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中国的战歌——我的中国儿子

　　（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

　　作者简介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1892-1950），美国著名战地记者、作家，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的奥斯古德，幼年家庭困难，从事过许多不同的工作，包括侍女、烟厂工人。十岁的时候随父母移居科罗拉多州。1910年，史沫特莱加入了印度工人党，该党争取在印度进行反对英国统治的独立武装斗争。1916年到达纽约，为《号角》撰稿。1918年因声援印度独立运动而被捕入狱六个月。1919年起侨居柏林八年，继续从事印度解放运动，还曾在柏林与尼赫鲁会面。1928年完成自传《大地的女儿》。

　　1929年初，史沫特莱作为《法兰克福日报》的记者途经苏联来到中国，在上海，她认识了鲁迅、郭沫若等文化名人，并协助宋庆龄处理了一些文秘工作。希特勒上台后，她改为担任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中国记者，每周发回两篇报道。撰文报道江西的革命斗争、西安事变等，写出了《国民党反动的五年》《中国人的命运》《中国红军在前进》等文章，将皖南事变的消息发表在《纽约时报》上。1937年，受中国共产党邀请，前往延安，与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左权、贺龙、陈赓、萧克、陆定一、丁玲等人会面，并担任八路军总部随军外国记者一职。

　　1938年1月，她从山西来到武汉同美国大使、南斯拉夫卫生专家等人商谈筹办中国红十字救助总队。此后，她便在中国红十字会军医部开展工作。她还说服日内瓦国际红十字会供应中国军队部分急需药品。

　　为解决中国军医缺乏的问题，史沫特莱积极号召外国医务志愿者来中国，著名加拿大医生诺尔曼·白求恩与理查德·布朗、印度著名外科医生柯棣华等受到她的影响来中国参与支援。在武汉的十个月，她通过在前线的经历完成了《中国在反击》一书。1938年10月中旬，随中国红十字会医疗救护队退至长沙。1940年9月去香港养病。1941年5月回到美国，回国后，为中国募集救济战争灾难的捐款，并为朱德作传《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该书于1956年作者逝世后出版，1979年三联书店出版中译本。这本著作和斯诺的《西行漫记》同是向西方人介绍中国革命的经典著作。

　　20世纪40年代中期，史沫特莱移居纽约，1949年在麦卡锡主义的反共潮流中被认为是苏联间谍，1949年流亡英国。1950年5月6日，史沫特莱因病不治在伦敦逝世。1951年5月6日，在她逝世一周年时，骨灰安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朱德亲题：“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事件背景

　　史沫特莱在抗战爆发前及抗战过程中亲自采访了中国的许多地方，真实地记录下许多人和物。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随红军总部进驻延安。同月底，史沫特莱就以《法兰克福日报》记者身份，到延安作为期七个多月的采访。她是继埃德加·斯诺到中国革命队伍里采访的第二位记者，因事先通过宋庆龄、斯诺的介绍，所以受到特别的重视。来到延安的当天晚上，史沫特莱就先后见到了她心目中的英雄朱德和毛泽东。次日，中国文艺协会和新中华报社联合集会，热烈欢迎史沫特莱的到访。这支年轻的革命队伍，一直盛行的娱乐节目是集体唱歌和相互“拉歌”。史沫特莱不擅长唱歌，却能跳舞。她后来回忆，“在延安召开的一次高级军事干部会议期间，我试着教他们一些人如何跳舞，他们勤奋好学，每事必问，不怕丢面子。朱德同我破除迷信，揭开了交际舞的场面。周恩来接着也跳了起来，不过他跳舞像一个人在演算一道数学习题似的。彭德怀喜欢作壁上观，但不肯下来跳一次舞。贺龙在青砖铺的地上随音乐旋律一起欢跳，他是身上唯一有节奏感的舞师。”中国人的待客之道，是不仅给客人特别的欢迎，而且还为客人提供特别的宽容与理解。带有部分印第安血统，天生具有叛逆性格的史沫特莱，时年45岁，曾经游历过大半个世界，饱尝了生活的磨难。但苦难并没有磨灭她拥抱生活的热情，更没有消损她的正义感。她对朱德的第一印象是，“他有50多岁了，相貌和蔼可亲，额角布满皱纹。他看起来确像红军之父。他满面春风，连连对我说欢迎，并向我伸出了双手；我用双臂抱住他的脖子，在他的脸颊左右亲了一下。”然后，她在这个结实的人物旁边走来走去，直爽地说：“让我好好瞧瞧你！”

　　（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在延安，甚至在中国革命队伍里，这种见面礼是从来没有过的。因为在男女授受不亲的国度里，握手在当时已经是非常革命的举止了。所以，这两个响亮的热吻，在当时和以后的许多文章里，都被说成是史沫特莱抱住朱德的脸狠狠地“啃”了两口。但是，此时此地，对待这样的客人，不是客随主便，而是主随客便。

　　正是这样一位自称“大地的女儿”的史沫特莱，不仅在延安采访写作，联系促成白求恩大夫的援华，而且还倡导组织了灭鼠运动、节育运动以及名噪一时的交际舞潮流。

　　史沫特莱和安娥对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和鄂中革命根据地的报道，不只留在了她们作品里，更留在了挺进纵队的老战士们的心中，留在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史册里……

　　报道原文

　　我刚到新四军挺进纵队，就分配给我一个“小鬼”做我的勤务员。一位陪同我的女记者（即安娥）也受到同样的待遇。

　　派给我的“小鬼”是大多数参军“小鬼”中的典型。他叫盛国华，虽然他说他有10岁或11岁---他自己也不清楚究竟是多大---但看起来可小得多。他以中国孩子特有的聪明告诉我，他长得小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吃饱过，而且在他当“小叫花子”的时候曾经得过那么多病。他解释说那是很久以前，他还很小的时候，土匪曾抢劫了他在河南的贫穷的家庭，烧毁了房子，杀了他父亲，烧伤了他母亲，两个哥哥为了活命去当了兵。在这场灾难之后，他靠要饭来养活母亲和他自己。

　　他不记得自己当时有多大，他母亲让他拿着个碗站在有钱人家的门前。就这样，他蹒跚着走了出去，在一个大宅院前站了一整天，因为他不懂怎样哀哭求告或是在地下磕响头，所以没有任何人注意到他。直到天黑的时候，一个从大院里出来的人，问他为什么还不回家，国华告诉这个人说，他家的房子被烧了，父亲被杀了，母亲受伤了。他说他自己是个要饭的。这个人给了他几个铜板，打发了他。

　　当风雪交加的时候，女记者和我们的两个小勤务员经常整天待在我的房间里，因为在纵队里，我是少数几个能享用木炭火盆的人。像纵队的每个战士一样，两个孩子身上也长有虱子。有一天，我决定给他们灭虱子。当他们在屋子一角用一个小木桶洗澡的时候，我把火钳放在火炭上烧红，然后在他们潮湿的制服的内缝中熨烫。国华洗完澡，天真地裸着身体走过来，站在桌旁，看着我，又讲起他参加游击队以前的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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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从当“小叫花子”起，他就经常害病。他只能随便找个地方躺下来，直到觉得好一点为止。有时候还有人故意纵狗咬他。有一只狗咬过他的腿，留下一个长长的伤疤。

　　“我怕狗。”他又说，“我怕它们逮到我。”

　　在他的左面颊上有一块伤疤，但那是土匪烧掉他家房子时受的伤。

　　由于没有时间概念，国华不知道他要了几年饭。他曾小心地去看“阔孩子们”上学，但他们却扔石头打他。他也很想读书，但他发现不可能，因为他穷。他看到碎纸片上的一些文字，就在地上模仿，从而学会写一些简单的东西，像“一、二、三”，但是再往后的数字就太难了。当他请人们教他写自己的名字的时候，他们笑他，并且问他，一个要饭的孩子干吗要学写字。只是在参加游击队以后，他才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大约在他六岁的时候，他的母亲请了一个小地主做保，叫他去给一个大地主当放牛娃。这个地主每年给他八角钱，管吃，管住，还偶尔给几件地主儿子不要了的衣裤。每逢新年发给他工资时，这孩子就把八角钱交给他的母亲。她就买成布，给他做一双冬天穿的鞋。

　　对国华来说，部队就是一切，就是他的耶稣基督。他把学会的一切都归功于部队。但他表示他参军时间不长---至今只有一年---为此，仍有很多的东西要学。听着他说话，看着他那忧郁的小脸朝上望着我，女记者低声感叹道：“这是什么样的生活呀！”

　　我们问他怎么参加的游击队。他说，有一次地主派他到平汉线上的确山去，他在路上停下来看行军路过的军队。忽然，他看见队伍里有他的一个哥哥，但这是他的“坏哥哥”。他解释说，那个“好哥哥”在战争开始的时候，在卢沟桥战斗中牺牲了。他的“坏哥哥”和他交谈了一会儿，却没有给他和妈妈一文钱，反而叫他傻瓜，干一年才拿八角钱的活，还劝他去找一个挣钱多的活儿干。

　　国华从士兵们的谈话中，听到有关八路军的情况。那是一支好军队，是穷人的军队。……国华渴求找到这支“穷人的队伍”。

　　以后不久，他偶然遇到一个穿着破军装的，满脸胡子的老兵……这个老兵叫王老汉（原注：王老汉，即王国华，时任中共豫南特委书记）……于是，国华跟他进了山。从此他就当了勤务员。

　　女记者经常和两个小孩子在一起，帮助他们学习。

　　不久，我得到一个机会跟一个排的骑兵到汉口西北湖区的一个野战团队去。女记者决定和我一起去。我们两个都感到带着“小鬼”去太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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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告诉国华我要离开的时候，他好像在强忍着没有哭出来。我也受不了，就给纵队司令员写信要求他批准这孩子跟我一起去。

　　司令员说，既然我真的这样盼望，国华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去了。

　　最后，当我决定要离开挺进纵队的时候……我决定收养国华做我的儿子---假使纵队和他自己愿意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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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我所知，在中国西部，一个美国培养出来的儿童教育学教授建立了一所学校，特别注重科学。孩子们过着简朴的生活，自己的事全得自己做，花不了多少钱就可以使孩子们吃饱穿暖。……我自己还想得很远，甚至想到将来我也许可以送国华到外国去学习先进的科学知识，但我自己的生活又是如此不稳定又没有保障，我敢于实施这样的计划吗？

　　于是我去找了李先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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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先念说：好，只要这孩子自己同意的话，你想领养他，是可以的。

　　然而国华对这件事情非常认真，他问我有关中国西部的那所学校，又说他害怕富人家的子弟。他解释说，他是属于部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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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他和另外一个勤务员一起来了，把他的决定告诉了我。

　　“我想所有的战士都必须留在前线，”他说，“在取得最后胜利后，你可以收养我。”

　　我们动摇不了他。

　　但在离开湖区之前，我为我的“儿子”安排好去参加“挺进纵队孩子剧团”。

　　把我们载出湖区的小船从岸边撑开的时候，我最后一次看到了国华。他和另外两个孩子蹲在岸边，在湖水里洗衣服。他向我喊着，挥手告别，然后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目送着小船消失在迷雾之中。

　　报道评析

　　耳闻目睹，情真意实

　　《中国的战歌》真实地记录了史沫特莱在中国所经历的、所看到的、所听到的事情。

　　这篇报道属于软得不能再软的报道，是史沫特莱在新四军抗日根据地的见闻之一小段，非常日常生活化，有些像是一种个人感情变化的倾吐，但你在品读这属于个人的情愫之时，在理解这其中的细腻之后，会有种强烈的冲动，想了解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了解那个时期生活在抗日根据地的人民与战士的日常状况。作者与中国“儿子”的感情深刻地掺杂在事件的描述中，生活细节也许是微小的，但它所折射的社会关系却是巨大的。这篇报道再次引起人们的共鸣，引起人们对20世纪30年代末抗日根据地生活的回忆。在当时战争气氛很紧张、敌我对比很鲜明的时候，而抗日队伍中却充满乐观的情绪，反倒像有清澈的泉水流入心间，这种感情是美好而难以忘怀的。

　　显然，这篇报道采用的是“白描”写法。要写出现场感强的战地新闻，白描是一种比较好的方式。“白描”，亦称“白画”，是中国传统技法之一，指的是不用颜色，不加藻饰，只以“黑线”勾勒画的“轮廓”的一种画法，文章的“白描”借用其意，指的是一种不设喻，少修饰，以叙代描的描写手法。新闻写作中的白描，是越来越重要的艺术技巧。这是因为，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过程总是从感觉开始，感觉是认识的基础和来源，能引发思维中的表象活动，产生丰富的想象和联想。它在认识中所起的作用，不是其他认识形式所能代替的。所以，记者在向受众告知一件新闻事实的信息时，应当适当地有选择地展示新闻事实中的具体状貌。也就是以感性形式表现出事实中某些形象的可感的内容，使受众获得直觉的体验。白描的语言是一种艺术的语言。它要求我们在新闻写作时必须极节俭地遣词造句，杜绝那些并不具有表现力的雕琢和粉饰，要力求朴实明了，简练深刻，看了能立刻形成形象。新闻中的白描就是要在动词上下一番锤炼功夫，一是要准确，二是要传神，传神了更感到准确。与白描手法相联系的另一种表现方式是写视觉新闻。视觉新闻是指用形象化的手法来表现事物，取得视觉效果的新闻。把概念的表述诉诸于完美的具体形象，运用生动的画面，典型的细节来写新闻，能使报道的内容可见、可触、可感，让人看到所报道的事实的真面貌。

　　史沫特莱善于“白描”，描写准确、传神，笔触婉转、优美。的确，个人的生活只有融入到社会潮流中时，生命才能生动起来。对于一个地区、一个时代来说，如果没有生动的人和事，也就没有回想的必要了。

　　同时，史沫特莱这篇报道所表达的情感是真挚的。在那个战争的年代里，在那残酷无情的抗战中，史沫特莱不畏艰险的精神，温柔的天性，爱意的表达，是这篇报道不可多得的精神养料。如：“把我们载出湖区的小船从岸边撑开的时候，我最后一次看到了国华。他和另外两个孩子蹲在岸边，在湖水里洗衣服。他向我喊着，挥手告别，然后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目送着小船消失在迷雾之中。”文章好看，细节动人，这取决于史沫特莱敏锐的观察能力和相关的洞察力。在对她的中国“儿子”的塑造中，史沫特莱通过生活细节的生动描写，深刻地挖掘了那个小男孩的精神世界，体现了他善解人意的宽厚性格。他的表现完全是他的本性显露，没有任何伪装与做作。史沫特莱的语言除了准确外，还有一种张力。她所描述的人物与事件让人在头脑中挥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