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向左，深圳往右》 作者：慕容雪村
第03章
一件范思哲衬衫，8700元，一支15毫升的SKⅡ眼霜，620元，不要瞪眼睛，这是穷人用的。
一套阿曼尼女装，27万港币；一张高尔夫俱乐部的会员卡，说起来不贵，八万元，不过，是美金；一块卡地亚名表，算了，不说了，你就是不吃不喝，几辈子也买不起。
蓝鲸夜总会有个坐台小姐绰号林青霞，身高1米72，生得肌肤如雪、眉目如画，江湖传闻，看过她的身体的人都已经狂喷鼻血而死。有一天晚上她接待了一个香港客人，第二天就买了两套房子，好一点的自己住，差一点的租了出去，房客中有一个经理，有一个总经理。
有个人跟老婆离婚，分家产时吵得口舌生疮，其人大怒，摧心一掌，打得老婆跌落尘埃。其老婆虎啸一声，正待疯狂反击，听见老公咬着牙说：“丢！我再给你加一点！行了吧？！”
这一巴掌值两千万。
奔驰600差不多算是最豪华的车了吧，1998年7月中旬，有个潮州人开了一辆在深南大道上兜风，不小心跟另外一辆美洲虎轻微碰撞了一下，交警赶过来盘问不休，潮州人听得不耐烦，击节长啸：“这车我不要了！”不是说大话，一年之后那辆车还呆在停车场里，轮胎上长蘑菇，真皮座椅里住了一窝耗子。
不用叹气，这不算奢侈。在深圳，还有更奢侈的东西，那就是：爱情。
爱情。
韩灵到深圳的时候，正是肖然开始发迹的日子，所以他一直说韩灵有旺夫运。那时肖然已经离开了蓝园公寓，在粤海工业村附近租了套一室一厅的房子。1993年的肖然已经不愁温饱，腰里还颇有点余粮。那时股市正热，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排队认购新股，买到的笑，买不到的自叹命苦，连守厕所的都会画K线图。有人打过这么一个比方：拿机关枪在深圳街头扫一梭子，十个死的有八个都是股民，剩下那两个还是股评家。肖然的顶头上司牛云峰是他们公司最先入市的，买进卖出几回合就赚了两万多。肖然吃了几笔回扣之后，资产已经达五位数之巨，看牛侄儿炒股炒得欲仙欲死，不禁贼心骚痒，从银行里取出一万多元，在27.8元的价位上买了400股深发展，不到两个月就猛蹿到39块2，生性保守的肖然不敢再捂，果断地出了货，一转手就赚了四千多。没过几天，韩灵毕业来到深圳，为了赢得佳人芳心，肖然不顾家底地带她去了深港海鲜城，那天的肖然分外风骚，身穿一件青灰色的风衣，油头锃亮，白眼瘮人，周润发见了都要打寒战。服务员过来点菜时，肖然右手前伸，戟指笑谈：“白灼虾、鲍鱼、圆贝，”韩灵看了一眼菜价，惊恐万状地吐了一下舌头，右手狠狠地捏了他一下，她不捏还好，这一捏越发激起了肖然的万丈雄心，他猛地挺直腰杆，气冲斗牛地问：“龙虾有吗？来条龙虾！”
不知道是爱情的力量还是龙虾的力量，那天晚上，肖然对韩灵实施的侵略没有遭遇到任何抵抗。初经人道的肖然在前半场一直不得要
领，一接近球门就抬不起脚来，每次都是无功而返，折腾了半夜，两个人都累得大汗淋漓，韩灵坐了一天火车，实在是撑不住了，打着哈欠摸了摸他的作案工具，说要不然算了吧，先睡觉，明天再说。肖然正满腔悲愤，一听这话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哑着嗓子骂了一句，说他妈的我还不信了呢！说罢悍然发动攻势，韩灵措手不及，皱着眉头大叫一声，两手紧紧地箍住肖然，指甲在他背上划了一条长长的血痕。
今天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日子。
我也是。
肖然紧紧地抱着韩灵，叹了一口气说，我就算现在死了，也觉得不缺什么了。韩灵轻轻地拍了他一下，说你胡说什么。肖然突然激动起来，翻身坐起，说真的，只要你在我身边，我死都是笑着死的。
窗帘遮住了星光，屋子里漆黑而寂静，一些隐约的笑声在空气中轻轻飘荡，像是神秘的预言。隔壁的婴儿突然夜哭，哭声若断若续，象征着人类最初的苦难。肖然俯下身，贴在韩灵耳边轻轻地说：“亲爱的，你是我这辈子永远的新娘，即使将来不能在一起，我也要永远记住今天的你。”韩灵心里一阵感动，脸埋在肖然胸口，越想越难过，过了一会儿，她肩头耸动，嘤嘤地哭了起来。
那年肖然23岁，韩灵22岁，他们的全部资产加起来不到两万元。他们永远的洞房，粤海工业村旁边那栋破败简陋的屋子，在2002年初被拆成一片瓦砾。那时鞍山的韩灵已经成了一名小学教师，上午两堂课，下午两堂课，讲得喉咙肿痛，吃多少金嗓子都不管用，有时候疼得实在受不了，就找同事宋世杰代课。宋世杰是个老鳏夫，老婆死了七八年了，一直也没再婚，天天闷闷不乐的，不过对韩灵一直很照顾，每天上班都替她抹桌子倒水，还经常给她带点梨和苹果什么的，说多吃点水果对嗓子好，韩灵开始不好意思要，后来也渐渐习以为常。当小学老师很累，韩灵每天中午都要小睡一会儿，如果没有别的人，老宋就会轻手轻脚地给她盖上件衣服，韩灵说谢谢，老宋总是憨厚地笑笑，嘱咐她“别着了凉”。就在肖然死的前半个月，韩灵大病了一场，老宋给她买药、买水果，一天三顿给她送饭。病好后韩灵觉得无物以报，狠了狠心，终于躺到了老宋的床上，大概是因为很长时间没有碰过女人，老宋刚一碰到她就一泻如注，扑通一声趴在她身边，一句话也不敢说。韩灵拿卫生纸简单擦了擦身体，然后轻轻搂住他皱皮松松的脖子，说老宋啊，你可真是个好人。这时月亮滑过中天，楼群间光影重重，眼角布满皱纹的韩灵突然心里一动，像茫茫黑夜里的火花一闪，她把头深深地埋进老宋的胸口，然后在心里轻轻地问：
肖然，你在深圳还好吗？
陈启明是典型的傻人有傻福，毕业后分回老家的粮食局，干了一年多，实在忍受不了行政机关水裆尿裤的办事风格，再加上领导一直看他不顺眼，说某人上学时煽动过学潮，政治上有问题。说得陈某人恨炸胸膛，一怒之下写了长达万言的辞职报告，从政治体制抨击起，一直抨击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公粮制度，最后还居心叵测地提到了他们科长每天占着茅坑长达半小时的事。在报告的结尾，陈启明庄严地发表声明：“我觉得辞职首先是个良心问题，其次还是个智商问题，粮食局这个破地方，只有白痴才能呆得下去。”他的科长本来还打算假惺惺地挽留他一下，一看到这句话，差点气炸了头盖骨，颤抖着四肢签了“同意”二字，这样陈启明就成了粮食局最早放弃国家粮食的家伙，一个不容于所有领导的叛逆者。
叛逆者于1993年5月30日登上了去广州的火车，那年他22岁，三十多小时的旅程，他一直都不大清醒，想像中的深圳就像天堂，鲜花铺地、美酒盈樽、走路都会踢到金子。他甚至还想到某一天衣锦还乡，跟科长见面的情景：油头锃亮的陈启明缓缓摇下豪华座驾的车窗，亲切地对他的科长说：“科长，这么多年不见，你的自行车还是很新啊。”那辆自行车是科长花900元买的，对之视若己出，每天都要在食堂的水笼头下擦洗一遍，亮得像许大马棒的盒子炮。
火车在儿童节的中午到达广州。陈启明提着一个灰色的帆布包，被汹涌的人流裹挟着来到万头攒动的广场上，面前的景象让陈启明销魂荡魄、欲仙欲死：在令人窒息的热浪和噪音的包裹下，黑压压的人群拥挤着、叫嚷着、冲撞着，像一个巨大而湍急的旋涡，没有什么不能被吞没，没有什么不能被毁灭。几个山里汉子正围着几只破破烂烂的编织袋抽烟，灰扑扑的脸上汗水直流；几个满脸灰泥的小男孩一路蹒跚而来，向每个人伸出双手；有一个扑通一声跪在他脚下，两手紧紧抓住他的衣服，口齿不清地哀求：“给我一块钱，给我一块钱吧。”陈启明掏出十块钱给了小男孩，一下子从梦中醒了过来，环视着这个苦难的广场，看见一个小偷正拿着镊子从一个老头口袋里掏钱，四周的人静静地看着，一言不发。
“我不可能凭自己的力量出人头地，”1993年的最后一天，陈启明满脸通红地对肖然说，“我没什么本事，也不想吃苦，惟一的选择就是嫁给黄芸芸。”
那天他们辩论了很久，正方辩手陈启明坚持物质利益至上，认为村长家的女儿，黄芸芸，有钱且有房子，且是一家上市公司的股东，一年的分红相当于陈启明当时工资的60几倍，“她至少可以让我少奋斗二十年，从此不再为房租和生活费发愁，你说，”陈启明咬着牙反问，“我为什么不可以嫁给她？”
反方第一辩手韩灵认为陈启明嫁给黄芸芸恐怕会牺牲掉一生的幸福，“你和她会有共同语言吗？”她问，“黄芸芸初中都没毕业，你和她说什么呢？”站在可持续性发展的角度，她认为陈启明的入赘行为无异于滥砍盗伐、杀鸡取蛋，“黄家会一直有钱吗？万一有一天他们家穷了，你怎么办？”过了一会儿，她又对陈启明创效益的能力表示怀疑：“就算他们家真有钱，你又能控制多少呢？别忘了，你始终是个外人。”
反方第二辩手肖然认为这桩买卖的成本太高，原因是黄芸芸的皮相实在是太对不起观众，又黑又胖，皮肤糙得可以磨刀，一张典型的热带脸，两只外翻的鼻孔，满口茶色的牙齿，一笑起来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肖然一想起这个来就不停地皱眉头，好像黄芸芸就坐在他脑袋上，“就算这些你都能接受——对，关上灯都差不多，眼睛一闭张曼玉，被子一蒙钟楚红嘛，但是，你听说过张曼玉有那么厉害的狐臭么？”他夸张地比了个呕吐的姿势，“就算你没有意见，你的鼻子也没有意见吗——你到底有没有鼻子？”
陈启明当然有鼻子，而且快气歪了。听肖然放完厥词后，一直隐忍不发的陈启明拍案而起，脸上青筋跳，嘴里白沫飞，结结巴巴地怒斥肖然：“你爱韩灵的脸蛋和身材，我爱黄芸芸的钱和她当村长的爸爸，你你你……你凭什么以为你比我高尚？！”
陈启明是在喝早茶时认识黄村长仁发的。那是在下沙一间叫“福星”的茶餐厅，每天早上都坐得满满的，十年前还在田里汗出如浆的深圳农民，到此时已经洗净手脸，成了这城市纯粹的食利阶级，不劳而获的贵族。他们最经典的生活方式是这样的：每天都睡到日上三竿才醒，然后打着哈欠踱进茶市，要一壶茶，几碟点心，慢悠悠地一泡就是大半天，喝完茶后骑着摩托车到处去收房租，钱到手后就去打麻将，打累了才睡觉，睡醒后再去喝茶、收房租、打麻将，如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仅不知道稼穑之苦，很多人连农作物都不认识了。
陈启明走进福星时已经没有空桌了，服务员把他带到一张大桌子旁，跟七八个东歪西倒、面色阴沉的老头子坐在一起，其中有两个正在激烈地辩论，嘴里烟雾腾腾，你“丢”过来我“丢”过去，丢得陈启明十分懊恼，正想换张桌清清静静地吃点东西，还没起身就被一个面皮黑黄的汉子一把抓住，然后听见一句十分提神的国语：“小火鸡（伙子）呀，你来评评理啦，你说老公强奸老婆系不系犯罪呀？”
此人正是黄仁发。丑姑娘黄芸芸的爸爸，陈启明的未来岳父，两家上市公司的股东，一家集体企业的董事，十年前他叫黄村长，现在人人称他黄总。陈启明没意识到此人在他未来生命中的重要性，他噘着嘴挣开黄总的手，没好气地回答：“当然不能算，跟老公上床，是老婆的义务！”
伟大领袖教导我们：打谁的旗子跟谁走，这是个关键问题。陈启明说，如果有人请你当裁判，你一定要站对立场，因为参赛选手中说不定就有你的丈人。黄总仁发听陈启明发表完结案陈词后，高兴得眉毛都竖了起来，不可一世地向他的论敌扬了扬胡须参差的下巴，像唱歌一样叽哩咕噜地说了半天，歌词大意是：大学生都站在我这边，你怎么说？然后转过头拍了拍陈启明的肩膀，说今天你想吃乜就吃乜，你的单我包啦。
那是1993年7月份，相书上说陈启明那个月福星照头，天德顾身，主有贵人相助；同时咸池冲撞主星，主桃花犯命，有情事困扰。陈启明对肖然和韩灵说，算了，你们也别劝了，再劝下去就伤感情了，“这可是我的命啊。”
一年后，还是在福星茶餐厅，陈启明请肖然、韩灵和刘元吃了一顿饭。那天餐厅里人很多，闹哄哄的，一派乌烟瘴气。陈启明点了七八个菜，叫了十几瓶珠江啤酒，酒菜端上来后，他淡淡地说哥几个尽情喝吧，今天就算是我的婚宴了。喝到一半，黄芸芸过来敬酒，陈启明搂了一下她的肩膀，似笑不笑地发表了一通演讲，说我知道你们看不起我，觉得我出卖人格，但想通了，你们又何尝不是？“你，”他指着肖然，“吃回扣出卖良心，你，”他转向刘元，“为工作出卖尊严，”他自说自话地点了点头，说我现在算是想通了，在这个城市，在这个时代，谁把自己卖得最彻底，谁就会出人头地，“否则，你就没有任何希望！”
那天几个人的情绪都很低落，酒喝得很凶。喝到最后，陈启明像堆烂泥一样粘在椅子上，肖然趴在桌子上不停地打着醉嗝，嘴里喃喃有词，不知道说些什么。刘元点上一根红双喜，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韩灵，说你现在还好吧，一个小孩伸着脖子，好奇地看着他们，韩灵没说话，默默地转过头去，窗外是一轮惨淡的夕阳。
夜幕降临时，餐厅门口的彩灯一闪一闪地亮了起来，照着街上面无表情的行人。从窗外往里看，餐厅里烟气腾腾，每个人都面目不清，像一场远处的电影，剧中的人似哭似笑，但在观众眼里，这一切都显得那么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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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僧情史相爱十年慕容雪村中短篇作品原谅我红尘颠倒中国，少了一味药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葫芦提天堂向左，深圳往右遗忘在光阴之外伊甸樱桃一套阿曼尼女装，27万港币；一张高尔夫俱乐部的会员卡，说起来不贵，八万元，不过，是美金；一块卡地亚名表，算了，不说了，你就是不吃不喝，几辈子也买不起。
蓝鲸夜总会有个坐台小姐绰号林青霞，身高1米72，生得肌肤如雪、眉目如画，江湖传闻，看过她的身体的人都已经狂喷鼻血而死。有一天晚上她接待了一个香港客人，第二天就买了两套房子，好一点的自己住，差一点的租了出去，房客中有一个经理，有一个总经理。
有个人跟老婆离婚，分家产时吵得口舌生疮，其人大怒，摧心一掌，打得老婆跌落尘埃。其老婆虎啸一声，正待疯狂反击，听见老公咬着牙说：“丢！我再给你加一点！行了吧？！”
这一巴掌值两千万。
奔驰600差不多算是最豪华的车了吧，1998年7月中旬，有个潮州人开了一辆在深南大道上兜风，不小心跟另外一辆美洲虎轻微碰撞了一下，交警赶过来盘问不休，潮州人听得不耐烦，击节长啸：“这车我不要了！”不是说大话，一年之后那辆车还呆在停车场里，轮胎上长蘑菇，真皮座椅里住了一窝耗子。
不用叹气，这不算奢侈。在深圳，还有更奢侈的东西，那就是：爱情。
爱情。
韩灵到深圳的时候，正是肖然开始发迹的日子，所以他一直说韩灵有旺夫运。那时肖然已经离开了蓝园公寓，在粤海工业村附近租了套一室一厅的房子。1993年的肖然已经不愁温饱，腰里还颇有点余粮。那时股市正热，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排队认购新股，买到的笑，买不到的自叹命苦，连守厕所的都会画K线图。有人打过这么一个比方：拿机关枪在深圳街头扫一梭子，十个死的有八个都是股民，剩下那两个还是股评家。肖然的顶头上司牛云峰是他们公司最先入市的，买进卖出几回合就赚了两万多。肖然吃了几笔回扣之后，资产已经达五位数之巨，看牛侄儿炒股炒得欲仙欲死，不禁贼心骚痒，从银行里取出一万多元，在27.8元的价位上买了400股深发展，不到两个月就猛蹿到39块2，生性保守的肖然不敢再捂，果断地出了货，一转手就赚了四千多。没过几天，韩灵毕业来到深圳，为了赢得佳人芳心，肖然不顾家底地带她去了深港海鲜城，那天的肖然分外风骚，身穿一件青灰色的风衣，油头锃亮，白眼瘮人，周润发见了都要打寒战。服务员过来点菜时，肖然右手前伸，戟指笑谈：“白灼虾、鲍鱼、圆贝，”韩灵看了一眼菜价，惊恐万状地吐了一下舌头，右手狠狠地捏了他一下，她不捏还好，这一捏越发激起了肖然的万丈雄心，他猛地挺直腰杆，气冲斗牛地问：“龙虾有吗？来条龙虾！”
不知道是爱情的力量还是龙虾的力量，那天晚上，肖然对韩灵实施的侵略没有遭遇到任何抵抗。初经人道的肖然在前半场一直不得要
领，一接近球门就抬不起脚来，每次都是无功而返，折腾了半夜，两个人都累得大汗淋漓，韩灵坐了一天火车，实在是撑不住了，打着哈欠摸了摸他的作案工具，说要不然算了吧，先睡觉，明天再说。肖然正满腔悲愤，一听这话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哑着嗓子骂了一句，说他妈的我还不信了呢！说罢悍然发动攻势，韩灵措手不及，皱着眉头大叫一声，两手紧紧地箍住肖然，指甲在他背上划了一条长长的血痕。
今天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日子。
我也是。
肖然紧紧地抱着韩灵，叹了一口气说，我就算现在死了，也觉得不缺什么了。韩灵轻轻地拍了他一下，说你胡说什么。肖然突然激动起来，翻身坐起，说真的，只要你在我身边，我死都是笑着死的。
窗帘遮住了星光，屋子里漆黑而寂静，一些隐约的笑声在空气中轻轻飘荡，像是神秘的预言。隔壁的婴儿突然夜哭，哭声若断若续，象征着人类最初的苦难。肖然俯下身，贴在韩灵耳边轻轻地说：“亲爱的，你是我这辈子永远的新娘，即使将来不能在一起，我也要永远记住今天的你。”韩灵心里一阵感动，脸埋在肖然胸口，越想越难过，过了一会儿，她肩头耸动，嘤嘤地哭了起来。
那年肖然23岁，韩灵22岁，他们的全部资产加起来不到两万元。他们永远的洞房，粤海工业村旁边那栋破败简陋的屋子，在2002年初被拆成一片瓦砾。那时鞍山的韩灵已经成了一名小学教师，上午两堂课，下午两堂课，讲得喉咙肿痛，吃多少金嗓子都不管用，有时候疼得实在受不了，就找同事宋世杰代课。宋世杰是个老鳏夫，老婆死了七八年了，一直也没再婚，天天闷闷不乐的，不过对韩灵一直很照顾，每天上班都替她抹桌子倒水，还经常给她带点梨和苹果什么的，说多吃点水果对嗓子好，韩灵开始不好意思要，后来也渐渐习以为常。当小学老师很累，韩灵每天中午都要小睡一会儿，如果没有别的人，老宋就会轻手轻脚地给她盖上件衣服，韩灵说谢谢，老宋总是憨厚地笑笑，嘱咐她“别着了凉”。就在肖然死的前半个月，韩灵大病了一场，老宋给她买药、买水果，一天三顿给她送饭。病好后韩灵觉得无物以报，狠了狠心，终于躺到了老宋的床上，大概是因为很长时间没有碰过女人，老宋刚一碰到她就一泻如注，扑通一声趴在她身边，一句话也不敢说。韩灵拿卫生纸简单擦了擦身体，然后轻轻搂住他皱皮松松的脖子，说老宋啊，你可真是个好人。这时月亮滑过中天，楼群间光影重重，眼角布满皱纹的韩灵突然心里一动，像茫茫黑夜里的火花一闪，她把头深深地埋进老宋的胸口，然后在心里轻轻地问：
肖然，你在深圳还好吗？
陈启明是典型的傻人有傻福，毕业后分回老家的粮食局，干了一年多，实在忍受不了行政机关水裆尿裤的办事风格，再加上领导一直看他不顺眼，说某人上学时煽动过学潮，政治上有问题。说得陈某人恨炸胸膛，一怒之下写了长达万言的辞职报告，从政治体制抨击起，一直抨击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公粮制度，最后还居心叵测地提到了他们科长每天占着茅坑长达半小时的事。在报告的结尾，陈启明庄严地发表声明：“我觉得辞职首先是个良心问题，其次还是个智商问题，粮食局这个破地方，只有白痴才能呆得下去。”他的科长本来还打算假惺惺地挽留他一下，一看到这句话，差点气炸了头盖骨，颤抖着四肢签了“同意”二字，这样陈启明就成了粮食局最早放弃国家粮食的家伙，一个不容于所有领导的叛逆者。
叛逆者于1993年5月30日登上了去广州的火车，那年他22岁，三十多小时的旅程，他一直都不大清醒，想像中的深圳就像天堂，鲜花铺地、美酒盈樽、走路都会踢到金子。他甚至还想到某一天衣锦还乡，跟科长见面的情景：油头锃亮的陈启明缓缓摇下豪华座驾的车窗，亲切地对他的科长说：“科长，这么多年不见，你的自行车还是很新啊。”那辆自行车是科长花900元买的，对之视若己出，每天都要在食堂的水笼头下擦洗一遍，亮得像许大马棒的盒子炮。
火车在儿童节的中午到达广州。陈启明提着一个灰色的帆布包，被汹涌的人流裹挟着来到万头攒动的广场上，面前的景象让陈启明销魂荡魄、欲仙欲死：在令人窒息的热浪和噪音的包裹下，黑压压的人群拥挤着、叫嚷着、冲撞着，像一个巨大而湍急的旋涡，没有什么不能被吞没，没有什么不能被毁灭。几个山里汉子正围着几只破破烂烂的编织袋抽烟，灰扑扑的脸上汗水直流；几个满脸灰泥的小男孩一路蹒跚而来，向每个人伸出双手；有一个扑通一声跪在他脚下，两手紧紧抓住他的衣服，口齿不清地哀求：“给我一块钱，给我一块钱吧。”陈启明掏出十块钱给了小男孩，一下子从梦中醒了过来，环视着这个苦难的广场，看见一个小偷正拿着镊子从一个老头口袋里掏钱，四周的人静静地看着，一言不发。
“我不可能凭自己的力量出人头地，”1993年的最后一天，陈启明满脸通红地对肖然说，“我没什么本事，也不想吃苦，惟一的选择就是嫁给黄芸芸。”
那天他们辩论了很久，正方辩手陈启明坚持物质利益至上，认为村长家的女儿，黄芸芸，有钱且有房子，且是一家上市公司的股东，一年的分红相当于陈启明当时工资的60几倍，“她至少可以让我少奋斗二十年，从此不再为房租和生活费发愁，你说，”陈启明咬着牙反问，“我为什么不可以嫁给她？”
反方第一辩手韩灵认为陈启明嫁给黄芸芸恐怕会牺牲掉一生的幸福，“你和她会有共同语言吗？”她问，“黄芸芸初中都没毕业，你和她说什么呢？”站在可持续性发展的角度，她认为陈启明的入赘行为无异于滥砍盗伐、杀鸡取蛋，“黄家会一直有钱吗？万一有一天他们家穷了，你怎么办？”过了一会儿，她又对陈启明创效益的能力表示怀疑：“就算他们家真有钱，你又能控制多少呢？别忘了，你始终是个外人。”
反方第二辩手肖然认为这桩买卖的成本太高，原因是黄芸芸的皮相实在是太对不起观众，又黑又胖，皮肤糙得可以磨刀，一张典型的热带脸，两只外翻的鼻孔，满口茶色的牙齿，一笑起来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肖然一想起这个来就不停地皱眉头，好像黄芸芸就坐在他脑袋上，“就算这些你都能接受——对，关上灯都差不多，眼睛一闭张曼玉，被子一蒙钟楚红嘛，但是，你听说过张曼玉有那么厉害的狐臭么？”他夸张地比了个呕吐的姿势，“就算你没有意见，你的鼻子也没有意见吗——你到底有没有鼻子？”
陈启明当然有鼻子，而且快气歪了。听肖然放完厥词后，一直隐忍不发的陈启明拍案而起，脸上青筋跳，嘴里白沫飞，结结巴巴地怒斥肖然：“你爱韩灵的脸蛋和身材，我爱黄芸芸的钱和她当村长的爸爸，你你你……你凭什么以为你比我高尚？！”
陈启明是在喝早茶时认识黄村长仁发的。那是在下沙一间叫“福星”的茶餐厅，每天早上都坐得满满的，十年前还在田里汗出如浆的深圳农民，到此时已经洗净手脸，成了这城市纯粹的食利阶级，不劳而获的贵族。他们最经典的生活方式是这样的：每天都睡到日上三竿才醒，然后打着哈欠踱进茶市，要一壶茶，几碟点心，慢悠悠地一泡就是大半天，喝完茶后骑着摩托车到处去收房租，钱到手后就去打麻将，打累了才睡觉，睡醒后再去喝茶、收房租、打麻将，如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仅不知道稼穑之苦，很多人连农作物都不认识了。
陈启明走进福星时已经没有空桌了，服务员把他带到一张大桌子旁，跟七八个东歪西倒、面色阴沉的老头子坐在一起，其中有两个正在激烈地辩论，嘴里烟雾腾腾，你“丢”过来我“丢”过去，丢得陈启明十分懊恼，正想换张桌清清静静地吃点东西，还没起身就被一个面皮黑黄的汉子一把抓住，然后听见一句十分提神的国语：“小火鸡（伙子）呀，你来评评理啦，你说老公强奸老婆系不系犯罪呀？”
此人正是黄仁发。丑姑娘黄芸芸的爸爸，陈启明的未来岳父，两家上市公司的股东，一家集体企业的董事，十年前他叫黄村长，现在人人称他黄总。陈启明没意识到此人在他未来生命中的重要性，他噘着嘴挣开黄总的手，没好气地回答：“当然不能算，跟老公上床，是老婆的义务！”
伟大领袖教导我们：打谁的旗子跟谁走，这是个关键问题。陈启明说，如果有人请你当裁判，你一定要站对立场，因为参赛选手中说不定就有你的丈人。黄总仁发听陈启明发表完结案陈词后，高兴得眉毛都竖了起来，不可一世地向他的论敌扬了扬胡须参差的下巴，像唱歌一样叽哩咕噜地说了半天，歌词大意是：大学生都站在我这边，你怎么说？然后转过头拍了拍陈启明的肩膀，说今天你想吃乜就吃乜，你的单我包啦。
那是1993年7月份，相书上说陈启明那个月福星照头，天德顾身，主有贵人相助；同时咸池冲撞主星，主桃花犯命，有情事困扰。陈启明对肖然和韩灵说，算了，你们也别劝了，再劝下去就伤感情了，“这可是我的命啊。”
一年后，还是在福星茶餐厅，陈启明请肖然、韩灵和刘元吃了一顿饭。那天餐厅里人很多，闹哄哄的，一派乌烟瘴气。陈启明点了七八个菜，叫了十几瓶珠江啤酒，酒菜端上来后，他淡淡地说哥几个尽情喝吧，今天就算是我的婚宴了。喝到一半，黄芸芸过来敬酒，陈启明搂了一下她的肩膀，似笑不笑地发表了一通演讲，说我知道你们看不起我，觉得我出卖人格，但想通了，你们又何尝不是？“你，”他指着肖然，“吃回扣出卖良心，你，”他转向刘元，“为工作出卖尊严，”他自说自话地点了点头，说我现在算是想通了，在这个城市，在这个时代，谁把自己卖得最彻底，谁就会出人头地，“否则，你就没有任何希望！”
那天几个人的情绪都很低落，酒喝得很凶。喝到最后，陈启明像堆烂泥一样粘在椅子上，肖然趴在桌子上不停地打着醉嗝，嘴里喃喃有词，不知道说些什么。刘元点上一根红双喜，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韩灵，说你现在还好吧，一个小孩伸着脖子，好奇地看着他们，韩灵没说话，默默地转过头去，窗外是一轮惨淡的夕阳。
夜幕降临时，餐厅门口的彩灯一闪一闪地亮了起来，照着街上面无表情的行人。从窗外往里看，餐厅里烟气腾腾，每个人都面目不清，像一场远处的电影，剧中的人似哭似笑，但在观众眼里，这一切都显得那么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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