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黄昏，华连智向第一国民高等学校走去，快到学校时，一辆消防车“叮当叮当”地晃着铃铛开来，他心想是哪里着火了，抬头一看，只见一股烟柱从学校教员宿舍的方向升起。他吃了一惊，加快步伐赶到学校，大门口已经有警察把守。他赶紧溜到后山，躲在树丛里一望，只见宿舍楼的一角腾起了烈焰，他的心顿时提到嗓子眼了：着火的不正是夏知秋住的房间吗？他又自我安慰地想，现在正是假期，她也许不在宿舍。这时，一阵隐隐约约的小提琴声从火光闪闪的窗口传了出来，听那激昂的旋律，正是当年她在上海慰问伤兵时演奏的那首《义勇军进行曲》！
楼下，一群警察和身穿便衣的人围住了四周，有的人手里还拿着手枪，他们望着大火束手无策。
华连智忍不住流下热泪，他有太多的疑问想向她问个明白，但现在一切疑问都不重要了！因为这团大火就是最终的答案！
他把衣角咬在嘴里，远处就是日伪的警察和便衣宪兵，他不敢出声，只能躺倒在草地上，任凭脸上泪水横流……
华连智失魂落魄地往回走，经过“鹤年堂”，他本想来道别的，却发现门关着，再一看，门上居然贴着封条。旁边的几家店铺也关门了。他找到斜对门一家茶馆一问，那店老板和他熟识，是个“包打听”之类的人物，将他拉到里间，低声说：“就今天下午，来了一帮警察和宪兵，把‘鹤年堂’给封了，司徒大掌柜、段小掌柜和店里所有的伙计，全部被带走了！连着周围几家店也受了牵连，人都被带去问讯了。”
华连智惊问：“为什么？”剧变一个接着一个，让他一时无所适从。
那老板把嗓门又压低了几分，说：“听说是抓什么共产党……这事惊动大了，听说新京警务总局特高课也来人了。”
华连智想起那个雨夜，很晚了还看到夏知秋从“鹤年堂”出来，隐隐感到她和“鹤年堂”这件事情有很大联系，问：“有这么严重……哦，好像在第一国民高等学校也看到有警察。”那老板把眼一瞪：“可不，哈尔滨的警察宪兵都忙开了，正在全城到处拿人呢！”
华连智开始有些明白了，司徒树羽原来给他的感觉就像个共产党，现在想来是利用药铺作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只是没想到夏知秋也被牵连在内，最后香消玉殒！
让他想不明白的是，夏知秋原来不是受戴笠的军统领导的吗？怎么会和共产党有瓜葛呢？她怎么又从上海回到了满洲呢？这其中究竟包含有多少曲折和危难？但这些疑问，已经没有人可以回答了。
他回到旅馆，躺在床上，呆呆地望着天花板，一种前所未有的寂寞和空虚将他紧紧包围。他深深感到，夏知秋自杀，司徒树羽被捕多半也活不了，可是他们就算是死，也是堂堂正正，也是问心无愧，这是为理想和信念而光荣献身——想当年，这种理想和信念的光芒他也拥有过，而且看上去比任何人都更耀眼，但现在已经远离他了——自己虽然活着，可是活得窝囊，活得行尸走肉，他们选择了死亡，却比自己更幸福！
第二天晚上，华连智听到一个少年在向旅馆伙计询问他的住处，打开门一看，居然是很多天都没见过的刘春。刘春见到他，又悲又喜：“可找到你了，我刚去了报社没见到你，还以为你不在哈尔滨了呢！”进门后将门关好，把一个提箱交给他：“夏老师几天前给了我这个箱子，嘱托我说，如果她出了事，就把它交给你。”
华连智接过提箱，感觉沉甸甸的，见是紫檀木做的，镂刻有精致的花纹，看上去很漂亮，问：“里面装的是什么？”
刘春摇了摇头：“不知道，我不能随便看老师的东西，这个箱子以前一直放在夏老师的房间里。”
华连智见刘春胳膊上有一道紫色的淤青，将他袖子捋起，见一条胳膊上都是累累鞭痕，惊问：“这是怎么回事？”
刘春说学校假期里组织男学生参加“报国青年队”“勤劳奉仕”，其实就是去为关东军做苦工，每天吃不饱饭，学生们只好拼命喝水，他饿得实在受不了，深夜跑到马槽去偷喂马的饲料，不幸被逮住了，被日本人用马鞭狠狠抽了一顿。他说：“日本军马吃的东西比我们还好，我们真是牛马不如！被打后我发了高烧，差点死掉，他们这才让我回家。后来，夏老师到鹤年堂请了关老先生给我看病，我这才好起来了。夏老师说，叫我们好好活着，活着看到日本鬼子完蛋的那一天。”
他说到这里眼眶红了，忍住泪水说：“东西我送到了，话也带到了。华先生，我走了。”鞠了一躬，就要出门。
华连智拉住了他，把口袋里的钱全部掏出来，塞到他手里：“谢谢你！”
刘春不肯要：“你要走远路，这钱你带在路上用吧。”
华连智将钱硬塞到他口袋里，只是说：“好孩子，谢谢你！”眼眶也跟着红了。
刘春走后，华连智急忙打开了箱子，里面全都是一扎扎捆好的信，有两百多封。
这些信笺全是没有发出的，因为信封上没有地址，但信内容的第一句话都是“亲爱的连智”，从落款的日期看，那是从1937年11月他俩分别之后就开始写的，平均每五六天就有一封，内容都是谈生活中的琐碎小事，不涉及任何国事局势，也只字不提她的工作。战乱时期邮路不畅，信息闭塞，她又有纪律限制，这些信不可能投递到他手里，只是用于寄托儿女情长、相思之苦，但信写到1941年12月，就再也没有写下去了。他当然知道原因，因为那时日伪报纸公开了他投敌变节的事迹。
只有最后一封信的纸张是崭新的，他打开一看，白纸上只写了一首诗，是李商隐的《锦瑟》：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这封信没有起始称呼，只有落款日期“三十三年八月十三日”，用的是民国纪年，而不是伪满“康德”纪年，正是几天前写就的，这个日期也正是当年淞沪会战爆发之日。他仿佛又在字里行间看见了她的音容笑貌，泪水扑簌簌地落下，将信纸点点打湿。
箱底放着一柄绸布包好的武士刀，刀柄左侧刻“秋广”二字，右侧为“竹崎武志”四字。华连智知道这个竹崎武志就是那个日本老师，这个人的刀怎么会放在这里，他感到十分不解……正在此时，有人敲门了，他赶紧把提箱重新放好，开了门，站在面前的是两个警察和三个便衣，一个便衣说：“阁下是华连智先生吗？请跟我们去警察局走一趟。”
华连智跟他们出了门，其中两个便衣留在了他的房间，开始检查房内的物品。到了警察局的地下审讯室，四壁都是水泥墙，在耀眼的灯光下，那个便衣问起他和夏知秋的关系。华连智心想，他俩的关系邵瑞林早已告诉了竹崎忠志，这对日本人已经不是秘密，没有什么好隐瞒，于是大略说起了两人的恋爱史，也谈到了不能和她重修旧好的苦恼，只是不提她暗中加入军统一事。
那便衣对他的叙述似乎比较满意，一边听一边点头，然后翻着一个本子，问起他到满洲来之后的一些事情，比如某月某日你去某地干什么？有些事太过琐碎，华连智要想一想才记得起来。这个便衣不厌其烦地连问了三个多小时，边做记录，而就在这些琐碎的问话中，却不时冒出一两句暗含锋芒的问题。紧接着又换了一个便衣，又开始问些雷同的问题，就这样持续了七个小时，期间华连智一直站着，没有喝一口水，稍有打盹的迹象，旁边的警卫就会冲着他耳朵大声呵斥“站好”。在这种长时间的疲劳审问中，被审问的人到后来已经昏头昏脑，如果是在编造谎言，一不留神就会说漏嘴，或者前后回答不相符。
直到天亮了，华连智才被放了出来，一个通宵都没睡觉，回到旅馆，他无力地躺在床上，地上到处是翻乱的东西，他也懒得去收拾。他原是个聪明人，细细回想起来，自己到了满洲后其实一直就处在无形的监视之中，也明白了为什么日伪当局同意让他来满洲参加大会，同意让他留在哈尔滨。他曾是抗日积极份子，毕业于中央军校政训班，与夏知秋和司徒树羽都相识，这一切都使得日本人不可能信任他。司徒树羽和夏知秋可能早就引起了日本人怀疑，也许是一时抓不到把柄，也许是想放长线钓大鱼，日本人一直没采取行动，见他主动提出去哈尔滨，还以为他和司徒他们有什么约定，企图通过监视他的行动以获取有价值的东西……也正因为他确实对夏知秋和司徒树羽的秘密工作一无所知，日本人抓不到任何把柄，才没有对他下手。
司徒树羽现在还关在牢房里，华连智觉得自己该干点什么，但又不知能干些什么。他觉得茶馆老板的话是道听途说可信度不高，于是找到《哈尔滨每日新闻》报社一个姓闻的记者，托他到警察局打听一下情况。这姓闻的母亲是日本人，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和哈尔滨各界都有交往，是个消息灵通人士。
闻记者对他说：“这件事情确实惊动很大，命令是直接从关东军宪兵司令部签发的，在哈尔滨和新京两地同时开始大搜捕，据说逮捕了一百多个嫌疑犯。”
他问：“真的是共产党吗？有这么多？”
闻记者说：“确实是共产党！自从抗联被剿灭后，日本人认为满洲还算一片净土，特别是北满，所以得到情报后非常震惊，立刻开始了行动。至于这一百多人中有多少是真的共产党，多少是冤枉牵连的，谁也不知道。”
他问：“这件事是怎么被发现的？”
闻记者说：“具体我也不清楚，只听说共产党内部出了告密者。”拍了拍他的肩膀，“你可要当心哦，听说你和这些共党平时有来往，好在只是泛泛之交。这些人胆子可不小，弄到了不少满洲国上层和关东军的情报，难怪日本人火气这么大。要知道，日本人可是把满洲当作生命线的！”
他心如鹿撞，说：“因为和其中几个人是旧识，所以托你打听一下，他们的这些事，我一点儿都不知道。”说到这，他忽然想起，夏知秋对他如此冷淡，连一言半语都不肯说，司徒树羽和他见面也只是简单寒暄几句，也许，他们是不信任自己，但更可能的是，他们是在保护自己！想到这，他又感到一阵难过，在夏知秋身上，承载了太多本不应该由一个柔弱女子所承载的东西。
他又问：“不知道日本人会怎么处置他们？”
闻记者神秘地压低嗓门：“那个姓司徒的受刑时就已经死了。其他的人嘛，可能要被特别移送到731部队去。”
华连智感到对方话音里带着阴森森的恐怖。“受刑时就已经死了”，这短短一句话里不知包含了多少非人的折磨和痛苦，他不禁问道：“731部队是干什么的？什么叫‘特别移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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