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是北洋水师的创始人，他对于兵舰是内行的，所说的中国兵舰与日本兵舰在新旧、航速、吃水深度等方面的差异应该是可信的。但是，同一个李鸿章，在此前不久对于北洋水师的实力却另有一番描述。据朱德裳《三十年闻见录》中《李鸿章一贯主和》一文载：“光绪十七年，鸿章奉命偕张曜校阅海军。复奏详述经营海军之成绩，谓：‘综核海军战备，尚能日异月新。目前限于饷力，未能扩充。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臣等忝膺疆寄，共佐海军。臣鸿章职任北洋，尤责无旁贷。经此次校阅之后，惟当益加申敬，以期日进精强。’”这是公元1891年即甲午战争前三年，李鸿章自己所描述的北洋水师，“已有深固不摇之势”，“尚能日异月新”这些话，是吹牛、浮夸，还是事实？为什么只字不提“号称一点钟十八海里，愈旧愈缓”？到了1894年春，“复由鸿章偕安定为第二次校阅，复奏又盛称技艺纯熟，行阵整齐，及台坞等工，一律坚固。两次校阅，威仪甚盛。奏入均获褒奖。在鸿章之意，以战虽尚无把握，以守固深为可恃。”同样，在这次临战之前的校阅中，李鸿章仍然只字未提“号称一点钟十八海里，愈旧愈缓”之类，只讲成绩，槁得“威仪甚胜”，并且和前次一样，“均获褒奖”。所以，“光绪帝则以海军成绩既大有可观，当日人之衅，何至不能一战，而徒留为陈设品？乃允翁同龢之请而宣战，实信赖鸿章所经营而日进精强之军备耳。”如果说北洋水师的船只、设备果真陈旧、落后到了不堪一击的地步，以致成了战败的主要原因，那么，李鸿章为了“获奖”而大槁“浮夸风”当难辞其咎。
造成战争胜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武器、装备是重要因素之一，但不是全部因素。李鸿章在主观上畏敌主和，在作战部署上贻误战机、指挥失误，加之用人不当，长期以来军纪废弛等等因素都不可排除在外。就当时的实力而论，北洋水师尽管在船只的装备和技术水平上可能不如日本，但如果指挥这场战争的主帅坚决抗战，则未必不能取胜。就在李鸿章赴日签订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的第二年即公元1896年，日本人大久平治郎在东京出版了《光绪帝》一书，其中分析中日甲午战争的形势说：“日清开衅之初，帝一意主战，观其请停颐和园工程以充军费，意亦可见矣。诚使支那君臣一心，上下协力，目、的专注于战，则我国之能胜与否，诚未可知也。”中国的“主和派”甚至连这位日本人都不如了。
关于“近年部议停购船械”，池仲佑撰《海军大事记》载：光绪十七年“四月，户部奏酌拟筹饷办法一摺，议以南北购置外洋枪炮船只机器暂停两年，即将所省价银解部充饷。海军右翼总兵刘步蟾屡向提督丁汝昌力陈，我国海军战斗力远逊日本，添船换炮刻不容稍缓，丁汝昌据以上陈。秋间，李鸿章奏称：‘北洋畿辅，环带大洋，近年创海军，防务尤重。北洋现有新旧大小船只共二十五艘，奏定海军章程声明，俟库款稍充，仍当积购多只，方能成队，而限于饷力，大愿未偿。本年五月奉上谕，方蒙激励之恩，忽有汰除之令，惧非所以慎重海防，作兴士气之至意也。’等语。然以饷力极绌，仍遵旨照议暂停。”
这件事，连同“自光绪十四年后，我军未购一船”，都是构成户部尚书翁同龢“以军费掣肘北洋，以致对日作战失败”罪名之重要材料。让我们再看看“自光绪十四年后，我军未购一船”是怎么一回事。
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黄河在郑州决口，翁同龢奉旨筹款堵口，与潘祖荫联名陈奏《请速堵郑工缺口及设法补救疏》，其中所提六条建议的第二条说：“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等项及炮台各工拟令暂行停止也。查各省购买外洋枪炮、各项船只，以及修筑洋式炮台各工，每次用款需数十万两，均须由部筹拨，竟有不候部拨已将本省别项挪用，遂致应解京协各饷，每多虚悬，迨经饬催，辄以入不敷出，转请部中改拨他省。窃计十余年来，购买军械存积甚多，铁甲快船，新式炮台，业经次第兴办，且外省设有机器制造局，福建设有船厂，岁需经费以百万计，尽可取资各处，不必购自外洋。迩来筹办海防固属紧要，而河工钜款，待用尤殷，自应移缓就急，以资周转。拟请饬下外省督、抚，所有购买外洋枪炮船只及未经奏准修筑之炮台等工，均请暂行停止，俟河工事埃，再行办理。”
从以上奏疏中可以得知，户部请求暂停购买外洋枪炮船只及未经准奏修筑之炮台等工，事出有因，那便是急于筹款堵郑州黄河缺口，“移缓就急，以资周转”，并不是只对北洋水师而言，而是包括各省，上述各项都是“暂停”，并说明“俟河工事埃，再行办理”。这时距甲午战争爆发还有七年，如果说翁同龢为抢救水患灾害而采取的这项临时措施是为了给七年后的甲午战争“掣肘”，恐有失公允吧？再联系到以下事实：中日朝鲜问题交涉发生后，清廷向英、德订购快船数艘，向阿根廷订购快艇十三艘，费银四百余万两，加以军费三百九十多万两，两项共八百万两，实际上都是由户部负担的；此外，为支付军费和其他各项开支，户部通过总税务司赫德向英国银行贷银一千万两，由当时的浙闽总督谭钟麟出面向德华银行借款五十万镑，由轮船招商局出面向上海腊飞银行包借一百万镑。1894年7月，李鸿章为添购快船电奏请款，户部立即拨款二百万两，连同募勇各案共二百五十万两，嗣后又提四百万两。当时国库空虚，海防吃紧，还有皇太后万寿庆典那个无底洞在逼着要钱，翁同龢斗胆以户部名义上摺请求停止颐和园万寿庆典活动以充军费，这些，难道都是翁“以军费掣肘北洋，以致对日作战失败”吗？
甲午战争时期，中方的舰只陈旧、军火不足都是事实，据当时担任北洋海军顾问的英国人泰乐尔的自传记述，战时北洋水师最大的铁甲舰定远、镇远二船，定远舰的十寸炮弹只有一枚，镇远舰只有二枚，以致巨炮在战争中不能发挥作用。作为总理国家财政的户部尚书翁同龢，当然负有责任，但“仰体时艰款绌，未敢奏咨禀请”的李鸿章，惟恐“政府疑我跋扈，台谏参我贪婪”的李鸿章难道没有责任吗？而最应当承担责任的则是置国家危亡于不顾，耗费巨资建造颐和园及举办万寿大典的慈禧太后，这一浩大工程到底花了大清国多少钱，到现在也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不过，倒是另有两个数字值得一提：一是在甲午激战之中，李鸿章向太后寿典送礼银十万两，并长芦盐商十万两；二是在甲午战争结束之后，李鸿章赴日议和之前，向代理其职务的王文韶列册交代，尚有“淮军银钱所存银八百余万两”！这笔钱是哪里来的？王文韶说：“此系文忠带兵数十年截旷扣建而积存者”。攒着剋扣军饷而得的八百万两白银，还要在军费不足的问题上大做文章，以开脱战败之责，这便是李鸿章之所作所为。
翁同龢“以军费掣肘北洋”，向李鸿章“挟私报复”之说，很重要的一个支柱是关于翁、李私仇的一个传说。徐一士在《凌霄一士随笔》中说：“曾见某笔记中的记载，李鸿章居曾幕时，尝为曾国藩草一奏疏劾安徽巡抚翁同书，最得曾国藩之激赏。其时，曾国藩因翁同书对练首苗沛霖的处置失当，以致激成大变，他本人又在定远失守之时弃城逃走，有愧封疆大吏的守土之责，极为愤慨，竟欲具疏奏劾而难于措词。盖翁同书乃大学士翁心存之子，翁心存在皇帝面前的‘圣眷’甚隆，门生弟子布满朝列，究竟如何措词，方能使皇帝破除情面，依法严惩，而朝中大臣又无法利用皇帝与翁心存之间的关系，来为翁同书说项，实在很费踌躇。他最初使某一幕僚拟稿，觉得很不愜意，不愿采用，而自己动手起草，怎么说也不能妥当周匝。乃由李鸿章代拟一稿，不但文意极为周密，其中更有一段极为警策的文字，说‘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门第鼎盛，瞻顾迁就’。这段话的立场如此方刚严正，不但使皇帝无法徇情曲比，也促使朝臣之视翁者为之钳口夺气。所以，曾国藩看了之后，大为激赏。待其稿入奏，而翁同书亦旋即奉旨革职拿问，充军新疆矣。”
这段故事余下的话就是：因为李鸿章代曾国藩拟疏弹劾翁同龢之兄，翁、李两家便结下了不解之仇，因此，翁同龢“以军费掣肘北洋”，向李鸿章“挟私报复”。
曾国藩上疏弹劾翁同书，确有其事，发生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后期，1862年（同治元年）初，但那份弹章是不是李鸿章起草的？上述“故事”的真实性关系到翁、李矛盾，也关系到翁同龢的人品，应该弄清楚才是。
《翁同龢传》（中华书局1994年出版）的作者谢俊美曾就此作过专门的考证，该书中说：“参摺究竟是否出自李鸿章之手，《曾文正公全集》中并未提及，《李文忠公全集》中也未谈起。不过，《翁文恭公日记》中倒是提及过有关此摺的作者，但不是李鸿章而是出自一个姓徐的幕僚之手。1870年8月19日（同治九年七月二十二日）的日记中写道：‘得徐毅甫诗集，读之，必传之作。毅甫名子苓，乙未举人，合肥人，能古文。集中有指斥寿春（谢俊美按：当为寿州之误）旧事……弹章疑出其手，集中有裂帛贻湘乡之作也。’翁同龢关心自己兄长被参一事完全出于情理，其日记所载当然不谬。徐一士先生文中述及翁同书的结局也与事实不符。翁同书后来改留甘肃军营效力，并未充军新疆。因此，说翁同龢因乃兄同书被参一事对李鸿章公报私仇，纯属子虚，根本不存在。”
在上述翁同龢日记中，翁并没有肯定徐毅甫就是曾国藩弹章的起草者，仅“疑出其手”，但至少排除了李鸿章代拟弹章并翁、李由此结仇的可能性。我们还可以看出，翁同龢即使在怀疑徐毅甫曾是弹章起草者的情况下，对于徐的诗集仍然作出了“必传之作”的高度评价，而且是写在私人日记之中，由此，翁的人品可见一斑，他是一个心胸狭窄、挟私报复的小人吗？
此事真相大白，翁、李之间的矛盾若再纯粹以个人恩怨来解释，恐怕就难以支撑了。翁、李长期不和是事实，翁同龢本人也难免封建官僚习气，但就大的方面而论，翁同龢坚决主张抵抗外来侵略，积极支持戊戌变法，光绪皇帝对日宣战诏书和宣布变法的《明定国是诏》都是由他起草的，这些都应该予以肯定；而李鸿章则在甲午战争中丧师辱国，并且亲手签订了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戊戌变法期间又亲手签订了租让“新界”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岂止这两份，他的一生签订了大量的卖国条约，是一位割地赔款的专家），两人的是非功过，应该有一个基本的界限。
面对历史，我手中的笔很沉重
请读者原谅我花费了太多的笔墨来谈论历史，尽管我极力想把话说得简练，这篇《后记》还是显得太长了。没有兴趣读这些史料的读者完全可以跳过去不看，而这些事我却不能不做，这些话不能不说，因为对于历史小说来说，历史的真实就是它的生命，在动手写作小说之前，作者不能不花费许多工夫去弄清历史上的许多事件和人物，以期尽量准确地把握那个时代，反映那个时代。
我在以往的创作中对历史题材有着浓厚的兴趣，但晚清史却恰恰是我最不喜欢的，因为那是一段充满民族屈辱的历史，封建末期王朝的腐败没落、软弱无能，列强的虚伪狡诈、凶狠残暴，把中华民族推入灾难的深渊，令人目不忍睹。然而，当代中国就是从那灾难的深渊之中走出来的，从1898年大清国租让新安县，沦为港英“新界”，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过半个世纪的时间，历史就已经天翻地覆，中国政府宣布废除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人民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愿与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1982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应邀访华，与中国政府商谈解决香港问题，令人不禁想起英国在1842年、1860年、1898年以强权政治和坚船利炮胁迫清政府先后签订《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这三个关于香港的不平等条约的情景，历史和现实形成了强烈的反差。1984年，中英两国政府发表《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中国政府定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恢复行使主权，英国政府于同一时间将香港交还中国，百年国耻，一朝雪洗，这一伟大事件给予中华儿女何等的振奋，又使当今世界何等的震惊！
正是“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激情，使我萌生了以小说形式再现香港历史的念头，但我也深知这一题材的艰巨，在没有做好充分准备之前，是不可能动手的。待1987年秋天写完《穆斯林的葬礼》之后，我便把读书的注意力集中到晚清史和香港史方面，经过陆陆续续几年的准备，1994年，我终于踏上了南下香港之路，从此开始了历时三年的往返京港两地的采访和调查研究。在这期间，我尽自己的所能，考察了香港、九龙和“新界”有关历史，阅读有关书籍、文献、资料数千万字，采访各界人士数百人次，并且实地踏勘一些历史事件的发生地，探寻尚存的历史遗迹和文物。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将要诞生的小说的轮廓渐渐清晰起来。一个半世纪的香港史在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中只不过是短短的一瞬，而对于有限的人生来说却太长了，一百五十年间已经更迭了好几代人的生命，如果要想以某个人物贯穿始终，是根本不可能的，那么，就只好截取历史的片断。经过反复考虑，我决定以十九世纪末的“香港拓界”为小说的中心事件，今天所谓的“香港”包括香港岛、九龙半岛和“新界”，这一概念就是在那时形成的，那是英国强占、蚕食我国领土香港地区“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是英国殖民主义的一个总结，也是中国最终完全丧失在香港地区的主权的一个总结。香港拓界自1898年4月中英谈判起，到1899年4月港英以武力接管“新界”止，前后整整一年的时间，其间事件紧凑，人物贯穿，再以1900年1月李鸿章就任两广总督作为尾声，比较适于构成一部长篇小说的基本框架。站在两个世纪的交结点上，向后可以涵盖整个香港史，向前则可以瞻望二十世纪香港的前景。这些在事后说来都是顺理成章的，但在构思之初却伤透脑筋、费尽心思。我至今记得，在决定了小说框架的那天晚上，我仿佛找到了一把打开历史之门的钥匙，兴奋不已，懊悔自己为什么早没有想到。实际上，如果没有长期积累和苦苦探索，也就没有“偶然得之”，这是许多作家都亲身体会到的。
有了“框架”，以后的工作相对集中了，但仍然十分繁复。书中的中心事件和许多细节，都是曾经发生过的，多数人物也都是实有其人的历史人物，而故事发生的时间比我出生之时还要早将近半个世纪，这就注定了我不可能亲身经历、亲自体验，惟有让岁月“倒流”，让自己“退回”到那个时代去，在史料和史迹中感知我所要表现的历史。对于香港那片土地，我不能说很“陌生”，但也不敢说很“熟悉”，即使长期生活在香港的人，要把上个世纪的人和事都说得明明白白，也非易事，毕竟“人生易老天难老”，百年之间，香港的变化太大了，站在中环的摩天楼群之中，哪里还能看到当年香港的影子？港督府在修建之初，依山面海、居高临下，曾是全岛最为显赫的建筑，如今则成了高楼之间的“侏儒”；今天的德辅道、干诺道，当年则曾经是大海。如果站在“骆克道”上拦住行人，一一询问，相信绝大多数人不知“骆克”为何许人也。为了在书中“恢复”特定时期的香港旧貌，我小心翼翼地进行考证，一条街道，一座建筑，一件器物，一个名称，都不敢有些许马虎。对于那些实有其人的历史人物，想方设法寻找有关他们的资料，只言片语也不肯放过，广泛搜集，仔细查证，力求详细、准确。即使在书中虚构的人物，也必须把他或她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之中，稍有疏忽就可能出错。传世元散曲有一首《高祖还乡》，写的是汉朝开国皇帝刘邦在平定英布之乱后“威加海内兮归故乡”的往事，通篇模拟他家乡一位农夫的口吻，对当年无赖、今日皇帝刘邦的威仪，冷眼旁观，热讽冷刺，写得俏皮泼辣，活灵活现，但末尾一句“改了名，换了姓，叫什么汉高祖！”出了问题，“高祖”是刘邦死后的谥号，在他生前是绝对不可能使用的，只因这一句话，把通篇的历史感破坏殆尽。此类纰漏在当代的历史题材文艺作品中也常有发现，恕不举例，因为我的用意并非吹毛以求他人之疵，而是提醒自己尽可能地不犯或少犯这样的错误。这当然很难。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之中，常常有张冠李戴、互相矛盾、是非颠倒、语焉不详等种种现象，需要反复地分析比较、去伪存真、纠谬勘误、拾遗补缺，而由于香港长期处在港英统治下，有关抗英斗争的史料则大量湮没，需要深入民间走访寻觅，一点一滴地去积累，其难度可想而知。我非常感谢内地和香港两地的许多同胞在这项工作中给予了我大力支持，协助我克服了许多困难，获得大量创作素材，特别是埋没在民间的关于抗英斗争的史实和人物资料，那是在图书馆、档案馆都找不到的，因而更加珍贵，为本书提供了可靠的基础。我没有在这里将曾经帮助过我的同胞们、朋友们的名字列出，一一鸣谢，因为那将是一个长长的名单，其中有些为我带路的好心人，帮我查找资料的图书馆管理员，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也难以开列齐全，但我从心底里感谢所有的同胞和朋友，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本书的问世将是不可能的。
《补天裂》是一部历史小说，史料的搜集、辨识、论证不是工作的结束，而只是它的开始，历史小说要真实地反映历史，却又不能仅止罗列史料，它必须以人物和事件去打动读者，以期达到读者和作者对历史的共识。艺术虚构是小说的基本手段，没有虚构就没有小说，而在历史小说中，虚构又决不能超出历史所允许的范围，这便是创作者最难解决的难题。在本书中，凡重大事件、重要情节，凡采用真实姓名的人物的重要言行，我都力求做到有所依据，因为我写的是历史，要对历史负责，要对读者负责，不能愧对历史，失信于读者，写出每一个字都觉得手中的笔很沉重。同时，我们又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史料毕竟不能等同于历史，任何史料都只是历史遗留的部分痕迹，而不是全部。即使距离我们年代很近的、生前受到社会普遍关注并且运用多种手段有意识地积累与之相关的文字、图像、实物资料的历史人物，也不可能把他一生所有的信息都毫无遗漏地保存下来，再“完整”的史料也是不完整的，研究者对历史的求索是无穷无尽的，也是永远不能满足的。因此，无论史学著作还是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要百分之百地“还原”历史是根本不可能的，作者只能尽可能准确地接近历史、认识历史、把握历史，历史永远是今人眼中、心中的历史，真正意义上的“还原”历史，不但做不到，也失去了历史的意义，有谁愿意回到秦始皇时代去做一辈子“黔首”？有谁愿意回到十九世纪的香港去当一回苦力？死去的历史的价值在于对活着的人有用，所以历史才活在一代又一代的人的心里。
《补天裂》的书名出自中华民族一个古老的神话传说，《淮南子·览冥训》：“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褴焱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背方州，抱圆天。”在我国多灾多难的悠久历史中，“女娲补天”的故事早已超出了远古祖先战胜自然灾害这一神话的意义，成为挽救民族危难、维护国土统一的象征，南宋著名爱国词人辛弃疾有一首《贺新郎》词曰：
老大那堪说。似而今、元龙臭味，孟公瓜葛。我病君来高歌饮，惊散楼头飞雪。笑富贵、千钧如发。硬语盘空谁来听？记当年、只有西窗月。重进酒，换鸣瑟。事无两样人心别。问渠侬：神州毕竟，几番离合？汗血盐车无人顾，千里空收骏骨。正目断、关河路绝。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
全词慷慨悲壮，抒发了爱国志士坚决抗敌、至死不渝的高尚精神境界。篇中用典颇多，这里不及细论，末句“看试手，补天裂”便是活用了女娲炼石补天的典故。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还有什么能比国土分裂、主权丧失、人民遭难更为不幸呢？在我国封建社会的末期，列强横行，金瓯破碎，骨肉分离，正是处于“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的深重灾难之中，无数志士“炼五色石以补苍天”，前仆后继，献出了心智、热血与生命。新中国的诞生和香港的回归，使“苍天补，四极正”的宏伟理想一步步实现了。
《补天裂》是在香港回归倒计时的秒针跳动声中写成的。出版社和广播电台都频频催稿，急得不行，但我这个人没有“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的本事，只有按自己的老办法，慢慢来，字斟句酌，让人家等得火烧火燎，我也快不起来，惟一可行的是省去睡眠的时间。当最后一章脱稿之时，在连续四十八个小时的工作之后，窗外是一个清新的黎明。那一刻，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庆幸自己居然没有被累垮，数年来的辛苦总算没有白费，对于关心、支持、帮助我完成这一工程的同胞们、朋友们，对于关注我的创作的读者们，对于长眠在地下期待国土重光的抗英先烈们，也总算有个交代了。
谨将此书献给我的祖国和历尽劫难终于回归祖国怀抱的神圣领土香港；
谨将此书献给一个半世纪以来在香港问题上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而奋斗的一切志士仁人；
谨将此书献给在香港这片血染的土地上为抵御外来侵略、反抗殖民主义统治而英勇牺牲的烈士们，他们永垂不朽！
作者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庆典前夕，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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