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医生原名高淑怡，“淑”是班辈，“怡”是名。浙江杭州人。临安高家是著名的大户，但他们的一支却式微了。到她出生的一九二○年，家中的地和房都典了，已无收人可言。在她三岁那年，母亲去世，父亲带了一个姨娘离家，杳无音信。族中长辈出面，将还有一个在家的姨娘遣回原籍，几个孩子分送到亲戚家寄养。她由她乳母抱着，去到上海的姨母家。说是姨母，其实隔了有三表。姨母家供她吃住，还供她上学，负起了养育的责任，但感情终是疏淡的。唯一亲近的就是这位乳母，绍兴柯桥人，结婚半年死了男人，遗腹子不出月就夭折了。乡人都说她命硬，婆家人很虐待她，于是就出来做乳娘。小孩子说话说不清，一开头就叫她姆姆，连大人也跟着叫了。这种乡下女人，本是没有姓名的，渐渐的，竟就忘了自己叫什么。后来，户籍登册，登的是“高母”两个字。而她们真像是一对母女，夜里歇在房内，大的嘱咐小的努力争气，小的允诺大的奉养她一生，说到后来，两人泪眼婆娑，相拥入睡。
在世纪初，似乎遍地是这样破产的家庭与失去怙恃的孤寡，她们便是其中的一对。姨母家是基督教家庭，姨父是庚子赔款的留美生，思想很洋派，小孩子都是上的公学，习洋文，读工科。等这一个读到中学毕业，就进了沪上一家教会办的医学院，就是在这里，她将“高淑怡”这个名字改为“高晨”。人生常会有一个时刻，似乎是突然之间，转变来临。这种转变不是指境遇，而是心理。在她的遭际之下，很难会有明朗的性格。她自小就会轻着手脚行动，轻着声音说话。姨母家的住宅是偌大的一座，有无数的房间与无数的走道，她本能地选择背静和背阴的角落过往，就好像尽力要让人觉察不出有她这个人，她觉得她是这个家多出来的一个人。在这点上，姆姆倒是比她坦荡，她和那些下人们相处和谐。底下人的是非里，她常要插人一脚，甚至有一阵子，与厨子的关系还有点暧昧。这些虽然会引来麻烦，但从另一方面，也表明她已经楔进这家的生活。也正是有了她，这小女孩子才与她的恩主加强了联系，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紧张，但她还是和姨母家生分着。三年的寄宿中学的生活，使她收缩着的身心略略伸展开，然后，进了医学院。医学院有运动会，每个同学都报名，她报的是短跑。她没有任何体育技能，心想，跑步总是会跑的吧！于是，早晨，就跟了同学在校园里练跑。草坪广阔，树木葱茏，鸟在枝叶间啁啾，哥特式的礼拜堂静静地矗立——这种古老的风格，因四下里年轻人的面孔和身姿而变得清新了。她的眼前一下子明亮起来，笼罩着她的阴霾一扫而空。她看见操场沙地上，自己的被旭日拉长的影子，和同伴们的影子交错叠加，光也在交错叠加，钟声响起了。
高晨进校的时候，正是抗战爆发，学院的附属医院迁进校内，作为教学医院，学生们有相当部分的学习课程，是在医院里临床进行。高晨穿着白衣，随老师走在病房，尤其是那种贫民大病房，几十张病床纵横排放，上面都是受苦的人。她有时候会感到奇怪，在姨母家里，身边都是享福的人，可她却是消沉的；在了这里，面对着如许受折磨的人，她则昂扬着，这是为什么呢？那些享福的人与这些受苦的人，为什么会如此相反地激起她的感情？她想：大约是“同情”这两个字。受苦人需要她的同情，而享福的人不需要，甚至反过来，她还需要他们的同情，于是，她就有了不同的价值。再接着，她发现对这些受苦的人，仅仅用“同情”是不够的。当她目睹他们忍受煎熬，挣扎和搏斗，其中有一些人最终不得不服从命运，一种敬意油然升起。她想起了耶稣，她从科学的概率的方式出发，认为他们其实都是耶稣的化身。在疾病的理论上，常有这样的量化统计，人群中百分之多少有罹患某种疾病的可能性。她想，是那百分之几的人，替其余更大百分比的人承担了罪罚。她不敢将这发现告诉别人，生怕别人笑话她幼稚，但她被这解释说服了。于是，在她心中，充满了慈悲的心情。她想，怎么为这些受苦人付出都是不为过的。
第二年，医院里有医生护士赴云南滇缅公路服务，她以见习护士的身份申请，没有得到批准。老师对她说。她目下的重要任务是学业，并且委婉地批评她，在医院里的服务占去了太多时间。老师说，抗战当然重要，是救民众出危亡，可民众的危亡何止这一时这一事，那几乎是与存在同时并行的。后来，数年过去，她以优异成绩完成学业，毕业典礼上，从校长手里接过文凭，她忽然很感激命运的安排，倘若那年学校批准她去滇缅公路，她也许会成为一名虔诚，甚而狂热的膜拜主义者，而现在，她有了理性。
毕业后，按规定在校实习一年，然后就进了一所教会妇产科医院。这所医院是英国人所办，有着严格的规定，所有的医生都是男性，女性护士则都未婚，倘要结婚就只能辞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医院曾有一度变为难民医院，为应对变故，原先的限制不得不变通迁就，之后亦相对松懈。等高晨进医院时，院内已有二三位女性医生。她们这些最早的女医生，当时与以后都没有婚嫁。在旁人看来似乎是为保存和延续医院的传统，事实上，各有具体的理由。有为事业或者上帝奉献；也有为要养育父母与弟妹，不堪增添家累；还有一位，纯然是职业病的缘故——终日目睹生育的苦状，已谈不上有什么欲望了。其实，不管何种理由，总起来就是一条，职业妇女的压力。高晨的未婚，哪条理由都沾一点：她有献身精神；有养育的责任，她毕业后就从姨母家搬出来，住进医院提供租赁的职员宿舍，和姆姆一起生活；对生育的恐惧是免不了的，但在她也还是适度的，可是，生活里终究没有出现一个人，值得她克服这一点嫌恶与顾虑的。所以，也许这才是真正的原因，很简单，没有遇上一个人。文化革命开初，像她这样，既是工商地主出身，勿论破落还是上升，又生活于有产者家庭，加上教会学校背景，总是革命的对象。被批判和斗争时，未婚这一点，是最让人诟齿的。人们浮想联翩，经过多种演绎与归纳，最后的版本是：这是一个美蒋特务，负有反攻大陆的使命，由于纪律限制，她不能够与共产国家的成员结合，所以不得不保持独身。虽然怪诞可笑，但这年月有的是这种荒腔走板的故事，由不得人不信。对于当事人来说，无论离事实多远，却也是涉及到隐私，足够受侮辱的。这时候，还是多亏了姆姆，绍兴人多有着山地人的耿脾气，她又是个一无所有的人，称得上赤贫，你能拿她怎么样？不管是单位的造反派，学校的红卫兵，或者里弄里的野蛮小鬼，凡是上门都是由她出去对付。要带高晨去批斗，她则跟着，一路和人辩着。门口不论来人贴什么，她都有胆量撕掉。
她们住的是一幢洋房，最初是医院为医护职工一并租赁下来的，后来有的迁出，有的晋升职位住入独立成套的公寓，也有的自行与人交换调节了住房，至今，本院的职工所余无几，多是不相干的住户。高晨依旧，住二楼的一间。房间素朴得像一间病房，或者说修道室，墙是刷白的，地板，也让姆姆用碱水拖得发白，床上铺着白单子，门后面挂着她的白大褂。除了几架书，几把桌椅，再无其他用物。墙上有母亲一张遗像，本来还挂着她的毕业证书，证书上的徽样，藤蔓枝叶的边饰，以及木质镜框的纹理，可说是房间内唯一的一点色彩，可红卫兵抄家给没收了。相形之下，姆姆所住的内阳台倒有几分俗世的热闹。床上的被褥印着喜鹊闹枝的花样；柜子上支着镜子和梳头匣子；吃饭的饭桌上摆了几个青花瓷坛子，盛着豆干，咸菜，于是，空气里便充斥着一股霉腌的气味；姆姆买来的碗盘，粗磁面上画着小人儿，牵了风筝，或者捧了鲜桃。也是靠了她的姆姆，高晨才和邻里间有了些往来，而不至两不相干。姆姆有时会带了邻人的身体上的问题向高晨求询，或者直接将隔壁患病的孩子抱过来让高晨诊治，久而久之，高晨就成了这幢房子里的保健医生。这幢房子的住户几经调换出入，如今多是一般市民，居住拥簇，家境中等，遵循着基本的道德观念生活。高晨的人生多少是偏离了他们的务实的习惯方式，可他们自有他们世故的通达。而高晨安静的生活，以及为他们提供的切实的服务，使他们尊敬，并且心存感激。有时候，他们会送来一小袋新收成的黄豆，因知道高晨喝的豆浆，是姆姆在自家小磨上磨的；又有时候，他们送来的是方才打下的新米。他们或多或少都有些乡下的亲戚。他们禁止小孩随便去高晨房间，因知道老姑娘是怕吵闹的；在院子里晾衣服，亦自觉地与高晨的衣物保持一点距离，做医生的人总归有洁癖。即便在文化革命开初的令人惊惧的日子里，他们也只是对高晨保持着缄默的态度。夜里小儿突发高烧，他们还是会来敲高晨的门，事后呢，悄悄塞给姆姆一只乡下找来的母鸡。这就是高晨的人间。他们既不是姨母家那样华衣美食的人，亦不是难民医院里挣扎受苦的人，他们是更广大的人群，是她那个百分比中最火的一个数。他们也许不像难民医院的苦人儿那么激励高晨，高晨对他们的感情是较为节制的，但这种平静温煦，表明高晨是与他们同在。所以，她的慈悲其实并没有削减，而是弥散和洋溢开来，将她和他们融为一体。
高晨的身世毕竟是简单的，她在革命初期的受冲击，更像是出于一种心血来潮。因此，她又被解放出来，派去“六？二六”医疗小组，下放川沙紫藤萝公社卫生院。此时，她被剪得七高八低的头发还未长齐呢！这就是南昌一时辨不出高医生是男是女的原故。像南昌和嘉宝，经过辗转关系介绍来的莽撞男女，在高晨并不是第一对。心里是不喜欢这种拜托的，倒也不完全是因为道德的男女关系观念，而是，她觉得一个生命来到世上，就有权利生存。这有一些是来自基督教的教义，还有一些是来自她的职业，她的职业是挽救生命。高晨同时也对妇女的孕育同情，从理论上说，她不反对堕胎，妇女应该有拒绝孕育的自由，当然了，最好不要让受孕发生。所以，折衷起来，高晨是支持避孕的。可是，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怎么办呢？前来找她的男女大多是青年，在她眼里，都是孩子。他们的惊慌，窘迫，恐惧，不期然地让她生出母爱的心情。产妇，尤其是乡下产妇，她们的大呼小叫是如此坦荡和洪亮，痛苦中带有着炫耀，几乎是幸福的宣言。而那些中止妊娠的女孩子，一律咬牙忍着不出声，下了手术台，躺都不躺，一溜烟地跑走，转眼踪影全无。高晨不会去打听她们的下落，可心里是为她们担忧，不知道手术愈后如何，不知道当她们想做母亲的时候能否正常受孕，更不知道年少时经历了这些事故将来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尤其是她所看见的那些男孩大多是孱弱的，让人不敢相信能对女孩负责。也因此，她对男孩子的态度通常比较严厉。她不是要责罚他们，只是想让他有意识，他与她必须共同承担后果。
南昌吃了她一记教训，话不重，却有些分量，心里开始畏惧这个女医生。坐在一边，听高医生与嘉宝问答，关于身体的某些表征变化，他发现女性竟是那样复杂的一种生物，他了解甚少。而他对自己，男性的身体，又有多少了解呢？在问诊的过程中，间断有几位病人求医，高医生就让他们坐到一边去等候。他们两人并肩坐一张长凳，互相并不说话，方才高医生的询问使嘉宝意气消沉，她仿佛这才意识到她将要经受什么样的事情。时间已到正午，高医生说吃过饭再做手术吧，于是，领他们到公社食堂吃饭。食堂里弥漫了草木灰与饭蒸汽的味道，嘉宝忽又呕吐起来。她已经有一段时间不吐了，她把呕吐这回事都忘了，可现在，不期而至。这是南昌第一次看她呕吐，不由地也心中作呕，而且情绪低沉。这天上午，他无疑是上了一堂人体生殖系统的课程，感受是什么呢？是嫌恶。这心情其实是与嘉宝同样的，她间隔多日，又一次呕吐，多半也是为这。可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接近起来，相反，更生分了。从出发到此时，他们大概连相互看一眼的交流都没有过。
高医生买来白米虾，红烧鱼，成菜毛豆。这两人都没胃口，南昌还吃了半条鱼，一碗饭，嘉宝只是开水泡了半碗饭，用了点咸菜送下去。吃饭间，有人与高医生打招呼：来客人啊！高医生笑答：两个小客人。这话使两人都感到了亲切。高医生又指给他们看食堂地上摇摆着的一只鸭子，说那鸭子专是跟了前边那条大汉，公社的一名书记，也不是他家的鸭子，可专与他要好，果然，那鸭子等他买了饭，又跟在他脚后跟到了桌子底下。中午时分，食堂的洋灰地上蒸出热气，门窗外是白炽的日光，白木饭桌散发出木头与抹布混合成的气味，乡下人朴拙的口音也是令人厌气的。不知道高医生的兴致从何而来。此时，她摘下帽子，露出剃成男式的头发，有女干部模样的人走过，抚抚她的肩膀，说：要不要施点化肥，长快点。高医生就说：让书记批条子呀！南昌不禁惊讶地看着这一幕，嘉宝则完全沉浸在心事中，对周遭一切都视若无睹。
手术时，南昌就坐在外间，只隔了一张布帘。听得见里面器械的响动，高医生对嘉宝的说话——让她数数，说数到一百，就好了。南昌不敢走开去，高医生的训斥一直在耳边，不由也在心里跟着数起来：一，二，三……可是高医生数得非常慢，“一”之后好半天才是“二”，“二”之后又好半天，“三”之后就更长了，嘉宝一直没有出声。不知道有多少时间过去，南昌已经放弃了数数，只高医生偶尔地报出一个“十五”，或者“二十”。门外的太阳地，明晃晃地炫目，这个午后真是无比的漫长。突然间，嘉宝发出一声哀求：医生，拉拉我的手！高医生应道：好的，等一等，让我腾出手来。门外的日光忽地尖锐起来，南昌的眼睛一阵刺痛，他将头埋在膝间，感到了惨烈。
终于结束了，高医生洗净手，在南昌身边坐下。嘉宝在里间，声息悄然，高医生说让她躺一会。南昌嗅到高医生身上来苏水的气味，这气味就像有镇定作用，南昌平静了一些。他直起身子，靠在墙上。停了一会儿，高医生问：今年多大？十八了，南昌回答。父亲母亲呢？高医生问。父亲隔离审查，母亲去世了，南昌如实答道。哦，高医生点着头，听起来和我差不多，我三岁那年母亲去世，父亲呢，弃家出走。南昌转脸看着高医生，又一次想到，她是可以做自己母亲的年龄，而他从来没有和自己的母亲这么接近地谈过话。高医生接着说：那个时代尽是没父没母的孩子，还有遗弃孩子的父亲。说到这里，高医生轻轻笑了一声，好像说到了一件极好笑的事情。南昌也跟着一笑，他精神渐渐松弛下来。两人静了一会，帘子里也静着。南昌的眼睛移到高医生的头发上，犹豫着说：高医生，您是……高医生接过他的话：牛鬼蛇神，已经回到群众队伍里来了。高医生的口吻里带了一点戏谑，南昌不由义笑了一下。高医生问：中学学的是英语还是俄语？南昌说：英语，可是全还给老师了。于是，高医生念出两个英语单词：LIGHT，TRUE，学过吗？“光和真理”，这是我们学校的校训。说罢，她又笑了，摆摆手，站起身：我又放毒！好了，走吧。
骑在回去的路上，南昌在后，嘉宝在前，两人相隔很远。南昌不敢靠近她，似乎是，嘉宝身上带了一个可怕的创口，这创口连带着她这个人，一起变得残酷了。远远的，她的背影在他视野里，日头略偏一些，光依然是炙热的。在这过度的明亮之下，视野反变得模糊了。嘉宝的背影颠簸着，南昌的心也在颠簸，不是心疼，而是恐惧，恐惧这个创口会崩裂，流血，不可收拾。他们沿路骑去，不知怎么一个回转，黄浦江在了眼前。江上蒙了一层水汽，在日头底下，白茫茫的，轮渡鸣着汽笛，南昌想哭。一班轮渡刚离了岸，码头有一阵空寂，江面袒露，看得见对面，殖民时代的建筑隐约呈出华丽的轮廓线。海关大钟敲奏着颂歌的旋律，那单纯的音符，有一股质朴，与这城市的性格是不符的，可是因为钟声的高广，充盈苍穹，于是便有一种近乎本意的东西，最终覆盖了这片大地，使之生出新的气象。对岸的轮渡迂回着靠过来，阻断了视线。下午时分的轮渡很空，但依然按时往返。南昌偷偷回头看嘉宝，看到的仍是背影。嘉宝背对着他，扶车向着江水。一艘驳船突突地过去，在江面犁开一条路，随后又合拢。几个浮标乘着水波上下滑动。南昌看不见嘉宝的表情，这使他庆幸，也使他不安。嘉宝好像换了一个人，他从来都没有认识过她似的。船到浦西，出了码头，他们都没打个照面，分别往不同的方向骑去。他骑过大楼间的狭街，石砌的墙面遮暗了光线，他就像骑在楼的裂缝里，心中的哀戚越积越多，哽住了喉头。他骑出狭街，眼前渐渐开阔，最终开阔成一片，他驶在了人民广场。多么辽阔啊！他简直辨不清方向了，恍惚中迎面跑来一个小孩，他急忙一个刹车，人和车一同倒在地上。这时，他看见了天空，天上飞着几个风筝，那个疾跑过来的，就是放风筝的孩子，此时已经跑远。偏西的太阳刺痛了他的眼睛，他眯缝起双眼，想起高医生方才说的两个词：光和真理。这是很浅显的概念，浅显到南昌怀疑自己是否懂得它们的本义。现在，高医生与他隔了一条江，高医生却是在了彼岸。这是漫长的一天，怎么过也过不完。南昌身上压着自行车，身体呈一个“大”字，有人和车过来，奇怪地看一眼，过去了。晒得滚烫的地面烙着他的身体，他身体深处也有一个创口，受着抚慰。天何其的蓝和高！
下午四时许，丁宜男在窗前缝纫机上绣一件织品的花边，忽听窗户上叩响了两下。推出窗去，见是嘉宝，在树叶的影问，一张脸显得小而且苍白。她悄声问：你家有人吗？丁宜男说：外婆跟母亲去舅舅家了。嘉宝这才锁车进门。进来后，站了站，说：我能在你床上靠一会儿吗？丁宜男引她到自己的床边，她脱了鞋，平躺下来，闭上眼睛。丁宜男觉得异常，想问又不知问什么，就让她躺着，回到缝纫机前继续做活。有几次回头，看嘉宝一动不动，似乎睡着了。还是有些不放心，便走过去，想问她喝不喝水，却见她满脸是泪。你怎么了？丁宜男问。她侧过脸朝向墙，这时，丁宜男看见，在她身下，正渗出血迹，渐渐地染了她的洁白的床单。
遍地枭雄启蒙时代长恨歌小鲍庄桃之夭夭发廊情话荒山之恋我爱比尔三恋妹头在世纪初，似乎遍地是这样破产的家庭与失去怙恃的孤寡，她们便是其中的一对。姨母家是基督教家庭，姨父是庚子赔款的留美生，思想很洋派，小孩子都是上的公学，习洋文，读工科。等这一个读到中学毕业，就进了沪上一家教会办的医学院，就是在这里，她将“高淑怡”这个名字改为“高晨”。人生常会有一个时刻，似乎是突然之间，转变来临。这种转变不是指境遇，而是心理。在她的遭际之下，很难会有明朗的性格。她自小就会轻着手脚行动，轻着声音说话。姨母家的住宅是偌大的一座，有无数的房间与无数的走道，她本能地选择背静和背阴的角落过往，就好像尽力要让人觉察不出有她这个人，她觉得她是这个家多出来的一个人。在这点上，姆姆倒是比她坦荡，她和那些下人们相处和谐。底下人的是非里，她常要插人一脚，甚至有一阵子，与厨子的关系还有点暧昧。这些虽然会引来麻烦，但从另一方面，也表明她已经楔进这家的生活。也正是有了她，这小女孩子才与她的恩主加强了联系，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紧张，但她还是和姨母家生分着。三年的寄宿中学的生活，使她收缩着的身心略略伸展开，然后，进了医学院。医学院有运动会，每个同学都报名，她报的是短跑。她没有任何体育技能，心想，跑步总是会跑的吧！于是，早晨，就跟了同学在校园里练跑。草坪广阔，树木葱茏，鸟在枝叶间啁啾，哥特式的礼拜堂静静地矗立——这种古老的风格，因四下里年轻人的面孔和身姿而变得清新了。她的眼前一下子明亮起来，笼罩着她的阴霾一扫而空。她看见操场沙地上，自己的被旭日拉长的影子，和同伴们的影子交错叠加，光也在交错叠加，钟声响起了。
高晨进校的时候，正是抗战爆发，学院的附属医院迁进校内，作为教学医院，学生们有相当部分的学习课程，是在医院里临床进行。高晨穿着白衣，随老师走在病房，尤其是那种贫民大病房，几十张病床纵横排放，上面都是受苦的人。她有时候会感到奇怪，在姨母家里，身边都是享福的人，可她却是消沉的；在了这里，面对着如许受折磨的人，她则昂扬着，这是为什么呢？那些享福的人与这些受苦的人，为什么会如此相反地激起她的感情？她想：大约是“同情”这两个字。受苦人需要她的同情，而享福的人不需要，甚至反过来，她还需要他们的同情，于是，她就有了不同的价值。再接着，她发现对这些受苦的人，仅仅用“同情”是不够的。当她目睹他们忍受煎熬，挣扎和搏斗，其中有一些人最终不得不服从命运，一种敬意油然升起。她想起了耶稣，她从科学的概率的方式出发，认为他们其实都是耶稣的化身。在疾病的理论上，常有这样的量化统计，人群中百分之多少有罹患某种疾病的可能性。她想，是那百分之几的人，替其余更大百分比的人承担了罪罚。她不敢将这发现告诉别人，生怕别人笑话她幼稚，但她被这解释说服了。于是，在她心中，充满了慈悲的心情。她想，怎么为这些受苦人付出都是不为过的。
第二年，医院里有医生护士赴云南滇缅公路服务，她以见习护士的身份申请，没有得到批准。老师对她说。她目下的重要任务是学业，并且委婉地批评她，在医院里的服务占去了太多时间。老师说，抗战当然重要，是救民众出危亡，可民众的危亡何止这一时这一事，那几乎是与存在同时并行的。后来，数年过去，她以优异成绩完成学业，毕业典礼上，从校长手里接过文凭，她忽然很感激命运的安排，倘若那年学校批准她去滇缅公路，她也许会成为一名虔诚，甚而狂热的膜拜主义者，而现在，她有了理性。
毕业后，按规定在校实习一年，然后就进了一所教会妇产科医院。这所医院是英国人所办，有着严格的规定，所有的医生都是男性，女性护士则都未婚，倘要结婚就只能辞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医院曾有一度变为难民医院，为应对变故，原先的限制不得不变通迁就，之后亦相对松懈。等高晨进医院时，院内已有二三位女性医生。她们这些最早的女医生，当时与以后都没有婚嫁。在旁人看来似乎是为保存和延续医院的传统，事实上，各有具体的理由。有为事业或者上帝奉献；也有为要养育父母与弟妹，不堪增添家累；还有一位，纯然是职业病的缘故——终日目睹生育的苦状，已谈不上有什么欲望了。其实，不管何种理由，总起来就是一条，职业妇女的压力。高晨的未婚，哪条理由都沾一点：她有献身精神；有养育的责任，她毕业后就从姨母家搬出来，住进医院提供租赁的职员宿舍，和姆姆一起生活；对生育的恐惧是免不了的，但在她也还是适度的，可是，生活里终究没有出现一个人，值得她克服这一点嫌恶与顾虑的。所以，也许这才是真正的原因，很简单，没有遇上一个人。文化革命开初，像她这样，既是工商地主出身，勿论破落还是上升，又生活于有产者家庭，加上教会学校背景，总是革命的对象。被批判和斗争时，未婚这一点，是最让人诟齿的。人们浮想联翩，经过多种演绎与归纳，最后的版本是：这是一个美蒋特务，负有反攻大陆的使命，由于纪律限制，她不能够与共产国家的成员结合，所以不得不保持独身。虽然怪诞可笑，但这年月有的是这种荒腔走板的故事，由不得人不信。对于当事人来说，无论离事实多远，却也是涉及到隐私，足够受侮辱的。这时候，还是多亏了姆姆，绍兴人多有着山地人的耿脾气，她又是个一无所有的人，称得上赤贫，你能拿她怎么样？不管是单位的造反派，学校的红卫兵，或者里弄里的野蛮小鬼，凡是上门都是由她出去对付。要带高晨去批斗，她则跟着，一路和人辩着。门口不论来人贴什么，她都有胆量撕掉。
她们住的是一幢洋房，最初是医院为医护职工一并租赁下来的，后来有的迁出，有的晋升职位住入独立成套的公寓，也有的自行与人交换调节了住房，至今，本院的职工所余无几，多是不相干的住户。高晨依旧，住二楼的一间。房间素朴得像一间病房，或者说修道室，墙是刷白的，地板，也让姆姆用碱水拖得发白，床上铺着白单子，门后面挂着她的白大褂。除了几架书，几把桌椅，再无其他用物。墙上有母亲一张遗像，本来还挂着她的毕业证书，证书上的徽样，藤蔓枝叶的边饰，以及木质镜框的纹理，可说是房间内唯一的一点色彩，可红卫兵抄家给没收了。相形之下，姆姆所住的内阳台倒有几分俗世的热闹。床上的被褥印着喜鹊闹枝的花样；柜子上支着镜子和梳头匣子；吃饭的饭桌上摆了几个青花瓷坛子，盛着豆干，咸菜，于是，空气里便充斥着一股霉腌的气味；姆姆买来的碗盘，粗磁面上画着小人儿，牵了风筝，或者捧了鲜桃。也是靠了她的姆姆，高晨才和邻里间有了些往来，而不至两不相干。姆姆有时会带了邻人的身体上的问题向高晨求询，或者直接将隔壁患病的孩子抱过来让高晨诊治，久而久之，高晨就成了这幢房子里的保健医生。这幢房子的住户几经调换出入，如今多是一般市民，居住拥簇，家境中等，遵循着基本的道德观念生活。高晨的人生多少是偏离了他们的务实的习惯方式，可他们自有他们世故的通达。而高晨安静的生活，以及为他们提供的切实的服务，使他们尊敬，并且心存感激。有时候，他们会送来一小袋新收成的黄豆，因知道高晨喝的豆浆，是姆姆在自家小磨上磨的；又有时候，他们送来的是方才打下的新米。他们或多或少都有些乡下的亲戚。他们禁止小孩随便去高晨房间，因知道老姑娘是怕吵闹的；在院子里晾衣服，亦自觉地与高晨的衣物保持一点距离，做医生的人总归有洁癖。即便在文化革命开初的令人惊惧的日子里，他们也只是对高晨保持着缄默的态度。夜里小儿突发高烧，他们还是会来敲高晨的门，事后呢，悄悄塞给姆姆一只乡下找来的母鸡。这就是高晨的人间。他们既不是姨母家那样华衣美食的人，亦不是难民医院里挣扎受苦的人，他们是更广大的人群，是她那个百分比中最火的一个数。他们也许不像难民医院的苦人儿那么激励高晨，高晨对他们的感情是较为节制的，但这种平静温煦，表明高晨是与他们同在。所以，她的慈悲其实并没有削减，而是弥散和洋溢开来，将她和他们融为一体。
高晨的身世毕竟是简单的，她在革命初期的受冲击，更像是出于一种心血来潮。因此，她又被解放出来，派去“六？二六”医疗小组，下放川沙紫藤萝公社卫生院。此时，她被剪得七高八低的头发还未长齐呢！这就是南昌一时辨不出高医生是男是女的原故。像南昌和嘉宝，经过辗转关系介绍来的莽撞男女，在高晨并不是第一对。心里是不喜欢这种拜托的，倒也不完全是因为道德的男女关系观念，而是，她觉得一个生命来到世上，就有权利生存。这有一些是来自基督教的教义，还有一些是来自她的职业，她的职业是挽救生命。高晨同时也对妇女的孕育同情，从理论上说，她不反对堕胎，妇女应该有拒绝孕育的自由，当然了，最好不要让受孕发生。所以，折衷起来，高晨是支持避孕的。可是，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怎么办呢？前来找她的男女大多是青年，在她眼里，都是孩子。他们的惊慌，窘迫，恐惧，不期然地让她生出母爱的心情。产妇，尤其是乡下产妇，她们的大呼小叫是如此坦荡和洪亮，痛苦中带有着炫耀，几乎是幸福的宣言。而那些中止妊娠的女孩子，一律咬牙忍着不出声，下了手术台，躺都不躺，一溜烟地跑走，转眼踪影全无。高晨不会去打听她们的下落，可心里是为她们担忧，不知道手术愈后如何，不知道当她们想做母亲的时候能否正常受孕，更不知道年少时经历了这些事故将来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尤其是她所看见的那些男孩大多是孱弱的，让人不敢相信能对女孩负责。也因此，她对男孩子的态度通常比较严厉。她不是要责罚他们，只是想让他有意识，他与她必须共同承担后果。
南昌吃了她一记教训，话不重，却有些分量，心里开始畏惧这个女医生。坐在一边，听高医生与嘉宝问答，关于身体的某些表征变化，他发现女性竟是那样复杂的一种生物，他了解甚少。而他对自己，男性的身体，又有多少了解呢？在问诊的过程中，间断有几位病人求医，高医生就让他们坐到一边去等候。他们两人并肩坐一张长凳，互相并不说话，方才高医生的询问使嘉宝意气消沉，她仿佛这才意识到她将要经受什么样的事情。时间已到正午，高医生说吃过饭再做手术吧，于是，领他们到公社食堂吃饭。食堂里弥漫了草木灰与饭蒸汽的味道，嘉宝忽又呕吐起来。她已经有一段时间不吐了，她把呕吐这回事都忘了，可现在，不期而至。这是南昌第一次看她呕吐，不由地也心中作呕，而且情绪低沉。这天上午，他无疑是上了一堂人体生殖系统的课程，感受是什么呢？是嫌恶。这心情其实是与嘉宝同样的，她间隔多日，又一次呕吐，多半也是为这。可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接近起来，相反，更生分了。从出发到此时，他们大概连相互看一眼的交流都没有过。
高医生买来白米虾，红烧鱼，成菜毛豆。这两人都没胃口，南昌还吃了半条鱼，一碗饭，嘉宝只是开水泡了半碗饭，用了点咸菜送下去。吃饭间，有人与高医生打招呼：来客人啊！高医生笑答：两个小客人。这话使两人都感到了亲切。高医生又指给他们看食堂地上摇摆着的一只鸭子，说那鸭子专是跟了前边那条大汉，公社的一名书记，也不是他家的鸭子，可专与他要好，果然，那鸭子等他买了饭，又跟在他脚后跟到了桌子底下。中午时分，食堂的洋灰地上蒸出热气，门窗外是白炽的日光，白木饭桌散发出木头与抹布混合成的气味，乡下人朴拙的口音也是令人厌气的。不知道高医生的兴致从何而来。此时，她摘下帽子，露出剃成男式的头发，有女干部模样的人走过，抚抚她的肩膀，说：要不要施点化肥，长快点。高医生就说：让书记批条子呀！南昌不禁惊讶地看着这一幕，嘉宝则完全沉浸在心事中，对周遭一切都视若无睹。
手术时，南昌就坐在外间，只隔了一张布帘。听得见里面器械的响动，高医生对嘉宝的说话——让她数数，说数到一百，就好了。南昌不敢走开去，高医生的训斥一直在耳边，不由也在心里跟着数起来：一，二，三……可是高医生数得非常慢，“一”之后好半天才是“二”，“二”之后又好半天，“三”之后就更长了，嘉宝一直没有出声。不知道有多少时间过去，南昌已经放弃了数数，只高医生偶尔地报出一个“十五”，或者“二十”。门外的太阳地，明晃晃地炫目，这个午后真是无比的漫长。突然间，嘉宝发出一声哀求：医生，拉拉我的手！高医生应道：好的，等一等，让我腾出手来。门外的日光忽地尖锐起来，南昌的眼睛一阵刺痛，他将头埋在膝间，感到了惨烈。
终于结束了，高医生洗净手，在南昌身边坐下。嘉宝在里间，声息悄然，高医生说让她躺一会。南昌嗅到高医生身上来苏水的气味，这气味就像有镇定作用，南昌平静了一些。他直起身子，靠在墙上。停了一会儿，高医生问：今年多大？十八了，南昌回答。父亲母亲呢？高医生问。父亲隔离审查，母亲去世了，南昌如实答道。哦，高医生点着头，听起来和我差不多，我三岁那年母亲去世，父亲呢，弃家出走。南昌转脸看着高医生，又一次想到，她是可以做自己母亲的年龄，而他从来没有和自己的母亲这么接近地谈过话。高医生接着说：那个时代尽是没父没母的孩子，还有遗弃孩子的父亲。说到这里，高医生轻轻笑了一声，好像说到了一件极好笑的事情。南昌也跟着一笑，他精神渐渐松弛下来。两人静了一会，帘子里也静着。南昌的眼睛移到高医生的头发上，犹豫着说：高医生，您是……高医生接过他的话：牛鬼蛇神，已经回到群众队伍里来了。高医生的口吻里带了一点戏谑，南昌不由义笑了一下。高医生问：中学学的是英语还是俄语？南昌说：英语，可是全还给老师了。于是，高医生念出两个英语单词：LIGHT，TRUE，学过吗？“光和真理”，这是我们学校的校训。说罢，她又笑了，摆摆手，站起身：我又放毒！好了，走吧。
骑在回去的路上，南昌在后，嘉宝在前，两人相隔很远。南昌不敢靠近她，似乎是，嘉宝身上带了一个可怕的创口，这创口连带着她这个人，一起变得残酷了。远远的，她的背影在他视野里，日头略偏一些，光依然是炙热的。在这过度的明亮之下，视野反变得模糊了。嘉宝的背影颠簸着，南昌的心也在颠簸，不是心疼，而是恐惧，恐惧这个创口会崩裂，流血，不可收拾。他们沿路骑去，不知怎么一个回转，黄浦江在了眼前。江上蒙了一层水汽，在日头底下，白茫茫的，轮渡鸣着汽笛，南昌想哭。一班轮渡刚离了岸，码头有一阵空寂，江面袒露，看得见对面，殖民时代的建筑隐约呈出华丽的轮廓线。海关大钟敲奏着颂歌的旋律，那单纯的音符，有一股质朴，与这城市的性格是不符的，可是因为钟声的高广，充盈苍穹，于是便有一种近乎本意的东西，最终覆盖了这片大地，使之生出新的气象。对岸的轮渡迂回着靠过来，阻断了视线。下午时分的轮渡很空，但依然按时往返。南昌偷偷回头看嘉宝，看到的仍是背影。嘉宝背对着他，扶车向着江水。一艘驳船突突地过去，在江面犁开一条路，随后又合拢。几个浮标乘着水波上下滑动。南昌看不见嘉宝的表情，这使他庆幸，也使他不安。嘉宝好像换了一个人，他从来都没有认识过她似的。船到浦西，出了码头，他们都没打个照面，分别往不同的方向骑去。他骑过大楼间的狭街，石砌的墙面遮暗了光线，他就像骑在楼的裂缝里，心中的哀戚越积越多，哽住了喉头。他骑出狭街，眼前渐渐开阔，最终开阔成一片，他驶在了人民广场。多么辽阔啊！他简直辨不清方向了，恍惚中迎面跑来一个小孩，他急忙一个刹车，人和车一同倒在地上。这时，他看见了天空，天上飞着几个风筝，那个疾跑过来的，就是放风筝的孩子，此时已经跑远。偏西的太阳刺痛了他的眼睛，他眯缝起双眼，想起高医生方才说的两个词：光和真理。这是很浅显的概念，浅显到南昌怀疑自己是否懂得它们的本义。现在，高医生与他隔了一条江，高医生却是在了彼岸。这是漫长的一天，怎么过也过不完。南昌身上压着自行车，身体呈一个“大”字，有人和车过来，奇怪地看一眼，过去了。晒得滚烫的地面烙着他的身体，他身体深处也有一个创口，受着抚慰。天何其的蓝和高！
下午四时许，丁宜男在窗前缝纫机上绣一件织品的花边，忽听窗户上叩响了两下。推出窗去，见是嘉宝，在树叶的影问，一张脸显得小而且苍白。她悄声问：你家有人吗？丁宜男说：外婆跟母亲去舅舅家了。嘉宝这才锁车进门。进来后，站了站，说：我能在你床上靠一会儿吗？丁宜男引她到自己的床边，她脱了鞋，平躺下来，闭上眼睛。丁宜男觉得异常，想问又不知问什么，就让她躺着，回到缝纫机前继续做活。有几次回头，看嘉宝一动不动，似乎睡着了。还是有些不放心，便走过去，想问她喝不喝水，却见她满脸是泪。你怎么了？丁宜男问。她侧过脸朝向墙，这时，丁宜男看见，在她身下，正渗出血迹，渐渐地染了她的洁白的床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