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话有母亲的道理，在父亲的遗体告别式上，穿戴齐整的父亲，俨然是社会名流的“革命”打扮，一身中山装气派而庄重，那是父亲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的一贯装束，是解放后父亲的形象。至于那个包袱，在父亲入殓之时被我悄悄地搁在了他的脚下。我知道，这个小小的细节除了我的母亲以外，在场的我的几个哥哥都看到了，但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都是过来人，他们对这样的事情能够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宽容。
到底是金家的爷们儿。
与六儿相关的线索由于父亲的死而斩断，从今往后，再没有理由来往了。“文革”的时候，我们听说六儿当了造反派，是的，他根正苗红的无产阶级出身注定了他要走这一步。在我的兄长们因这场革命而七零八落时，六儿是在大红大紫着。我和老七最终成为了金家的最后留守，我们提心吊胆地过着日子，时刻提防着红卫兵的冲击，而在我们心的深处，却还时时提防着六儿，提防着他“杀回马枪”，提防着他“血债要用血来偿”的报复，如若那样，我们父亲的这最后一点儿隐私也将被剥个精光。给我们家看坟的老刘的儿子来造了反，厨子老王从山东赶到北京也造了我们的反，惟独六儿，最恨我们的六儿，却没有来。
后来，我从北京发配到了陕西，一晃又是几十年过去。随着兄弟姐妹们的相继离世，六儿在我心里的分量竟是越来越重，常常在工作繁忙之时，六儿的影子会从眼前一闪而过，有时在梦中，他也顶着一头繁重的角，喘息着向我投以一个无奈的苦笑，惊慌坐起，却是一个抓不着的梦。老七给我来信，谈及六儿，是满篇的自责与检讨，他说仁人之于弟，不藏怒，不宿怨，惟亲爱之而已，他于兄弟而不顾，实在是有失兄长的责任，从心内不安。老七是个追求生命圆满的人。而现今世界，在大谈残缺美的同时，又有几个人能真正懂得生命的圆满？--包括六儿和我在内。
来北京出差，在电视台对某服装大师的专访节目中，我突然听到了张顺针的名字。原来这位大师在介绍自己的家学渊源，向大家讲述从他祖父谢子安起，到他的父亲张顺针，他们一直是中国有名的服装设计之家，他之所以能成为大师，绝对有历史根源、家庭根源和社会根源以及本人的努力因素……我听了大师的表白，只感到不是说明，是在检查，这样的套路，每一个出身不好本人又有点问题的人，在“文革”时都是极为熟悉的，现在换种面目又出现了，变作了“经验”，只让人好笑。
依着电视的线索，我好不容易摸索着找到了张顺针的家，当然已不是昔日的桥儿胡同，而是一座方正的新建四合院。今天，在北京能买得起四合院的人家，家底儿当在千万元以上。也就是说，贫困的谢娘后代，如今已是了不得的富户了。想起当年武老道“若生在贫贱之家，前程不可量”的断语，或许是有些意思。
朱门紧闭，我按了铃，有年轻人开门，穿的是保安的衣服，料是雇来的门房。我说来看望张老先生，看门的小伙子问我是谁，我说是张先生年轻时的朋友。那小伙儿很通融地让我进去了，他说老爷子一人在家快闷出病来了，巴不得有人来聊。
院里有猛犬在吠，小伙子拢住犬，告诉我说，老爷子在后院东屋。
来到后院东屋，推门而进，一股熟腾腾的糨子味儿扑面而来，靠窗的碎布堆里，糨子盆前低头坐着一个花白头发的老人，这就是六儿了。
见有人进来，老人停下手里的活计，抬起头，用手托着花镜腿，费劲儿地看着我，眼睛有些混浊，看得出视力极差，那模样已找不出当年桥儿胡同六儿的一丝一毫。
我张了张嘴，那个“六儿”终没叫出来，因为我已经不是当年使性较真儿的混账小丫头，他也不是那个生冷硬倔的半大小子了，我们都变了，变了很多很多。该怎么称呼他，我一时有些发蒙，叫张先生，有些见外；叫六儿，有些不恭；叫六哥，有些唐突……后来，我决定什么也不叫。
我说，您不认识我了吗？
张顺针想了半天，摇了摇头，笑容仍堆在脸上，他是真想不起来了。
我说我是戏楼胡同金家的老小儿，以前常跟着父亲上桥儿胡同的丫丫。
听了我的话，对方的笑容僵在脸上。我估摸着，那熟悉的冷漠与厌恶立刻会现出，尽管来时我已做了最坏的心理准备，可心里仍旧有些发慌。但是，对方脸上的僵很快化解，涌出一团和气和喜悦，亲热地让我坐。
我将那些碎布扒开，挑了个地方坐了。
张顺针说，咱们可是有年头没见了，有三十年了吧？
我说，整整四十四年了。
张顺针说，一眨眼儿的事儿，就跟昨儿似的，您这模样变得太厉害，要是在街上遇着了，走对面也不敢认了。说着，顺手从他身边的大搪瓷缸子里给我倒出一碗浓酽的茶来。我喝了一口说，您这是高末儿。
张顺针说，能喝出高末儿的是喝茶的行家。现在高末儿也是越来越难买了，不是我跟“吴裕泰”的经理有交情，我哪儿喝得上高末儿？
我说，您还在打袼褙？
张顺针笑着说，您看看，这哪儿是袼褙？这是布贴画。这张是“踏雪寻梅”，这张是“子归啼夜”，那个是“山林古寺”，靠墙根儿摆的那一溜儿画儿，都是有名字的。
经张顺针一说，我才在那些袼褙里看出眉目来。原来张顺针的这些布贴画与众不同，都是将画面用布填满，用布的花纹、质地贴出图画的效果来，很有些印象派的味道在其中。他指着一幅有冰雪瀑布的画对我说，那张布画还参加过美术馆的展览，得过奖。
我说，老七舜铨也是搞画的，您什么时候跟他在一块儿交流交流。您老哥儿俩准能说到一块儿去。
张顺针说，你们家老七那是中国有名的大画家，人家那是艺术，我这是手艺。
我说，老七可是一直念叨着您呢，他想您。
张顺针说，谢谢他还惦记着我，其实我们连见也没见过。
我说，怎么没见过？见过的。
张顺针问在哪儿见过。
我说，那年在我们家的院子里，您上我们家来……天还下着雪……
我本来想说出“报丧”二字，怕伤他自尊心，只说是下雪，让他自己去想。
张顺针还是想不起来。在他思考的时候，他的头就微微地颤动，我看到了他稀薄的头发下那两个明显而突起的包。那曾经是父亲寄予无限希望的两只角。
张顺针见我对着他的脑袋出神，索性将脑袋伸过来，让我看个仔细，他说，不是什么稀罕东西，让医院看过，骨质增生罢了，遗传，天生就是这样。
我说，我们家的老六就是这样，他还长了一身鳞。
张顺针说，长鳞是不可能的，人怎么能长鳞呢？
我觉得再没有什么遮掩迂回的必要了，几十年的情感经过长久理智的熏陶，像是地底潜流中滴滴渗出的精华，变得成熟而深刻。亲情是不死的，它不因时间的分离而中断，有了亲情，生命才显出了它的价值。我激动地叫了一声：六哥！--
张顺针一愣，他看了我一会儿说，别价，您可千万别这么叫，我姓张，跟金家没一点儿关系。
我说，您跟我死了的六哥是兄弟，您甭瞒着我了，我早知道。
张顺针说，您这是打哪儿说起呢？
我说，就从您脑袋上的包说起，您刚说了，这是遗传。
张顺针说，可有包的不一定就都是你们金家的人；反过来说，你们金家人人也不一定脑袋上都有包。
我说，您甭跟我绕了，我从感觉上早就知道您是谁了。
张顺针说，您的感觉就那么准吗？您就那么相信自个儿的感觉？
我说。当然。
张顺针笑了笑说，一听见您说“当然”，再看您这神情，我就想起您小时候的倔劲儿来了，好认死理儿，不撞南墙不回头，现在一点儿也没变，还是那么爱犯浑。实话跟您说，您父亲是真喜欢我，就是为了我脑袋上的这俩包。可他心里清楚极了，我不是他儿子。
我的脑子突然变得一片空白，不会思索了。
阿玛，我的老阿玛，是您糊涂还是我糊涂啊！
张顺针说，您父亲老把我当成你们家的老六，把我当成他儿子，可从我们家来说，无论是我娘还是我，从来就没认过这个账。
我无言以对。
张顺针说，现在回过头再看，您父亲是个好人，难得的好人……
我说，谢娘也是好人，像妈一样……
张顺针半天没有说话，停了许久，他说，我娘那辈子……忒苦。
我和六儿就这么坐着，坐着，彼此再不说一句话。
我机械地喝了一口水，已经品不出茶的味道，我说我要告辞了。
张顺针让我再坐一坐，他大概是不愿意让我以这种心情离开。他问我什么时候回陕西，我说大概还得半个月，剧本还有许多地方要修改。张顺针问我是写电视的还是演电视的，我说是写电视的。他说还是演电视的好，将来我在电视里一露脸，他就可以对人说，这个角儿他认识，打小就认识，属耗子的，是个爱犯浑的主儿！他说，据他考证，耗子是可以穿旗袍的，迪斯尼的洋耗子可以穿礼服，中国的土耗子怎么就不能穿旗袍呢？
我说是的，耗子可以穿旗袍。
十天后，张顺针就让他的儿子给我送来了这件旗袍。
水绿的缎子旗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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