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公”不愚“移山”不止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的这句名言，通俗易懂，寓意深刻。
精神是什么？是灵魂。没有“一点精神”的人，就是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
那么，人要有什么样的精神呢？
作为一个中国人，要有爱国主义精神。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要有共产主义精神。
作为一个记者和作家，要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在中国，凡是爱国者，都要有一种“愚公”精神——这是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雷锋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一切精神的共同点和根本点，而且是我们中华民族所特有的传家宝。
50年前，我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通讯《看愚公怎样移山》，引起了普遍的共鸣，从党中央到各地农村党支部，都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至今还有人念念不忘。为什么？不是我的文章写的多么好，而是沙石峪人用“愚公”精神创造了“青石板上创高产”的奇迹令人感动，它生动地体现了******倡导和阐述的“愚公移山”精神。
我认为，“愚公”精神的核心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下定决心——这是做事的前提。1946年6月，周恩来要范长江把转战陕北“这一段写出来”；1965年6月，范长江最后一次握着我的手说：“小鬼，你继续干！”在长达19年的时间里，范长江千方百计要把转战陕北的电影剧本写出来，即使在医院里他也写出了故事大纲，这说明他下了多大的决心啊！
“四人帮”粉碎以后第三天，预感到组织上要重用我这个“老干部”了，我赶紧给时任新华社社长的朱穆之写信，希望调离新华社上海分社，让我专心从事文艺创作。此时，我还不知道范长江已被迫害致死，一心想到北京去找他，帮他完成转战陕北的电影剧本。范长江找我当助手一事，谁也不知道，只有范长江夫人沈谱最了解。我给朱穆之的信里也没有谈及此事的经过。这种没头没脑的信，当然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直到北京的朋友写信告诉我，范长江已不幸去世，这才使我下决心去北京当面诉求。1979年初夏，我专程去找继朱穆之后担任新华社社长的穆青，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尤其是要完成周总理、范长江的遗愿向他倾诉。不等我说完，他便动情地说：“你写！我支持你！”从此，我决心下定了。
“不怕牺牲”—— 这是做人的考验。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有“舍”才有“得”。问题是，舍什么？得什么？“四人帮”刚刚被粉碎，迫切需要“揭批查”，我作为一个老党员，又是新华社上海分社党组副书记，义不容辞地负责这项工作。我不能“撂挑子”一走了之，可我又急切地要去创作，这就发生了矛盾。工作与创作，哪个更重要？当然是前者，而不是后者。“个人服从组织”、“服从工作需要”，我只能在工作之余，兼顾创作。经总社领导同意，又得到上海分社同志们的理解和支持，我才得以顺利地进行创作，做到了工作与创作“两不误”。
创作还是当官？这是一个记者和作家常常要面临的选择。上海是“四人帮”的重要基地，“揭批查”很重要，注入新鲜血液更迫切。我经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朝鲜战争的锻炼，又是年富力强的“老延安”，自然成了选拔的对象。中央工作组找我谈话，我毫不犹豫地选择当记者，不当官。有些老战友，特别是当年新四军时代的老师何成、女作家菡子、著名戏剧家杜宣等人，竭力鼓动我去当官。据上海市委“二把手”胡立教后来透露，他们为此事专门请示胡乔木，征求他的意见，因为我曾是他的秘书。胡乔木说：“当宣传部长不行，当副部长可以。”此事未成，不少朋友为此感到惋惜，而我却欢呼“解放”，如鱼得水，并最终辞去了“党组副书记”的官职，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普通记者。不久，我又离开了新华社，转到了《人民日报》记者部，除每月完成写稿定额外，绝大部分时间用于采访和创作《巍巍昆仑》。
我“舍”掉了什么？是官职，是地位，是权力，是级别；我“得”到的却是精神的解放和创作的自由。
“排除万难”—— 这是真与假的“试金石”。
你真是“下定决心”了么？
你真是“不怕牺牲”么？
实践是检验一切的“试金石”。
在创作《昆仑纵队》的过程中，我遇到的困难虽然不是上“千”，至少也是上“百”，择其要者如下——
“你现在写毛主席，谁还看？”这给我当头一棒。一时间，“非毛化”之风越刮越猛。有人劝导我，有人嘲笑我，有人阻拦我，有人反对我……总之，我必须坚定不移，逆风而上。
“剧本，哪个刊物愿意发表？”想不到，上海《解放日报》总编辑王维第一个站出来热情支持。他看了剧本初稿，认为非常好，决定在报上连载。可市委宣传部老部长却说：“这个事要慎重，等等再说。”他还当着我的面不无讥讽地说：“你的胆子真大！我很佩服！”如果不是看在他这个“老革命”的面子上，我真要回敬他一句。上海连载不成，北京呢？我把剧本寄给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胡耀邦、副部长朱穆之和贺敬之，又寄给我的老师陈荒煤。与此同时，我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写信，请他帮我出出主意。承蒙他在百忙之中闭门不出，四小时一口气看完剧本，并立即回信给我，建议先缩编成十个小故事，在《人民日报》副刊连载。此外，经陈荒煤同意，在八一电影制片厂老朋友胡惠玲协助下，《时代的报告》杂志主编黄钢看了剧本后说：“我很想发表，但你要考虑后果，发表以后恐怕电影厂就不敢拍了。”我的回答是：“不怕！”经过一番折腾，1981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副刊开始连载十个小故事；3月16日，《时代的报告》发表《巍巍昆仑》电影剧本，其影响之大、之快、之广，出乎意料。可见，“非毛化”不得人心也。
“哪个电影厂敢拍？”北京电影厂第一个想拍，在厂长汪洋主持下开了两次座谈会，有老导演郭维等十几位专家参加，但最终没有谈成。主要分歧在于：到底要拍成什么样的影片？汪洋形象地比喻说：“要鲤鱼中段！”此话怎讲？即掐头去尾，把最惊险的一段拍出来，就会吸引观众。我坚持认为，这是一部“史诗巨片”，而不能成为一部惊险片。这也是陈荒煤、张骏祥等专家的意见。与此同时，八一电影制片厂看到《人民日报》连载的十个小故事，立即派责任编辑金栋贤和赵峻防专程去上海找我，表示八一电影制片厂要拍。我们谈得很投机，看法完全一致。
“摄制组都快要解散了，你还不去问一问？”胡耀邦辞去总书记之后，八一电影制片厂一位朋友给我打电话说：“总摄影师魏铎都回广州去了，摄制组都快要解散了，你还不知道？你还不赶快去问一问？”这个消息如晴天霹雳，把我惊呆了。我赶紧打电话给时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徐瑞新，蒙他热情相助，很快告诉我：“尚昆同志在中央书记处会上说了，耀邦抓了《巍巍昆仑》，好嘛！要继续抓！”徐瑞新又说：“这件事已载入书记处会议记录，你就放心吧！”
可见，在排除万难的征程中，《巍巍昆仑》几度沉浮，差一点夭折。
“去争取胜利”—— 这是主观能动性的体现，关键在“争取”二字。还是******的名言：“……凡能争得者应用全力争之。”客观条件时好时坏，不管好与坏，都要力争，发挥主观能动性。因此，多年来，我都是每日“三进宫”：
一是心要“进取”，
二是脑要“进步”，
三是事要“进展”。
总之，要知难而进，决不能知难而退。
唯有“争取”，才能“胜利！”
物质是精神的基础。
精神并非万能。正如人一样，身体是物质，精神是灵魂。前不久，我在散步时摔了两次跤。第一次，因走路太急，刹不住，往前倒了下去。幸好，我还能自己爬起来，只伤了一点皮。可我并未从中吸取教训，还是坚持不拄拐杖走路。第二次，边走路边想事，没有看见脚下有个小坑，往前狠狠地摔了一跤，趴在地上长达十分钟之久，挣扎着想爬起来，可就是没有力气，直到保安和路人看见，两个人将我扶起。鼻梁和膝盖摔破了，流了不少血。这次摔跤向我亮起了红灯，从此走路拄着拐杖，因为不能再有第三次了。可见，精神再好，身体不好也无力支撑。
由此我又联想到，解放战争开始后，毛主席每天扳着指头算账，消灭了敌军多少个营、团、旅、师，所以，他对敌军的情况了如指掌，连敌军的师、旅长的姓名都知道。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消灭敌军的有生力量——这就是物质！“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这就好比“愚公移山”一样，一锄头一锄头地挖，挖一点少一点，一代一代、子子孙孙挖下去，总能把山移走的。
中国革命也好，建设也好，不正是一步一步把“三座大山”移走了么？如今，在党的领导下，贫穷和落后这“两座大山”，不也是在一步一步地移走么？
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二者缺一不可。在物质越来越丰富的今天，某些人的精神却越来越贫穷，这是非常可悲和危险的。因此，我们必须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特别要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
“愚公”不愚，“移山”不止。
唯有“愚公”精神发扬光大，世代相传，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梦、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之梦才能实现。
东生
2013年4月27日，入党68周年，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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