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李明亮神情郑重地从徐达手里接过文件和治丧小组名单，正打算念，徐达又开口说话了。

　　“我还有几句话，我要在这里向大家道歉，我们报社历来崇尚拼命工作，这么多年来，可以说从群众到干部，从临时工到正式职工，大家都是把工作放在第一位的。我们报社也多次被评为先进集体，历年来我们这里也出了不少的先进工作者。我要说我们这种认真工作积极进取的精神是好的，也是需要继续保持和发扬的，但是，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一句，我们每个人也应该爱惜身体，要学会休息，做到劳逸结合。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没有了本钱一切都是妄谈。作为报社的一把手，平常我对大家关心得很不够。希望从今天起，各位为了我们长远的事业，同时也是为了我们事业的长远，好好爱惜自己的身体，请同志们注意休息。”

　　徐达说完朝李明亮微微一点头，站起身低着头快步走出了会议室。大概是因为心情沉痛，他讲了这么多话，没喝一口水，也没吸一支烟。

　　徐达一走李明亮就成了会场的主角。李明亮非常喜欢当主角的那种感觉，他梦寐以求有一天能当上真正的主角。平常只要徐达有事不能出席会议，他心里都暗暗高兴。一有这样的机会他会花好几倍的时间和精力进行准备，他要把自己主持的会议开得成功，他希望大家看到他不但不比徐达差，而且比徐达更出色。可是报社的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一召开会议就打不起精神，一个个不是蔫头耷脑就是交头接耳叽叽咕咕，上面开大会下面开小会，再不就是顺手带张报纸进来，翻得哗啦哗啦乱响，上面讲什么下面都听不清。李明亮很不喜欢会场下面那种窸窸窣窣和嗡嗡嘤嘤的声音，不过却也没什么办法。他曾经放下脸来训斥过他们，可也就是刚说的那会儿还管点用，到下一次他主持会议时又故态复萌，下面的那些人该怎么样还怎么样。

　　让李明亮最恼火的是报社这些人最喜欢看人下菜碟子，徐达讲话的时候他们都很收敛，不大听得见有异样的声音。而徐达一不在场，会议很可能就开得不像样子。有几次徐达外出让他主持会议，事先他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可是有些人一看徐达不在连会场都不进，有些人在会议室坐了一小会儿就毫无理由地退场了，剩下的人也是心猿意马，人在心不在。会场上递烟的，倒茶的，相互传报纸的，玩手机的，始终就没有消停过。李明亮看在眼里，气在心里。他清楚这些人都是老油条，心里对他不服气，没有真把他放在眼睛里。他横下一条心，心想有一天要是自己坐上了头一把交椅，一定要拿出点颜色给这帮人瞧瞧。

　　李明亮先传达了文件，随后宣读了温伯贤治丧小组名单，这都是徐达指派给他的任务。因为念完文件之后紧接着就念治丧小组名单，他没能及时地把语调调到一个略带沉痛的频道上，因此听上去就远不如刚才徐达发言时那么真诚和感伤，也就远不如徐达那么出效果。他自己立刻就觉察到了，感到分寸没有拿捏得很好。不过这时候如果亡羊补牢又显得太做作了，反倒不自然，只好这么凑合着念下去。宁可火候不到他也不敢把戏做过，这点聪明他还是有的。他知道下面坐着的这些人不仅眼睛雪亮，而且都是擅长挑刺的能手，一不留神就会被他们看了笑话。

　　读完了文件和治丧小组名单，李明亮有一种如释重负之感。之后就可以切入业务讨论的正题了。他认为会议只要围绕业务就好开得多，等于是走上了正轨。李明亮和从前的老总们一样，心里有一种挥之不去的“业务情结”。这个“业务”在他们的眼里十分单纯，就是新闻采编，连广告、发行都不包括在内，当然更谈不上其他的附带产业了，即便是能创收赚大钱的项目也不例外。李明亮对自己的业务一贯颇为自负，报社总编辑一级的领导当中唯有他一个人大学读的是新闻系，因此他认为只有自己才是真正的科班出身，其他几个都算不得正宗。徐达是学历史的，已故的温伯贤是学英语的，张帜学的是经济管理，金候高学的是物理，薛恩义最早学的是中医，后来学过财会，又上过两期新闻培训班，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该算什么专业的。李明亮自认为在业务上面远在他们之上，至少也是胜他们一筹，心里并不把他们太当一回事儿。他只把徐达一个看作是自己的对手，注意力基本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今天的会议按计划徐达是不参加的，这个时间他应该在郊区的温泉饭店和两家重要客户洽谈合作。如果没有温伯贤这个意外，他可能正和客户一起骑马、泡温泉或者打高尔夫球。李明亮特别愿意他不在场，那样他可以发挥得更加自如。他丝毫不嫉妒徐达在风光秀丽的青山绿水间享受清新的空气和明媚的阳光，他理解他的肩头是担负着重任的，那副担子不但是他挑不起来的，也是他不乐意挑的。比起和财大气粗的客户携手搂肩谈笑风生李明亮心甘情愿留在报社里操持具体琐细的事务。他曾在当面和背后多次称赞徐总是开拓型人才，同时会谦虚地说自己不是。徐达听到了不过一笑而已。

　　李明亮作为排名第一位的副总编在报社的分工是协助总编辑主抓业务，同时分管人事。报社历来是二把手管人事，似乎成了一个惯例。但徐达在这上头并不放手，大到干部任用，小到报社进一个人、出一个人，他事事亲自过问，大小盘子都是他定的。报社的人背后揶揄说进一个扫楼道的临时工徐达不点头都不行。但是在表面上徐达还会做得相当民主，不管什么事情立项之前一定会反反复复地开会。有些不太好办或者无论怎么办都很难圆满的事情决策之前会议会开得更多。比如先召集领导层开会，然后扩展到处一级干部，再扩大到全体党员，再之后是全体职工大会。徐达不会一上来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只会说一个倾向性的意见，具体如何办让手下的几位领导去拿主意。这几位自然也是明戏的，他们都会先想方设法把一把手的意图弄明白，然后把着他的意思将他想说的话说出来。所以这届领导班子大体上还是比较合作的，用他们工作总结中的话说是“班子空前地团结”和“具有高度的协作性”。徐达对李明亮有时候也会另眼相看，比如问一问他对人事安排有什么意见，或者问一问他对业务调整有什么意见，其实也不过是走一走过场而已，李明亮心里清楚得很，自然也是十分配合。偶尔徐达也会让他对某件事或者某个待定的方案先发表意见，很像是礼贤下士，实际上他倒也并不是有意要做什么表面文章，他不会把力气花在这种地方，因为在他看来根本无此必要。他让李明亮谈看法，一定是他觉得这步棋不太好走，他不能自己出面来拿一个明显有缺陷和毛病的方案。碰到这种进退两难或者怎么做都是吃力不讨好的时候，徐达自然而然会想到和用到自己的这位副手。这种时候李明亮也不便装傻，毕竟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他知道自己耍滑头在徐达面前是没有用的，也是不可能蒙混过关的。徐达精明强干，有手腕又有狠劲，李明亮清楚自己不是他的对手，何况人家还官高一级，谁不知道“官高一级压死人”？这方面他可一点也不傻，绝不会拿着鸡蛋往石头上碰。所以一到这种时候他总是当仁不让，把徐达想说又不好说或者不便说的话替他说出来。不过他也并不能回回说在点子上，因此徐达还是不能真正把他当成自己强有力的臂膀。不过徐达倒也豁达，他心里虽然瞧不起这么一个志大才疏眼高手低还有点酸文假醋的人，却觉得用这样的人比用真有几把刷子的人安全，至少这样的人想坏他的事不那么容易。在徐达看来一个副职不两面三刀不在背后捅你刀子不故意坏你的菜已经算是福星高照了，所以对李明亮基本抱着宽容和宽厚之心，能让他过一把领导瘾的时候也尽量满足他，就像是给机器上油，为的只是好用。不过当然也不会对他不加控制，不会让他把这个瘾过得太足。徐达知道物极必反，也知道人是欲壑难填的，你给得越多，他未必感谢你，反而胃口会越来越大。所以他不可能让一个手底下的人忘记自己是谁，他认为这也是一个合格的领头人的职责之一。

　　会议切入正题之后，李明亮打算好好发挥一番。他振了振精神，清了清嗓子，准备作一番高屋建瓴的讲话。正是这时，会议室的门被轻轻推开了一条小缝，先是有几个人扭头去看，随后更多的人扭过头去。李明亮一听下面又有了不正常的动静，顿时就有点不太高兴。他正想说上两句，一抬头看见门缝里露出徐达的小半张脸，正在用眼神示意着什么，而里面却没有人及时会意。

　　一看已经惊动了大家，徐达索性把门开大了一些，朝会议室里说：“候高、恩义，出来一下，和你们商量点事。”

　　他声音低低的，好像生怕打扰了正开着的会议。金候高和薛恩义听到总编辑的召唤马上站起身就出去了。倒是徐达礼数周全，没有忘记冲主持会议的李明亮点了点头。李明亮立刻做出心领神会的样子，也微笑着朝徐达点了点头，心里却极不高兴他把仅剩的两位副总编拽走，觉得他是有意扫自己的面子。

　　金候高和薛恩义出去之后会议继续进行。领导层这边除了李明亮赫然在座，所有的座位都空了，本来就豁了的牙床只剩下一颗大牙。李明亮孤零零地坐在空位子中间，心里很不自在。也不知因为什么原因，会场下面又起了一阵嘁嘁嚓嚓的声音，还有一些轻微的笑声夹杂在里面，听着就像是在嘲笑什么。李明亮不知道下面在叽咕些什么，他伸手正了正衣领，又理了理头发，然后用笔敲了敲桌沿，意思是让大家安静。下面果真安静了下来，但没多大一会儿起身倒开水、出门上厕所的呈出不穷。坐在后面的几位老资格的编辑们相互递起烟来，然后旁若无人地点上吸了起来。几个上了岁数的女同志立即立竿见影地十分响亮地咳嗽起来，会场又有些乱了。

　　李明亮再次用笔敲了敲桌沿，同时提高了说话的音量。他一条一条地说了他对上星期报纸的看法，每一条里还细分出若干小条，每个小条里还有各自突出的要点。他又宣读了各采编室报上来的重点选题，又把每个题目自以为是画龙点睛地评点了一番。李明亮为这个发言足足准备了两个晚上和一个白天，自认为见解独到，发人深省，对报社下一段即将开展的报道很有指导作用，肯定能够引起反响，结果却发现下面除了小会开得起劲之外反应平淡，连认认真真听他说的都没有几个。他心里感叹报社人员的素质真是越来越差了。他无奈地收了话头，让大家畅所欲言地进行讨论。他想借此挑起气氛，可是会场上立刻出现了冷场。他把目光挨个儿投向几个采编室的主任和副主任，那几个人不是低着脑袋就是神情麻木，看上去都没有发表意见的欲望。李明亮本想点他们的名让他们发言，但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他知道那几个人也都不是好惹的，还是不招他们为好。他草草地结束了讨论，宣布散会。他知道即使再拖下去，编前会也不会出现他预期中的高潮。

　　中午，被大家称为方老的总编室主任方文心托着饭盆一边大口吞咽着饭菜一边晃晃悠悠走进了社会新闻采编室，他经过的楼道里弥漫着洋葱炒肉片的气味，就像身后拖着一条看不见的长长的尾巴。他瞟了两眼到了饭点儿还端坐在电脑前忙着的副主任罗卫，大着嗓门说：“啊唷，罗大主任，怎么您还没休息呀？今儿个一大清早上面不是发话儿了要同志们学会休息吗？”

　　罗卫嘿嘿一笑说：“闲着也是闲着。”

　　方文心夸张地说：“身体要紧哪，身体可是革命的本钱啊！”

　　罗卫阴阴地笑着，慢悠悠地说：“我又不忙别的额外的事情，也不操别的额外的心，既不琢磨人，也不琢磨事，不过就是上班写写稿子，下班下下馆子，不费什么身子骨儿，就是存心想累死自个儿还真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事儿！”

　　方文心转过大圆脑袋对办公室里另外两个同事说：“你们瞧出来了吗？罗大主任很有抱负啊！”又转回脑袋朝罗卫说，“好小子，晃我们呢！你越这么说越表明你有野心，而且还深藏不露啊！”

　　罗卫笑嘻嘻地说：“方老，这你还真没有说对！我没有野心，不过倒免不了有点儿贪心和色心，再就是有点儿闲心，爱管闲事儿，还爱瞎操心，不过这会儿一了百了全消停了！”

　　办公室里的人都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哎哎，提醒你们说话注意点儿分寸，我可是在外面全都听见了哎！”社会新闻采编室主任沈旭东蹬蹬蹬迈着大步走了进来，他虎着一张大脸，正了声腔，一本正经地训斥办公室里的几个人，“你们说话最好别夹枪带棒捎张带李的，伤人的话不说，上面三令五申反反复复强调都没用啊，你们怎么撂爪就忘？我说你们是不是也忒过分了点儿？刚才我在对面办公室也听了不少闲言碎语，比你们说得更不像话。你们这帮子人，真是太狠了！人家一个领导干部，怎么想得到身后被你们这么糟践？毕竟人家刚刚离开人世，尸骨未寒啊！”

　　沈旭东洪亮的大嗓门把别的办公室的人也招引了过来，几个人探头探脑地在门外听，都是一脸的坏笑。谁都清楚沈旭东肯定不会放过这么一个借题发挥的机会，因为他是全报社头一个和温伯贤不对付的，也是全报社最恨温伯贤的一个人。

　　论说起来沈旭东和温伯贤还是校友，可是温伯贤非但从来没有提携过这位小学弟，还狠狠地给他下过绊子。据说在他的提拔问题上温伯贤百般阻挠，反对得最为激烈。

　　五六年前沈旭东就是领导班子重点栽培的“苗子”，有一度他呼声极高，差一点当上了副总编。当时他有几个非常有利的条件，首先是他年纪轻，又是在他那个年龄段的人当中任正处时间最长者，而最主要的一条是当时的总编辑刘大中对他极为赏识，一心想用他。

　　刘大中世代务农，他本人也是到了二十几岁才离开土地。他虽然读了书，当了记者，后来又当了领导，但鲁莽耿直的脾气一点没变，而且有极重的乡土观念。沈旭东和他恰好是同乡，两个人的老家只隔着七八里地。“亲不亲故乡人”，刘大中处处提携自己的这位小老乡，从沈旭东进报社第一天起就对他另眼相看。沈旭东本来就是个机灵人，自然懂得大树底下好乘凉。面对刘总的厚爱，他马上作出了热情的回应，处处表现出对总编辑的景仰和爱戴，不仅唯马首是瞻，而且对他关心备至，体贴入微。拿报社的人背后议论他的话说他对总编大人那真是比对亲爹还要亲。刘大中有高血压、糖尿病等等慢性病，上班的日子沈旭东每天都会准时提醒他服药。一到召开会议的时候他更是不离左右地侍候，一会儿给总编调话筒，一会儿给总编拍照片，一会儿给总编端茶倒水，忙得不亦乐乎。这些事情本来办公室都有专人负责，办公室主任老马也是一个最爱侍候领导的人，被他这么一插手弄得他们正根儿上的反倒没事情可做了。刘大中是怎么看沈旭东怎么喜欢，就像《 红楼梦 》里老太太看贾宝玉一样，横看可心，竖看合意，真正是他心尖子上的肉，剩下的其他人，包括领导层的人员也没一个当真在他的眼睛里。他用惯了沈旭东，每次出差都要带上他，到后来经常是只带他一个人，连副总编们都统统靠了后。沈旭东也越发地拿出刘总红人的劲头，说话做事都声气很壮，一副说了算的架势。报社不少人看不惯他，但因为有刘大中处处护着他，对他也不得不礼让三分。

　　刘大中本质上是个粗人，喜欢谁讨厌谁都做在明面上，从不遮遮掩掩，也不怕别人非议。他赏识沈旭东，不管别人怎么说怎么想，有什么好机会都拿出来给他，三年当中连给他提了两级。要不是温伯贤跳出来反对，他还会一手把他提拔成副总编。

　　当时报社正缺一个抓经营管理的副局级领导，说白了就是坐这个位子的人要有本事给大伙挣上钱来。沈旭东在做记者编辑之外还做过广告、发行和通联，还曾在报社设在广东的发展公司常驻过三年，不管有没有挣到钱、那些钱是不是他一个人挣的，毕竟他有这方面的工作经验，“天时、地利、人和”算是全占了，连他本人都认为这个副总编的位子非自己莫属。可是没想到的是他的大学哥温伯贤公然站出来反对，毫不留情地对他提了一大堆的意见，列举了他在广东公司做砸了的一个个项目，怀疑这里面有出卖报社利益的因素，而且还提供了不少相关的证据。据说他这一手令报社高层十分惊讶，因为从来没有人派他去做过这方面的调查，也没有人知道他是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渠道获得的这些证据。但让领导层不敢忽视的是温伯贤搜集到的这些证据与他们所掌握的某些情况竟然十分相符或大致相符，这也就等于在某种程度了证实了他们原先掌握的情况属实或基本属实，也就是说沈旭东确实很有可能利用工作之便为自己谋取了不正当的利益。此外，温伯贤对沈旭东的业务能力也提出了怀疑，直言不讳地批评他采写的稿件平庸，架子搭得很大却说不到点子上，文章条理混乱，文字粗糙，而且说的也都是别的媒体说过的话，缺乏新意。还说他不具备组织大型报道的能力，虽然他手上也出过不少反响不错的重点报道，但那些报道并不是他一人所为，而是全报社总编辑、分管副总编以及采编室人员齐心合力的结果。然而，有两次重大差错恰恰都出在他负责的采编室里，其中一次还是出在他当班期间，这表明他不仅工作能力不够，工作态度也是有问题的。除此之外，温伯贤还提到沈旭东有私生活方面的问题，比如他在广东工作期间与某歌厅小姐关系暧昧，还和某发廊老板娘走得很近，他甚至利用手中职权让这位发廊老板娘通过招聘的形式进入公司成为他手下的一名业务人员，后来迫于舆论才将她辞退。此事在当地新闻圈造成了相当不好的影响，一度被盛传某大报发行量在当地首屈一指就是因为大胆启用了“妈咪”作为发行人员，成为兄弟媒体的笑谈。温伯贤认为这件事玷污了报纸良好的声誉，给报社抹了黑，影响恶劣。据此他强调沈旭东这个人不可用，如果提拔这样一个人，一是难以服众，二也难以令人放心。于是沈旭东就被挂了起来。

　　沈旭东以为这已经是铁板上钉钉子的事情，刘大中也早就向他打过保票了，没想到一觉睡醒全不是那么回事儿了。他带了重礼去找刘大中，心里打的算盘是盼望他能够力挽狂澜。可是刘大中却不跟他说一句正题，东拉西扯尽说些别的，眉宇之间全是慈爱和抚慰。沈旭东自以为也是很有政治素养的人，懂得刘大中的这套语汇包括他的身体语言，知道这件事至少眼下是没有什么希望了。当然他心里也绝对清楚作为总编辑的刘大中不可能为了他去得罪作为副总编辑的温伯贤，孰轻孰重连他都明白，刘总这样风里来雨里去的老革命更加不会糊涂。

　　最让沈旭东难堪的还不是他没有当选这件事本身，而是他以为自己稳操胜券早在三两个月之前就自然而然地摆出了副总编的架势，现在忽然生变，他有种一脚踏空的感觉，好像一下子从高处跌落下来，而且摔得还很不轻。

　　沈旭东向来是个极好面子的人，心里的别扭劲儿可想而知。他很快就得知坏他菜的是温伯贤，心想自己与他往日无怨近日无仇，他为何要在背后下这样的毒手？真应了曹植那句诗“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他恨透了这位学长，从此见面再也不理睬他。沈旭东本来就是个得理不饶人的厉害角色，又自负地认为自己在报社里是少有的通才，再仗着老岳父也是个当官的，家里有点背景，哪里咽得下这口气！他利用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场合，向上级和同事揭露温伯贤的“丑恶嘴脸”。不过因为温伯贤刚升任副总编不久，不在提拔升迁的当口，所以他的重拳出击对他并没有起到多大效果。

　　沈旭东翘首以盼的那个副总编的位子最后让经济新闻采编室主任张帜坐上了。沈旭东认为张帜分明是吃了他嘴里掉下来的肉，纯属意外获利，心里对他也十分气不忿。那一段他莫名其妙地对张帜憋了一肚子的火，看他哪里都不顺眼，对他的态度很冲，摆出一副随时想砸他场子的架势。只要轮到张帜值班，他要不拿些轻飘飘压不住阵脚的稿子出来，要不干脆塞些关系稿，有意让他为难。张帜是个聪明人，知道沈旭东是因为没上有情绪，并不跟他计较，也不跟他一般见识。他本身就是个能写的人，沈旭东不拿出像样的稿子来，他就自己写了悄悄替换上，息事宁人。即使这样，沈旭东在背后也没少说他的闲话。他口口声声称张帜是“那个写经济的”，嘲笑他“做算术比写文章在行”，言下之意是张帜缺乏领导威仪，文章也写得不够水准，反正是不入他的法眼。其时张帜刚刚从采编室主任升到副总编的位置上，的确还没有机会展露一把，而实际上他可不是一个等闲之人。张帜很清楚沈旭东对他不服气，包括沈旭东在背后说他的那些话也早有好事者跑去汇报给了他，但他不动声色，根本不去跟他过招。相反，沈旭东不跟他打招呼不和他说话他反过来主动跟他打招呼主动和他说话，沈旭东故意为难他而作为上级领导的他却从来不故意为难他，相反还常常主动伸出援手。张帜做得如此大气，时间久了，沈旭东反倒有点不好意思出手了。

　　忽然有一天沈旭东对张帜的态度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据知情的人透露是张帜请沈旭东在单位后门街上的广东馆子里喝了一回酒。一顿酒就能把这么一块骨头给泡软了，报社的人都想不出张帜到底使了什么招。他们两个人具体谈了些什么无人知晓，但从此沈旭东再也不在背后说张帜任何坏话了。张帜更绝，人前人后都对沈旭东亲厚有加，和他称兄道弟，谈笑风生，还时常随手塞他条烟，约他一起看球赛，甚至看到精彩的文章也会拿给他看。两个人神奇地结成了同盟，让报社的人觉得很不可思议，但也都承认他们是“双赢”。大家更佩服的是张帜，发现这个貌视文弱的白面书生原来在弄人方面也是有些手段的，显然是对他小看不得。后来张帜果然在报社人气指数一路走高，到刘大中这一届领导班子解体他差一点就被提拔成总编辑，只因为出现了一个更加强大的对手徐达他才没有顺顺当当被“扶正”。也就是不过短短一两年的时间，沈旭东和张帜这本来是在同一起跑线上的两个人之间的差距就拉开了。沈旭东当然不会再有什么不服气和不买账的情绪流露出来，相反他识趣得很，对张帜既敬重又维护。他放眼报社领导层，哪一个不是怀揣着自己的小算盘先己后人的？哪一个不是搞自己的小圈子任人唯亲的？相比较之下倒是张帜做得多少还算公平和公正一些，至少大面子上还是过得去的。何况他又待自己不薄，他也就顺水推舟把他当成了靠山，把心里的积怨和愤恨全部对准了温伯贤一个人。不过今天他倒也没有太放开，对一个刚刚死去的人落井下石未免太不厚道了，他不好意思做得太过分。温伯贤是死了，他还要在这里继续做人呢，他不能不考虑自己的形象。但他说的每一句话却比平时更出效果，听得办公室内外的人个个抿嘴而乐。

　　“你们这帮子人啊，真是太狠了！”沈旭东用吃饭的勺子敲一下桌沿，使劲地板一板面孔，做出夸张的痛心表情。

　　大家一阵哄笑。

　　沈旭东即刻收起了痛心疾首的表情，绽放出一个明媚的笑容，十分亲昵地对方文心和罗卫两个人说：“咱们摸上一把？”

　　那两个说：“三缺一啊！”

　　沈旭东笑嘻嘻地说：“要找三条腿的蛤蟆没有，找个两条腿的人还难？”

　　那两个问：“找谁呢？”

　　沈旭东一句话没说就出了办公室，不一会儿他回来了，身后跟着副总编金候高。

　　沈旭东略带得意地对他们说：“看看，人给你们找来了！”

　　方文心朝罗卫做了个鬼脸说：“他真能耐，一找就给我们找一小猫来！”

　　金候高一本正经地纠正道：“我不是小猫，李明亮才是小猫呢！”

　　沈旭东斜着眼睛瞥了一眼金候高，弯起嘴角笑道：“您怎么不是小猫呢？不给我们面子是吧——”

　　金候高马上服软了，做出毫无原则的样子说：“好好好，你们说我是小猫，那我就是小猫吧！”

　　方文心和罗卫异口同声地说：“狠！”

　　沈旭东得意洋洋地笑起来。

　　沈旭东有个特点，就是凡事喜欢和领导在一起，即使是打牌这样的事情也要拽上个把领导，才觉得场面好看。平常他特别在意谁出场了谁没有出场，有事没事都喜欢往领导堆里扎。比如开会、吃饭等等，他都会不请自到地坐到领导席上去，一点也不拿自己当外人。不少同事对他这个习惯颇看不惯，没少嘲笑他，甚至嗤之以鼻。他自己却满不当回事，也不在乎别人的嘲笑和耻笑。

　　沈旭东在领导面前和办公室主任老马截然不同。除了对早已经退休的前任总编刘大中他前呼后拥，亦步亦趋，对别的领导他并不阿谀奉迎，相反态度自然大方，在领导面前很放得开，该说话说话，该喝酒喝酒，一点也不唯唯诺诺，就好像他就是这班人中的一员。不过他分寸还是拿捏得挺好的，懂得眉高眼低，知道见风使舵，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而且有本事哄得每个人都很开心。虽然他偶尔也会说几句一般人不敢当着领导随便说的很像是忠言和牢骚的话，让人觉得他铁骨铮铮，光明磊落，敢于仗义执言，但实际上他是拿准了那些话绝不会冒犯和伤害任何人，尤其不会冒犯和伤害官比他大的人的。这点领导们心里同样是有数的，对他也是绝对放心的，因此他们都挺高兴他过去凑趣。所以许多本该是老马侍候的场面就由他代替了。

　　沈旭东很乐意做这样的事，一到这样的场合他会变得兴奋异常，人就跟上了弦似的，巧舌如簧，伶俐乖巧，能把气氛搞得特别活跃。不但前任总编辑刘大中喜欢他，现任总编辑徐达也一样喜欢他。要是没有他几位领导坐在一起彼此没有话说也是挺尴尬的，而且还显得脱离群众，所以他无形之中在领导和领导之间以及领导和群众之间起到了一个润滑剂的作用。看不惯他的人说他是“沟通报社高层和中下层的桥梁”，他听了哈哈一笑，没有一点的不高兴。

　　刚才金候高在沈旭东去找他的时候正准备在沙发上睡午觉。沈旭东不由分说把他拉起来，要他过去打牌。金候高不太愿意，一脸推诿的表情，却架不住他死拉活拽。金候高是几个副总编当中路数最怪的一个，表面上冷冰冰的，但如果有人主动接近他，他也会非常热情。不过假如就此以为他是个随和好说话的人就又错了，他很可能一转脸又和别人拉开了距离。报社的人都觉得他难以琢磨，平常没事都远着他，他也似乎有点落落寡合。不过这会儿他却是满脸笑容地坐到了牌桌边上，等着摸牌。

　　方文心一边麻利地哗哗洗牌，一边指着沈旭东对金候高开玩笑地挑拨道：“这家伙刚才在这儿夸口，说什么要找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找个两条腿人满地都是，要我是您这会儿站起来就走！”

　　金候高听了，不急不恼，笑眯眯地用一种既像是戏谑别人又像是戏谑自己的口气说道：“我要是真站起来就走，你们又该说我摆领导的架子，不跟群众打成一片。我的确是不想打这把牌的，但我也不能驳你们几位的面子，尤其是不能驳某位同志的面子。我这个人就是太好说话了，从来不摆领导的谱，所以吧，三缺一的时候人家首先想到的总是我。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我很平易近人，同时也说明我很和蔼可亲，是不是啊？”

　　那三个异口同声地说：“当然是啊！”

　　金候高还是笑眯眯地说：“我看你们一个个精神足足的实在是羡慕得很，知道吗？我可是两天两夜没合眼了！”

　　沈旭东坏笑道：“您都两天两夜没合眼了，更不在乎这一会儿了！”

　　方文心关切地问他：“什么事儿让您忙得连觉都不睡了？”

　　“还不是稿子闹的！”金候高说，“大综述出了问题，临时撤换，让我一时半会哪去抓那么有分量压得住阵脚的？这两天我真是焦虑不堪，头发都白了不少。”

　　罗卫凑上去说：“所以我们请您打打牌放松一下！”

　　金候高笑着摆手道：“你们这哪是请我放松，分明是在坑害我！上个星期徐总刚在会上专门强调中午不提倡在办公室打牌，你们这儿就违规操作上了。又赶上这么个日子口，全报社都沉浸在一片哀痛的气氛当中，你们自己娱乐也就罢了，还要硬拽上我，知道不知道这叫拉领导同志下水？”

　　沈旭东马上接嘴说：“呵呵，现在同志们忙着自己下水还来不及呢，还能想到拉上领导同志，这就很不错啦！”

　　金候高听得哈哈大笑，说：“这么说我还得倒过头来领你们的情啊！”

　　沈旭东从方文心手里接过扑克牌，啪地拦腰一切，利落地拍在桌子中央，说道：“老规矩，晚上全聚德，输家买单！”

　　四个人兴致勃勃地摸起牌来。

　　没死以前我一直以为死是一件最最利索不过的事，眼睛一闭，心无挂碍，一了百了，自己和世界就两不相关了。到死才知道并不是人一死马上就能彻底画上句号的，和世界也并不是在一两秒钟之内就能彻底结束关系的。

　　我死的过程倒是简单利索，没费太大工夫，可是死了之后我才想起我走得实在太匆促了，我甚至连必要的准备都没来得及做。老话说“生死不由人”，“阎王让你三更走，谁能留你到五更”，这道理谁不明白？所以我真是追悔莫及，可也是悔之晚矣！

　　早知这一天会来得这么突然，我的确应该早作打算。至少是把重要的事情提早做了。其实当时不过就是举手之劳，可我一拖再拖，始终没有去做。活着的时候每一天我都是百事缠身忙忙碌碌，而且总有事情做不完要拖下来。现在回头想想真不知道当初都瞎忙些什么了，反倒是把真正应该办的事情给耽搁了。即使我现在想弥补，也已经无能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