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事情，神秘莫测，难以捉摸。
解放后，东京百业待兴，到处都需要劳动力。新办工厂，虽都是小型，但需要的人数不少。其中最早的是东京煤球厂。那时候，东京烧煤户大都是政府的干部和家里有固定收入的工人，普通市民，还多是烧柴禾或散煤，并不烧煤球。因此，政府对煤球厂比较重视，从上海买回了几个煤球机，虽是旧的，用起来还顺手。打煤球这活，又累又脏，为了改造资产阶级分子，就把为数不多的东京资本家，及经商在城，乡里有地，雇有长工的地主，安排在了煤球厂。不消说，这些人，没有一个机器操作手，不是说他们不会，其实他们比贫下中农有文化，主要是怕他们破坏机器。机器这东西，是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是需要重点保护的。蒋介石每天都在台湾叫着要反攻大陆，有些事情，就不能不小心。东京有句老话，说“小心没大差”，这都是先人古训。方先生本来是够不上资本家的。一生经商，在东京有几处门市，划分阶级时弄个“奸商”比较合适，可成份序列里又没有“奸商”这一款；后来，计算手中资产，他刚好把我姥爷的杂店赢去，结果财产数目大了许多；加上东京在当时，名声很大，但工厂在解放前只有益中烟厂、普临电厂，天丰面粉厂，铁路修配厂四家，若不多划出几个资本家，就显得在执行政策上，干劲似乎少了些，这样就把方明归入了这一列。进了这一列，就分配到煤球厂改造了。具体工作，就是拌煤。发给他一张铁锨，一个推车。推五车黑煤，一车黄土，用锨一翻，就算完成一道工序。
真不知道方先生是如何完成这道工序的，后来我姥爷见他时，他已经完完全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身煤色工作服里，裹着一个瘦薄的煤身子。一哼鼻子，就能从鼻孔落下两团黑泥。原来高高的身子，已经佝偻成一个虾米……
姥爷则不同，他被安排在政府办公机关的一个文化股，负责东京的民间文化工作。一个股，三个人，他是老人，那两个都是青年，因此工作并不靠他，只每年有民间游艺活动了，让他出面组织一下斗鸡项目。所以，他很少进那个办公室，只月中去一次，领回几十元工资。终日就在家里，抱抱孙儿、孙女，喂喂鸡子，日子还算安逸。
有次，姥爷去煤球厂买煤，见了方先生的那个模样，简直都不敢认他。两个人相互看了很久，姥爷才说：
“这几年……你在这里呀！”
“还能、在哪？”方明问。
谁也不再说啥儿，默过了老半天。
“还喂、鸡吧？”
“不喂啦。”
“喂吧，喂着人老得慢。”
“合适？”
“政府不管。喂吧，我给你鸡苗。”
“要喂……我还喂南派鸡。”
“好，我给你南派鸡苗，大了，咱俩还斗。”
后来的几个年月，姥爷和方先生时常在一块儿。鸡时，都是早晨五点半起床，各赶一只鸡子，从家里起程，十分钟后，到包公湖边碰面。
“你早啊。”
“不早。”
“厂里忙？”
“惯了。”
这么两句，或说两句和这意思一样的话，就并着肩，小步绕湖半周。拐回来，找一块平地坐下，斗鸡在草地随意走动，他们则望着湖心，长久默默不语地呆看。每逢有乡下进城卖特产的人问他们“去马道街朝那走”时，他俩就抢着热心地、细微地给乡下小贩说明道路。
“解放那年，咱俩要不斗那场就好了。”终于有一天姥爷这样后悔地说。
其时，方先生十分豁达：“是我找你斗的嘛。”
姥爷又道：“我要赢你……不定你就是小商成份了。”
“都是命，”方先生面有赧颜，“说实话，那场斗鸡我怕输，我把南派高把式的鸡子抱去了，和你的鸡斗的，不是你事先约定的纯红鸡……”
姥爷怔一下，不知该说什么。他没说他也有意换了一只必输的鸡。
对二位年已临暮的人来说，这段岁月是极安静的日子，是倪、方两家，从上一辈开始，几十年里真正处好的岁月。可惜，这段光阴也不长，几年之后，事情又有了更大的变故……
有一段众人皆知的岁月，中国想立马赶上洋人的国家建设，跑步跨进共产主义社会，就想了个突击办法，在农村开展大跃进运动，在城市开展追赶超建设。眼下，东京三十五岁以上的人，都还记得清楚，那时候的东京城，到处是“超英赶美，走向世界前列！”“猛起直追，以最快速度跨入共产主义！”“为一人一吨钢而战！”等等口号。站在寺后街或马道街的口上一打量，标语、横幅，花红柳绿，景象十分壮观。路两边的国槐树上，每隔十五步吊一块牌儿，每个牌儿大小均匀，涂了彩漆，写了宋体红字、黄字、黑字，远远一看，把个古老的东京装扮得确有几分青春。东京人呢，也对未来怀着十二分憧憬，加班加点地工作，从没有人说过一句劳累。除此之外，各区，各街道，各厂，各公司，都在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发起了班余炼钢活动。炼钢炉城里城外遍地林立。
东京煤球厂，当然要为钢铁运动提供燃料。于是，在工人不增加的情况下，改白班制为三班倒。形势已经是十分热闹，可政府的一个领导来检查工作时，还批评煤球厂，反应太迟顿，农村大炼钢铁把树都砍光了，可煤球厂却守着黑煤不炼！
东京煤球厂也开始炼钢了。
在南郊的一块荒地上，一下上马了五个炼钢炉。
年近六十的方明，依旧负责他的拌煤工作。五座钢炉像五口砖窑那样，组成一朵梅花立在平原上。每到晚上，野外四处都是灯光火光，天下通明。星星和月亮，在天空显得无比羞涩、黯淡。夜风习习，把炉火的热气，朝着东南方向刮过去。稍远一点儿，星罗棋布的汽灯、马灯，凝固在宽阔无边的田野里。深翻土地的庄稼人，把土地挖下三尺有余还在挖，像在寻找现成的金银财宝，干劲十足。陇海铁路线上的火车，显得比过去繁忙了，一趟接一趟，气笛每隔几分钟就要嘶鸣一声，把中原的夜晚动员得轰轰烈烈。
炼钢炉是双班作业，各班工人，都吃住在“梅花炉”的中心。方明和另一个地主分子，轮流作业，一个夜班，一个白班，在离帐篷不远的地方，把汽车运来的煤和上沙土，装上手推车，由各钢炉的推车工推到炉子前。这活他能顶下来，已经干了半个月，只是他弄不明白，半个月过去了，却没见炉子流出什么。
有一夜，他问了一个推车工。
“小李，还没烧成？”
“方师傅，这事你别管……烧坏了，又回了炉，千万不要吭。”
后来，方明果然终日不语，只管自己拌煤。有天吃饭的时候，临时食堂的张师傅，给每个工人分了一碗玉米汤，轮到方明面前，刮刮锅底，也就半勺，他才憋不住了。
“我干的活重，张师傅……”
“重？谁的轻？够照顾你的了，别的厂的钢炉食堂，早就给管制分子分一半饭了。”
这他才明白，能吃这一勺汤，已经是很大的面子。听说农村已经有人饿死，他原本不信，现在他信了。推车工小李还对他说，他家乡有个村，一共建了七十八个炼钢炉，先烧煤，煤尽了，又烧树，树尽了，烧房子。各家只留一间暂时住，其余全部扒掉炼钢铁。小李又说，他们那个村，人饿得摔在地上就再也爬不起来。有一家七口人，饿死了六口，活的一口是孩子的娘，说男人孩子都死了，自己活着干啥呀，就一下扑进了炼钢炉。炼钢炉边上的队长本来能够拦住她，可队长没拦。队长说：“早不死晚死。”小李说这些时，不当一码事，话很快，把吃饭的女工人吓得浑身抖。小李他爹是南派斗鸡的一个老把式，和方明很熟，方明就把小李叫到一边劝了他。
“你不要乱说。”
“你才不要乱说呢，”小李讲，“农村都把坏分子看管起来啦。”
方明哑然，身上生了一股寒气。
那个年月，东京的光景要比乡村好多了，国家定量供给市民粮食，虽绝大部分变成了粗粮，量也小了，但人一般不会饿死。问题是出在劳动竞赛上。一竞赛，力气耗得大，供给量便远远显出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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