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香桃老师扫一眼我和姐，当时大哥在县城上高中，寄宿。我和姐经常挨母亲的打骂，这是因为我和姐都不愿帮她做家务。母亲伤心道：“你连他们穿什么衣服都没管过。我要你这样没一点用的老公做什么？我们明天就去离婚。”
当时我六岁，也长着爹那样的脸型，所幸没有全盘照抄，脸上还继承了点母亲的特征，比如嘴巴就像母亲的，不是我爹那样的扁长嘴，上下颌骨也没爹的那么外突。那时我刚懵懵懂懂地懂一点事。姐九岁，比我懂事多了。姐说：“爸、妈，莫吵了。”
母亲瞪眼女儿说：“闭嘴。还不闭嘴，一个耳光掴死你。”姐看着我，我也看着姐。我脸上有笑容。姐说：“爸妈要离婚呢，你还笑。”爹瞪着脸型比较像他的儿子，低声道：“过来。”我走了过去。
爹说：“你快要上学了，晓得吗？”我点点头。
母亲说：“小毛都六岁了，你管过他一天没有？”爹很内疚地睃着我，也很惭愧地瞧眼母亲。爹动了动他的上下颌骨：“好了，是我不对，我以后不下棋了，多回来就是。”李香桃老师表情坚决地说：“你还回来干什么？明天我们就去离婚。”母亲扫一眼我，估计是把我当孟子看了，“小毛我要了，小兰给你，我们各过各的。”我怕母亲动不动就瞪眼睛打人，想既然妈一定要跟爸离婚，那我就应该跟不打人的，便说：“不，我要跟爸爸，不跟你。”母亲气得脸都白了，举起手就要打我，爹赶紧护住我，笑了：“好儿子。”李香桃老师当然不会同黄抗日离婚，假如她要离婚早就离了。黄抗日是李香桃老师的出气筒，假如她把出气筒抛弃了，那她找谁去出气？假如她不出气，八成会憋死。李香桃老师在我的记忆里是个叫叫嚷嚷的女人，她做了事，就有资格叫叫嚷嚷，好像一只母鸡生了蛋就要咯咯咯地叫一阵，以示自己劳苦功高。这就是我母亲。
母亲说：“黄抗日。”黄抗日“嗯”了声。“做饭去。”
黄抗日二话不说，步入厨房，打量几眼后，慢腾腾地干着。但要吃到爹做的饭，很难，因为天黑了，米才下锅，而且饭烧煳的气味进了房间，他都没闻见。倒不是他故意不闻见，而是他的心思根本就不在做饭上，而是在象棋上，昨天的那局棋或前天的那局棋他为什么会输，为什么他舍不得斢炮？他会一个劲地思考，并想他之所以舍不得斢炮是战争年代对他的影响太深了，在战争年代，炮对于军队有多么重要只有经历过战争的人才知道。他一看到炮，本能的反应就是珍惜，甚至不惜与对手兑车、兑马，也不愿意斢炮。
“黄抗日，你个砍脑壳的，饭烧煳了呢，”母亲边骂边冲进厨房救急，边把爹往门外赶边说，“滚滚滚，你做好事，饭烧煳了都不晓得把锅子端开。”黄抗日茫然地望着骂他的女人。女人说：“你做不得一点事。”他说：“我刚才走神了。”“又是想下棋的事吧，你这砍脑壳的？”
黄抗日暗暗惊讶，老婆怎么知道他心里所想，嘟着嘴说“：不是，我在想别的事。”“黄抗日，这个星期天要做煤球，”老婆吩咐说，“这是你的事。”黄抗日星期六就把做藕煤的机械借来了。星期天的一大早他就爬起床和煤，将黄泥和煤拌在一起，一铲一铲地翻着。整整一天，黄抗日就在坪上做煤，弓着腰，将藕煤机对着煤堆一砸一砸的，不急不慢地干着，直到夕阳西下且坪上遍布他的业绩，他才感到自己为这个家做了点贡献的样子，停下来。这个时候身为老婆的李香桃老师就没气了，因为老公干了一天活，累了。她必定是打水给老公洗脸洗脚，甚至还会事先准备一斤桃酥——在那些年里，她的老公最爱吃的零食就是桃酥，分两块给儿子，给两块于女儿，将大部分桃酥让劳累了一天的老公坐在桌前慢慢享用，以示犒赏。
“小兰、小毛，你们两个不要望着爸爸吃，馋相，我要打人，”母亲会训斥流着口水的女儿和儿子，“他干了很多事，饿了。你们听着，谁干的事多，妈都会奖励。”
母亲总是不失时机地变着法子教育我和姐要勤劳，勤劳才会有好报。父亲做了一天藕煤，于是让父亲多吃桃酥，这是用活生生的事例教育我和姐。我和姐都怕母亲，母亲在家里的霸道，在我和姐心里是不可动摇的。我们会扭开脸，甚至走出门，不再看着爹吃桃酥。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这样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就好像我们过去说死人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一样。这也可以证明，名叫李香桃的女人是很疼她丈夫的。
“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把我们这个虽然吵声不断，但温馨、快乐的家庭毁毁毁了。三个“毁”字连在一起，是以示彻底毁了。在一九六六年，即我进入小学二年级的那年，“文化大革命”的浪潮还没波及黄家镇。那年“文化大革命”还是在北京、上海或长沙那样的大城市热闹着。但第二年，“革命”的火种传播到了白水县，县城的学校停课闹革命，跟着镇中学的学生也上街了，举着红旗登着标语，喊着“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口号。我当时奇怪地想，毛主席住在北京，难道还要黄家镇的哥哥姐姐们保卫？接下来小学生也闹起来了，学校突然宣布停课闹革命。有一天晚上——那应该是那年初冬的晚上，有一群穿着让爸妈去裁缝店做的假军装，拿着梭标、大刀和木棒的哥哥姐姐们突然闯入我家，叫我母亲的名字：“李香桃——”
“李香桃滚出来！”“滚出来李香桃！”“李香桃滚出来！”
我们一家人当时都睡了，听见吵吵嚷嚷的敲门声，爹才拉亮灯，披着棉衣起身开门。他们不是冲我爹来的，他们是冲李香桃老师来的。他们是一群还在读小学五年级或六年级的孩子，他们的左手或右手都挨过我母亲的教鞭。他们都惦记着那种痛的感觉。
“李香桃，起来，快点穿衣服。”一个六年级的学生绷着脸说。他曾是我母亲教过的学生，手板挨我母亲的教鞭很多，眼睛里充满仇恨。
李香桃老师总是从一年级教到四年级，而毕业班则是由另外的老师带。这是李香桃老师的文化程度不够高，面对五、六年级的数学题目，她有些糊涂。李香桃老师起床了，开始穿衣服。进来的几个小学生，都虎视眈眈地盯着一脸灰暗的李香桃老师。他们还都是小孩，但他们要装出大人相来。要装出大人相就得虎视眈眈。老实说，李香桃老师这辈子还没听说过学生喝令老师的事，也没经历过这种让人感觉滑稽却又恶狠狠的场面，一张阴麻子脸上就颇有几分慌张，想要是孟母在世，怕也只能乖乖就范。她穿袜子时，都找不到袜子口。那个眼睛里有仇恨的六年级学生天生就是个坏种——多年后喝酒醉死在床上——不耐烦了，他是这次行动的总指挥，而抓李香桃审问又是他们这支红小兵组织的第一次革命行动，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是他们很明白的革命道理！他当然要虎着脸，还当然可以不耐烦。
“快一点，李香桃。”他直呼我母亲的名字。李香桃被他们抓到教师办公室里关了起来。这些大孩子把李香桃老师捆在一张靠背椅上，在捆绑时，李香桃老师说：“同学们，有什么事可以说清楚，不要捆人呵。”
一女学生说：“住嘴。”另一学生也说：“住嘴。”
李香桃老师不肯住嘴，说：“我不是阶级敌人，我是教过你们的老师。”“你住嘴！”红小兵总指挥一军皮带抽在李香桃老师头上，那军皮带的铜扣打在李香桃老师的左额上，只听见啪的一声，不一会儿，血从李香桃老师的左额上涌出来，缓缓地在她左脸上流淌。
红小兵总指挥见几个红小兵骨干呆呆地望着李香桃老师左额上流淌的血，不知如何办时，他为了让他的“部下”相信他们的所作所为是革命行动，便指着李香桃老师乱扣帽子道：“同学们，李香桃是国民党暗藏的女特务，直接受命于蒋介石。”
“我不是国民党女特务，我从来就不是，”李香桃老师说，“同学们，我跟你们一样恨国民党、恨蒋介石！”
红小兵总指挥说：“你还想骗我们！”一军皮带打下来，打在李香桃的头上，又问：“还敢不承认？”又一军皮带抽下来，抽在李香桃的脑袋上，“还敢欺骗我们红小兵？”他说一句，军皮带便抽一下，“自己说，蒋介石给了你什么任务？老实交代！”
李香桃老师争辩说“：蒋介石与我李香桃没关系。他是人民公敌，我是人民教师。”“你是国民党女特务！”红小兵总指挥指着李香桃，命令部下道：“给我打。”那天晚上，李香桃老师被这群小孩用军皮带和牛筋绳抽打得皮开肉绽。他们边打边找理由道：“你是坏女人。”或说：“你是国民党埋伏在黄家镇的女特务，妄想变天。”或说：“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你打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就是坏女人。”他们抽一下，又这么强调一句，以示他们惩罚的是真正的女坏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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