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三年，马鸿逵来到宁夏当省主席，就开始了对宁夏人民的黑暗统治。他为了巩固在宁夏的统治地位，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马鸿逵的信条是：“有兵就有权，有权就有钱。”所以，他来宁夏后，年年征兵，扩充军队。到了后来，他竟一年征兵两次。征兵成了宁夏人民的最大灾难。
一九三五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在毛泽东的率领下，冲破了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封锁和围剿，穿过了杳无人烟的雪山和草地，进入了甘肃，经过了宁夏的六盘山，到达陕北。宣告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马鸿逵听到红军到达六盘山，吓得脸色苍白，两眼发直，浑身发抖。为了对付北上抗日的红军，蒋介石亲自飞到宁夏来和马鸿逵密谋围剿红军。为了围剿红军，马鸿逵大肆征兵。他对永宁、贺兰等几个县受灾挨饿的老百姓视若无睹，只顾征兵、征粮。他规定18岁至25岁的壮年男子每户二抽一，三抽二，五抽三……
刘德有两个儿子，小儿子今年刚十八岁，这次要抽一个去当兵，谁都知道，进了马鸿逵的兵营如同进了监狱。穿上军装，如同穿上了囚衣，连一封家信都不让士兵写。他还抓了不少壮丁到石炭井挖煤。这些壮丁不时被塌陷的矿井活埋。不管是被抓去当兵，还是挖煤，是死、是活，家里全无音讯。五十多岁的刘德听到要抽他一个儿子去当兵可犯了愁。他想：“让大儿子去当兵吧，他已是一个孩子的父亲了。他走了，谁养活一家人呢？我老了，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只有让小儿子去啦！可是，小儿子是万山看着长大的。万山又让他念了几年书，想栽培他管理粮行生意。对他特别偏爱和器重。他从小衣食无忧，没受过啥苦。”让他去当兵。他是吃不了那个苦，受不了那个罪，弄不好，会把命搭上呀！”刘德成天愁眉苦脸，茶不思，饭不吃，像害了大病似的。韦万山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四处奔走，上下求人，花了二百多块钱雇了一个兵顶替了。当时，有钱的富户和财主都是花钱雇兵顶替自己的儿子去当兵。所以，马鸿逵军队里的士兵，都是穷苦人家的子弟。
唐徕渠西的常家寨子里，住着二十几户人家，每户都是三世同堂，一百多口人，都姓常。每年清明节的时候，都一起给祖先上坟。他们的祖先在清朝末年的时候，是有钱的大户。为了防匪、防盗，在寨子四周筑起了一米多宽，三米高的土围墙。面朝东开着一个大门。大门并排能过两辆马车。每到夜晚，两扇大门关闭。门闩是两米长，小腿粗的一根大铁棒，女人和孩子是拿不动的。一扇大门有两米宽，两米多高，一个八九岁的男孩是推不动的。因为大门的木板有三寸厚。门扇的上中下都用二寸宽的铁条箍着，铁条上一尺的间隔都用核桃大的圆铁钉铆上。一看这高大的围墙，雄伟、坚固的两扇大门，就知道他们的祖先曾经是多么的殷富。寨子里住户分东院、西院、南院、北院。每个院子的人都是曾祖父传下的后代。解放后，土地改革时，划分阶级成分。南院是贫农，北院是中农，西院是上中农，东院是地主。南院的大多数人都给东院的地主当长工。有的给西院的中上农打短工。
西院住着常信老哥仨。常信是老二，四十多岁，瘦高个，慈眉善目，平易近人。方圆二十里，一提常信，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都说他是大善人。家里有牛羊，有马车一辆，二十几亩地，日子过得还可以，不缺吃，不少穿。常信家里还养了一个五十多岁的讨饭老人。大人们都叫老乞丐，孩子们都叫杨爷爷。他还收养了一个七岁左右的小男孩。有一天，来了一个骨瘦如柴讨饭的小男孩。晚上没有走，就睡在大门口的墙旮旯。正是深秋时节，这孩子光着脚，穿着一件没有扣子的破单衣和没有裤腿的破裤子，冻得蜷缩一团。常信知道了，就把孩子叫到家里给吃了饭。他询问孩子，得知他爹被抓去当兵，妈妈病死了。他只好出来要饭。常信想：“马上就冬天了，孩子这么小， 在外流浪讨饭，不饿死，也会冻死。”于是，他就收留了这个孩子。
常信生了五个儿子。老大、老二都娶了媳妇。老大已经是两个女孩儿的父亲了。前年马鸿逵征兵，老大被抓去当兵。今年马鸿逵又征兵，要抽常信家两个儿子去当兵。这可愁坏了常信：“儿子都被抓去当兵，这二十几亩地谁种？全家十六七口人谁来养活？”老伴劝说：“我们给儿子分家吧。分了家，一户一个男人，儿子就不会去当兵了。为躲避抓兵，人家都在分家。”常信没好气地说：“分家……我们这个家怎么分？大媳妇母女仨分给谁来养活？老四刚成亲，老三和老五都没成家。就一辆马车分给谁？我常信把一个家搞得四分五裂，还不被人家笑话死。”他思来想去，只好让老二和老四去当兵。老五才十四岁。他为什么留下老三呢？因为老三常光成特别能干，是种庄稼的好把式。
常光成大高个，膀宽腰圆，力气大。他四方脸、大眼睛、高鼻梁、大嘴巴。他走路脚底生风，从院子走过，踏的地皮忽闪忽闪响。人们坐在屋里不用看，就知道是老三回来了。收割庄稼的时候。老大、老二、老四三个人一天割一亩多。老三一个人就割一亩。犁田时，他们三个人一天犁二亩多地。老三一个人一天就犁二亩。挑麦子和稻子，他们一人挑两捆。老三一人挑四捆。他们挑一趟。老三挑两趟，真是一个顶仨呀！所以，众人给老三起了个号——“三牛”。
常信的两个儿子又被抓去当兵了。家里二十几亩地就靠老三一人种，全家十六七口人就靠老三一个人养活。只是农忙抢收庄稼时，才雇两个短工。一天夜晚，常信老两口睡不着，都躺在炕上唉声叹气。常信忧伤地说：“哎……这儿子养得多，被抓去当兵的也多，到头来，一大家子人就靠老三一个儿子种田养活。这儿子养得多管啥用？望月桥田家，哥仨养了两个儿子，也不用去当兵，免得牵肠挂肚呀！”老伴哭着说：“老大走了几年，也没个音讯，看得出媳妇和孩子都想他。这老二又丢下婆姨、孩子走了。不知道他们啥时候能回来？儿子走了，我的心好像也被掏空了。”
常信说的望月桥田家，就是田兴——田三爷的家。田三爷的婆姨就是常信的同胞妹妹。常信是田三爷的妻哥。他经常来望月桥妹妹家，还到韦万山的油坊买油，到布店买布。经田三爷介绍，他知韦万山认识了，彼此也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马鸿逵在宁夏搜罗了一批财主、官僚、地痞成为他的帮凶，爪牙和奴才，为他抓壮丁、搜刮民财服务。而各地的大财主又趋炎附势，与他相互勾结，同流合污地剥削和压榨劳动人民。他们霸占掠夺土地，为马鸿逵建庄园，造别墅。永宁县王太堡的一个大地主献地百余亩，为马鸿逵的四妾刘慕侠建造别墅。马鸿逵又在汉渠东河霸占一百多亩土地建庄园，种树、种粮。望月桥姓马的大财主霸占的这些良田除了建造庄园、别墅外，其余的让士兵给他耕种。他什么都不出，无偿获利。他不仅在永宁县霸占良田，而且在贺兰县也是如此。另外他还霸占了贺兰山林场，汝箕沟、石炭井煤矿……他在宁夏一手遮天，穷奢极欲、巧取豪夺，是前所未有的呀！他的财产不但遍及宁夏，而且遍且全国。
马鸿逵在宁夏建立保甲制度。规定十户为一甲，十甲为一保，保上面是乡，乡上面是区。挨家挨户都要订保甲规约，实行联保联坐。他利用保甲制的组织残酷地掠夺和压榨劳动人民。有一户交不起租子，十户挨罚，有一个逃兵，就再抓五个。兄逃弟顶，子逃父顶……这些甲长、保长、乡长都是当地的财主、官僚、富商。征粮、收税抓兵都有这些联保组织成员负责。这些联保成员都成了马鸿逵实施暴政的工具和帮凶。因为韦万山和田三爷在老百姓中有一定的威信。乡长和区长几次三番地登门让韦万山和田三爷当保长，并许诺当了保长，不论是种田，还是经商，都可以少征粮，少收税……他们俩一次次地婉言拒绝。最后让大财主王有德的儿子——王盛当了保长。还让一些好逸恶劳的地痞当了甲长。
这王盛当了保长，耀武扬威、不可一世。他媚上欺下，和区长、乡长互相勾结，诈财行贿。无论是征兵、征粮、征税，他都充当马前卒。他强行向老百姓要兵、要粮、要钱。因为他最了解周围老百姓的情况 。征兵时，哥哥逃跑了，就抓十四五岁的弟弟，儿子逃跑了，就抓父亲。孙二娃的大儿子逃跑了，就把刚十五岁的小儿子抓走。他征粮，进屋强行装，跟强盗没啥两样。特别是他怀疑给他家放火的那些佃户，借机公报私仇。他抓兵，先抓这些佃户的儿子。白天抓不着，半夜三更突然闯进屋里，从炕上拉起来，用绳子一绑就拖走了。他借办“公事”为名，东家进、西家出，碰到了就吃，见到了就拿。尤其是望月街上开饭馆的，他都轮着进去吃，吃完了嘴一抹就走。谁家要是怠慢他，吃不上，拿不着，就找茬子刁难，找借口派差事。有一次，他提了个大油桶来“万山油坊”买十斤香油。小柱子说没油了，他就嚷起来：“怎么我一来买油，你们就没油？是故意跟我过不去吧？”韦万山听见了出来说：“保长大人来了，真是不凑巧，今天没香油了，你看缸底剩下油渣子，怎能卖给保长呢？
说着，用勺子舀起来让他看。他只好气呼呼地走了。王盛当了保长，横行无忌，欺压百姓。老百姓都恨透了他，背地里叫他走狗、黑心狼。
马鸿逵一个连的军队住在寺庙里。背枪的士兵进进出出，在大街上走来走去。寺庙门前几棵树上的鸟儿都被背枪的人吓跑了，人们再也听不到鸟儿的鸣叫。街上的行人脸上没有表情，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空气好像凝固了似的，压抑的人们大气都不敢出。这条小小的商业街死气沉沉。只有那些背枪的人、乡长、保长……在街上耀武扬威。坐镇在寺庙里指挥一个营的军队营长——汪明道，每次从街上经过，见了老百姓不管认识的，不认识的，都微笑着点头打招呼，这给人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而他手下的士兵，白天看上去规规矩矩，可是一到夜晚，就蠢蠢欲动。没钱的士兵不是偷鸡摸狗，就是谋财害命。有一点钱的小军官，不是吃喝耍赌，就是嫖娼抢占民女。而老百姓都忍气吞声，敢怒不敢言，谁敢惹背枪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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