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机航空队的飞机都有英国皇家空军的圆形标志，但是这一架呢，还是德国空军的徽记。”
“您是说，从官方渠道没法获知更多消息了是吗？”
“完全没办法。虽然这事看起来有点荒唐，可是玛尔提诺和那架飞机的事情到现在还被标记为战争时期的机密。”
老人皱起了眉头：“这都过去四十年了啊？”
“不止呢，”我说，“去年我调查的时候也碰到过这类事情。直接碰了一鼻子灰，您能明白我的意思吧？我发现，玛尔提诺在一九四四年一月被授予了杰出服务勋章，但是他的荣誉当中，只有这一枚勋章没有列出任何颁发原因。他干了什么才会获得这枚勋章，完全不得而知。”
“可那是军事勋章，而且等级还很高呢，玛尔提诺不是作战人员啊。”
“显然，在某种特殊情况之下，平民也是有资格的，不过这些事情真就跟三年前我在牛津调查时听到的一个故事对应上了。马克斯？库贝尔，那个核物理学家，他在牛津大学做了许多年教授，是玛尔提诺的朋友。”
“我确实听过这个名字，”库伦说，“德裔犹太人，成功跑出来，没被纳粹送进集中营，是吧？”
“他一九七三年死了，”我说，“不过我设法访问到了一位老人，他在牛津念书时，这位老人给他当了三十多年的男仆。他说，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德国大举进攻、直接导致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时候，盖世太保跑到库贝尔在德国弗赖堡的家里逮捕了他。弗赖堡就在德法边境不远的地方。还来了一个党卫军军官，负责押他去柏林。”
“然后呢？”
“老人家叫霍华德，他说，库贝尔许多年前提到过，那个党卫军军官就是玛尔提诺。”
“您相信他吗？”
“当时不相信。他都九十一岁那么大年纪了，但是您总得记住玛尔提诺的身份背景啊。很显然，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他想，他就可以摇身一变成为德国人。语言也好，家庭背景也罢，都不是问题。”
库伦点点头：“就是说，从最近的新发现来看，您更倾向于相信这个故事喽？”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想了。”我耸耸肩，“毫无头绪。就比方说玛尔提诺和泽西群岛吧，据我所知，他从来没来过这个地方。而在他死后五个月，这座岛才从纳粹手里夺回来。”我一口吞掉剩下的威士忌，“玛尔提诺的亲戚都不在人世了，这一点我了解，因为他根本就没结过婚。那么，您提到的这位德雷顿医生，究竟又是何方神圣呢？有一点我能想到，这小子肯定跟国防部有什么联系，他们才会把尸体安排给他处置。”
“很有道理。”库伦教士又给我倒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除了一件事。”
“哪件？”
“这个德雷顿医生，”他说，“不是个小子——不是‘他’，而是‘她’。准确地讲，是萨拉？德雷顿医生。”他举杯致意，然后一口饮下了酒。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大雨瓢泼，库伦不得不抬高声调，他的爱尔兰口音也更浓了几分。他在法衣外面罩了一件深色袍子，其中一位殡葬人员站在他后面，为他撑伞。只有一个人来吊唁。萨拉？德雷顿站在墓坑的另一端，她的身后也有个殡葬人为她撑伞。
她看起来不是四十八就是五十岁，可后来我才发现，原来她已经六十了。她身形瘦小，修饰得体，穿着两件套的黑色正装，戴着一顶礼帽。她的头发很短，精心打理过，发色已是灰白。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她都算不上漂亮——嘴巴太大，颧骨太宽，眼睛又是褐色——然而她的面庞是那样出众，一看就是经历过极度跌宕起伏的人生，却仍带有异乎寻常的沉静气质的人。若是擦肩而过，我定会回头瞥上她一眼，她就是这样的女人。
她完全不曾注意到我。我一直站在树荫下，尽管有伞，还是沾了一身的潮气。库伦主持完仪式，走到她身边，简短地说了几句话。她吻了他的面颊，转身走向教堂。殡葬人员陪在她后面。
她在坟墓边停留了一会儿，两个掘墓人恭恭敬敬地侍立在几码开外。我走上前，攥起一把潮湿的泥土洒向棺椁。她仍然无动于衷。
“您是德雷顿医生吗？”我说道，“请原谅我的冒昧打扰。我叫艾伦？斯泰西。不知道是否方便跟您聊一聊呢？顺便说一句，我可不是记者。”
她的嗓音比我想象中的更低沉，说话冷静，而且语调调节得恰到好处。她没有看我，开口说道：“我很清楚您是谁，斯泰西教授。三年以来，我一直在静候您的到来。”她转过身来，微微一笑。突然，整个人看起来魅力十足，好似回到二十岁的年纪。“我们得躲躲这雨，要不我们俩的身体可都吃不消。听起来像医嘱是吧，不过不收费。我的车就停在外面的路上。一起去喝点儿什么吧。”
她的寓所只有不到五分钟的路。她娴熟无比地高速开着车，穿过一条狭窄的乡间小路就到了。房子坐落在大约一英亩精心照料的花园之中，山毛榉围在四周，从树林的缝隙中，可以看到远处的海湾。这幢房子属于维多利亚风格。正面可以看到狭长的窗子和绿色的百叶窗，入口处还修了一座门廊。我们拾级而上。一位穿着黑呢外套的高个深色皮肤男子立即打开了门。他有一头银白色的头发，脸上戴着金属框的眼镜。
“啊，维托，”男人接过她的大衣时，她说道，“这是斯泰西教授。”
“教授【此处说的是意大利语。本书中的意大利语、德语和法语等其他语言的词句都会用楷体表示，不再一一注释说明】。”他略略欠了欠身。
“我们一会儿要在图书室里喝咖啡。”她说，“咖啡我来煮就好了。”
“好的，伯爵夫人。”
他转过身停下，用意大利语对她说着什么。她摇了摇头，也用同一种语言流利地回应着。然后，他从正厅后面的门出去了。
“‘伯爵夫人’？”我好奇地说道。
“哦，别听维托说的。”她客气而坚定地打发了我的探询，“他一贯装腔作势。这边请。”
房间淡雅别致。黑白格瓷砖的地板，弧形楼梯，墙上挂着两三幅油画，都是十八世纪风格的海景画。她拉开桃花心木双扇门，带我走进一间宽阔的图书室。书架靠在四面墙上，落地窗外就是花园。亚当风格的壁炉里，明亮的火焰欢快地跃动着；房间里还有一架大钢琴，上面摆满了银色相框的照片。
“苏格兰威士忌，怎么样？”她问道。
“好的。”
她走到橱柜旁，在酒架边忙碌着。“您怎么知道我的？”我问道，“是库伦教士说的吗？”
“自从您开始研究哈里的事，我就知道了。”她递过来一盏酒杯。
“谁告诉您的呢？”
“哦，我的朋友。”她说，“以前的老朋友。他们都是手眼通天的人。”
于是，我想到了托尼？比安科，我那位在大使馆的中情局联系人，顷刻间兴奋起来：“我觉得谁也不愿意回答我那个关于国防部的问题。”
“我猜也是。”
“可他们还是把遗体交给了您。您肯定来头不小吧？”
“这么说倒也没错。”她从一个银匣子里掏出支烟点上，然后坐在壁炉边的扶手椅上，跷起纤瘦的腿，“您听说过SOE吧，教授？”
“当然，”我说道，“就是特别行动机构。英国情报部门在一九四〇年奉丘吉尔之命设立的，目的是配合欧洲的抵抗力量和地下运动。”
“‘点燃欧洲的火花。’这是老人家命令的原话，”萨拉把烟灰掸在壁炉里，“我就效力于特别行动机构。”
我震惊了，“可您当时还是个孩子啊。”
“十九岁，”她说，“一九四四年。”
“那玛尔提诺呢？”
“您看钢琴上，”她说，“最靠边的那幅银色相框。”
我走到钢琴边捧起照片，她的面庞一下子映入我的眼帘。奇怪，她似乎毫无变化，除了一点——那时候她是金色的卷发。她戴着一顶小小的黑帽子，身着战争时代的那种大垫肩、细腰身的大衣。她还穿着丝袜和高跟鞋，挎着黑色漆皮小包。
站在她旁边的男人中等个子，呢子制服的外面套着皮质军用风衣，两只手插在深深的口袋里，一顶松垮垮的帽子把他的大半个面孔都埋在了阴影里。他嘴角咬着一支香烟，眼睛颜色很深，眼中看不出任何情绪，脸上的浅笑带着一种坚决无情的魅力。看起来，他是个危险至极的人物。
萨拉站起来走到我旁边：“看不出来是牛津大学教道德哲学的‘克罗斯雷’教授，是吧？”
“在哪儿拍的？”我问道。
“就在泽西，离这儿不远。一九四四年五月，是十号吧，我记得是十号。”
“我来泽西时间也不短了，但据我所知，这个地方当时是被德国人占据的。”我说。
“一点儿没错。”
“那玛尔提诺为什么会在这儿呢？还跟您一起？”
她走到一张乔治王时期风格的书桌前，拉开抽屉，取出一个小文件夹。她刚打开文件夹，我就注意到了里边的几张老照片。她抽出一张递给我：“我没把这张放在钢琴上，原因很明显。”
在这张照片里，她的打扮跟在其他照片里的差不多，玛尔提诺身上也穿着相同的皮大衣。唯一的区别是，他的大衣里面是党卫军的制服，帽子上还有银色的骷髅徽记。“党卫军旗队长马克斯？沃格尔，”她说道，“对您来说相当于上校。他看起来英姿勃勃，是吧？”她微笑着从我手里取回了照片，“哈里特别喜欢穿制服。”
“我的上帝啊，”我说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她没有回答，而是又递了一张给我。照片已经有些褪色了，不过仍旧很清楚。这是一群德国军官，最前排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穿着党卫军制服的玛尔提诺；至于另一个人，简直让我倒吸一口凉气——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最为闻名遐迩的人物之一，埃尔温？隆美尔元帅阁下，“沙漠之狐”本尊。
我问道：“这也是在这里拍的吗？”
“啊，是的，”她把照片放回书桌里，端起我的酒杯，“我想您不介意再来一杯吧。”
“嗯，应该没问题。”
她斟了酒递给我，我们走回壁炉旁。她从匣子里掏出烟：“我觉得我还是不抽了的好。时间太晚了。这个坏习惯也是哈里带的。”
“愿闻其详，可以吗？”
“当然啦，”雨滴还在敲打着落地窗。她扭过头去，“在这样的一个下午聊聊这个话题，还有什么比这更适合的呢？”
伦敦·一九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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