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西贡政变记(1)

　　（美）大卫·哈伯斯塔姆

　　作者简介

　　大卫·哈伯斯塔姆（1934-2007），美国著名战地记者，被曾因报道水门事件迫使尼克松下台的传奇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尊称为“美国记者之父”。他出身于一个中下层犹太人家庭。20岁后进入哈佛学习，之后，没有继续走可以助其进入社会主流的专业，而是进入美国主流新闻机构。

　　哈伯斯塔姆一生的新闻报道都突出一个“大”字。他热衷于报道大事件、大冲突、大背景、大人物和大时代。事件和人物背后的冲突让他着迷。

　　刚到越南之时，哈伯斯塔姆跟那些美国顾问和CIA一样相信美国正在帮助西贡进行一场阻止共产主义蔓延的正义战争。不过很快他发现美国致力扶持的吴庭艳政府腐败得无可救药，而美国政府不仅对问题的严重性熟视无睹，而且有意欺瞒国内舆论。肯尼迪总统对这个29岁的年轻人的有关报道非常恼火，甚至给报社施加压力迫使他离开越南。

　　1963年，哈伯斯塔姆因由西贡发回的描述越南吴庭艳政府政变倒台和西贡街头佛教徒自焚的详尽报道而获得当年的普利策奖，从此声名鹊起。更重要的是，哈伯斯塔姆为战争时期的美国官方说辞确立了怀疑的准则。

　　根据这个准则，2003年伊拉克战争时，美国媒体的表现都不能及格，甚至当时的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都说，记者们不敢深入战场，报道的很多是谣言。为报纸写报道远远不能满足哈伯斯塔姆的叙事欲望。他说，800字报道的空间就只有800字的视角。他有更大的观察视角，而且富涵观点，因此必须要更大的写作空间。

　　《哈泼斯》杂志给他一万字的空间，还是不够。只有书才能给他足够的叙事空间。哈伯斯塔姆高产惊人，至今已经撰写出版了20多本书。赢得普利策奖的《出类拔萃之辈》是关于越战最好的历史书之一，其书名甚至成为了英语的固定词组。他这种描述政治大人物的独特手笔延续到其他的领域。1979年出版的《媒介与权势：谁掌管美国》是美国新闻史上的浓墨重彩之笔，正式确立了美国媒体在政治和公众生活中的地位。

　　哈伯斯塔姆最为成功的报道是他的战争三部曲，其中有关1990年代巴尔干战争的《和平年代的战争》被称为美国20世纪90年代政治和外交决策最权威的记录。2007年4月，他在前往旧金山采访的路上遭遇车祸罹难。

　　事件背景

　　1954年，根据日内瓦会议的决议，越南南北部以北纬17度线暂时分治，南部称“越南共和国”（通称南越）；北部为胡志明领导下的“越南民主共和国”（通称北越）。美国在南越扶持了独裁者吴庭艳政府。然而，吴氏政权的腐败无能与倒行逆施，却在短短几年中就耗尽了华盛顿的耐心。1963年11月，美国发动的一场精心策划的军事政变，使吴庭艳惨死在自己主子的手里。

　　1963年6月10日深夜，美联社驻越南西贡（今胡志明市）记者马尔科姆·布朗，接到了老朋友释德业和尚的电话。后者有些神秘地告诉布朗，如果他明天去市中心的刹罗宝塔，肯定会目睹“一件历史性的大事”发生。

　　布朗此前曾调查过南越佛教徒反抗只提倡天主教的政府的运动，而且了解到这个运动正在逐渐扩大升级。新闻嗅觉敏锐的他立刻预感到此事大有玄机，第二天黎明就赶到了刹罗宝塔。那里已经挤满了人，和尚们披着绛红的袈裟，尼姑们穿着灰色的法衣。庭院里的空气潮热而凝重，弥漫着熏香的味道。上百盏油灯青烟腾起，僧侣们口中念念有词，沉浸在古老的经文里。

　　布朗在这样的场景中坐了半个小时。忽听一声令下，所有的和尚和尼姑起身鱼贯而出，跟在一辆老式轿车后面上了街。在西贡主干道黎文阅路的一处十字路口，队伍停下脚步，游行的僧人们自动围成圆圈，封死了四周的通道。

　　一位长老被人搀扶着下了车。在人行道正中央，侍从们放下正方形的坐垫，帮长老打好莲花座，接着又从车里取出一罐汽油浇在前者身上。那位长老一边拨弄手中的佛珠，一面低喃着“南无阿弥陀佛”，待弟子们退后，便划燃一根火柴扔到自己腿上。瞬间，他那瘦削的身影便消失在冲天而起的烈焰中。

　　微风拂动着他脸前的火焰。虽然他双目紧闭，但是难以想象的痛苦令他的表情极度扭曲。在整个自焚过程中，尽管空气中充满了焚烧人体的味道，他既没哼一声，也没动一下……两个和尚展开一大幅布制的标语，上面写着：“僧人自焚为抗议政府压迫。”

　　僧人在西贡街头自焚的消息震惊了世界。第二天，布朗拍摄的照片就放在了肯尼迪总统的办公桌上，似乎暗示着南越统治者吴庭艳的无能。

　　对于美国方面的动作，吴庭艳及其同党也并非毫无知觉。

　　1963年10月29日下午4点20分，肯尼迪总统在白宫召集了15位高级外交顾问和国家安全专家，吴庭艳的命运将在这里接受裁决。正如录音资料记录的那样，会议代表们对政变意见不一。然而更奇怪的是，现场居然没有人对这些疑虑作出回应，没有人要求大家投票表决，也没有人系统地讨论政变可能带来的后果，就连肯尼迪本人也没有主动询问反对者的意见，用他自己的话说：“让洛奇他们看着办吧，到时候一切就都清楚了。”

　　就在这样一个可以说是轻率的会议上，发动政变的决议被最终通过了。

　　11月1日星期五，亲吴派的南越“海军司令”胡晋俊上校在去吃午饭的路上，被他的副官一枪打死。这件事本不在计划之内，不过当杨文明得知消息后，他明白此刻只能孤注一掷、提前动手了。随着一声令下，早已串通好的步兵、骑兵和空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了市内的机场、警察局、广播站、海军指挥部和整个邮政系统。为防止外省的保吴派前来救援，叛军还在各条交通要道上部署了重兵。

　　次日凌晨4点，叛军的大部队向嘉隆宫发起了猛攻。天明时分，“总统府”的一扇窗户里飘出了白旗。走投无路的吴庭艳意识到自己的死期不远了。为拖延时间，他亲自打电话给叛军首脑，说准备在一个天主教堂里投降。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早在几个小时之前，政变的主谋们已决定了他的命运---“斩草除根，以绝后患”。

　　杨文明亲自挑选了一班得力人马，其中包括他的保镖，一位身手不凡的刺客。不一会儿就找到了那个天主教堂。吴氏兄弟被铐着塞进了装甲车。没人知道这一路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当装甲车的舱门再次打开时，只见吴氏兄弟已经满身枪眼，气绝身亡。

　　美国中央情报局随后得到了一组独家照片。上面的吴氏兄弟被砍得血肉模糊，双手被牢牢地反绑着，死状惨不忍睹。

　　报道原文

　　在南越错综复杂的阴谋活动中，密谋与反密谋的斗争最终导致星期五的军事政变。在导致吴氏家族统治垮台和吴庭艳总统及其弟弟吴庭儒被杀的一连串事件中，野心勃勃的年轻将军孙室订的虚荣心看来起了关键的作用。佛教徒中早就潜伏着对吴氏统治的不满，不满情绪终于在今年夏天以游行示威和暴力冲突的形式爆发出来，并为政变准备了气候。将军们曾多次考虑过政变的问题，这次开始严肃计划了。他们需要的第一批同盟者就包括孙室订。

　　孙室订，38岁，这些年来平步青云，已当上准将。他的发迹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吴氏家族对他的信任，获得这样信任的其他将领只有一位，就是黄文高。吴氏家族把西贡北部的指挥权交给孙室订，指望他能挡住来自那个方向推翻政府的任何企图。于是，当对吴氏家族不满的将军们说服孙室订参加他们的阴谋时，吴氏家族精心设计的自我防卫系统出现了一个大漏洞。这个家族没有想到漏洞竟会是他们如此信任的孙室订。

　　孙室订虚荣心强且野心勃勃。他喜欢穿一套裁剪得很合身的伞兵制服，戴一顶红色贝雷帽和黑色墨镜。他身后平常总是跟着一个高个子、不说话的柬埔寨人做他的贴身保镖。给孙室订拍照的报社摄影记者总是受到热情的接待。与吴庭艳意见不一致的将军们就是利用他的虚荣心，促成了他的背叛。以下是到今天为止所能搜集到的关于整个关键时期阴谋分子秘密集会和政府官员秘密会议的概况。

　　今年春天，当政府禁止佛教教旗同国旗挂在一起以后，佛教徒对信奉天主教的吴氏家族的不满就公开暴露出来了。他们提交了一份请愿书，要求纠正政府对他们的压制现象。政府答应采取行动，但实际上什么行动也没有。佛教徒开始游行示威，要求实现他们的权利。仅仅在顺化的一次示威活动中，9名佛教徒被杀。顺化是中部地区的首府，它既是佛教势力强大的中心，也是总统的另一个弟弟吴庭淑主教的辖区。佛寺---佛教徒参拜活动的中心，成了既是宗教又是政治动乱的中心。

　　今年6月，佛教危机开始从一种宗教纠纷演变成一场全面的政治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三位将军开始密谋活动。这三人包括杨文明（又叫大明），是一位战功卓著的军事指挥员，但因吴庭儒嫉贤妒能，杨文明被撇在一边坐冷板凳；第二位是陈文敦，毕业于法国的西点军校---圣西尔学院，他温文而雅，有一副贵族派头；第三位是黎文金，他是一位几乎闲置的将军，有一位军人称他为最精明干练的将军。他们认为，政府正在挑起一场严重危机，拒绝佛教徒的某些要求实在是太狂妄了，简直是拆自己的台。他们逐步把其他主要军官拉过去。在整个早期的策划过程中，杨文明的声誉使得计划得到了人们的重视。军官们行动缓慢，赢得第二兵团阮庆将军和第一兵团杜高智将军的赞同。他们尚未制订出明确的计划，可供利用的部队也太少。最大的问题是怎样把部队调进西贡。

　　吴氏家族设置了一个防止这种威胁的军事体系。它把重点放在高级军官的忠诚上，尤其是西贡市内及其南北两方的高级军官的忠诚。这样做有两个理由：首先，一个不忠的指挥员可能让部队调过头来，带领他们沿公路来到西贡，冲击总统府；其次，一旦其他部队发动叛乱，吴庭艳和吴庭儒可以把忠于他们的指挥员召来。过去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1960年，伞兵在他们发动的政变几乎就要成功的时候，开始同吴庭艳谈判，结果总统从第七师调来坦克和忠于他的部队。总统府依靠两支精锐部队，这就是特种部队和总统卫队，这两支部队共有24辆坦克。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一旦发生叛乱，顶住叛军，等待忠于总统的部队前来解围。所谓忠于总统的部队，指的是西贡北面孙室订指挥的部队以及西南面黄文高指挥的部队。黄文高也许是同共产党游击队（即越共）打仗最卖力的人，他在部队将领中以政治性最强而闻名。由于他对吴庭艳的个人忠诚，他也是飞黄腾达的军官。

　　8月份，这些秘密活动的持不同政见将军炮制出智取吴庭艳当局的计谋。他们向吴庭艳和吴庭儒建议：宣布首都戒严，并从较远的地区（在那里这三位将军拥有支持者）调部队进市区。三位将军打算部队一进城就发动政变。

　　吴庭儒一直在计划用他的特种部队和警察袭击佛寺，他听到将军们的建议后，决定把他们的想法纳入他的计划。吴庭儒把他信得过的孙室订将军召到西贡，让他负责制订袭击佛寺的计划。对佛寺的袭击于8月21日进行，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袭击是残暴的，这给西贡与美国---南越在同共产党人的战争中的主要主持者---的关系留下伤痕。对与共产党的战争的进展已经越来越不安的军方，对军队被用来掩盖对平民的暴力袭击更为恼火。

　　袭击佛寺以后，孙室订自以为他是共和国的英雄。他私下对其他军官说，他“击败”了在袭击发生时到达西贡担任美国大使的亨利·洛奇。他说：“他是为政变而来，但是我孙室订把他征服了，从而拯救了国家。”不久，孙室订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

　　这次记者招待会为持不同政见的将军们争取孙室订的支持打开了方便之门，从而注定了吴庭艳统治的命运。将军们利用了孙的虚荣心。在记者招待会上，孙室订谈到“外国女冒险家”的阴谋，间接地把美国中央情报局称为“隐蔽的共产党”，骂佛教徒是共产党分子。为此，孙室订受到记者们的严厉质问。他是一个脾气急躁的人，经人一问就大动肝火。记者们---包括政府控制的报纸记者---对这位将军的一些指责报以嘲笑。这使他火上浇油。

　　孙室订怒气冲冲地离开记者招待会。他自认为是“共和国的英雄”，却在西方人和本国同胞面前丢了脸。而这正是三位持不同政见的将军希望看到的---一个被激怒的孙室订。这三位将军自己不掌握发动一次成功的袭击所需要的军队，而孙室订有军队。他们需要他。于是，他们开始利用他那受伤的自尊心。阴谋的策划者决定让孙室订亲眼看到吴氏统治声誉扫地，动摇他对吴氏兄弟的忠诚，使他相信自己被吴氏兄弟利用了。他们对他说，他是个伟大的民族英雄，全国都敬重他。他们说，吴庭儒对他很不公正。他们还告诉他，他对佛寺采取的军事行动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必须跟着采取政治行动，而陈腐、徒劳无益的吴氏家族内阁难以做到这一点，内阁应吸收年轻活跃的军人。将军们说，部队为了保持士气，需要加强对游击队的进攻势头。他们建议孙室订找吴庭艳谈谈，运用他的影响。他们还劝他说，这是因为他毕竟是共和国最杰出的英雄。

　　将军们相信，这些想法一谈出来，吴庭艳和吴庭儒一定会大发雷霆，会拿孙室订撒气。孙室订听了这些将军的话，信以为真，果然去见吴庭艳。他要求给军官们委以新任务，让他本人担任内政部长。吴庭艳对警察控制权和军方作用极为敏感，听了孙室订的话大吃一惊。他最不愿意干的事情就是让军人参加内阁，尤其不愿任命孙室订为内政部长。他断然拒绝孙室订的要求，并把他狠狠地训斥了一顿。他让孙室订暂时离职，到大功去休息。他说：“别过问政治，政治让我来干。”孙室订离开总统府，就去了大功。他觉得自己在其他将领面前丢了脸。他没有执行吴庭艳要他把政治留给总统府的命令，他成了密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