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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沪大会战1937》 作者:徐志耕

第20章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2)

  杜月笙立即召集筹募委员会的人开会,确定捐款定名为“救国捐”,由银行或钱庄代收,所捐款项,全部公布。所得捐款,全数汇呈军事委员会统筹支配。凡捐2000元以上者,可照捐款人的意志使用;捐款1000元以上的,由上海抗敌后援会发给褒奖状;3000元以上的,由上海市政府发褒奖状;5000元以上的,呈请国民政府颁给褒奖状或荣典。

  办法一定,杜月笙立即在报纸上刊出大幅广告“抗敌后援会筹募救国捐”,十个字赫然醒目。

  和广告一起刊登的,还有近300人的捐款人名单。这些闻风而捐的市民,多者五元十元百元,少的一角二角伍角。施修德先生捐助的,是500瓶擦枪油。

  7月28日的《新闻报》上,还刊出了《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征募救国捐宣言》,区区二三百字,可谓言简意赅,读完一遍,就令人激情昂扬,回肠荡气:

  保卫中华民族之神圣战争已于古都揭其序幕,中央当局宣示决心,全国将士奋勇效命。时至今日,有敌无我,有我无敌。

  五千年之祖宗庐墓,亿万年之子孙命运,均将于此最后关头决其荣辱。吾人如不甘为奴隶,不甘作牛马,不甘永受鞭挞,不甘长被宰割,则在此千钧一发之时机,当有毁家纾难之精神,捐款救国,救国自救。现代战争,除精神条件外,必须具备物质条件,具备物质条件以后可以持久,而后可以决胜。序幕既开,抗战到底。敌人一日不去,抗战一日不停;抗战一日不停,捐款一日不止。凡吾同胞,父诏兄勉,输财节用,各尽能力,共救沦亡,黄帝在天之灵,实式凭之。

  杜月笙以身作则。后援会成立之初,没有开办经费,他一拍胸脯:

  “我出!”他将自己大达轮船公司的轮船,全部征给政府沉于江阴要塞的长江航道,为的是阻塞日军舰艇深入内地。

  “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杜月笙立即奋起。当天,他就发出紧急呼吁:

  血在沸腾,心在亢奋,耳听着隆隆的炮声,眼看到熊熊的火焰,全面抗战御侮的战争开始了。这正是我们毁家拼命、为国牺牲的时候。亲爱的同胞们,再不要迟疑,肩负起筹募救国捐,接济前方忠勇战士的伟大光荣的责任来!

  持有金银戒指、饰物、器皿、货币的人们,请快快捐送南京路老凤祥银楼、法大马路宝盛银楼或小东门九霞银楼代收。

  持有现币的人们,尽量捐出现币来,固然很好;假如手边现币不多,能够拿出政府公债、银行存单或者开发银行支票充作捐款,也无不可。

  在各银行、钱庄休假期间,时事新报、大晚报、申报、新闻报、时报、民报、大公报、立报、中华日报、神州日报等报馆,均可代收救国捐款及物品。

  把国当家的上海民众,以空前的热情献出自己的一切。

  8月16日和17日,捐款千元以上的团体和个人不少。上海地货同业公会捐1000元,中南银行全体同仁捐了5400元,上海棉花行同业公会捐1.5万元,上海交易所联合会捐款3万元。

  住在租界里的上海人,虽然马路上灯红酒绿,无线电台仍然播放轻柔温馨的《夜上海》和《何日君再来》,但黄浦江北岸的炮声清晰可闻,战火烧在每一个人的心里。住在法租界福煦路明德里的全体住户,自动发起户户捐款行动,各住户、房客,以及男女佣仆,慷慨解囊。有一位小姐捐出了金戒一只,总共捐款620.35元。拉都路明霞屯的住户,自动集资了44元,派人送到《申报》馆,请报社转交给浴血的将士。明霞屯共10多户人家,其中三四家小康住户却分文不出,这44元钱数量不多,可全是女佣和车夫们的血汗钱。

  8月中旬,杜月笙调查了571户人家,得知捐款5元以下的有406户,占70%。他感慨地说:“民众不富,但爱国热心高涨!”

  上海国医(中医)药团体同仇敌忾,他们组织了中医药界救护团奔赴战场救死扶伤,在全行业掀起捐款献金活动。第一天共捐纹银100两、现洋200元、银盾56两。国医团体呼吁夫人小姐迅将金银饰物及现洋硬币全力募捐,共赴困难。

  捐款成了全社会的行动,各行各业都行动起来了,他们不甘落后。上海海关的华员第一次捐了1万元后,第二天又捐了1万元,捐出2万元后,他们再发动家眷,捐金献银,献出银器两筐,金器174件。天津路乙丰纱布店经理王赓才倾家所有,捐款1万,5000元慰劳前方将士,另5000元将创办一所可收200余伤兵的第三医院。有位名叫何谷声的市民将2万元捐款送到兴业银行代收,并附上一封激情洋溢的信给抗敌后援会:“全面抗战发生、各界民众,理应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区区小钱,聊表心意……”

  代收救国捐的银行界职员目睹各界民众的火热心肠,激起同仇共恨。

  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合捐30万元,农民银行捐了5万元,其他银行公会所属各商业银行合捐30万,共65万元!有一位海关税务司丁贵堂先生,极其钦佩抗战将士的忠勇爱国,同情战区难民流离失所,将节衣缩食的所有储存5万元,全数捐给抗敌后援会。他的愿望是:2万元慰劳前线,2万元救护伤员,1万元救济难民。崇信纱厂老板、上海纺纱业的巨子之一邵声涛捐助救国款5万元,并致电蒋委员长:“恭读艳(7月29日)训示,救国大计,全民振奋,当此寇深难急,凡属人民,应即牺牲一切,以报国家,兹由民个人献助救国捐国币5万元,谨交中央银行汇呈,力绵数微,聊尽天职,伏乞钧收。”

  上海市民的救国行为通过报纸广播传到了全国,全国民众都关注着上海的战争,满腔爱国热忱的同胞伸出了援助的手。镇江的盐商李翼如为援助淞沪抗敌,将他所有房产全部变卖捐赠。他的房产在江都与泰县交界的樊川镇上,典基有170间,内有花园回廊,亭台湖石。门外街市房屋49间,建筑费花7万多元,连地基价值10万元以上。他找到劝募委员会,要求将他的房产估价后全数购买救国公债。李家是淮扬八大盐商之一,可惜家道中落,膝下无子,他说:“国就是家,没有国就没有家。”

  着名报人史量才夫人秋水太太继承先生抗日遗愿,请《申报》将庐山庐林老三号门牌房产连同家具一并无偿捐送政府拍卖,以所得作抗日捐,并不必调换救国公债。随信附上房产证件五份。苏州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一生爱国,他于1936年夏去世。夫人汤国梨能诗善文,更深明大义。

  淞沪炮声,牵挂于心,苏州到上海,只一个小时的火车,运兵的军列日夜从苏州经过,54岁的章夫人手头并不宽裕,她将侍其巷的一所房屋变卖,作为救国捐款。姑苏自古多英才。风光秀丽的灵岩山,是抗金名将韩世忠和梁红玉的合葬处。山上的灵岩寺,是中国佛教净土宗着名道场之一。高僧印光法师近年掩关报国寺,与百人法师,甘于淡泊,苦修身心,并无多少积蓄。上海抗战的烽火,使静修的山僧无法平静了,他们想到军队需要接济,难民要救济。于是,印光法师带头捐洋600元,灵岩常住捐216元,德森法师捐了20元,妙真、了然、恒智等法师各捐10元,山间高僧极力募捐,共凑成国币1013.8元,交给一位名为曹松乔的居士转交吴县抗敌后援会。他们表示:“寺院下院,可收容无依难民,行善积德,乃出家人之本。”远在西藏的****大师也参加了捐款抗战。他致电说:“为争民族永久生存作悲壮之抗战,****路阻西疆,心系南天,除布施青康各大庙高僧,设坛诵经,祝祷我军胜利外,捐法币3万元,并购救国公债2万元,用作抗战之需。”

  在这国难当头之时,无论达官名流,还是山野乡民,都为着救国的目的,心向一处。9月12日的《申报》刊登一则消息:“广西恭城县西岭乡乡民何焕三,近感国难已极,义愤填膺,特将所有田业,尽其每年收入之租谷300担,捐作抗日军粮,且决定如抗战10年,捐助10年,抗战到底,捐助到底,自己另谋生活。此种毁家纾难之精神,殊足钦佩,而长期输将之义举,更为空前。该乡乡长朱如标,业经呈请县府转呈省府备案附予褒奖,并转呈国民政府嘉奖,以资激励。”《申报》还说:“南京江宁县江苏第十区保安司令拘留人犯108名,以暴日横行,同声愤慨,发于‘九一八’纪念日全体绝食一天,将应得之口粮10.8元,悉数捐为抗敌之用。”铁窗牢狱中的犯人们一无所有,只能以饥饿来表达对国家与乡土的养育之恩。

  上海民众的抗日义举,也激励了海外的中国人。号称“南天王”的粤军实力人物陈济棠虽然积极清党反共,但在外国侵略者入侵之时,力主抗战,身任两广抗日救国联军总司令,后来出国考察欧洲军事政治。淞沪抗战爆发,陈济棠心系祖国,他在意大利致电南京政府,慷慨捐献港币700万元,以充抗日军费。一位名叫郑玉书的菲律宾侨胞,原籍福建永春,民国初年曾在闽军当陆军医院院长,后来到菲律宾做进出口生意。正当他事业发达之际,日本的洋布倾销南洋。为了挽救中国的纺织业和他的公司,郑玉书出巨资到上海开办了大型的纺纱厂和大型织布厂,准备将中国货出口南洋与日商竞争。不料事业初创,上海战争爆发,郑玉书感慨于国难一日深于一日,他目睹上海民众的爱国行动,不甘落后。郑玉书写了一封信给他的任职上海财政局长的好友徐桴,认购了2万元的救国公债,并将自己用的牌照为11852的轿车转助抗敌后援会使用。他在上海有房产,他将每月的房租3794元按月如数交给政府,抗战一日不停,他的捐助一日不止。财政局徐局长说:“郑先生向来慷慨,乐善好施,对于社会公益事业,都很热心。这次长期捐款,更显出他的爱国热忱,希望全国的地主富商,激发良知,积极努力,踊跃捐款,共同度过艰难时期。”还有一位新加坡来沪观光的华侨叶逸君女士,置身于热烈捐助的上海街头,她的民族感情被上海人对祖国的热爱之心深深感动了,她来到《申报》,拿出200元钱,请报馆代转给前线官兵,以表示慰劳。

  炎黄子孙的血脉中,奔腾着千载不息的民族情。

  祖籍福建的南洋巨商胡文虎,以他的“虎标”良药风行世界。他出生于缅甸仰光,精研中医,他靠祖国的传统医药赢得了事业和人生的辉煌。

  他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他嘱咐永安堂经理胡桂庚捐赠八卦丹、万金油和头痛粉各50打,以后继续输供。

  捐款、捐物,有什么捐什么,需要什么捐什么,前方和后方,军人和市民,结成了坚不可摧的长城。

  秋风夏雨,战地的官兵在风雨中苦战,上海民众立即行动。呢绒业公会率先制出700件雨衣送上前线,接着,隆坡赛路林公馆捐了140件,山海关路甘公馆捐10件,一位叫浦叔鸿的市民买来上等雨衣布5匹捐献,希望代制雨衣后送往前线。按照当时市价,雨衣每件1.6元,一件雨衣能买1升多米。

  凡是前线需要的,上海市民都积极募捐,作工事需要麻袋,扬子饭店经理关玉亭捐献1.2万只。听说战地要自行车,他又买来10辆捐献,还有一大批跑鞋。律师伍守恭,将自己喜爱的一辆马立斯篷车转交给36师使用,他说:“前方比我更需要。”

  毛巾、牙刷、衬衣、糖果、火腿、面包、汽水、香烟、袜子、手帕、水瓶、火柴、信封、急救包、药品……上海人把百货公司和食品商店里的东西都搬到阵地上去了。

  听说前线有些士兵吃不上饭,地方协会立即制作了两万个光饼,儿童界救亡协会用捐款定制了山东咸包子5000个,还有凤尾鱼、牛肉、香蕉等食品和水果,一位9岁儿童捐了一架望远镜……一层秋雨一层凉。参加前线服务的云飞汽车公司的一些司机带头募捐棉背心236件。松江县第六区叶榭镇的民众一针一线地缝制了390件,打成6包,派汪大石、蒋水生两人送到上海。正始中学的教职员工一天时间认购了400件,连一些外籍教师也踊跃捐募。一位名叫刘侬荪的5岁小姑娘,手拿着两元钱的零钞来到《申报》报社捐款,这是她节省下来的糖果钱,和两元钱一起送上的还有一张纸条:“这两块钱贡献给我爸爸的战友们。”她是军人之女。

  募征雨衣和募征寒衣得到了全社会的支持。杜月笙为劝募棉背心和认购救国公债在电台播音,他的播音全上海各电台同时转播:

  诸位听众,兄弟今天来播音的最大目标,是有二点。第一点,希望全上海市民一致的捐助棉背心,以30万件为最低限度,运送前线分赠将士。价格因我们趸批购制,每件只有大洋六角五分半,尺寸完全照政府的规定。诸位自己做也好,如果自己没有工夫,改捐现金,送交上海市地方协会,均可代办代送。捐赠棉背心50件的,在每件背心上可以加印捐赠者姓名。第二点,是劝募救国公债。上海市地方协会受劝募救国公债总会委托,成立上海市市民劝募总队,分成八组,内有南市的市区组、公共租界的第一特区组、法租界的第二特区组,这三个组的任务,是以劝募居家住户为主要对像。兄弟希望全市民众,每个家庭购买救国公债若干,以全上海40万居民计算,则可集成一笔巨款。

  一呼百应。不几天,十几万件背心送到,仅宁波路240号永大银行吴瑞元,1人捐了5万件!杜月笙以中汇银行的名义,捐了3万件。万墨林捐了1000件,张慰如夫人也是1000件。纱布交易所捐了1.5万件。

  就在万众一心毁家救国的热潮中,亚声电台一个叫黄菊隐的人,在收受民众救国捐3.5万元中舞弊作案,侵吞救国国币9000多元。

  这位33岁的年轻人经人告发后被立案调查,淞沪警备司令杨虎看了案卷批令即日枪决。杨虎说:“黄犯所为,原属触犯普通侵占罪,但当此爱国人士正在救国倡捐,而为不肖者所侵没,虽不因此而阻其爱国热肠,而愤恨败类,殆人同此心。况在全面抗战,前方将士正浴血拼命,后方接济,不单为国民应尽职责,也为良心所驱使。黄犯昧着良心,其行为显系扰乱后方,依战时军律,自应处以极刑,以谢全市民众,并使不肖之徒,知所警惕。吾知经此严惩,爱国人士,出钱必将更加踊跃,捐款救亡工作,将愈见顺利……”

  黄菊隐的丑行受到了公众的谴责,由此也使各项捐款制定了严密的监督措施。第二特区市民联合会提出建议:请政府迅速制定非常时期紧急治罪法,凡对救国捐、救济捐、慰劳捐、医药捐,以及其他一切捐款之经募人、事务员,及各募捐机关,倘有营私舞弊侵占捐款,或直接间接图利行为等事发生,一经查出,须一律处以死刑。所有通同舞弊之全体从犯,亦须连带负责治以同等之罪,以儆效尤,以申法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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