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的饥荒过去了。更大的灾难，还没有到来。一段和平的丰衣足食的日子来临了。那每月一次的探望，仍旧继续着，成了一种习惯。现在，到了那一天，梅巧也能张罗着为凌香包饺子弄吃的东西了。
梅巧的饺子，是另一种风格，很细巧，精致，像她这个人。凌香一边吃一边称赞，梅巧坐她对面，抽着香烟，说，
“你包的饺子，也很香啊，就是样子笨了点。”
“那是大萍包的。”凌香脱口说。
梅巧怔了一怔。香烟在她指间，缭绕着。许久她笑了一声，说，“你父亲，还那样吗?”
“哪样?”
“古板，霸道，不通情理，狭隘，脏，留那么长的黑指甲．吃饭吧唧嘴。”
凌香放下了筷子，狠狠地，严厉地，盯着梅巧——父亲从前的妻子，说道，
“我从来，几十年来，没从我父亲，我爸爸嘴里，听到说你一个‘不’字，几十年来，他没说过你一个不好——”
“他嘴里不说，心里可是在诅咒我!”梅巧打断了凌香的话，“他在心里，一天要咒我八十遍!他亲口跟我说过，他说，梅巧，你这么背叛我，你这么走了，我一天咒你八十遍——”她哽了一下，眼圈红了，长长一截烟灰，噗地落下来，落在饭桌上，她背过了脸，“你爸爸，他还好吧?”她声音变得伤感，温存。
“好。”凌香回答。
他并不好。凌香却一点不知道。儿女们，他谁也没告诉。他怀里揣了一张前列腺癌的诊断书，医生让他住院，开刀，他不。他从不相信西医的刀和剪，不相信现代医学的神话。他确实是个古板的人。他在一个老中医也是他的老朋友那里接受治疗，老朋友给他开出一剂剂汤药，丸药，他勤勉地、恭敬地吃下去，老朋友说，“大先生啊，这世上的药，从来都是，只治能治好的病的。”
他笑了，哪能听不懂?他回答说，“老弟，我知道你不是神仙，开不出一剂起死回生汤。”
他躲进书房里，清理一些东西，书稿、讲义、讲稿，他一生的心血，点点滴滴，全在这里了，他一生的时光，也在这里了。他抚摸它们，爱惜地，一张一张掀动，和它们，作着告别。他清理架上的书，线装的，简装的，一本一本，都是老朋友，知己知彼的，不离不弃，陪伴了他几个年，也是恩深义重的。他心怀感激抽出一本，掀掀，翻翻，再抽出一本，掀掀，翻翻，又抽出一本，掀掀，翻翻，忽然，一张纸飘下来，大蝴蝶一样，翩翩地，落在了地板上，落在他脚边。
是一张信笺，宣纸，上面有水印的字迹：不二斋，那是从前，他书斋的斋号。
他拾起来，只见上面，用毛笔写着这样几个字，
“梅：你这可恨的女人，你还好吧——”
是一封，没有发出的信，永不会发出的信，不知什么时候，藏在了那里，他的手，抖起来，他站不住了，几十年岁月，像浩荡长风一样，扑面而来，思念，扑面而来。他的眼睛潮湿了。
下一次，凌香来探望他和大萍时，他告诉凌香，下周，他要去省城，参加一个会议。他问道，“你能不能陪我去?”
那是一个可开可不开的会，务虚的会议，平时，大先生是不喜欢开这样的会议的，可这一次，他很踊跃积极。这踊跃的态度让凌香生疑。当他们父女俩终于坐在了开往省城的火车上时，凌香发问了，
“爹，你到底，有什么事，说吧。”
大先生沉吟了一下，把眼睛望向了车窗外，
“我，想见你妈一面，行吗?”
60年代中叶，1965年，这个地处内陆的北方城市，没有咖啡馆，也没有茶座。他们两个人，大先生和梅巧，见面的地点，约在了——火车站。
火车站候车室。
这个城市，交通不算发达，它不在那些重要的铁路干线上，每天，从这城市过往的车辆，不算很多，下午，两三点钟的辰光，几乎没有列车在这里停靠，是候车室里比较安静的时候。
梅巧来了。
凌香推了推大先生，把远远走来的梅巧，指给他看。他看见了一个……老太婆。这老太婆径直朝他们走来，逆着光，朝大先生走来，16岁的梅巧，嘴唇像鲜花般红润，两只大大的清水眼，吃了惊吓，就像，鹿的眼睛。这幅画，在大先生心里，不褪色地，收藏了，40多年，一时间他很糊涂，不知道，这两鬓霜染的老太婆和梅巧，有什么相干?
他听到凌香叫“妈”，站起来，他也站起来。现在他们面对面站在了一个车站上。那永不再年轻的脸，衰老的脸，刹那间让他大恸。40多年的时光，呼呼地，如同大风，刮得他站不住脚，睁不开眼。他们愣愣地，你望我，我望你，对视了半晌，身边是来来往往的旅人。凌香说，“坐吧。”他们就都坐下了，左一个，右一个，中间隔着一个凌香。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还是凌香先开了口，凌香说，“热吧?”
梅巧摇摇头，说，“不热。”
“我去买汽水。”凌香站起了身，走了。
头顶上，大大的几个电风扇，旋转着，发出嗡嗡的响声。一时间，有一种奇怪的安静，笼罩了，年后的车站。所有的声音都远去了，人声、车声、广播声，一切，一切，如退潮的水一样渐行渐远。只有他们裸露着，像两块被岁月击打的礁石。大先生摸索了一阵，从衣兜里，掏出烟来，是一盒凤凰，他夹出一支，递到了梅巧面前，说，
“抽一支吧?”
梅巧接了过来，说，“好。”
他自己，也夹出一支，然后，摸出打火机，打，打，却打不着。梅巧就从他手里，把打火机，接过来，一打，着了。蓝蓝的小火苗，悠悠的，那么美，那么伤感，楚楚动人，梅巧把它举到大先生脸前，他凑了上去，猛吸两口，竟呛出了泪似的。梅巧自己也点着了，他们就坐着，吸烟。
“你还好吧?”大先生开口了。
“还好。”梅巧回答道，“你也好吧?”
“好。”他说。
梅巧吐出一口烟雾，那烟，有一种辛辣的熟知的浓香，那是梅巧喜爱的味道。
“那些烟，都是你让凌香捎来的吧？”梅巧忽然问出这么一句话。
大先生愣了一下。
“还有那些东西?”
“不全是。”大先生忙纠正。
原来，梅巧心里也是明镜高悬的呀。知道得清清楚楚，那些救命的食物，那些粒粒赛珠玑的粮食，那些糕点、白糖，是出自哪里。她没有拒绝，心里是领了他这深恩厚义的。
“大恩不言谢，”梅巧眼睛望着别处，轻轻地，却异常清晰地说，“大恩不言谢。”她声音哽了一下。
“梅巧，不要这么说。”
“大先生，我不说。”
他们都不知道，此时此境，再说些什么。两个人，默默望着。他们要说的话，都化作了，袅袅香烟。他们跨过了34年的岁月，来在一个车站，好像就是为了在一起抽一支烟。一支烟抽尽了，大先生捺灭了烟头，说道，
”昨天，我去了趟头道巷，转了转，16号院子——”他顿了一顿，头道巷，16号，那是他们从前的家，“16号院子还在呢，做了小学校，不过那棵树，大槐树，多好的一棵大树呀，不在了，让人家锯掉了。”
从前，很久以前，她总是把大槐树的叶子，涂染成汹涌的澎湃的蓝色。那时她心里是多么不安分啊。梅巧笑了一笑。
“我知道，”她回答说，“锯掉好几年了，说来也巧，那天我刚好有事路过那里，成年八辈子也不路过一回，就那天，偏偏路过了——看见工人们正在那里伐它呢，两个人，扯着大钢锯，嵫拉，嵫拉，扯过来，锯口那儿，就留出一大串眼泪，嵫拉，嵫拉，扯过去，又是一串眼泪，我看得清清楚楚，老槐树哭呢……”
她不说了，别过了脸。
这脸，刻着时间的痕迹，岁月的痕迹，有了真实感。是梅巧，唯一的梅巧，老去的不能挽回的梅巧。午后的阳光，从阔大的玻璃窗里，照射进来，她整个人，沐在那光中，永逝不返的一切，沐在那光中。那光，就好像，神光。远处，有一辆列车，轰鸣着，朝这里开来了，是大先生就要登上的列车，是所有人，终将要登上的列车。他眼睛潮湿了。
他想说，梅巧，下辈子，若是碰上了，还能认出你吗?却没有说出口。
（《北京文学》2006年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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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爱的树梅巧的饺子，是另一种风格，很细巧，精致，像她这个人。凌香一边吃一边称赞，梅巧坐她对面，抽着香烟，说，
“你包的饺子，也很香啊，就是样子笨了点。”
“那是大萍包的。”凌香脱口说。
梅巧怔了一怔。香烟在她指间，缭绕着。许久她笑了一声，说，“你父亲，还那样吗?”
“哪样?”
“古板，霸道，不通情理，狭隘，脏，留那么长的黑指甲．吃饭吧唧嘴。”
凌香放下了筷子，狠狠地，严厉地，盯着梅巧——父亲从前的妻子，说道，
“我从来，几十年来，没从我父亲，我爸爸嘴里，听到说你一个‘不’字，几十年来，他没说过你一个不好——”
“他嘴里不说，心里可是在诅咒我!”梅巧打断了凌香的话，“他在心里，一天要咒我八十遍!他亲口跟我说过，他说，梅巧，你这么背叛我，你这么走了，我一天咒你八十遍——”她哽了一下，眼圈红了，长长一截烟灰，噗地落下来，落在饭桌上，她背过了脸，“你爸爸，他还好吧?”她声音变得伤感，温存。
“好。”凌香回答。
他并不好。凌香却一点不知道。儿女们，他谁也没告诉。他怀里揣了一张前列腺癌的诊断书，医生让他住院，开刀，他不。他从不相信西医的刀和剪，不相信现代医学的神话。他确实是个古板的人。他在一个老中医也是他的老朋友那里接受治疗，老朋友给他开出一剂剂汤药，丸药，他勤勉地、恭敬地吃下去，老朋友说，“大先生啊，这世上的药，从来都是，只治能治好的病的。”
他笑了，哪能听不懂?他回答说，“老弟，我知道你不是神仙，开不出一剂起死回生汤。”
他躲进书房里，清理一些东西，书稿、讲义、讲稿，他一生的心血，点点滴滴，全在这里了，他一生的时光，也在这里了。他抚摸它们，爱惜地，一张一张掀动，和它们，作着告别。他清理架上的书，线装的，简装的，一本一本，都是老朋友，知己知彼的，不离不弃，陪伴了他几个年，也是恩深义重的。他心怀感激抽出一本，掀掀，翻翻，再抽出一本，掀掀，翻翻，又抽出一本，掀掀，翻翻，忽然，一张纸飘下来，大蝴蝶一样，翩翩地，落在了地板上，落在他脚边。
是一张信笺，宣纸，上面有水印的字迹：不二斋，那是从前，他书斋的斋号。
他拾起来，只见上面，用毛笔写着这样几个字，
“梅：你这可恨的女人，你还好吧——”
是一封，没有发出的信，永不会发出的信，不知什么时候，藏在了那里，他的手，抖起来，他站不住了，几十年岁月，像浩荡长风一样，扑面而来，思念，扑面而来。他的眼睛潮湿了。
下一次，凌香来探望他和大萍时，他告诉凌香，下周，他要去省城，参加一个会议。他问道，“你能不能陪我去?”
那是一个可开可不开的会，务虚的会议，平时，大先生是不喜欢开这样的会议的，可这一次，他很踊跃积极。这踊跃的态度让凌香生疑。当他们父女俩终于坐在了开往省城的火车上时，凌香发问了，
“爹，你到底，有什么事，说吧。”
大先生沉吟了一下，把眼睛望向了车窗外，
“我，想见你妈一面，行吗?”
60年代中叶，1965年，这个地处内陆的北方城市，没有咖啡馆，也没有茶座。他们两个人，大先生和梅巧，见面的地点，约在了——火车站。
火车站候车室。
这个城市，交通不算发达，它不在那些重要的铁路干线上，每天，从这城市过往的车辆，不算很多，下午，两三点钟的辰光，几乎没有列车在这里停靠，是候车室里比较安静的时候。
梅巧来了。
凌香推了推大先生，把远远走来的梅巧，指给他看。他看见了一个……老太婆。这老太婆径直朝他们走来，逆着光，朝大先生走来，16岁的梅巧，嘴唇像鲜花般红润，两只大大的清水眼，吃了惊吓，就像，鹿的眼睛。这幅画，在大先生心里，不褪色地，收藏了，40多年，一时间他很糊涂，不知道，这两鬓霜染的老太婆和梅巧，有什么相干?
他听到凌香叫“妈”，站起来，他也站起来。现在他们面对面站在了一个车站上。那永不再年轻的脸，衰老的脸，刹那间让他大恸。40多年的时光，呼呼地，如同大风，刮得他站不住脚，睁不开眼。他们愣愣地，你望我，我望你，对视了半晌，身边是来来往往的旅人。凌香说，“坐吧。”他们就都坐下了，左一个，右一个，中间隔着一个凌香。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还是凌香先开了口，凌香说，“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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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恩不言谢，”梅巧眼睛望着别处，轻轻地，却异常清晰地说，“大恩不言谢。”她声音哽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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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我去了趟头道巷，转了转，16号院子——”他顿了一顿，头道巷，16号，那是他们从前的家，“16号院子还在呢，做了小学校，不过那棵树，大槐树，多好的一棵大树呀，不在了，让人家锯掉了。”
从前，很久以前，她总是把大槐树的叶子，涂染成汹涌的澎湃的蓝色。那时她心里是多么不安分啊。梅巧笑了一笑。
“我知道，”她回答说，“锯掉好几年了，说来也巧，那天我刚好有事路过那里，成年八辈子也不路过一回，就那天，偏偏路过了——看见工人们正在那里伐它呢，两个人，扯着大钢锯，嵫拉，嵫拉，扯过来，锯口那儿，就留出一大串眼泪，嵫拉，嵫拉，扯过去，又是一串眼泪，我看得清清楚楚，老槐树哭呢……”
她不说了，别过了脸。
这脸，刻着时间的痕迹，岁月的痕迹，有了真实感。是梅巧，唯一的梅巧，老去的不能挽回的梅巧。午后的阳光，从阔大的玻璃窗里，照射进来，她整个人，沐在那光中，永逝不返的一切，沐在那光中。那光，就好像，神光。远处，有一辆列车，轰鸣着，朝这里开来了，是大先生就要登上的列车，是所有人，终将要登上的列车。他眼睛潮湿了。
他想说，梅巧，下辈子，若是碰上了，还能认出你吗?却没有说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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