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家甸，在两年前还叫傅家店。滨江厅知事嫌“店”字小气，遂改为“甸”。最早，这里是一片大草甸子，称“马场甸子”，聚集的是养马人和打鱼人。后来，山东来的傅宝山、傅宝善兄弟，在此开设了第一家大车店，为往来的车马提供方便，挂马掌，修车，兼卖饮食杂货等。“傅家店”的名声一起，如同日出驱赶了黑暗，“马场甸子”也就销声匿迹了。俄国人获得了中东铁路修筑权后，大批民工涌入，来此经商的人越来越多，再加上关内移民的增加，傅家店人气渐旺，由先前的一个小店，发展成多个铺面，街市初具规模。而中东铁路正式通车后，傅家甸可说是气象万千，街巷纵横，人语喧嚣。以前没有的银行、商会、当铺、电灯公司和电话局，都悄然兴起了。不过，比起铁路附属地的埠头区和新城区，傅家甸还是略逊一筹。
七年前中东铁路全线贯通后，正式把“松花江镇”改为“哈尔滨市”。 横穿市区的铁路，将哈尔滨分为东西两部分，铁路以西称为“道里”，铁路以东称为“道外”。从地理概念来说，哈尔滨包括了埠头区、新城区、傅家甸等。而从归属来讲，前两者是俄国人的领地，道外的傅家甸才是中国人的地盘。埠头区和新城区的中国人不多，他们大都做着小本生意。有追逐洋风的汉子，特意去集市买了偷工减料的西服，改换行头。因为穿惯了宽松衣服，西服一上身，人就显得拘谨，看上去像是上了紧箍咒，走路都不自然了；而在傅家甸的俄国人和日本人，因为淹没在中国人中，久而久之，生活习性和穿着，也跟着有了改变。这少数在傅家甸的洋人，大都开着旅馆、制粉厂、玻璃作坊或是药房。
如果把傅家甸、埠头区、新城区比喻为三个女子的话，那么傅家甸就是一个相貌平平的素服女子，埠头区是珠光宝气的妇人，而被称为新市街和秦家岗的新城区无疑是孤傲的美人。可是傅家甸人爱的，还是他们自己的地方。哪怕这里春季街巷因泥泞而常使马车陷落，夏季卫生不良的小市场苍蝇横飞，秋季的狂风卷起的沙尘迷了人的眼睛，冬季谁家当街泼出的污水结冰，跌伤了无辜的路人。要说爱傅家甸爱得最瓷实的，就是住在祖师庙街的周济一家。
周济是山西曲沃人，在当地开了家醋坊。由于他犟脾气，年关时不像别的生意人，暗着给官府的知县进贡，买一年的平安，他开的醋坊便屡受侵扰。有一年的年底，官府的一个衙役来醋坊找茬儿，打翻了两坛醋，忍无可忍的周济盛怒之下，竟抡起斧头剁掉了那人一只脚。他闯下大祸，连夜带着老婆周于氏和两个儿子逃难。他知道越偏远的地方越安全，于是一路向北，落脚于傅家甸，仍干他的老本行。北方人喜咸爱辣，尽管他的醋酿得不错，可是趋者寥寥，于是改弦更张，开了面馆，可是生意仍不见起色，难以为继。他家命运的转机，来自周于氏。
有一年深秋，周于氏忽然病倒了，躺在炕上不分黑白地昏睡，不吃不喝，身体软得跟面条一样，而面色却出奇的红润。明白的人告诉周济，周于氏这是被神仙附体了。等她苏醒过来，就
要出马，给人治病了。周济素来不信鬼神，他为她备下寿衣，买了棺材，甚至连孝布和哭丧盆也置办了。可是奇迹出现了，十天以后，周于氏忽然打了个长长的哈欠醒来了。她仿佛不知道自己一连睡了这么多天，对周济说，你昨天刚刮了脸，怎么今天胡子就长得这么长了？她还惊异地指着店外的树说，咦，怎么一宿儿的工夫，树叶都掉光了？周济没敢告诉她，她这一觉，睡丢了许多天。周于氏对周济说，昨夜她睡得实在累，因为一只白狐狸缠着她，说是让猎人给打伤了，非让她背着走。她背着它，渡过了七条河，翻过了六座山，狐狸才下来，拱手谢过她，走了。周于氏讲完这一切，打起了哆嗦。因为她看见，梦中的白狐狸，竟然现身于供奉财神的枣木方桌上！她对周济说：“快看，白狐狸就在那儿！”可周济看见的，唯有富态的财神爷造像和香炉，他吓出了一身冷汗。
周济不想让老婆出马，也就没听人家的，在家给狐仙立下堂口。可是自此以后，周于氏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犯病。有时她做着做着饭，嚷着困了，也不管正淘着米还是炒着菜，灶火呼呼燃烧着，躺倒就睡，一睡就是三天五天的。周济不信邪，请来郎中，想让他们诊出周于氏的毛病。可郎中们都说她脉象平稳，呼吸顺畅，面色和润，并无大碍。周济无奈，周于氏第四次犯病醒来后，他请了懂这行的人，在家为狐仙立下牌位。平素瓜果供奉，逢年过节，敬以酒食，周于氏这才安静下来了。只要有人求助于她，她给狐仙上香叩拜后，立于堂口，不消多久，仙气就会临身，通过她指点迷津。她算的命，和她为病人开的方子，简直是神枪手射向靶子的子弹，百发百中。周济家从此香火缭绕，门庭若市。他配合周于氏，将面馆改为草药铺，一时间财源滚滚。
然而仙家出道，前三年最灵验，后三年次之，到了第七个年头，狐仙大概厌倦了人间，抽身离去了。周于氏还了凡身，没有神灵附体，她就给人拔火罐。不过，来的人跟以前比，一落千丈，周于氏好不沮丧。她就好像一个在天堂游历了一遭的人，突然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不能接受角色骤然的转换，暴饮暴食，眨眼间就成了个肥婆。周济怕她疯癫了，赶紧关了草药铺，把店面交给已娶妻生子的大儿子，让他能做点什么就做什么，反正周于氏六年间赚下的钱，不会让他们的晚年穷困潦倒了。
周济不做店主后，就在商业中心的正阳大街摆了个钱桌子，挂着老花镜，跷着二郎腿，给人兑换钱币。一桌一椅，钱币叮当一响，就开张了。依照行情，得个差价，没大赚头。市面流通的货币，除了俄国的卢布作为本位币畅通无阻，吉林的吉帖，以及银币铜币，用者甚广。周济坐在街角，有了营生，又能望风景，好不畅快。他想让周于氏一同坐着散心，可她坚辞不出。许多年来，周于氏除了吃就是睡，终日肿着眼泡，见着家人嘟嘟囔囔的，也不知她在说些什么。她每月只出两次门，阴历的初一和十五，到关帝庙烧香。每次从关帝庙回来，她的眼睛都现出活泼的光影，然而要不了三天，她的希冀仿佛落空了，眼神就又黯淡下去。
周济和周于氏的两个儿子，大的叫周耀祖，小的叫周耀庭。周耀祖和老婆于晴秀，将父亲交与的店面，做了点心铺子，经营甚好。他们一儿一女，儿子叫喜岁，女儿叫喜珠。
喜岁皮肤白皙，模样周正，周于氏说他天生就是唱戏的料。喜岁七岁时，周于氏把他送进戏班子，说是一个人练出一副好嗓子，戏台上一站，水袖一舞，风吹不着雨淋不着，一生不愁吃穿。喜岁嗓子透亮，她让他学生角。然而喜岁进了戏班子，讨厌吊嗓子，更厌恶生角。生旦净末丑中，他独独喜欢上了丑，觉得无论是文丑还是武丑，都是戏台上最风光有趣的。因为丑角一出场，
台下往往笑声不断，而别的角儿出来，唱到动情处，往往会催下人的泪水，让人不痛快。
周耀祖不喜欢儿子将来在梨园行里混，在他眼里，那口饭并不好吃，可他不愿违背母亲的意愿，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儿子受苦。戏班子里的孩子，吃住都在那里，即使家在眼前，不到年节，也是不能回的。周耀祖一想喜岁要学六年才能“出师”，常和于晴秀夜半叹气。不过，喜岁在戏班子只呆了三年就回家了，原因是周于氏知道了孙子竟然改学了丑角，整天练习的是倒立、翻跟头、蹲马步和念白，唱功毫无长进，这把她气坏了，说是周家风清气正，出个上蹿下跳的丑角是耻辱，不如不学，于是喜岁欢天喜地地回了家。其实，奶奶就是不叫他回来，他也要逃出来了。因为师父待他们这些伶童，实在是狠。他们学戏的时候，还得听师傅的吆喝，让捶背就得捶背，让洗脚就得给洗脚，有时还得给师傅挠痒痒和烧鸦片烟。最恐怖的是，师父吐痰，一定要让他们用掌心接住，说是练就他们眼神的灵活和身手的敏捷。接不住痰的孩子，要头顶装满了小米的三足铜香炉，笔直地站上两个钟头。若是米撒了，或香炉掉了下来，吃顿皮鞭是免不了的。
喜岁从戏班子出来后，同龄的孩子都不敢跟他玩耍，怕惹急了他，练过功的他会出手要了他们的小命。也因此，喜岁比别的孩子显得孤单。周耀祖送他进学堂，他只上了一个礼拜，再不肯去了。说是一看见字，心烦不说，眼眶还疼，老想着砸东西。这样，他就像匹脱缰的野马，整天在街上疯跑。他胆子大，哪儿都敢去。四家子,三十六棚,田家烧锅,香坊,正阳河,傅家甸，这一左一右的地方，被他走遍了。尽管周耀祖给他揣了零钱，可他从来不花。他有本事在饭口时，随便走进哪家馆子，帮人家端茶倒水，抹桌扫地，讨口饭吃。有的时候，他夜里不归，家人也不急，
知道他帮助哪家客栈烧炕或者喂马了，混得了一顿吃喝和一宿热炕。
于晴秀眼见着儿子一天天大了，却一无所长，愁得一看见喜岁就蹙眉头。都说教子由父，于晴秀央求周耀祖，说是喜岁快成人了，无一技之长，将来怎么顶起门户过日子？让他严加管束，不然这孩子就废掉了。
周耀祖不是不想管，而是管不了。他让喜岁跟个老郎中学针灸，可喜岁说人生病了本来就可怜，再给扎上银针，心眼儿不好，这门坏手艺他不能学。让他学刮脸，他用俏皮话回绝，说男人的胡子就是草，想要除掉，牵来牛羊就是了。周耀祖无奈，对他只能放任自流。
喜岁混到十四岁时，终于给自己找了个活儿，卖报纸。他发现，那些俄国人，特别喜欢看报纸。虽然俄文报纸于他来讲，如同天书，但他想只要能赚钱，管他呢。他脑子活泛，一边卖报，一边卖瓜子和香烟。他的肩上，交叉挎着两个硕大的帆布口袋，左面的口袋里插着俄文的《哈尔滨每日电讯广告》《哈尔滨新闻》《哈尔滨公报》《新生活报》等，右面的口袋里呢，是炒得香喷喷的瓜子和被称为“大白杆”的老巴夺香烟。俄国人管瓜子叫毛嗑，管香烟叫西噶列大，喜岁卖报的时候，不忘了吆喝：“毛嗑——西噶列大——”喜岁面目清秀，招人稀罕，又殷勤，随手揣着火柴，人们买了香烟，他划根火柴帮着点着，深得顾客喜爱。
喜岁跟王春申一样，是傅家甸每日必到埠头区和新城区的人。不同的是，王春申出去得晚，回来得也晚；而喜岁因为一大早要去报馆上报纸，走得早，回来得也早。喜岁把挣来的钱，无论纸币还是铜币，统统塞进枕头里，说是夜里枕着，能做发财梦。天长日久，这个枕头竟鼓了起来。周于氏唯一快乐的事，就
是拍打着孙子的枕头，无限感慨地说：“不愁讨老婆了。”虽然周济和周于氏对喜岁满意了，但周耀祖和于晴秀还是觉得卖报不是个正经营生，一个男人，还是得学门手艺，才能长远立足。也许内心对喜岁不抱什么希望了吧，于晴秀如今又怀上了，从她爱吃酸上，人们料定，明年春天出生的将是个男孩。
周济爱傅家甸，因为他来时这里还冷清，二十年后，却是改天换地了。他是看着房屋和街巷，一座座、一条条地多了起来，看着老辈人相继故去，新一代呱呱坠地。他守着钱桌子，几乎是不到埠头区和新城区的，他不喜欢西洋景，尤其不喜欢洋行。说是洋行多了，他钱桌子上的钱会越来越乱。而周于氏不能容忍的，是洋人在哈尔滨建的教堂。在她心目中，只有关帝庙最值得朝拜。因为那里的祖宗是自己的，而耶稣却是洋祖宗。一听说哪儿又起了一座教堂，而且都是洋名字，什么圣索菲亚教堂，什么乌斯平斯卡娅教堂，什么圣斯坦尼斯拉夫教堂，她就会气得头晕眼花，摔摔打打的，这时家里的碗筷就遭殃了。对于近在眼前的傅家甸的天主堂，她更是憎恨不已，说是有朝一日白狐狸再临身，她要修成口中喷火的神功，不费吹灰之力烧了它。
比之父母，周耀祖和周耀庭这一代，对傅家甸的爱虽然没有那么深，但对它也是依恋的。不过，他们不排斥洋人。周耀祖家做的点心，因为道台府青睐，在哈尔滨名气渐大。爱把点心作为茶食的俄国人，专程从埠头区或新城区慕名而来，买上一包鸡蛋核桃糕或是枣泥杏仁饼，这其中就包括在剧院唱歌的谢尼科娃。谢尼科娃过来，总是乘坐王春申的马车。有一次，周于氏从关帝庙回来，恰好撞见王春申拉着谢尼科娃从点心铺子离开，她不好意思当街骂王春申，就骂他驾驭的马：“亏你还是道台府出来的，怎么威风全没了，什么草都吃！”接着，她跩着小脚，飘飘悠
悠进了点心铺子，指着周耀祖的鼻子骂：“你那点心不卖给毛子，能长毛吗？”周耀祖赶紧赔着笑脸，说：“不能长毛，下次不卖她就是了。”嘴上这么说，周耀祖心里却想，有生意不做，不是傻瓜吗？只不过事后他嘱咐王春申，初一和十五最好不要载着谢尼科娃来。
比起周耀祖，周耀庭愿意呆在傅家甸，是因为他大小也是这儿的人物。他当过巡警，后来傅家甸成立禁烟所，他去了那里。他这个禁烟的，对吸食大烟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烟馆封了后，经营烟土的，暗中把生意转移到了妓馆和茶园，而这两处地方，是他的逍遥地。他纵容他们，妓馆和茶园的主人就都对他笑脸相迎，他可以白吃白睡，省却了银两，等于捡了份美差。而他当巡警的时候，只不过因为借了一个叫小桃李的妓女两个卢布，忘了还了，被小桃李告到警局，自己竟被罚在码头货栈做了一个月苦工，丢尽脸面。在他眼里，警局对他来说就是大牢，而禁烟所无疑是王母娘娘的蟠桃园。周耀庭也是三十岁的人了，可他压根儿不想成家，觉得有了家的男人，就是被女人钓出水的鱼，别想着再有自由，看看王春申就知道了。周耀庭清楚，自己是一条不想被人捉住的滑溜溜的泥鳅，而傅家甸是一条浑浊的河，最宜畅游。
喜岁喜珠这一辈，都是在傅家甸出生的。在喜岁眼里，埠头区是刀马旦，热闹，华丽，一亮相就能博得满堂彩；新城区呢，是唱悲戏的生角，安闲气派，韵味十足，却有股说不出的忧伤。而陈旧零乱又有点肮脏的傅家甸，就是鼻梁上涂了白的丑角，自在舒适，让人心生欢喜。所以他每天卖完报，一踏上傅家甸弯曲狭窄的小巷，常常因高兴，拿腔捏调、比比划划的，念上几句他在戏班子学会的唯一喜欢的《打龙袍》中的《报灯名》：“灯官好，灯官
妙，听我把灯名报一报——”在路边休闲的熟悉他的老人见他这样，打趣着：“喜岁，你怎么自个儿跟自个儿说话呀？”喜岁笑呵呵地说：“我报灯名呢。”人家就说：“那你好好报报给俺听听。”喜岁起了顽皮，一撇嘴，故意有板有眼地用念词拒绝：“这些个灯，那些个灯，灯官我一时报不清……”路人闻此，望着憨直可爱的喜岁，都笑起来。
霜降过后，天儿越发冷了，人们都穿上了棉袄棉裤。发现傅家甸最近咳嗽的人多了的，除了开诊所的郎中，就是喜岁了。喜岁还发现，这些咳嗽着的路人，不像往年，咳个三声两声的，照走不误；今年咳嗽的人，往往得停下脚步，倚靠着临街店铺的门或是榆树，大口大口喘息着，支撑不住的样子。对流行疾病一无所知的喜岁，老早就对母亲于晴秀说：“我看今冬得死人！”
于晴秀呵斥他说：“别乌鸦嘴！”
喜岁一边下意识地用手抹着嘴巴，一边盯着母亲渐渐凸起的肚子，说：“那里的小孩子现在长没长嘴巴呀？”
于晴秀笑了，说：“长了，是黑嘴巴，都能报灯名了！”
喜岁知道母亲抢白他，嘿嘿乐了。
这一日云气低沉，喜岁午后卖报回到傅家甸，走到华乐大舞台门前时，看见好几个人聚在一堆，围成个圈儿，垂着头，袖手瞧着什么热闹。他凑过去一看，原来地上四仰八叉躺着个人，是常来三铺炕客栈的巴音。他穿黑罩衣，鹿皮坎肩，簇新的棉裤，面色黑紫，口鼻有血迹，眼睛虽然半睁着，但眼珠一转不转，已死透了！围观的人，一开始还不敢对他动手动脚，可当有个人因为相中了鹿皮坎肩，开始下手扒时，另一个人赶紧去脱他的棉裤，说是吴芬每年给巴音做的棉裤，不轻不重，舒适保暖，絮的都是新棉花。由于巴音僵硬了，他们脱他的衣裤，费尽周折。喜岁眼见
着巴音的鞋子、罩衣、坎肩、棉裤，跟进了当铺似的，眨眼间不属于他了。而那些没有得到东西的人，心有不甘，他们眼疾手快地，将手伸向已在别人手上的巴音的坎肩兜和裤兜，有人在坎肩兜里翻出了一卷钱，一哄分了；又有人在两个裤兜里掏出几把瓜子，也一哄分了。他们见喜岁站在一旁，就分给他一小把瓜子。喜岁抓着瓜子，看着身上只剩下白背心和花裤衩的巴音，一阵恶心。他撒了瓜子，哭着走了。瓜子落在巴音身上，就像爬上了一群黑蚂蚁。T(xＴ小说"//天,堂/www.xiaoshuotxt.net
迟子建散文北极村童话白雪乌鸦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额尔古纳河右岸清水洗尘雾月牛栏迟子建作品精选原野上的羊群七年前中东铁路全线贯通后，正式把“松花江镇”改为“哈尔滨市”。 横穿市区的铁路，将哈尔滨分为东西两部分，铁路以西称为“道里”，铁路以东称为“道外”。从地理概念来说，哈尔滨包括了埠头区、新城区、傅家甸等。而从归属来讲，前两者是俄国人的领地，道外的傅家甸才是中国人的地盘。埠头区和新城区的中国人不多，他们大都做着小本生意。有追逐洋风的汉子，特意去集市买了偷工减料的西服，改换行头。因为穿惯了宽松衣服，西服一上身，人就显得拘谨，看上去像是上了紧箍咒，走路都不自然了；而在傅家甸的俄国人和日本人，因为淹没在中国人中，久而久之，生活习性和穿着，也跟着有了改变。这少数在傅家甸的洋人，大都开着旅馆、制粉厂、玻璃作坊或是药房。
如果把傅家甸、埠头区、新城区比喻为三个女子的话，那么傅家甸就是一个相貌平平的素服女子，埠头区是珠光宝气的妇人，而被称为新市街和秦家岗的新城区无疑是孤傲的美人。可是傅家甸人爱的，还是他们自己的地方。哪怕这里春季街巷因泥泞而常使马车陷落，夏季卫生不良的小市场苍蝇横飞，秋季的狂风卷起的沙尘迷了人的眼睛，冬季谁家当街泼出的污水结冰，跌伤了无辜的路人。要说爱傅家甸爱得最瓷实的，就是住在祖师庙街的周济一家。
周济是山西曲沃人，在当地开了家醋坊。由于他犟脾气，年关时不像别的生意人，暗着给官府的知县进贡，买一年的平安，他开的醋坊便屡受侵扰。有一年的年底，官府的一个衙役来醋坊找茬儿，打翻了两坛醋，忍无可忍的周济盛怒之下，竟抡起斧头剁掉了那人一只脚。他闯下大祸，连夜带着老婆周于氏和两个儿子逃难。他知道越偏远的地方越安全，于是一路向北，落脚于傅家甸，仍干他的老本行。北方人喜咸爱辣，尽管他的醋酿得不错，可是趋者寥寥，于是改弦更张，开了面馆，可是生意仍不见起色，难以为继。他家命运的转机，来自周于氏。
有一年深秋，周于氏忽然病倒了，躺在炕上不分黑白地昏睡，不吃不喝，身体软得跟面条一样，而面色却出奇的红润。明白的人告诉周济，周于氏这是被神仙附体了。等她苏醒过来，就
要出马，给人治病了。周济素来不信鬼神，他为她备下寿衣，买了棺材，甚至连孝布和哭丧盆也置办了。可是奇迹出现了，十天以后，周于氏忽然打了个长长的哈欠醒来了。她仿佛不知道自己一连睡了这么多天，对周济说，你昨天刚刮了脸，怎么今天胡子就长得这么长了？她还惊异地指着店外的树说，咦，怎么一宿儿的工夫，树叶都掉光了？周济没敢告诉她，她这一觉，睡丢了许多天。周于氏对周济说，昨夜她睡得实在累，因为一只白狐狸缠着她，说是让猎人给打伤了，非让她背着走。她背着它，渡过了七条河，翻过了六座山，狐狸才下来，拱手谢过她，走了。周于氏讲完这一切，打起了哆嗦。因为她看见，梦中的白狐狸，竟然现身于供奉财神的枣木方桌上！她对周济说：“快看，白狐狸就在那儿！”可周济看见的，唯有富态的财神爷造像和香炉，他吓出了一身冷汗。
周济不想让老婆出马，也就没听人家的，在家给狐仙立下堂口。可是自此以后，周于氏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犯病。有时她做着做着饭，嚷着困了，也不管正淘着米还是炒着菜，灶火呼呼燃烧着，躺倒就睡，一睡就是三天五天的。周济不信邪，请来郎中，想让他们诊出周于氏的毛病。可郎中们都说她脉象平稳，呼吸顺畅，面色和润，并无大碍。周济无奈，周于氏第四次犯病醒来后，他请了懂这行的人，在家为狐仙立下牌位。平素瓜果供奉，逢年过节，敬以酒食，周于氏这才安静下来了。只要有人求助于她，她给狐仙上香叩拜后，立于堂口，不消多久，仙气就会临身，通过她指点迷津。她算的命，和她为病人开的方子，简直是神枪手射向靶子的子弹，百发百中。周济家从此香火缭绕，门庭若市。他配合周于氏，将面馆改为草药铺，一时间财源滚滚。
然而仙家出道，前三年最灵验，后三年次之，到了第七个年头，狐仙大概厌倦了人间，抽身离去了。周于氏还了凡身，没有神灵附体，她就给人拔火罐。不过，来的人跟以前比，一落千丈，周于氏好不沮丧。她就好像一个在天堂游历了一遭的人，突然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不能接受角色骤然的转换，暴饮暴食，眨眼间就成了个肥婆。周济怕她疯癫了，赶紧关了草药铺，把店面交给已娶妻生子的大儿子，让他能做点什么就做什么，反正周于氏六年间赚下的钱，不会让他们的晚年穷困潦倒了。
周济不做店主后，就在商业中心的正阳大街摆了个钱桌子，挂着老花镜，跷着二郎腿，给人兑换钱币。一桌一椅，钱币叮当一响，就开张了。依照行情，得个差价，没大赚头。市面流通的货币，除了俄国的卢布作为本位币畅通无阻，吉林的吉帖，以及银币铜币，用者甚广。周济坐在街角，有了营生，又能望风景，好不畅快。他想让周于氏一同坐着散心，可她坚辞不出。许多年来，周于氏除了吃就是睡，终日肿着眼泡，见着家人嘟嘟囔囔的，也不知她在说些什么。她每月只出两次门，阴历的初一和十五，到关帝庙烧香。每次从关帝庙回来，她的眼睛都现出活泼的光影，然而要不了三天，她的希冀仿佛落空了，眼神就又黯淡下去。
周济和周于氏的两个儿子，大的叫周耀祖，小的叫周耀庭。周耀祖和老婆于晴秀，将父亲交与的店面，做了点心铺子，经营甚好。他们一儿一女，儿子叫喜岁，女儿叫喜珠。
喜岁皮肤白皙，模样周正，周于氏说他天生就是唱戏的料。喜岁七岁时，周于氏把他送进戏班子，说是一个人练出一副好嗓子，戏台上一站，水袖一舞，风吹不着雨淋不着，一生不愁吃穿。喜岁嗓子透亮，她让他学生角。然而喜岁进了戏班子，讨厌吊嗓子，更厌恶生角。生旦净末丑中，他独独喜欢上了丑，觉得无论是文丑还是武丑，都是戏台上最风光有趣的。因为丑角一出场，
台下往往笑声不断，而别的角儿出来，唱到动情处，往往会催下人的泪水，让人不痛快。
周耀祖不喜欢儿子将来在梨园行里混，在他眼里，那口饭并不好吃，可他不愿违背母亲的意愿，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儿子受苦。戏班子里的孩子，吃住都在那里，即使家在眼前，不到年节，也是不能回的。周耀祖一想喜岁要学六年才能“出师”，常和于晴秀夜半叹气。不过，喜岁在戏班子只呆了三年就回家了，原因是周于氏知道了孙子竟然改学了丑角，整天练习的是倒立、翻跟头、蹲马步和念白，唱功毫无长进，这把她气坏了，说是周家风清气正，出个上蹿下跳的丑角是耻辱，不如不学，于是喜岁欢天喜地地回了家。其实，奶奶就是不叫他回来，他也要逃出来了。因为师父待他们这些伶童，实在是狠。他们学戏的时候，还得听师傅的吆喝，让捶背就得捶背，让洗脚就得给洗脚，有时还得给师傅挠痒痒和烧鸦片烟。最恐怖的是，师父吐痰，一定要让他们用掌心接住，说是练就他们眼神的灵活和身手的敏捷。接不住痰的孩子，要头顶装满了小米的三足铜香炉，笔直地站上两个钟头。若是米撒了，或香炉掉了下来，吃顿皮鞭是免不了的。
喜岁从戏班子出来后，同龄的孩子都不敢跟他玩耍，怕惹急了他，练过功的他会出手要了他们的小命。也因此，喜岁比别的孩子显得孤单。周耀祖送他进学堂，他只上了一个礼拜，再不肯去了。说是一看见字，心烦不说，眼眶还疼，老想着砸东西。这样，他就像匹脱缰的野马，整天在街上疯跑。他胆子大，哪儿都敢去。四家子,三十六棚,田家烧锅,香坊,正阳河,傅家甸，这一左一右的地方，被他走遍了。尽管周耀祖给他揣了零钱，可他从来不花。他有本事在饭口时，随便走进哪家馆子，帮人家端茶倒水，抹桌扫地，讨口饭吃。有的时候，他夜里不归，家人也不急，
知道他帮助哪家客栈烧炕或者喂马了，混得了一顿吃喝和一宿热炕。
于晴秀眼见着儿子一天天大了，却一无所长，愁得一看见喜岁就蹙眉头。都说教子由父，于晴秀央求周耀祖，说是喜岁快成人了，无一技之长，将来怎么顶起门户过日子？让他严加管束，不然这孩子就废掉了。
周耀祖不是不想管，而是管不了。他让喜岁跟个老郎中学针灸，可喜岁说人生病了本来就可怜，再给扎上银针，心眼儿不好，这门坏手艺他不能学。让他学刮脸，他用俏皮话回绝，说男人的胡子就是草，想要除掉，牵来牛羊就是了。周耀祖无奈，对他只能放任自流。
喜岁混到十四岁时，终于给自己找了个活儿，卖报纸。他发现，那些俄国人，特别喜欢看报纸。虽然俄文报纸于他来讲，如同天书，但他想只要能赚钱，管他呢。他脑子活泛，一边卖报，一边卖瓜子和香烟。他的肩上，交叉挎着两个硕大的帆布口袋，左面的口袋里插着俄文的《哈尔滨每日电讯广告》《哈尔滨新闻》《哈尔滨公报》《新生活报》等，右面的口袋里呢，是炒得香喷喷的瓜子和被称为“大白杆”的老巴夺香烟。俄国人管瓜子叫毛嗑，管香烟叫西噶列大，喜岁卖报的时候，不忘了吆喝：“毛嗑——西噶列大——”喜岁面目清秀，招人稀罕，又殷勤，随手揣着火柴，人们买了香烟，他划根火柴帮着点着，深得顾客喜爱。
喜岁跟王春申一样，是傅家甸每日必到埠头区和新城区的人。不同的是，王春申出去得晚，回来得也晚；而喜岁因为一大早要去报馆上报纸，走得早，回来得也早。喜岁把挣来的钱，无论纸币还是铜币，统统塞进枕头里，说是夜里枕着，能做发财梦。天长日久，这个枕头竟鼓了起来。周于氏唯一快乐的事，就
是拍打着孙子的枕头，无限感慨地说：“不愁讨老婆了。”虽然周济和周于氏对喜岁满意了，但周耀祖和于晴秀还是觉得卖报不是个正经营生，一个男人，还是得学门手艺，才能长远立足。也许内心对喜岁不抱什么希望了吧，于晴秀如今又怀上了，从她爱吃酸上，人们料定，明年春天出生的将是个男孩。
周济爱傅家甸，因为他来时这里还冷清，二十年后，却是改天换地了。他是看着房屋和街巷，一座座、一条条地多了起来，看着老辈人相继故去，新一代呱呱坠地。他守着钱桌子，几乎是不到埠头区和新城区的，他不喜欢西洋景，尤其不喜欢洋行。说是洋行多了，他钱桌子上的钱会越来越乱。而周于氏不能容忍的，是洋人在哈尔滨建的教堂。在她心目中，只有关帝庙最值得朝拜。因为那里的祖宗是自己的，而耶稣却是洋祖宗。一听说哪儿又起了一座教堂，而且都是洋名字，什么圣索菲亚教堂，什么乌斯平斯卡娅教堂，什么圣斯坦尼斯拉夫教堂，她就会气得头晕眼花，摔摔打打的，这时家里的碗筷就遭殃了。对于近在眼前的傅家甸的天主堂，她更是憎恨不已，说是有朝一日白狐狸再临身，她要修成口中喷火的神功，不费吹灰之力烧了它。
比之父母，周耀祖和周耀庭这一代，对傅家甸的爱虽然没有那么深，但对它也是依恋的。不过，他们不排斥洋人。周耀祖家做的点心，因为道台府青睐，在哈尔滨名气渐大。爱把点心作为茶食的俄国人，专程从埠头区或新城区慕名而来，买上一包鸡蛋核桃糕或是枣泥杏仁饼，这其中就包括在剧院唱歌的谢尼科娃。谢尼科娃过来，总是乘坐王春申的马车。有一次，周于氏从关帝庙回来，恰好撞见王春申拉着谢尼科娃从点心铺子离开，她不好意思当街骂王春申，就骂他驾驭的马：“亏你还是道台府出来的，怎么威风全没了，什么草都吃！”接着，她跩着小脚，飘飘悠
悠进了点心铺子，指着周耀祖的鼻子骂：“你那点心不卖给毛子，能长毛吗？”周耀祖赶紧赔着笑脸，说：“不能长毛，下次不卖她就是了。”嘴上这么说，周耀祖心里却想，有生意不做，不是傻瓜吗？只不过事后他嘱咐王春申，初一和十五最好不要载着谢尼科娃来。
比起周耀祖，周耀庭愿意呆在傅家甸，是因为他大小也是这儿的人物。他当过巡警，后来傅家甸成立禁烟所，他去了那里。他这个禁烟的，对吸食大烟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烟馆封了后，经营烟土的，暗中把生意转移到了妓馆和茶园，而这两处地方，是他的逍遥地。他纵容他们，妓馆和茶园的主人就都对他笑脸相迎，他可以白吃白睡，省却了银两，等于捡了份美差。而他当巡警的时候，只不过因为借了一个叫小桃李的妓女两个卢布，忘了还了，被小桃李告到警局，自己竟被罚在码头货栈做了一个月苦工，丢尽脸面。在他眼里，警局对他来说就是大牢，而禁烟所无疑是王母娘娘的蟠桃园。周耀庭也是三十岁的人了，可他压根儿不想成家，觉得有了家的男人，就是被女人钓出水的鱼，别想着再有自由，看看王春申就知道了。周耀庭清楚，自己是一条不想被人捉住的滑溜溜的泥鳅，而傅家甸是一条浑浊的河，最宜畅游。
喜岁喜珠这一辈，都是在傅家甸出生的。在喜岁眼里，埠头区是刀马旦，热闹，华丽，一亮相就能博得满堂彩；新城区呢，是唱悲戏的生角，安闲气派，韵味十足，却有股说不出的忧伤。而陈旧零乱又有点肮脏的傅家甸，就是鼻梁上涂了白的丑角，自在舒适，让人心生欢喜。所以他每天卖完报，一踏上傅家甸弯曲狭窄的小巷，常常因高兴，拿腔捏调、比比划划的，念上几句他在戏班子学会的唯一喜欢的《打龙袍》中的《报灯名》：“灯官好，灯官
妙，听我把灯名报一报——”在路边休闲的熟悉他的老人见他这样，打趣着：“喜岁，你怎么自个儿跟自个儿说话呀？”喜岁笑呵呵地说：“我报灯名呢。”人家就说：“那你好好报报给俺听听。”喜岁起了顽皮，一撇嘴，故意有板有眼地用念词拒绝：“这些个灯，那些个灯，灯官我一时报不清……”路人闻此，望着憨直可爱的喜岁，都笑起来。
霜降过后，天儿越发冷了，人们都穿上了棉袄棉裤。发现傅家甸最近咳嗽的人多了的，除了开诊所的郎中，就是喜岁了。喜岁还发现，这些咳嗽着的路人，不像往年，咳个三声两声的，照走不误；今年咳嗽的人，往往得停下脚步，倚靠着临街店铺的门或是榆树，大口大口喘息着，支撑不住的样子。对流行疾病一无所知的喜岁，老早就对母亲于晴秀说：“我看今冬得死人！”
于晴秀呵斥他说：“别乌鸦嘴！”
喜岁一边下意识地用手抹着嘴巴，一边盯着母亲渐渐凸起的肚子，说：“那里的小孩子现在长没长嘴巴呀？”
于晴秀笑了，说：“长了，是黑嘴巴，都能报灯名了！”
喜岁知道母亲抢白他，嘿嘿乐了。
这一日云气低沉，喜岁午后卖报回到傅家甸，走到华乐大舞台门前时，看见好几个人聚在一堆，围成个圈儿，垂着头，袖手瞧着什么热闹。他凑过去一看，原来地上四仰八叉躺着个人，是常来三铺炕客栈的巴音。他穿黑罩衣，鹿皮坎肩，簇新的棉裤，面色黑紫，口鼻有血迹，眼睛虽然半睁着，但眼珠一转不转，已死透了！围观的人，一开始还不敢对他动手动脚，可当有个人因为相中了鹿皮坎肩，开始下手扒时，另一个人赶紧去脱他的棉裤，说是吴芬每年给巴音做的棉裤，不轻不重，舒适保暖，絮的都是新棉花。由于巴音僵硬了，他们脱他的衣裤，费尽周折。喜岁眼见
着巴音的鞋子、罩衣、坎肩、棉裤，跟进了当铺似的，眨眼间不属于他了。而那些没有得到东西的人，心有不甘，他们眼疾手快地，将手伸向已在别人手上的巴音的坎肩兜和裤兜，有人在坎肩兜里翻出了一卷钱，一哄分了；又有人在两个裤兜里掏出几把瓜子，也一哄分了。他们见喜岁站在一旁，就分给他一小把瓜子。喜岁抓着瓜子，看着身上只剩下白背心和花裤衩的巴音，一阵恶心。他撒了瓜子，哭着走了。瓜子落在巴音身上，就像爬上了一群黑蚂蚁。T(xＴ小说"//天,堂/www.xiaoshuotxt.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