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姐夫喝酒，很斯文地嚼着酱疙瘩，将那花生米吃得很省，想必那是很珍贵的东西。喝了一口辣酒，我赶紧夹一箸咸菜填塞，咸得我直想咳嗽。闲聊间我问那个木头床子是不是糊盒的工具，老姐夫说就是，说别小看了这个木头床子，它其实就是火柴盒的底样，有了它，一万个盒子也如出一辙地相同，不会走样儿。说着老姐夫顺手抽出一片薄如纸的木片，在木床子上三折两绕就叠出了一个火柴盒，规矩方正，有棱有角，煞是可爱。这里应该说明，早先的火柴盒都是由薄木片制成的，大概是桦木吧，洁白柔软，用处极广，不惟火柴盒用它，连肉铺里卖肉也用它来包装，半斤绞肉，托在木片上，粉白衬着嫩红，肉香透着木香，是件很赏心悦目的事情。当然，后来为了节省资源，火柴盒变成了纸的，绞肉包装也换成了塑料的，就再难找到那亲切自然的感觉了。老姐夫见我对那些小盒子有兴趣，就细细地给我介绍糊盒的四道基本工序：圈框、糊底、折套、贴花，哪道工序也不能掉以轻心，否则就会出残次品，被验活儿的打回来重做。老姐夫说，别的活儿都可以返工，惟独这火柴盒返不了工，做坏了就是做坏了，改不过来了。我问糊一个盒能挣多少。老姐夫说，糊十个是四分钱。是啊，那时候一盒火柴才卖二分，一个空盒又能值多少呢？我说，以前火柴用过不少，倒从没注意过装它的盒子，用过也就扔了，现在看，一个一个地将它们精心糊起来，也真是不容易呢。老姐夫拿起一个糊好的小盒对我说，别小看了这么个不起眼的盒儿，它里面的学问大了。我问怎的学问大。老姐夫说，你看它，六个面，四长两短，两个大面分别为天和地，用古代算学“天元术”来计算，能解二元高次联立方程。六个面应“六合”之数，即天地四方，老庄说六合之外，圣人而不论，其实是它把什么都包容了……老姐夫慢慢儿地抿着酒，谈论着火柴盒包含的哲理，一副悠然自得、享受生活的轻松神态。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灯光下的老姐夫变得遥远而朦胧，飘逸又空灵，突然地，我感到了自己的浮躁与浅薄，不知怎的，我为五格格的盂浪感到了惋惜。
我问老姐夫近日可曾见过五格格。老姐夫说她倒是常来，柜里那床里面三新的棉被就是她上礼拜送来的。说着老姐夫站起身，打开柜门让我看被子，这使我心里多少有了点儿安慰。老姐夫把新被收着，舍不得拿出来盖，却又要向我炫耀，其实他的心里还是念着五格格的。我问老姐夫还练不练功，老姐夫眨着眼睛对我狡黠地说，外面在大炼钢铁，他们比我练得厉害。
五格格到底跟王连长结了婚。
1961年，王连长作为金家的女婿，跟着五格格正式进入了金家大门。这是我们家第一位工农亲属，我的母亲不知道对这位革命的工农干部采取什么态度才好，不远不近地保持着距离。我知道，在她的心里，仍认可着偏院的老姐夫，老姐夫再不争气、再没能耐，也是金家的一部分，那气息和精神都跟金家通着呢，永远不可能分割出去。可眼前这个穿呢料中山装，说着一口陌生陕南话，对金家的一切物件、礼数都有着崇敬与好奇的人算是怎么回事呢？那么各色，那么别扭，那么不合章法。我们家老四舜镗说，如果命运按部就班，这主儿说不定还是大巴山里牛背上的牧童儿，鬼使神差地竟骑着牛进了北京，娶了皇上的亲戚，跟老子骑牛出函谷关一样，他也是得了道了。我的几个哥哥谁都不认可这位王连长，包括最憨厚的老七，他对连长也敬而远之，从不主动搭话。那时候，只要老四一回家，就要翻弄我父亲的留声机，翻过来调过去只放一张唱片--京韵大鼓《丑末寅初》，着重听的就是一段：
我只见他头戴着斗笠，身披着蓑衣
下穿水裤，足下登着草鞋，
腕挂藤鞭。倒骑着牛背，
口横短笛，吹得是自在逍遥，
吹出了的山歌儿是野调无腔，
绕过了小溪旁。
我们谁听了这个段子谁都偷着乐，这无疑是在寒碜王连长出身卑微，顶多是个山区放牛娃罢了。要是老四们知道，王连长在家乡实际的生活还远不如唱儿里的“自在逍遥”的话，不知又要编派出什么段子来。以从没受过苦难的大宅门儿出身的公子哥儿们的思考，山里的穷小子，大概就如那《丑末寅初）里唱的是一样的。
让他们知道什么是饥寒交迫，难。
当然，老四这么折腾、这么评论，全是白搭，人家王连长和五格格根本就不在家住，人家有自己的机关宿舍，一切都是公家供给，连保姆都是公家给配备的，人家压根儿不在乎我们家放不放“野调无腔”的留声机。
老姐夫从来没有评论过王连长，不但不评，还喝了五格格的喜酒，这是我们没想到的。那喜酒是王连长家乡的特产西凤酒，婚事过后，连长让办事员送过来两瓶，指着名说是给老姐夫的。老四让老姐夫把那两瓶酒扔出去，老姐夫说，好好儿的酒，干吗要扔？说着撬开瓶盖就往嘴里灌，老姐夫一边喝“西凤”，一边赞不绝口，说这样的酒只配给秦始皇喝，“秦王扫六合。虎势何雄哉！”没有这“西凤”，料赢政也统一不了中国。
老四说老姐夫没出息，痛心疾首地哀叹：
“所愧为人夫，无酒致夭折”
跟新姐夫不理会“倒骑牛背”一样。老姐夫也不理会“愧为人夫”。
五格格和她的新丈夫在外面干着革命，很少回到戏楼胡同的家里来，也很少顾及到年迈的母亲和正在读书的我。那时候我们都处在饥饿状态下，粮食不够吃，周身浮肿。学校停了课，美其名曰：劳逸结合。这样，很多的时间，我就待在了家里。
每天的饭食是以两计算的，粮票在那个阶段成了珍贵无比的东西，谁能送谁半斤粮票，那交情该是深厚得不能再深厚了，其价值比今天送一套房还高。今天的房是有钱就能买到的，彼时的粮票是踏破铁鞋也觅不来的物件。我每月的粮食定量是二十八斤半，这个数字至今记忆犹新，不会忘记。按说这个数量不少了，在今天谁能吃得了呢？但在当时就是不够吃，还不到二十号，粮就没了，每月二十四号是买下月粮食的日子，需早早地就去粮店排队，寅吃卯粮，恶性循环，越不够越吃，越吃越饿。我的哥哥们回来探望母亲，从来都是小心翼翼的，躲过吃饭时间，怕让母亲为难。哥哥们一走，母亲就要掉眼泪，说儿子大老远奔回家来了，当妈的连碗热汤面也端不出来，怎么说得过去！可我知道，母亲是真端不出来，就是端出来了，哥哥们也不会吃。那时能接济我们的只有在协和医院工作的六格格舜镘，她每次回来，总能带回些出其不意的东西，有时候是“人造肉”，有时候是“小球藻”，还有一回给母亲兜回了两个人的胎盘，说那东西大补……
在我们家为吃而煎熬的时候，老姐夫那边出了岔子。
老孟找到我母亲说，去看看你们家的姑爷吧，是粮票让人偷了怎的，有一礼拜没动烟火了。
我母亲一听，大吃一惊，人要是一礼拜不吃饭还不死吗？
母亲让我和老七舜铨快过去看看，真有什么事赶早给五格格报信儿，说就是离了婚，也是夫妻一场，再怎么冤家到这个时候也不能计较什么了。
老姐夫的门虚掩着，我们进去的时候老姐夫正靠墙歪着，眼睛半睁，手脚冰凉，已经摸不到脉象了。老七喊了半天占泰，也不见有动静，扳过他的身子摇晃，只见鼻翼轻轻翕动，光剩了出气的份儿。老七是个书呆子，他哪儿遇到过这阵势，当下就慌了手脚，挓挲着手嚷嚷“快送医院！快送医院！”我说得打电话叫救护车，摇煤球的汉子说三两步的事儿，还要什么车？说着背起老姐夫就往协和医院跑。
在医院，老姐夫被几瓶子葡萄糖吊针催醒了。醒过来，虚汗淋漓的老姐夫看着瓶子上葡萄糖的字样，说不该用当年扎刘妈的针来扎他。我说，这回不是葡萄酸钙，是葡萄糖。老姐夫说都是美国出的货，中国没有葡萄糖，中国只有人参燕窝。老姐夫说他辟谷辟得正在精微之处，却被拉到这美国人的地方灌了一身葡萄糖，多大的功夫也经不住这么折腾，这不是摧残中国人，这是摧残中国功法。我说协和医院已经不是美国人的了，一解放它就属于人民了。老姐夫说，那老根儿是变不了的，像六格格那样的洋奴才不是还在吗？你看那些护士，迈的步子都很美国，美国人把她们的血都换了。
因了个人的偏见，老姐夫已经到了不讲理的地步。
七天没有吃饭的老姐夫回到了家，众人都说医院救护有方，说要没有老孟报信，老姐夫怕早就救不过来了。老姐夫对老孟却并不感恩，他说老孟是多事儿，讨厌得很。老孟媳妇不高兴了，说，您没看见您当时那样，游丝似的一股气儿，马上就要断了，不是我们把您送医院，您能有今天这精神？老姐夫说，这就是你们外行了，辟谷的人哪个不是悠悠一丝气？辟的用意之妙就在于微，达到一种似有似无。不绵而绵绵，绵绵而非绵绵的境界，不是死守，不是不守，是若即若离，似守非守，将生命活动限制到最低限度。让老姐夫这么一说，大家都有些糊涂，好人饿七天大概用葡萄糖也救不过来，这样的事情只有老姐夫才能行吧？即便没有葡萄糖，他可能也没事。
是医学科学的作用还是传统功夫的作用，说不清楚。
后来我曾经问过老姐夫，七天不吃饭究竟饿不饿。老姐夫说，三日小饥。七日微饥，十日之外就不感到饥了，到了三十日之后，大小肠皆满，也就是养了气了。我说，大小肠皆满，那里头是什么满了？老姐夫说当然是气，人是用不着吃饭的，食草者善走而愚，食叶者有丝而蛾，食肉者勇敢而悍，食谷者智慧而夭，惟有“食气者神明而寿”，这就叫辟谷。我不能接受食气能活的观点，我说我一顿不吃就饿得眼睛发蓝，但三十年后我不再坚持我的看法，社会上脑满肠肥的人太多，在我也为减肥而拒绝进食，为健康而饿肚子的时候，我常常想，也只有辟谷才能达到此目的。
但当时老姐夫是在饿得前心贴后心的情况下辟谷的，其情景就分外悲壮感人。困难时期由于老姐夫的时常“辟谷”，我便不时能分到老姐夫省下来的粮票（据说五格格也跟我一样，受到过老姐夫的关照），吃着老姐夫的“谷”，眼泪常常淌下。
“文革”中，五格格夫妇双双被罢了官而遣返回陕南老家。在那“牧童儿”的家园，不是五格格过不惯了，而是王连长过不惯了。大约有一年半吧，连长终于耐不住山里的清苦，带着格格偷偷返回北京，住进了偏院老孟住过的房子里。
其时，老孟已经走了，是横着走出院门的，是被红卫兵革命小将打死的。小将们说老孟是历史反革命孟轲的后代，是从邹县逃出来的恶霸地主，在家乡有十二条人命，这样的人是没有权利再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所以，红卫兵就把他消灭了。尽管二十年后查明，老孟是个苦大仇深的贫农，十二条人命确有其事，不过那都是老孟的家里人，他们是死于日本鬼子和土匪之手，老孟本人也是受害者。人死了也就死了，再不能复生，可怜的是他那个会摊煎饼会做鞋的山东媳妇，一下子没了着落，凄惨惨的只知道啼哭。后来。院里摇煤球的保定人作伐，在山东媳妇跟我们的老姐夫之间说合，让两家合一家。老姐夫打不定主意，来跟我母亲商量。母亲说这是好事，老孟的媳妇粗是粗了点儿，但是心眼儿好，待人厚道，是个持家过日子的人，把她接过来身边有个知冷知热的人比一个人瞎混强，日后能生个一男半女的也是热热闹闹的一家人家儿。母亲心里明白，这时代也讲不成什么门当户对了，五格格能再婚嫁个大巴山的牧童儿，难道老姐夫就不能娶个沂蒙山的小寡妇？
说是娶个再醮的寡妇，但规矩不能乱，于是那个山东媳妇就被接到我母亲的身边，被认做我母亲的干女儿，再由我的老姐夫从我母亲跟前将山东女人娶走，这么一来，一切就都顺了，老姐夫还是我们的姐夫，什么都没变。
应该说，再婚后的老姐夫生活得很幸福，他与他的山东媳妇平平淡淡过着平民百姓的安生日子。现在老姐夫天天可以喝到棒米查粥了，老姐夫对这点相当满意。两口子靠给外贸工艺公司画鸡蛋生活，画样都是事先给出来的，他们不过照猫画虎地往上描罢了。经过处理的鸡蛋壳薄而脆，在那上边画人物、风景实在是不容易，但与糊火柴盒比，更富于技术性和艺术性，挣的也相应多了。
五格格和她的丈夫王连长在老姐夫的平静生活中回到了这座被分割出去的偏院，有关联又无关联的两家人，有来往又没来往。
在这段很逍遥又很散漫的日子中，五格格连着生了三个又白又胖的儿子，我母亲抱着沉甸甸的外孙子，亲也亲不够，哥哥们当了舅舅，再不说“牧童儿”的坏话。
山东的媳妇一直没有生养。
人们再一次提起了老姐夫的“添油法”，提起了老姐夫的禁欲修炼，交而不泄。
母亲为金朝的后裔而忧心忡忡。
王连长劝我母亲不必心焦，说他有治这毛病的绝好方子。母亲说，如是这样，务必给占泰治治，那是一个可怜的人。王连长说此事包在了他身上，让母亲来年听喜讯。
王连长的父亲从紫阳给儿子寄来不少干香椿，王连长把那些香椿都泡了酒，用老姐夫的青花大缸，泡了两缸。用的也不是什么好酒，就是胡同西口小酒铺八分钱一两的散白酒。浸泡过香椿的酒颜色鲜红，奇香，缸盖一掀，那股奇特的、让人说不出来的香味儿足以让任何人挪不动脚步。
酒缸就搁在院里的西墙根儿，半埋在土里，盖着用红布包着细沙的盖子。连长说，酒缸不能搁在房间里，那样会搀进杂七杂八的味道，酒缸必须埋在土地里，接着地气，湿润的地气浸透了酒缸，那酒就如琼浆玉液般地难得了。他家乡都是用这种方法泡酒，他们村的男人都喝这种酒，他们村长寿的男人就很多，他的祖父活过了一百零五岁，他的父亲已经七十六了，还能吆着牛上山。
王连长将泡好的酒给老姐夫端过去一碗，老姐夫喝了，目瞪口呆，半晌才说，他从没喝过这么香的酒，他这个酒鬼今日是长了见识了。
王连长送过两三次酒以后再不见动静，老姐夫碍着面子也不好去要，想了个主意，就是趁半夜人们都睡下以后，夹着个碗，蹑手蹑脚蹭到酒缸边去舀。老姐夫平时动作很慢，此时却不然，他以极快速度舀出一碗，然后一路小碎步，奔回南屋，把昔日那一步两点，绕着圈走八卦的矜持都抛到爪哇国去了。有时一回不够，还要两回、三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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