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第十六章

我接受的教育中有一件具有讽刺意味的事。一天父亲跟我讲解约翰·杜威及其实用主义哲学。父亲说，杜威认为学问源于行动和探究，知识从经验和现象中获得。过了多年我才意识到所有早年所学都是被动地接受，这要归咎于当时秩序井然的生活，一切都是可预知的，枯燥乏味。自从离开萨拉托加温泉市后，我的学习变得主动多了。

搜索了大约一分钟，妈妈的电脑终于找到了米德耐特帕斯街的方位，这条路位于西耶斯塔岛上，西耶斯塔岛是佛罗里达州的萨拉索塔的一部分。我又花了一分钟左右搜索在线电话簿，在相应的街名中，没有找到一个名叫皮姆的人；当然可能是因为电话号码没有被列进去，我心想，或者用了其他人的名字。

萨拉索塔！父亲的的确确是个安于习惯的家伙——如果皮姆就是我父亲的话。无论如何，我要找到他。

现在，我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规划行程的最佳路线；另外，要不要把我的行动告诉妈妈呢？

我渐渐习惯使用地图了。萨拉索塔并不远，霍莫萨萨往南不出一百米就到了，我用几个小时就能到那儿。

那我为什么还躺在起居室的地板上，和我最喜欢的猴子一起吃花生呢？我怪罪于牵制我行动的惰性。走在外面就如同在一碗热汤里翻腾受苦，空气仿佛烂熟水果即将腐化的气味。我对自己说，天太热了，现在不是行动的时候。

但我心里清楚，我迟疑的真正原因是母亲提出的质疑：艾蕾娜，如果你真的找到他，那又怎样呢？

我又记起父亲几个月前刚说过的话：人们的离散组成了生活的全部。

那天晚上，我帮妈妈洗餐碟，我说：“我已经大致知道爸爸在哪儿了。”

妈妈把一个盘子放进洗涤液里浸了一下，随后拿起来清洗。

“我估计他在萨拉索塔。”我把最后一个玻璃杯冲洗干净，放到滴水架上。

母亲说：“他喜欢那个地方。”她的声音平淡冷漠。我摸不清她的想法，只听到混乱的嗡嗡声。

“当然，我不确定查到的信息是否跟他相关。”我接过她手里的盘子，用清水冲洗。

她接着洗另一个盘子。“你为什么不打电话给他？”她说。

我讲述了查找电话簿的过程，结果一个皮姆都没找到。

“皮姆，”她说着，拔掉水槽塞，我们一起看着水打着漩涡流进排水管。“艾蕾娜，你现在打算做什么？”

我本希望她会告诉我做什么。“我打算去一趟萨拉索塔。”我说。我把麻布擦盘巾挂好。“我想，我需要弄清他是否还活着，妈妈。”

“如果那样，”她说，“我想，我最好跟你一起去。”

贫与富、自然美景与人为虚饰在萨拉索塔组成了奇异的混搭—这是个耐人琢磨的地方，因为每一英里都会让你产生一种新印象。在城市外围，我们经过一个个沿公路综合购物区和生活社区的标志牌，这在佛罗里达几乎每个城镇都能看到。而市中心则由古旧的小型建筑构成，仿佛是另一个年代的作品。

当车在市中心的一个红绿灯前停下时，我看到两个女子，也许是一对母女，她们穿着光鲜的背心裙，戴着墨镜，正在研究一家餐馆窗玻璃上贴着的菜单。我羡慕她们的悠然自得，除了找地方吃饭购物，她们没有什么紧迫严峻的事情要面对。

妈妈说：“我们可以买些新衣服。”

她把车转到路旁，开进一个停车位。“赶快，艾蕾娜。你总不想穿成这样去见你父亲吧？”

我说：“你也确实认为他在这儿？”

“谁知道呢？”她说，“不管怎样，重返萨拉索塔感觉很好。”

我发现母亲是个购物狂人——她环顾了几秒钟就决定买什么了，试穿衣服的工夫都省了。我就慢多了。以前和凯瑟琳一起逛过萨拉托加温泉市的购物中心，后来和简一起去捡过几次便宜货，然后就再也没有购物了。

这里的商店都很小，商品种类分得很细，价钱偏贵。重新找回女孩的感觉是件有趣的事。

我像模特似的套上各种衣服，母亲时而点头，时而摇头。我看中一件印有芙蓉花的衬衫，但她说：“不行。你知道他对图案的喜好，那会把他吓一跳的。”照这个样子挑衣服的话，我们可以耗上好几个小时，但我们都觉得饿了。

我们决定现买现穿——她选了一件方领蓝色丝质紧身衣，我挑了一条烟灰色绕颈裙——其他衣服全放到车上，妈妈往停车收费器里投了硬币，就驱车往一家打着海鲜广告的餐厅驶去。

母亲点了加冰块的皮卡多，倒了一半到我的可乐杯里。

（对吸血鬼酒量感兴趣的人可以翻阅格雷厄姆·威尔逊医生撰写的专论《临床营养试验中有关酒的新陈代谢问题》。很显然，我们拥有功能强大的肝脏。）我们点了鱼——她要的是烟熏石斑鱼，我点了鲯鳅。菜端上来后，她从手袋里掏出一个小瓶，摇了几下，在我的食物上撒下一些颗粒，看上去像红辣椒粉，我尝了一口，知道是干冻血的味道。

“冻干粉，”她说，“我无论到哪里总是随身带着调料。”

在前往米德耐特帕斯的路上，母亲指着她熟悉的地标说：“往西去是赛尔比植物园，那儿是我们结婚的地方。”

“我知道，”我说，“我看过照片。”

妈妈说：“我已经好多年没看到那些照片了。”

我想知道，当一个人失去所有的财物，甚至连结婚相册都丢了，会是什么感觉。我是不是应该把相册给她？她看到相册会不会伤心？

我们驶过一条堤道，海湾里帆船星星点点。我想象父亲住在一片白色沙滩旁，可是当车驶入米德耐特帕斯路，经过一排接着一排的高楼大厦时，我的希望渐渐破灭了。

“这里不像是他的风格，”我说。

“他的风格？”她咧嘴一笑，“你父亲的风格到底是什么样的？”

“就像萨拉托加温泉市的房子那样，”我说，“古老，灰暗，忧郁。”

“在这儿你找不到忧郁，”母亲把车转入一条私家车道，“也没那么古老的感觉。门牌号是6705对吗？”

一栋十三层高的建筑赫然耸立在我们面前，外墙刷着浅粉色灰泥。大楼名为夏都，一块刻着大楼名字的石板伫立在一个圆形花坛里，花坛里长着喷泉草。

我和妈妈互相看了看对方，我们俩都读过柯勒律治的诗，心中一起默默念诵起他的诗行：“忽必烈汗在夏都，曾经下令造一座堂皇的安乐殿堂：这地方有圣河亚佛流奔，穿过深不可测的洞门，直流入不见阳光的海洋。”

我并不感到乐观，我可不想在一个叫夏都的佛罗里达公寓里找到父亲。这些美妙的诗行想必是科勒律治吸食鸦片后在迷乱的梦境中所作，父亲的品位不是这样的。

但母亲脸上笑嘻嘻的。“‘女子为她的恶魔情人哀哭’，记得这一句吗？”她问，“艾蕾娜，如果他确实住在这儿，你想想，他会觉得多尴尬啊！”

车停好了，妈妈和我意识到我们根本不知道我父亲会在哪里，我们有的信息就是路名和门牌号。我们仰头看着高耸的房子，一扇扇门和一个个阳台平淡无奇地摆在我们面前，这是我始料不及的——我认为他应该住在单栋别墅里才对。

我们在空荡荡的停车场待了一会儿，轮流询问路人是否知道我们的朋友皮姆。路人稀稀落落，我问到的第三个陌生人用充满怀疑的眼神看着我，害得我马上跑回车里。

“人都去哪儿了？”我问妈妈。

“打短工的人都去北方了，”她说，“这是佛罗里达常见的现象；一到五月份，公寓里的许多房子都空了。”

她伸展着胳膊靠在座位上听收音机，里面传来约翰尼·卡什的歌声，是他翻唱九寸钉乐队的歌曲《伤痛》。他的歌我大部分都熟悉，不论你在弗洛会所的自动点唱机上按哪一个按钮，八九不离十都是卡什和九寸钉乐队的歌。

“看来收复计划需要制定新策略。”我对她说。

“唔？”她直起身子，示意我把我的手机给她。

她按了几个键，问到了绿十字总部的电话。然后她又在键盘上按了几下，最后她终于打通了需要的号码。“我们要的东西在哪儿？”她说，语气和玛丽·埃利斯·鲁特像得惊人。“我替皮姆先生询问此事，我们住佛罗里达西耶斯塔岛的米德耐特帕斯路。”她对我眨了下眼睛。

“已经送出了？”她说，“放在哪儿了？”

不一会儿，她又说：“唔，不在这儿。是的，最好那样，我们等你们送来。”

她挂断电话，把手机还给我。“房间号是1235。”她说，“明天，住在那间的皮姆先生，或者其他什么人，又会收到一份快递了。”

等电梯的时候，母亲不时调整站姿，她把头发从前额往后捋，喉咙里还发出一些有趣的声音（有点像咳嗽，又像是模仿受惊的小猫发出的声音）。以前她从没在我面前紧张过。她弄得我也紧张起来了。我抓起脖子里的一缕头发，放在手里摆弄。

电梯里没人。这是一部观光电梯，因此当电梯升起的时候，萨拉索塔的城市景观出现在我们眼前，随着高度的增加，海湾变得越来越小。

“如果不想见他，”我说，“我们可以不出电梯，直接下去。”

“是的。”她仍旧模仿玛丽·埃利斯·鲁特说话的样子。

电梯门开了，我们走进一条公共走廊——房间门都在走廊左边，右边是铁护栏。墙上没有可开的窗户。透过玻璃墙，我能远远看到我们车子的车顶占了访客停车区的一块空间。

和其他单元一样，1235单元门是白色的，门上装了个猫眼。

母亲按响了门铃。我们等人来开门。她又按了一下。

也许房里没人，或者就是1235的住户不想见客。

“现在怎么做？”妈妈问。我没有胆子把门敲得砰砰响。

我们回到电梯口。我一点不觉得吃惊，只是感到失落。凭直觉和谎骗，我们找到他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我们乘电梯下楼，视线都放在玻璃墙外的景色。我看着地面逐渐升起来迎接我们——正在这个时候，一个女人的身影跃入我的眼帘：矮胖身材，穿着一身黑衣。她步履缓慢地穿过停车场，两只手里各提着一个纸袋。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会像她这样摇摆着步子走路。太阳照得她油腻的头发油光发亮的。

母亲也看到她了，她说：“我从没想过，再次见到玛丽·埃利斯竟然会是件令我高兴的事。”她并不像我预期的那样吃惊。“一定是我模仿她的声音把她召唤来了。”

“我们怎么办？”我问。

当时电梯刚下六楼，妈妈按了四楼的按钮。电梯在四楼停下了，我跟着她走了出来。我们在电梯前站了一会儿，看着电梯门上贴着的一张破破烂烂的舞蹈班培训广告。门上面的数字显示电梯在继续往下降；数字跳到“1”以后，停顿了片刻，又开始往上跳了。

她说：“应该会很有趣。”

我思度着：鲁特看到我们会有什么反应？我从小就被反复灌输同情的重要性。但是对于她，我只有鄙视和厌恶，我也知道这种感觉是相互的。

我收紧了下巴，绷紧神经。“她是我们的同类吗？”我问母亲。

“谁知道她是什么。”妈妈的嘴唇合得很紧。

电梯在四楼停住，门开了。我们重新进去。

妈妈移到我身后，堵住了唯一的出口。她说：“猜到会在这儿遇见你。”

鲁特抓紧手中的纸袋。她一点都没变老，只添了些油腻。她洗过那套衣服吗？但我注意到，她毕竟还是有些变化的：她修掉了下巴上的三根长毛，现在只剩下一寸不到了，跟以前的长度相比，现在只能算是胡须茬子。

母亲和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于是我们讲了些毫无意义的废话。

“真意外！”我说。

“看看这脏兮兮的样子。”妈妈抱起双臂。

我跟了一句：“世界很小，不是吗？”

鲁特的视线从我母亲转到我这里，她的瞳孔又黑又深。“是的，”她对着我说，“这个世界确实太小了。我们昨天就在等你了。”

鲁特打开1235号房门的时候，一股熟悉的金属气味立刻散出来迎接我们。我心想，就是萨拉托加温泉市幽暗厨房里的味道。她在这儿延续着地下室的烹饪传统。

这个寓所极为现代简约——白色的地毯和墙壁，黑色的皮质家具与合金家具。我们经过厨房——正如我所料，一个炖锅在电炉上炖东西，穿过一条过道，过道两旁的门全都紧闭着。过道的尽头是一个硕大的房间，整堵墙壁都是玻璃做的；往外是一个可以俯瞰海湾的阳台。三个男子面向玻璃墙坐在组合沙发上。

首先注意到我们的是丹尼斯；他转身的时候，其他两个人也跟着转了过来。我父亲严肃地看了我一眼，当他看到妈妈时，眼神变得温柔而惊讶。这是我已经估计到的，但绝对出乎她的意料。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注视着她，我注视着他。

另一个男人我不认识，他个子很高，金黄头发，身穿铁锈色的亚麻套装，他面带微笑，神情泰然，仿佛很享受自己现在的状态似的。我身旁的母亲突然显得很僵直。

陌生人站起来。“我们见过，但没有好好打过招呼，”他对我说。

他走上前，伸出手：“我叫马尔科姆。”

他的微笑和声音好像都是故意为之，纯粹为了制造一种感染力。我发觉曾经见过他，并且马上想起看到他的地方——那个坐在萨瓦纳的马歇尔旅店里喝皮卡多的人就是他。

我没有和他握手。

他耸耸肩，把手收回去了。他朝我母亲点点头，然后转向鲁特，从她手里接过纸袋子。我瞥见袋口露出的两个皮卡多瓶盖。他说：“有冰的话拿一些过来，我来弄喝的。”

有时候，即使能够听到别人心里的想法，也不能帮助你理清思路，反倒可能把思路搞得更混乱。一大串思想活动在房间里冲撞，大家的情绪都很激动。我看着父亲心想，我就知道你没死。

谁也没费神把思绪屏蔽起来——马尔科姆和丹尼斯更是不加掩饰，因为他们不会。马尔科姆手里拿着杯子，又坐下了，他表现出的满足感让我难以容忍。我怀疑是他设计了这次见面，是他把我们弄到一起，其中的缘由只有他知道。

父亲的情绪最内敛，却又是最强烈的。他的样子丝毫未变——深色头发沿额头朝后梳，面部轮廓冷峻优雅，如同古代硬币上的罗马君主像。他看到我时的释怀——我隐隐感受到了——转瞬即逝，取而代之的是失望。我的出现似乎让他感到痛苦。

对于我母亲，他感到陌生而困惑，正如同她对他的感觉。我唯一能听清的是他们静下心来交流的心声，思绪像火花一般在他俩之间闪烁。

丹尼斯呢？他的思绪是最容易读到的。他感到内疚。他没有跟我们打招呼，但他看我和妈妈的眼神流露出惭愧的意味。他坐在沙发的一侧，手里拿着一个啤酒瓶，表现得局促不安。

鲁特递给我一杯加冰的皮卡多。我接过杯子的时候，从她眼睛里看到一种令我费解的东西：敬意。鲁特居然会对我怀有敬意？

空调把房间吹得冰冷，我突然觉得窒息。我往后退了几步，然后到阳台上去。阳光很强烈，这儿的空气比霍莫萨萨更潮热。远处，海水波光粼粼，帆船像玩具似的在水上漂移。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我救过你一命，你知道吗？”马尔科姆的声音中略带鼻音。

我没有转身。

“当时你还很小，那么小的年纪根本不应该单独在天黑后出来。但是其他人都专注于实验——我敢打赌，当时丹尼斯也在帮忙，因为实验最终导致了爆炸。木头和玻璃四处飞溅，你就在那儿，看着爆炸发生。你刚刚学步，几乎不会走，我把你带到了安全的地方，等他们把火扑灭，重新把你放回原处。你还记得吗？”

我想起了那次爆炸，以及带走我的那个男子的毛外套。有生以来，我第一次记起那天晚上我在屋外徘徊的原因。透过窗户，我看到花园里有萤火虫，我想摸摸它们。

“那个人是你。”我说。

他走近一些，我转身看着他。我认为他长得很英俊，皮肤光滑，高额头，大眼睛；但他的微笑带着嘲讽的味道，他的眼神让我感到他在默默地盘算着什么。我退到围栏边上。

“我并不期望你感谢我，”他说，“哎，这本是一种友善的表示，不过这不重要。而且，你要感谢我的太多了。是我把你们一家聚到了一起。”

“别缠着她。”母亲站在门口说。

他转身上下打量了她一番。“衣服很漂亮，萨拉，”他说，“你想我吗？”

“别缠着我们。”她往我们这儿走近一步。

接着我父亲出现了。我本以为他仍旧穿着黑色的衣服，但现在我看到的却是银色条纹的衣服。“你已经制造了够多噪音了，”他说，其实他们的声音都很低，“马尔科姆，你该走了。”

“但我们还有事——”

“事情回头再说。”虽然他说话音调很低，却不乏震撼力。

马尔科姆看着我：“我们以后再聊。”

父亲上前一步，马尔科姆就走开了，没再多说什么。

父亲坐到皮沙发上，身子前倾，手肘抵着膝盖，把头埋在手掌里。母亲和我坐在沙发另一头注视着他。

丹尼斯和鲁特已经离开房间了。想必太阳要落山了；这间屋子的窗户朝东，外面的光线渐渐变暗，一片绯红的云朵在空中飘过。

房间里没有一样熟悉的东西，这个地方租下的时候肯定已经装修好了。墙上光秃秃的，没有挂东西，画钩倒是钉了不少。

父亲终于站起身来，他的眼睛很深邃，我读不到他的想法。“唔，”他说，“整个事情很复杂。从哪儿讲起呢？”

我开口说，从你的死讯说起好吗？

但妈妈抢在父亲前面问：“马尔科姆有没有告诉你带走我的事？”

他的嘴巴噘了一下。他凝视着她，倾听她的心声。

我也听到了。她告诉他在我出生的那天晚上发生的事，告诉他是丹尼斯帮忙把她弄上马尔科姆的车，告诉他在卡茨吉尔的房子里的情况以及后来发生的一切。

他一直听着。她停下的时候，他似乎又想把头埋到手掌。“比我想的更糟。”这话听起来很生硬，因为他的声音很冷漠。

“但知道总比不知道好，你认为呢？”妈妈把身子往前倾。天花板的灯光照得她的长发光彩照人。

还有一件事我没提到，当我看到他们俩同在一间屋子时，我是多么兴奋啊，即便他们没有——我该怎么说呢？他们没有在一起。多愁善感的我曾经幻想，幻想他们在经过了那么多年的分离后深情相拥的情景。我从来没想过这个幻想会变成现实，我只能无数次沉浸在幻想中安慰自己。

即使我看不懂父亲的眼神，我能感觉到父亲用情很深。

他把视线转到我这儿。“我看，”他说，“我们不如一起去吃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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