这样的公寓，只扑面而来的葱韭蒜辛辣，就可将这都会城市的绮靡婉丽扫荡一净。然而，在南昌的家里，气息似乎有些疲了，缺乏力量创造新的性格，于是，那几种不相谐就孤立着，互不相干，变得寥落了。
因为人口多，所以这套三四个房间的公寓并不显得宽敞，每个房间横七竖八架着没有床架的床铺，只有父亲的书房例外。这是公寓中最大的一间，几乎是正中央放了一张书桌，一把藤椅，依墙一具书柜，贴了房门后边，是一架行军床——父亲很早就和母亲分床了——于是，又过于空旷了。这朝南的房间，窗户没装窗帘——这公寓里所有的窗户都不装窗帘，日光大豁豁照进来，不给人明亮的感觉，而是灰蒙蒙，因为无数灰尘在光里翻卷。到了夜晚，就换成路灯照进来，也是大豁豁的，但到底幽暗了，而且角度是固定的，就有了些照不到的地方，比如，几个墙角，书柜的侧面，房间变得宁静了，在宁静里，生出一点活跃来。父亲养了一只鹩哥，鸟笼挂在书柜的一角，白昼里安静着，到了夜晚，鹩哥开始发声。它不说话，用哨子般的声音哼歌，仅五个音符，却是一句完整的旋律，不知什么曲调的一个起句。它颇为从容地唱完一句，人们期待着下一句，可依然是这一句，接下去，还是这一句，永远是这一句，结束在不稳定倾向的音符上，又单调又令人不安。父亲用口哨教会鹩哥这一句，不知是再没耐心教了，还是确实教不会了，鹩哥就只能唱这一句。在寂静的夜晚里，这声音很清亮，在各个房间穿行回荡。
他家孩子很多，每个孩子都按照这样的步骤成长：先是奶妈带，带到两周岁，进全托，从托儿所升至幼儿园，进寄宿小学，再上寄宿中学。所以，孩子们大半不是在家里长大，家里边的人又大半是外人，就是奶妈和保姆。这种家庭规矩都不是很严的，所以又召来别人家的奶妈和保姆。家里常常坐满了这些从乡下出来帮佣的女人，怀里端一个吃奶的孩子，或者拿着些针线，见这家的东家回来，便噤了声，等东家从她们中间走过，进自己房间，关上房门，又一并发出声来。他们小孩子之间，甚至都不能经常见上面。因为这一个周日回家，那一个恰巧周日要参加学校或者少先队的活动；那一个周日回了家，第三个也许正出麻疹或者生腮腺炎隔离住院；等到寒暑两假，大家终于都回家，可因为照应不过来，又分出一部分送回老家乡下去度假。所以，兄弟姐妹就形成亲疏不同的关系，有的感情亲密，有的形同陌路。南昌他排行第三，上面是年龄长出一截的两个姐姐，与他自然就有了隔阂；底下倒是兄弟，年龄也贴近，却是一对双胞胎，形影不离，不免就将他排斥了；再下面又是一溜丫头片子，又小，与南昌更不沾边了。还由于南昌是家中第一个男孩子，且是在相对安定的一九五一年出生，一直在父母身边生活，不像两个大的，最初是寄养在山东老百姓家里，后面一些的呢，也是一会儿托给这，一会儿托给那。父母在北京工作时，带去身边的唯一的孩子就是他。但即便是在父母身边，他也不见得就与父母亲近了多少，他们没有时间，似乎更没有心思在他身上，他甚至是比那些不和父母一起，却和兄弟姐妹一起的孩子更要孤独。他常常是和外人尤其是成人在一起的：奶妈、保姆、老师、父亲的公务员，司机——这又使他添了一种倨傲，看他的同龄人都觉着很幼稚，于是，就更孤独。而且。因是和父母最接近的一个，他自觉不自觉地，染上了沉郁的气息，他的父母，尤其是父亲，是沉郁的人。所以，南昌的幼年直至稍长成的少年，其实是在一种危险的自闭状态中过来的。幸运的是，就像方才说的，文化大革命初起，将这少年人的精神世界，突然开启了。少年期的抑郁，是需要契机来转变的。事实上也是走完了一个周期，这时候，倘若有正面性质的变故来临，就会将暗影一笔抹去。好比一下子从影地里走到阳光下，豁然开朗。南昌就是这样，他变得快活了。
无论是文化大革命的开初，还是接下来的第二阶段，南昌的父亲都没有受到激烈的冲击。这意味着受到某种保护，同时也意味着他的政治生涯早就告以结束。但不管怎么说，非常时期里的安全终是可喜的。有一阵子，父亲甚至开始教鹩哥第二句旋律。听父亲用口哨吹出完整的一曲，南昌才了解鹩哥那一句旋律的出处，是一首质朴的山歌，是父亲家乡的民谣吗？这段时间并不长，很快地，父亲放弃了对鹩哥的教授，重又阴郁下来。倒不是对安全产生什么疑虑，而是，那种阴郁是整体性的，相当牢固，只可能因为暂时的条件舒缓一下，结果还是要回进阴郁中去。无论父亲那一时的轻松，还是长期的阴沉，都使南昌不满，觉得和革命的气氛不符。父亲的形象就像一个隐士。以前，南昌并没有什么认识，他一直是被父亲的身影笼罩着，现在，他不是成长起来了吗？这样，南昌对父亲的心情就变得复杂了。一方面，他是因为父亲，才获有革命嫡系的身份；另一方面，父亲又将他与时代隔开了。有几次，他在沿街的窗户里，看见底下过去的游行的队伍，红旗和锣鼓铙镲上的红缨在行道树的绿荫间涌动，可谓时代的象征。南昌觉着自己很幸运，生逢其时。事实上，每个人都喜爱自己的时代，自己的时代里，最不济的还有青春。当然，南昌的时代又特别地合青春的胃口，因有着过于多的激情，多到有些盲目了，可连这，也是青春的性格。但等游行队伍从窗前的梧桐树下过去，回转头来，扑面是室内的暗和凉，南昌甚至嗅到一股霉味。他忽想起一句话：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他觉得真是对他的家庭的绝妙写照。
这段日子，倒是他们家人聚首最多的日子。学校里停课，孩子们大多回了家，父母呢，不像过去那么工作忙，也可按时下班。晚饭时围一桌人，似乎这才发现，儿女们都长大了。大人们几乎是带着些惊异地听孩子们谈论时局国政。少年人的言论总是浮夸的，可也很有趣。父亲脸上会露出难得的一些微笑，带着讥诮的喜爱，是想起了自己的年轻时代？但是，即便是这样的时刻，他们看上去也不像一家人，而是像一个学习小组。那长者只是旁听，并不发言，吃完自己的一碗饭，便起身离席，不会为任何一个话题留下更多的时间。当他们离开，饭桌上的讨论还在继续，甚至更热烈，实际上，却空洞下来，因为最重要的听众缺席了。他们都是在说给父亲听，竞相表现，以期受到注意。父亲在孩子心目中，无疑是一位资深革命家。父亲的级别，在这城市的地位，他们从小得到的待遇，都标明了这点。而事实上，父亲的阅历、工作、处境以及心情，都是他们从未想过要去了解的。这是在新社会的教育下长大的一代，接受着简单的阶级思想，将人和事划分成抽象的类别。他们这样集体化的家庭生活，也没有提供人情世故的常识。所以，他们的脑筋都是极其教条的。在热烈的饭桌上，南昌是缄默的一个，一方面是如前边说的，他的孤立处境，另一方面也是，相比较而言，他与父亲间似有着一些默契，这默契是建立在破除迷信之上的。已经说过，他觉得父亲不像革命者，而像一名隐士。有几次，当别的姐妹兄弟激烈辩论时，父亲的眼睛转向了他，显然是想听听他的意见，可他却将眼睛低下去了。在他内心深处，是不相信父亲会拿他们的观点当真。就这样，他与父亲的默契，其实就是一种巨大的障碍。也是因为这矛盾的心理，才使他和父亲比较其他子女，还略有些像一对父子。
他终究是不喜欢他的家的，他比其他兄弟姐妹更不喜欢他的家，因为更能体会家里的消极空气。当其他兄弟姐妹以骄傲的口吻谈论父亲的事业时，他脸上便露出讥诮的微笑，这就使他与父亲相像起来。在这一对父子身上，都有着一种类似无政府主义者的抑郁性格。但是，文化革命的狂飙涤荡了少年一代的身心，它焕发了青春的激动，南昌的视野一下子明亮起来。他比正常时期更少回家了。学生宿舍已被改造成战地指挥所的样子，撤去一些双层床，从教室搬来一些课桌椅，在房间中央拼起来，铺上一面红卫兵战旗，门上贴了“红卫兵司令部”的字样。他们就在里边开会、部署，还有起居。喧腾的一日过去——那是多么激荡的时光啊——白昼过去，夜晚的学校显得格外空寂，偌大座院子里，只有一两问宿舍亮着灯，恰如“众人皆睡我独醒”。南昌倒退地走在操场上，看着那几点灯光，耳畔是脚下的沙粒声。郊外的天空又格外广阔，满天星斗好像倾倒下来。这所寄宿制的高级中学平素总是熙攘的，假期里当然会是安静的，可那时候他们也不到校了。所以，他们从来没有感到过校园的广大和安静，同时感到自己是校园的主人。南昌心里有一种感激，感激在他还没有老，还年轻的时候，历史就揭开新的一页。在这之前，南昌总觉着，生活就将仅此而已地过完一生。他也不是厌世，他的年龄、阅历，以及理性都还不及到“厌世”。他的思想没有萌芽，只是处在情感的状态——他兴奋不起来。年轻人是会比老人更觉着自己老的，因为参照系数不同，对时问的概念就很严格，二十岁的年龄在他们就已经不年轻了。成长的缓慢让他们以为时光已久。现在，南昌，也许还有其他人，陡然发现自己还年轻，还来得及经历些什么。不止是时代的际会，还因为，成长的某一个阶段终于结束了。
在初冬第一场寒流来临，暴冷的天气里，南昌从学校回家取冬衣。这是一个上班日的下午，他没料想父亲会在家中，而其他的兄弟姐妹又都不在，于是，可说是前所未有，父子俩进行了一场谈话。父亲问他在做什么？他对“做什么”的说法感到不舒服，觉出其中的轻视，出于反抗的心理，他不免态度倨傲，回答说：运动正在关键时刻。言语中也有一种轻视，轻视父亲置身于时代洪流的岸边。父亲接着问：什么关键时刻？他的回答是四个字：生死存亡。父亲又问：谁的生死存亡？党和人民！他回答，心里不由生起恼怒。父亲的问话含着戏谑，迫使他不断升级概念，但这概念里却藏着空洞，让他信心软弱，于是，恼怒又加剧了。他们是在父亲的书房里说话，窗户关上了，日光从没有遮蔽的窗玻璃照进来，带着一层霜色，显得苍白。虽是室内，因没有取暖设施，气温与室外相仿，父亲肩上披一件黑呢大衣，戴一顶同是黑呢的鸭舌帽，怀里很古怪地抱一个热水袋。这个中年男人白皙纤长的手指揉捏着热水袋，热水袋的橘红色胶皮因为陈旧而分外柔软。南昌忽觉着，父亲看上去，很像一个托派分子。
父亲在藤椅上坐下来，表现出谈话的兴趣，南昌心里却生出嫌恶与害怕混杂的感情。他急于结束谈话好离开去，可是，结果是他更加滔滔不绝。他谈到形势的危急，不仅在中国，而且是在全世界社会主义的阵营内部和外围，无产阶级的人类理想如何迷失方向。父亲专注听着，陡地插一句道：无产阶级的人类理想是什么？他极快地接口说：解放全人类。然后又补充一句：无产阶级首先要解放自己！怎么解放？父亲又问。他又一次生出恼怒的心情，但就好像被什么推着走似的，他滔滔不绝地开始讲述剩余价值理论。他渐渐被自己的雄辩陶醉了，沉浸在其中。突然间，书柜角上鸟笼内的鹩哥尖锐地唱出那句旋律，他戛然而止，鹩哥就像吓了一跳，也止住了。父亲依然保持着倾听的姿态，可他想不起来方才说的什么了。当他终于走出父亲的房间，差一点叫地上的旅行包绊倒，这才想起方才翻箱倒柜拿好的冬衣，他一把提起，逃跑似地出了公寓，听见门被自己摔上的一声响。他飞快地走下大理石砖的楼梯，听见有人在身后追他，其实是他自己的脚步。走出公寓大门，骑上自行车，沿了马路径直去了。气温开始回升，日光里有了些酱黄的暖调子，街道的色泽鲜亮起来。南昌觉着手脚暖和，因此灵活了，体内的寒气迅速散发出来。他那个家啊！在南昌意识的深处，其实一直怀疑在革命的名义之下，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内容，只是时代潮流使然，他不由自主地放大了革命的名义。离家越远，南昌的胸襟越开阔，到了城市边缘，天地空旷，风也浩荡起来。南昌的脸色变得明朗，他从阴影中走出来了。
遍地枭雄荒山之恋我爱比尔桃之夭夭长恨歌三恋发廊情话启蒙时代妹头小鲍庄因为人口多，所以这套三四个房间的公寓并不显得宽敞，每个房间横七竖八架着没有床架的床铺，只有父亲的书房例外。这是公寓中最大的一间，几乎是正中央放了一张书桌，一把藤椅，依墙一具书柜，贴了房门后边，是一架行军床——父亲很早就和母亲分床了——于是，又过于空旷了。这朝南的房间，窗户没装窗帘——这公寓里所有的窗户都不装窗帘，日光大豁豁照进来，不给人明亮的感觉，而是灰蒙蒙，因为无数灰尘在光里翻卷。到了夜晚，就换成路灯照进来，也是大豁豁的，但到底幽暗了，而且角度是固定的，就有了些照不到的地方，比如，几个墙角，书柜的侧面，房间变得宁静了，在宁静里，生出一点活跃来。父亲养了一只鹩哥，鸟笼挂在书柜的一角，白昼里安静着，到了夜晚，鹩哥开始发声。它不说话，用哨子般的声音哼歌，仅五个音符，却是一句完整的旋律，不知什么曲调的一个起句。它颇为从容地唱完一句，人们期待着下一句，可依然是这一句，接下去，还是这一句，永远是这一句，结束在不稳定倾向的音符上，又单调又令人不安。父亲用口哨教会鹩哥这一句，不知是再没耐心教了，还是确实教不会了，鹩哥就只能唱这一句。在寂静的夜晚里，这声音很清亮，在各个房间穿行回荡。
他家孩子很多，每个孩子都按照这样的步骤成长：先是奶妈带，带到两周岁，进全托，从托儿所升至幼儿园，进寄宿小学，再上寄宿中学。所以，孩子们大半不是在家里长大，家里边的人又大半是外人，就是奶妈和保姆。这种家庭规矩都不是很严的，所以又召来别人家的奶妈和保姆。家里常常坐满了这些从乡下出来帮佣的女人，怀里端一个吃奶的孩子，或者拿着些针线，见这家的东家回来，便噤了声，等东家从她们中间走过，进自己房间，关上房门，又一并发出声来。他们小孩子之间，甚至都不能经常见上面。因为这一个周日回家，那一个恰巧周日要参加学校或者少先队的活动；那一个周日回了家，第三个也许正出麻疹或者生腮腺炎隔离住院；等到寒暑两假，大家终于都回家，可因为照应不过来，又分出一部分送回老家乡下去度假。所以，兄弟姐妹就形成亲疏不同的关系，有的感情亲密，有的形同陌路。南昌他排行第三，上面是年龄长出一截的两个姐姐，与他自然就有了隔阂；底下倒是兄弟，年龄也贴近，却是一对双胞胎，形影不离，不免就将他排斥了；再下面又是一溜丫头片子，又小，与南昌更不沾边了。还由于南昌是家中第一个男孩子，且是在相对安定的一九五一年出生，一直在父母身边生活，不像两个大的，最初是寄养在山东老百姓家里，后面一些的呢，也是一会儿托给这，一会儿托给那。父母在北京工作时，带去身边的唯一的孩子就是他。但即便是在父母身边，他也不见得就与父母亲近了多少，他们没有时间，似乎更没有心思在他身上，他甚至是比那些不和父母一起，却和兄弟姐妹一起的孩子更要孤独。他常常是和外人尤其是成人在一起的：奶妈、保姆、老师、父亲的公务员，司机——这又使他添了一种倨傲，看他的同龄人都觉着很幼稚，于是，就更孤独。而且。因是和父母最接近的一个，他自觉不自觉地，染上了沉郁的气息，他的父母，尤其是父亲，是沉郁的人。所以，南昌的幼年直至稍长成的少年，其实是在一种危险的自闭状态中过来的。幸运的是，就像方才说的，文化大革命初起，将这少年人的精神世界，突然开启了。少年期的抑郁，是需要契机来转变的。事实上也是走完了一个周期，这时候，倘若有正面性质的变故来临，就会将暗影一笔抹去。好比一下子从影地里走到阳光下，豁然开朗。南昌就是这样，他变得快活了。
无论是文化大革命的开初，还是接下来的第二阶段，南昌的父亲都没有受到激烈的冲击。这意味着受到某种保护，同时也意味着他的政治生涯早就告以结束。但不管怎么说，非常时期里的安全终是可喜的。有一阵子，父亲甚至开始教鹩哥第二句旋律。听父亲用口哨吹出完整的一曲，南昌才了解鹩哥那一句旋律的出处，是一首质朴的山歌，是父亲家乡的民谣吗？这段时间并不长，很快地，父亲放弃了对鹩哥的教授，重又阴郁下来。倒不是对安全产生什么疑虑，而是，那种阴郁是整体性的，相当牢固，只可能因为暂时的条件舒缓一下，结果还是要回进阴郁中去。无论父亲那一时的轻松，还是长期的阴沉，都使南昌不满，觉得和革命的气氛不符。父亲的形象就像一个隐士。以前，南昌并没有什么认识，他一直是被父亲的身影笼罩着，现在，他不是成长起来了吗？这样，南昌对父亲的心情就变得复杂了。一方面，他是因为父亲，才获有革命嫡系的身份；另一方面，父亲又将他与时代隔开了。有几次，他在沿街的窗户里，看见底下过去的游行的队伍，红旗和锣鼓铙镲上的红缨在行道树的绿荫间涌动，可谓时代的象征。南昌觉着自己很幸运，生逢其时。事实上，每个人都喜爱自己的时代，自己的时代里，最不济的还有青春。当然，南昌的时代又特别地合青春的胃口，因有着过于多的激情，多到有些盲目了，可连这，也是青春的性格。但等游行队伍从窗前的梧桐树下过去，回转头来，扑面是室内的暗和凉，南昌甚至嗅到一股霉味。他忽想起一句话：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他觉得真是对他的家庭的绝妙写照。
这段日子，倒是他们家人聚首最多的日子。学校里停课，孩子们大多回了家，父母呢，不像过去那么工作忙，也可按时下班。晚饭时围一桌人，似乎这才发现，儿女们都长大了。大人们几乎是带着些惊异地听孩子们谈论时局国政。少年人的言论总是浮夸的，可也很有趣。父亲脸上会露出难得的一些微笑，带着讥诮的喜爱，是想起了自己的年轻时代？但是，即便是这样的时刻，他们看上去也不像一家人，而是像一个学习小组。那长者只是旁听，并不发言，吃完自己的一碗饭，便起身离席，不会为任何一个话题留下更多的时间。当他们离开，饭桌上的讨论还在继续，甚至更热烈，实际上，却空洞下来，因为最重要的听众缺席了。他们都是在说给父亲听，竞相表现，以期受到注意。父亲在孩子心目中，无疑是一位资深革命家。父亲的级别，在这城市的地位，他们从小得到的待遇，都标明了这点。而事实上，父亲的阅历、工作、处境以及心情，都是他们从未想过要去了解的。这是在新社会的教育下长大的一代，接受着简单的阶级思想，将人和事划分成抽象的类别。他们这样集体化的家庭生活，也没有提供人情世故的常识。所以，他们的脑筋都是极其教条的。在热烈的饭桌上，南昌是缄默的一个，一方面是如前边说的，他的孤立处境，另一方面也是，相比较而言，他与父亲间似有着一些默契，这默契是建立在破除迷信之上的。已经说过，他觉得父亲不像革命者，而像一名隐士。有几次，当别的姐妹兄弟激烈辩论时，父亲的眼睛转向了他，显然是想听听他的意见，可他却将眼睛低下去了。在他内心深处，是不相信父亲会拿他们的观点当真。就这样，他与父亲的默契，其实就是一种巨大的障碍。也是因为这矛盾的心理，才使他和父亲比较其他子女，还略有些像一对父子。
他终究是不喜欢他的家的，他比其他兄弟姐妹更不喜欢他的家，因为更能体会家里的消极空气。当其他兄弟姐妹以骄傲的口吻谈论父亲的事业时，他脸上便露出讥诮的微笑，这就使他与父亲相像起来。在这一对父子身上，都有着一种类似无政府主义者的抑郁性格。但是，文化革命的狂飙涤荡了少年一代的身心，它焕发了青春的激动，南昌的视野一下子明亮起来。他比正常时期更少回家了。学生宿舍已被改造成战地指挥所的样子，撤去一些双层床，从教室搬来一些课桌椅，在房间中央拼起来，铺上一面红卫兵战旗，门上贴了“红卫兵司令部”的字样。他们就在里边开会、部署，还有起居。喧腾的一日过去——那是多么激荡的时光啊——白昼过去，夜晚的学校显得格外空寂，偌大座院子里，只有一两问宿舍亮着灯，恰如“众人皆睡我独醒”。南昌倒退地走在操场上，看着那几点灯光，耳畔是脚下的沙粒声。郊外的天空又格外广阔，满天星斗好像倾倒下来。这所寄宿制的高级中学平素总是熙攘的，假期里当然会是安静的，可那时候他们也不到校了。所以，他们从来没有感到过校园的广大和安静，同时感到自己是校园的主人。南昌心里有一种感激，感激在他还没有老，还年轻的时候，历史就揭开新的一页。在这之前，南昌总觉着，生活就将仅此而已地过完一生。他也不是厌世，他的年龄、阅历，以及理性都还不及到“厌世”。他的思想没有萌芽，只是处在情感的状态——他兴奋不起来。年轻人是会比老人更觉着自己老的，因为参照系数不同，对时问的概念就很严格，二十岁的年龄在他们就已经不年轻了。成长的缓慢让他们以为时光已久。现在，南昌，也许还有其他人，陡然发现自己还年轻，还来得及经历些什么。不止是时代的际会，还因为，成长的某一个阶段终于结束了。
在初冬第一场寒流来临，暴冷的天气里，南昌从学校回家取冬衣。这是一个上班日的下午，他没料想父亲会在家中，而其他的兄弟姐妹又都不在，于是，可说是前所未有，父子俩进行了一场谈话。父亲问他在做什么？他对“做什么”的说法感到不舒服，觉出其中的轻视，出于反抗的心理，他不免态度倨傲，回答说：运动正在关键时刻。言语中也有一种轻视，轻视父亲置身于时代洪流的岸边。父亲接着问：什么关键时刻？他的回答是四个字：生死存亡。父亲又问：谁的生死存亡？党和人民！他回答，心里不由生起恼怒。父亲的问话含着戏谑，迫使他不断升级概念，但这概念里却藏着空洞，让他信心软弱，于是，恼怒又加剧了。他们是在父亲的书房里说话，窗户关上了，日光从没有遮蔽的窗玻璃照进来，带着一层霜色，显得苍白。虽是室内，因没有取暖设施，气温与室外相仿，父亲肩上披一件黑呢大衣，戴一顶同是黑呢的鸭舌帽，怀里很古怪地抱一个热水袋。这个中年男人白皙纤长的手指揉捏着热水袋，热水袋的橘红色胶皮因为陈旧而分外柔软。南昌忽觉着，父亲看上去，很像一个托派分子。
父亲在藤椅上坐下来，表现出谈话的兴趣，南昌心里却生出嫌恶与害怕混杂的感情。他急于结束谈话好离开去，可是，结果是他更加滔滔不绝。他谈到形势的危急，不仅在中国，而且是在全世界社会主义的阵营内部和外围，无产阶级的人类理想如何迷失方向。父亲专注听着，陡地插一句道：无产阶级的人类理想是什么？他极快地接口说：解放全人类。然后又补充一句：无产阶级首先要解放自己！怎么解放？父亲又问。他又一次生出恼怒的心情，但就好像被什么推着走似的，他滔滔不绝地开始讲述剩余价值理论。他渐渐被自己的雄辩陶醉了，沉浸在其中。突然间，书柜角上鸟笼内的鹩哥尖锐地唱出那句旋律，他戛然而止，鹩哥就像吓了一跳，也止住了。父亲依然保持着倾听的姿态，可他想不起来方才说的什么了。当他终于走出父亲的房间，差一点叫地上的旅行包绊倒，这才想起方才翻箱倒柜拿好的冬衣，他一把提起，逃跑似地出了公寓，听见门被自己摔上的一声响。他飞快地走下大理石砖的楼梯，听见有人在身后追他，其实是他自己的脚步。走出公寓大门，骑上自行车，沿了马路径直去了。气温开始回升，日光里有了些酱黄的暖调子，街道的色泽鲜亮起来。南昌觉着手脚暖和，因此灵活了，体内的寒气迅速散发出来。他那个家啊！在南昌意识的深处，其实一直怀疑在革命的名义之下，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内容，只是时代潮流使然，他不由自主地放大了革命的名义。离家越远，南昌的胸襟越开阔，到了城市边缘，天地空旷，风也浩荡起来。南昌的脸色变得明朗，他从阴影中走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