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尽量留活口(3)

　　宁志抡起枪，一枪托狠狠捣在她脸上，那女人闷哼了一声窝在了墙角，脸痛得变了形，额角的血滴答滴答地淌了下来。宁志说：“来，再给我笑一个。”那女人狠狠地瞪着宁志，一言不发。宁志抬腿一脚蹬在她脸上，将她的头踩在地上，拉了下枪栓对准了她的头，牙齿咬得咯吱直响，食指在扳机处颤抖个不停。

　　郑勇的牺牲让宁志悲愤难当，我又何尝不想将这里所有的嫌犯活活打死？但我们是带着任务来的，我们不能这么做。我轻声唤他：“宁志。”

　　宁志别过脸，用肩膀擦了擦眼泪，爆喝了一声：“去你妈的。”枪口一抬，在那女人头顶开了一枪，子弹擦着她的头皮飞了过去。那女人顿时吓得瘫软了，裤裆里湿了一大片，眼神中再也找不到刚才的得意和不屑，充满了恐惧后的呆滞。这些亡命徒仗着我们不会开枪滥杀才这么嚣张，真面对死亡还是一样现出了本性。

　　另外一个女人猛地跳起来，将押着她的战士一头撞开，伸手到床下，摸出一个拳头大黑乎乎的东西。孙强一把将我和宁志揪住，喊了一声“卧倒”，话音未落，已经把我和宁志推出屋子。

　　一声巨响带着猛烈的气浪将我和宁志生生掀飞，我不确定到底在空中飞了多久才着的地，耳朵里只有嗡嗡的声音，我再次失去了知觉。那种嗡嗡声一直伴随着我，很久才消失不见。

　　我恢复了知觉好一会儿，才意识到现场有点儿乱，院子里的战士们明显有些慌了，叫嚷着，飞奔着。一时间，我忘了身在何处。当视听功能逐渐恢复后，就感到后背和手臂一阵刺痛。我慢慢地坐了起来，整个头颅像是要炸开一样疼痛。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一边揉着脑袋，一边努力回忆着。

　　一个年轻的小战士蹲在我身边，扒拉开埋在我身上的砖块，晃着我的肩膀喊着：“首长、首长……”看着他冻得发紫的脸庞和急切的目光，我猛然清醒过来。我是在战斗中，而战斗还没有结束。

　　宁志呢？我四下疯狂地寻找着宁志，只看到两截被炸得血肉模糊的残腿，我忙扶着那个战士站起来，低头检查自己的身体，当看到自己的躯体完整才长长地舒了口气。

　　小战士用袖子抹着眼泪说：“队长牺牲了，首长，怎么办……”

　　队长？牺牲？小战士的哭喊声让我又想起了宁志。

　　“宁志！”我一边喊一边四下张望，终于在离我不远的那两截残腿下面看到了躺着的宁志。刚才我被那两截残腿吸引了注意力，居然没有注意到残腿下的他。他睁大眼睛望着天空，对我的叫声毫无反应。我像是被一道冰柱一下击中头顶，跌入了无底冰渊似的，脚下一软，差点儿跌倒。

　　我甩开搀扶着我的战士扑上去，将压在宁志身上的两截残腿丢开，拍着他的脸叫：“宁志、宁志！”我一边喊一边朝他的颈动脉摸去，我早已冻得僵硬的手指已经感受不到脉搏那点儿微弱的颤动了。

　　宁志的眼珠好像是动了一下。我屏住呼吸，目不转睛地盯着他问身边的战士：“你看到他眼睛动了吧？”小战士什么也不敢说，只是蹲在一旁抽泣。我害怕是自己眼花，死盯着宁志的脸说：“有本事你再动一下。”

　　但宁志的眼睛再也没动一下，我眼前一阵阵地发黑，几乎无法再支撑自己的身体。我丧失了去验证他是死是活的勇气，宁可像个疯子一样，无论如何都坚信他还活着。我冲身边的战士摆摆手说：“你帮我扶他起来。”

　　小战士抹了把眼泪，一个立正说：“是。”上前硬是将宁志扶了起来。

　　宁志僵硬的身体戳在地上，晃了两下，终于靠自己站在那里了。

　　他，还活着。

　　我的眼泪顿时潮水般涌出，上前一把将他拥在怀中说：“去你妈的，你给老子装死！”宁志一把推开我，跪在地上一个劲儿地干呕，伸出一只手指着不远处的那两截残肢，厌恶地摆了摆手。

　　“首长。”小战士给我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这让我想起自己的使命和任务，我看宁志八成是被那两截压在身上的残肢吓到了，也没什么大事，放下心来，闭上眼平息了一下心绪和呼吸，转过身说：“现在什么情况？”

　　“歹徒除七人被俘外，其他全部击毙，我方四人牺牲，其中包括孙队。”他又用袖口抹了把眼泪，说，“受伤人数还在统计。”

　　我来到孙强和郑勇的遗体前，抬着头控制着眼眶里的泪水，久久不忍低头。我怕别人看到再次流泪的我，更怕看到之前还生龙活虎的战友，此刻血肉模糊与我生死相隔。

　　如果不是郑勇果断地打掉那盏暴露我们的灯，伤亡的数字不知还要上升多少。

　　如果不是孙强在千钧一发之际将我和宁志推开，我怎会有命站在这里？

　　一时间，我陷入了极度的愧疚和悲哀中，不知所措，任由凛冽的北风冷彻我的胸膛。

　　那个女人引爆的是自制简易手雷，它将宁志右手的无名指第一截炸飞。我的背部也中了三处弹片，手臂多处受伤，所幸都是皮肉伤，并无大碍。但是孙强和屋里的两个战士遇难，另外一个战士的半边脸被弹片撕裂，毁了容。

　　宁志神情呆滞，在车上任由一个战士帮他包扎断指，他都没有半点儿反应。

　　我带领着其余的战士，在那个废弃的矿场里搜出六台精密车床、其他简易车床十余台。根据简单估算，如果没有外界干扰，原材料供应充足，认真生产，他们半年可以装备一个步兵师。他们仿制的半自动步枪射程达到500～800米，精度极高。他们仿制的手雷，因为不计危险，所以引爆时间、爆炸半径和爆炸威力完全根据制造者喜好和当日的心情而定。

　　我和宁志是幸运的，制造者在制造那颗手雷的时候，大概心情不太好，又或许他们喜欢细水长流，装药量比较少，让我和宁志捡了一条命。

　　而那屋里的战士和救我们的孙强失去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那个被毁容的战士参军不到两年，还没谈过女朋友。

　　宁志被定为重伤，第一时间被送回北京。走之前不论问他什么，他都呆呆地看着我，不说一个字，我只好按照上级的指示先让他返京疗伤。

　　我留在平凉，挨个儿审问那七个因为我们的战士手下留情才活下来的亡命徒。我只有一个问题，谁是洪古。

　　最后得到的答案让我半天没回过神来——那天屋顶上，那个我连正脸都没看到的狙击手就是来自柬埔寨的洪古。

　　活着被捕的这几个歹徒，基本上都是这个组织的喽啰，根本没有机会和洪古打交道。他们说，此人疑心极重，晚上从不在屋里睡觉，别人也不知道他睡在哪儿。

　　如此一来，找他们画像的想法就宣告破产了。眼下，唯一和这个洪古接触最多的恐怕只有宁志了，我只有赶紧回京和他沟通。

　　我要赶回北京复命，不能参加一周后孙强的追悼会了。看着那些和我年纪差不多、一直追随在孙强身边的战士，我的心里像是压了一块巨石。

　　我无法也不敢去回忆那晚如同噩梦一样的场景，却不能回避那些战士眼里的悲伤。他们执意要与我合影留念，我们在中队会议室书有“闪光利剑，忠诚卫士”八个大字的屏风前拍了一张照片。当一个战士把冲洗出来的照片递到我的手中时，我觉得羞愧难当。

　　他们眼巴巴地看着我，希望我能说点儿什么。我能说什么呢？难道要对他们说“对不起”或者“节哀顺变”吗？长长的沉默后，我说：“我请你们喝酒吧。”

　　长这么大，我从没有主动想喝酒。那天不知为何，出奇地想。后来我回想，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保留着经常去喝酒的习惯，就是从那天养成的。我从来没觉得酒好喝过，我只是留恋在半醉半醒之间那种在现实与虚境之间游离的感觉。

　　高兴了，喝点儿酒，会觉得快乐不会那么脆弱；难过了，喝点儿酒，会觉得痛苦不那么厚重。有人说，喝醉了就什么都不记得了。可惜的是我从来都喝不醉，就算是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走不了一步像样的路，脑子依然保持着清醒。

　　这，是另一种煎熬。

　　尽管如此，每当在深夜带着醉意，独自在马路上漫无目的地游荡时，看到情侣或依偎在一起，或站在那里争吵；看到经营烤串的摊贩趁着城管下班可以悠然自得地为食客烤着肉串；看着趴活儿的出租车司机相互讲着荤段子等待乘客；看着喝醉的老哥俩相互搀扶着在墙角一边撒尿一边说着豪言壮语；看着张贴小广告的人在电话亭、公交车站贴下一张又一张“牛皮癣”；看着……看着这些，我就觉得所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其实，这些就是正常的生活，我们不能让每个人升官发财、无病无灾，却能保证用他们看到或看不到的付出，用一切去捍卫他们能这样正常地生活。

　　我在心里对他们说：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特殊的工具，为了维系国家安宁，不惜折磨自己的肉体、忘记自己感受的工具。你可以用任何方式理解或者解构我们，哪怕是辱骂和唾弃。相比而言，我们更在乎的是，没有人能在这片国土上随便剥夺你拥有的这份安宁。

　　如果有，我们将为你出征。

　　那晚，我代那些不执勤的战士向中队领导请了假。领导只提了一个要求：穿便装。

　　他们带着我，一行七八个人到了一个烧烤摊。他们说他们喜欢这口，我知道他们是为了帮我省钱。

　　大把的肉串就着白酒，一口口地往肚子里送，谁也没有含糊，只要有人举杯就大口地喝。吐了，接着来，实在喝不下，就用啤酒送白酒。其他食客吓得躲我们远远的，纷纷结账走人。摊主满脸的迟疑，见我们人多势众，始终没敢说什么。

　　我站起身问他：“老板，多少钱？”他说：“一百……算了，你给一百吧。”

　　我摸出三百块钱塞到他手里说：“少了你问我要，多了你留着，我们喝够了就走。”

　　等我再次坐下，坐空了，一屁股坐到了地上，四仰八叉的，上来两个战士扶我，没站稳，也全摔倒了。看着我们几个人狼狈的样子，大家哈哈大笑。我们三个也坐在地上一起笑，笑着笑着，眼泪就像泉水一般涌了出来，怎么也止不住。

　　笑着，喝着，喝着，哭着。就那么喝到半夜。我们起身要走时，中队的一名副队长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我们身后，眼里噙着泪水看着我们。他身后的路边停着两辆车。他说了句“上车吧”，抹了把眼泪钻进了车内，一直到中队也没有说一句话。

　　临行前，我去看望孙强的妻子。那是一个朴实的农村妇女。见到她时，她的发髻上别着一朵白色的花，把我和中队一名领导让到客厅沙发上，泡了茶，上了烟，然后就不停地在屋子擦家具，擦得很仔细，每个角落都不放过，一遍又一遍。

　　我说：“嫂子，您坐会儿吧。”

　　她操着河南一带的口音说：“我不能停下来，手头没事做就更难受，我得不停地干活，你们可千万别埋怨我啊。”说着她开始擦我们面前的茶几，觉得有些不妥，停下来说，“对不起，你们别多想，我不是赶客人。”又给我们让烟，并坚持要给我们点上。

　　我实在不忍再看下去，将那个装着我所有积蓄的大信封放在茶几上，说：“这个您收下，我的命是孙强救的，以后我会常来看您。”

　　相对无言，我起身告辞，刚出门没走出多远，就听到孙强妻子的哭声。我抹了抹溢出眼眶的眼泪，大步朝前走去，将跟我一同来的中队领导远远地甩在了身后。

　　我想把这一切归咎于自己，却发现卑微的自己怎能承受得起如此厚重的责任。

　　我辜负了上级的期望，交给我的任务我一样也没有完成，还拖累了孙强，如果不是我，他怎会屈死在一颗劣质的手雷下，就连我身边的搭档我都没能保护周全。

　　我宁可那个死在洪古枪下的是我，哪怕替代宁志断掉一根手指也好，偏偏我全须全尾地回来了。我不知该如何面对自己的失败，并不是惧怕如何应对上级斥责，而是那浸满战友鲜血和生命的失败，我不知道耗尽我一生，能否把心中的内疚平息万分之一。

　　回北京的飞机上，望着舷窗外梦幻般的云海，我再一次泪流不止。空乘小姐递给我一包纸巾，柔声问道：“先生，您需要帮助吗？”

　　我看着那张笑脸在投进舷窗的阳光照射下格外地灿烂和甜美，不禁心有感慨，也许这就是我们生命的意义所在——付出我们的一切，只为他们能在这阳光下灿烂地微笑。

　　我想，如果孙强和郑勇看到此情此景，也一定会赞同我的想法，那么我能做到的，就是用实际行动去诠释我们曾在国旗下宣读的誓词。只有这样，才能告慰九泉之下的战友，你们的牺牲将永远激励我用生命的全部去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