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在地上的东西
那时候，屋子里的东西不多，墙上挂着几把镰刀，门后立着几把锄头，灶前堆着一堆柴草。
一大早做饭，母亲把手伸进黑色的米缸，抓一把金黄的小米，偶尔从中摸出两只鸡蛋。看得出，此时的母亲是开心的，嘴角上挑着一丝笑意。而我们赖在被子里不肯起床，听院子里的鸡窝里传来阵阵鸡叫，昨晚的一场大雪把门封住了，寒风从窗户的缝隙里吹进屋来，我们赶紧缩了缩脖子，用被子捂住多半个脸，只剩下两只眼睛。其实，即便是闭着眼睛，也知道母亲正在忙活些啥：风箱呱哒呱哒地响着，她在朝铁锅的边缘贴大饼子，饼子蒸熟后，捡到饭筐里，用笼布盖好。然后再用大铁锅煮米粥，往粥里切上几块生地瓜，抓上一把白豆。不一会儿，饭香的气味弥漫了屋子，我们的肚子咕咕地叫一阵，便纷纷从炕上爬起来，扑向那些食物。
母亲也有不开心的时候，那是她把手伸进米缸，瞬间触摸到一股生硬的凉意，差点把手指头顶坏，母亲的情绪顿时跌到了谷底，手中的拨火棍摔摔打打，这时候，躲在被子里的人个个老实，屏神静气，不敢多言语。如果此时不长眼色，提出非分要求，或者嘻嘻哈哈，屁股上是要挨上一棍子的。挨了白挨，谁让你不长眼色呢。
米吃光的时候，母亲就朝胡同的邻居借，披上厚厚的大棉袄，拿一只葫芦瓢出门，回来时冻得丝丝呵呵，葫芦瓢里盛满了借来的米，有时成色还不错，于是，愉悦的气氛会接续上。早晨愉快了，一天都会愉快，早晨不愉快，这一天算是糟蹋了，干嘛也不顺心。但有时候，母亲跑了好几家也没有借到米，回来便生闷气，嘴里嘟嘟嚷嚷，坐在灶火的灰烬前犯难，愁眉苦脸。最后，母亲坐起身来，再次走向黑黑的米缸，企图有所收获，用炊帚清理了半天，直到缸里不剩下一粒米为止，结果呢，就是我们要喝一顿和白开水近似的稀粥，碗里的米粒都数得过来：一粒、两粒、三粒……。
当时，我已经听母亲无数次讲过《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听得想入非非。我想啊，想让自己家的米缸变成一个聚宝盆——米吃完了，里面还有馒头；馒头吃完了，是满满一缸炸丸子，炸丸子吃完了，是满满一缸红烧肉。
我听说共产主义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那么想着，一股口水就河水一样地涌出来，一不小心弄湿了枕头。那时候，有许多口水，是来不及咽回肚子里去的。
“掉在地上的东西不要吃”，母亲说。
即便如此贫穷饥饿，母亲也坚持履行这一古老的家训，一见我们眼巴巴望着从嘴中滑脱到地上的食物，便制止不要捡拾，让伸向地面的手迅速停在了半空，害臊地缩回袖子里。非但如此，母亲还在小学堂教课时，这样教育镇子里的孩子们：“掉在地上的食物不要捡拾，吃了会生病的。”
这一点让我百思不解，心想都穷成那鸟样了，还瞎讲究个啥呢？
夜晚，月光从窗棂里照进来，照着圆圆的锅盖，灶膛前明灭的灰烬，和被烟熏黑的土墙。
我躺在母亲用柴禾烧热的火炕上，听到耗子在厨柜里“吱”地叫了一声，很是响亮。
站在水缸里的草
在沙河镇，有个流传很广的说法——一旦看到水缸里有一根草站立起来，说明有稀客要来了。
那个年代，家家户户把瓮一样的水缸放在院子里，如若木盖子没及时把水缸盖上，风一吹，落点干草棒或麦秸杆进去是很平常的事儿，还时常落些树叶子，取水时用葫芦瓢朝两边撇一撇，把上面的一层漂浮物撇清，将清水取走做饭。那些漂浮在水上的草屑、麦壳、细小的树棍之类，其实一点也不脏，倒给水里增添了别样的营养。那时候的水，散发一股亲切的泥土与树脂味，像极了雨后泥塘里的气息，有点淡淡的腥，又有点野生植物的味道。
有一天，姐姐故作神秘地告诉我：“如果你看到水缸里有干草棒站立在水中，三天内咱家准来稀客，不信你试试——很灵验的。”还举例说明，哪天大舅来，哪天小姨来，事先她每次去水缸里舀水，都看到一根草在水中直直地立起来，就差一探头朝她说话了。
我听了觉得十分惊讶，怎样也琢磨不透其中的道理。我不明白一口小小的水缸，居然隐藏着神奇的预卜能力，一根站立的干草，究竟和那位远足跋涉而来的人有何关联？换句话说，它是如何得知千里之外的信息的呢？
自那以后，我便留心观察水缸里的微妙变化——在白天，它波澜不惊，里面映衬着我年幼的面影，乱糟糟的头发和忧郁的眼神；而当夜晚来临，水缸是月亮和星星的居所，幽深得像个黑洞。
隐隐的期盼驻扎在我的心里，但却每每一无所获。
世界上的事物往往如此：越是刻意期盼某种东西出现，内心为之烦躁焦虑，那东西却偏偏不来，而一旦你放弃它，干脆不关心它，索性忘却它，它却会不期而至，咚咚地叩门。
时隔不久，夏天的中午，我从田野里割草回来，因为出汗多口太渴了，一进院子便把草篮子往羊圈旁边一丢，径直奔向水缸，操起水瓢舀了半瓢水就咕咚咕咚地喝，但在放下水瓢的刹那间我发现了奇迹：一根草棒站立在水中央！我惊讶地差点叫出声来，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把手伸到水里，企图打捞这根散发神迹的干草，好像这根草是有生命似的，打捞几次均告失败，——它像一条小鱼那样游来游去，从我手中成功滑脱，溜掉了。
吃午饭时，我忍不住把这个消息悄悄地传达给姐姐，她似乎不信，拉着我蹑手蹑脚地来到水缸前观看，当看清的确有一根干草棒挺立在水中时，眼睛眨来眨去，瞳仁闪烁疑惑的亮光，自言自语地嘟哝：“会是谁要来咱家呢？没有呀……”
姐姐还特意吩咐，不要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说出去就不灵了。这无意间强化了某种神秘色彩，使这桩在我童年经历中的小事物至今记忆犹新。
在整个沙河镇，周氏家族不算大，社会关系相对单纯，亲戚也不太多，平时与我们家来往最密切的，自然是母亲的娘家人，外公外婆，大舅二舅，因为他们在镇子三华里外的李堂村，来往很方便，差不多十天半月地来一趟。我当时想，如果水缸里的草果然显灵，来的客人是他们中的一个，那么，我会很失望。
话说在这个重大发现过后的第二天，水缸里的预言得到应验——时间是1970年代夏季的某一天黄昏，有个衣着时髦的中年女人撑着一把雨伞走进了沙河镇的领地，只见她从一辆租来的三轮车上走下来，身后还跟着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扎着两个羊角辫，这两个特征明显的外地人搭眼一看就是从远方的城里来的，顿时吸引了镇上人好奇的目光。中年女人上前问路，打听我们家住在哪里。
事后得知，中年女人是传说中的姨表姑，小女孩自然就是小表姐了，她们来自遥远的城市长春，听说那里有奔跑的小火车和茂密的森林。当天晚上，我们家一下子热闹起来。真是稀客呀，从东北到山东，要经历多少旅程？光火车要坐七八天！
二话没说，祖父很悲壮地走向猪圈和鸡窝，宰杀了一头猪，两只鸡。
在此之前，这门亲戚因为相距遥远，就只能停留在父亲于某个节日夜晚的冗长讲述，那是一摞永远也说不完的往事——父亲的童年，在长春，与祖父一起。那时候整个家族，在寒冷的东北艰难谋生，那是一段如冬天般被冻得伸不出手掌的瑟缩的历史。
至今记得那个夏夜，因为表姑和表姐的到来，给家中带来的欢乐景象：祖父把一盏汽灯悬挂在院子里，整个院子弥漫着一股煮骨头的香气，小桌上摆满了切开的西瓜、煮熟的花生，一家人围坐在一桌前，说说笑笑，听表姑讲述一路的历险和奇遇，以及美丽的长春，那些遥远新奇的城里故事。——如今，表姑已经在五年前因病去世，她的形象依然停留在童年的那一次相见，在我的印象里，她容貌瘦削，着一件碎花布裙，她有一双大大的眼睛，一头在风中飘逸着的革命式的黑色短发。
她的门牙，因常年磕瓜子而留下锯齿的形状；一口浓重的东北口音，话语像松花江水滔滔不绝，笑起来则像男人一样爽朗，毫无顾忌。而皮肤雪白的小表姐，伏在妈妈的腿上睡着了。
表姑带来许多好吃的食物，如今多半都忘记了，只记得其中有大列巴面包。
那是我头一次吃到大列巴面包。
旧邮票
我曾在一篇小说中对我弟弟“狠狠地丑化”了一番，小说发表后在鲁西北平原上的茌平县城引起小小的轰动——由于我在那里度过了人生中极其重要的中学时代，故而留下一批狐朋狗友，他们至今吆三喝四，似乎没有长大。他们知道多年后我成了一位搞写作的人，便格外关注我的作品，哪怕是在报纸副刊上看到一个小豆腐块，也要给我发条短信，说“在XX报上读到您的大作了”，弄得我很是羞惭。
写弟弟的那篇小说发表后，有人特意拿着刊登那篇小说的杂志找我父母核实故事的真伪，当然人家并无恶意，那人也是父亲多年的老同事或老朋友，此举无非借机找个由头与父亲喝两杯叙叙旧罢了。我弟弟当时正在大连读书，他是在春节省亲时才读到那篇小说的，出乎我意料的是弟弟读后竟哈哈大笑，笑出了眼泪，甚至倒在床上打了个滚儿，然后夸赞我的语言不错，小说可读性也蛮强的。事后我听说了便大受感动，觉得弟弟不愧是个读书人，他懂得小说是虚构的艺术，不能对号入座。当然，这件事已经过去几年了，如今的弟弟早已长大成人，并且做了父亲。
现在回头想想，我弟弟身上的优点还是蛮多的，比如集邮。——他似乎自懂事起就有了一本自制的集邮册，对邮票的需求欲望远远胜过玩具，天知道他的集邮意识是从哪里继承来的，它与我的父母无关。在粗糙不堪的七十年代，国民的温饱尚得不到很好的解决，没有多少人会牵挂着把信封上的邮票剪下来保存。虽然口头上大家都说做个生活中的有心人，但这个“有心”必然以物质的丰富，日子的安宁为前提，甚至以社会的文明、市场的细化为前提。后来我曾有机会稍稍接触了一下收藏界，结果是大失所望。看到一件东西在一天时间内被转卖数家，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贩卖人口。我一直以为真正的收藏家应该在金钱面前能挺得住阵脚，断然不会因为升值几百大毛就把爱物转手卖掉，真个是情操没有得到陶冶，却培养出一副商人的嘴脸。我弟弟不属此例，他的集邮纯属爱好，从来没有拿出过一枚邮票换钱。当时我还在县城读初中，开始迷恋上文学，有一度曾与济南某杂志的一位老编辑书信往来，所收邮票一律填充了弟弟的集邮册。每天晚上，他趴在一堆邮票前细细翻看，样子认真而陶醉，屁大点孩儿，神态却像个戴花眼镜的老翁。
有一年春节，我们全家人一同回聊城沙河镇去看望外公外婆，外公当时已经七旬，他做了一辈子邮差，在当地是个有名的乡下文化人。他老人家似乎是个天生的有心人，即便是花掉一分钱也要记录在账簿上，虽然一生花钱不多，死后留下账簿不少。他虽然精细，但并不吝啬，听说我弟弟收藏邮票，很慷慨地打开一个木柜，我弟弟一看高兴坏了，原来是一摞摞捆扎好的书信，每个信封上都有邮票。那一天我们都忙着吃喝，我弟弟却剪了整整一中午的邮票。他收获不小，当晚回到家，把那些邮票小心地从一个信封里一一取出，用小镍子夹入邮册。再后来，外公外婆相继过世，外公死前又吩咐人留给弟弟一些邮票，其中有一枚就是后来炙手可热的《全国山河一片红》。但当时谁也不知道这枚邮票后来巨大的经济价值。而留给我的，则是一本自传性质的家族史料，说我写小说时可能会用得着。我闲下时偶尔翻看，见里面是一些斗地主、搞土改，以及一些“分田分地真忙”的事，就搁下了。
等到弟弟读中学的年龄，他的集邮册已经有十几大本了，其间他交往了一批年龄相仿的藏友，有时我弟弟不在家，那帮藏友则来到他的小卧室里随意乱翻，也有的把一枚好邮票赖走，事后再告诉弟弟。弟弟并不介意，只说从你的邮册里拿一张来补上吧，然后再骂一句。
有一年冬天，我们家自遥远的牡丹江来了一位戴狗皮帽子的家伙，是位来往不怎么密切的远亲——因为路远嘛，在那个年代，想太密切也是不可能的。至今记得，这个人在我们住了十来天时间，他带来了一小袋面包干，两袋五香葵花籽，还带来了一些活蹦乱跳的虱子，此前我从不熟悉这种隐蔽性很强的生物，这次让我增长了见识——他走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厌倦回家，一回到家就看到母亲趴在床边捉那些又肥又大的虱子，捉住一只后放在一个盛着半碗开水的白瓷碗里，构成白花花的一片景观。但东北地区的虱子生命力相当顽强，很难用水来将其灭掉，好容易捕捉到一只放进碗里，它打着扑嗵又从水里探出头来，瞪着圆圆的小眼睛盯着人看半天，这时候母亲就对我下命令：“快，拿把夹子来把它夹死。”我笨手笨脚，顺手操起一只冬天烧炉子取暖时夹煤球用的大铁夹子，结果被母亲掴了一掌。事后得知，她需要的是那种医院里护士们使用的夹棉球消毒用的小夹子。
话说那家伙临走时我弟弟恰巧不在家，他随意翻看着我弟弟的集邮册，翻到《全国山河一片红》时看了又看，对我母亲说：“嘻嘻，老姑，这张邮票送给我吧，我拿钢笔和我弟弟交换。”我母亲一看是支崭新的铱金笔，感觉沾了很大的便宜，当即就同意了。
我的故事到此为止。需要补充的是，如今，我弟弟已经在大连的铁路部门工作多年，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前年他曾来看望过我，酒酣耳热，我们几乎把所有的话题都谈到了，就是不谈邮票——有几次他张了张嘴，我一看嘴形不对，分明在缩小成一个“邮”字。我顿时感觉不妙，怕他谈到邮票，慌忙岔开话题，从刚才的猪下货扯到奥巴马身上去，见他没兴趣，我急中生智，大叫一声：“2012——世界末日快来了！”他一听心情似乎有所好转，因为末日来临，世界瞬间化为乌有，有钱的没钱的会统统清零，一切吃亏沾光的都是同一个结局。
知道我为何怕弟弟谈到邮票么？因为一旦谈到邮票，他就会想起那张心爱的《全国山河一片红》，一想起这桩事来，他就会自然联想起这张邮票的经济价值，一联想到邮票的经济价值，他就会在眼前浮现一幢花园洋房或一辆高级轿车的美丽影像，一浮现这两样东西他就会在瞬间变成另一个人，变成另一个人后立马大发雷霆，喝掉桌子上剩下的烈酒，再一脚踢翻我家的桌子。——那样，他和时间的失败交易，就它妈的由我来买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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