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一年春节，十年没回过家乡的大哥只身回来了，我和姐自然就带着两家人回黄家镇与大哥团聚。我和姐住在空空如也的镇招待所，但大量的时间都是在爹住的两室一厅里与大哥聊天。大哥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在他研究的学科里，他在国际上已有了一些名声。一天晚上，我们一家人看过中央台的新闻联播，接下来又看湖南新闻时，荧光屏上出现了一则讣告，当然还出现了一张放大的相片，相片上的人名叫何福来。何福来就是跟毛主席照过相的何厅长，现在他是副省长。男播音员说何福来副省长因患鼻癌，治疗无效，于今天凌晨5点17分不幸逝世，享年五十九岁。
我们全家顿时都变得沉默不语，这是因为这个突然而至的噩耗让我们感慨万千。当荧光屏上换了别的新闻后，当一家人沉默了几分钟后，爹率先叹口气：“唉——”
一声“唉”颤颤悠悠，好像水波荡漾一样。客厅里，挂在墙上的一幅字，——姐带回来挂在墙上的，是省里一个书法家写的“有志者事竟成”，突然响应似的哗啦一声掉了一边，线断了，在墙上晃荡。姐走过去，把那字取下来，边开口对大哥说：“何副省长是个好人，他对我们一家可以说恩重如山。”
大哥很感兴趣地看着她，觉得她似乎太言重了。“恩重如山？”大哥问她。姐说：“假如不是何副省长，那么爸爸的问题至少还要拖四五年才能解决。那么爸爸就要多吃四五年苦。”大哥点点头，“那倒是。”
“最重要的是，如果那时爸爸的问题没得到解决，我和小毛就不可能上高中。我当时已初中毕业，没让我上高中，在家待业。是爸爸找县革委会李主任，我才有书读。”
姐又说：“当年初中是义务教育，高中是要看家庭出身的。镇街上，好多成绩很好，但家庭出身是地主或伪职人员的子女，在那个年代都被取消了读高中的资格。”
大哥说：“是的是的。”姐说：“假如我和小毛没读高中，我和小毛后来就都别想考上大学。”大哥也觉得是这样，“是啊。”“没读大学，我们就不会有今天，”姐强调她的思想说，“何副省长当年几句话，就让我们一家人云开雾散了。他改变了我们一家人的命运。”坐在一旁一直不语的爹也同意道：“是啊，当年不是何厅长出面，解了我们家的围，恐怕小兰、小毛都读不了高中。他真是你们的恩人。”“好人命短呵。”我说。爹和姐都望着我，姐说：“有时候是这样。”
二○○三年十月，我和爹在安乡待了一天一晚，他感慨万千，坐在床上兀自流泪。第二天上午，我们去常德，他在车上立即睡着了，头一歪一歪，口水从皱纹深刻的下巴上直往下掉，好像树汁从扁长的树洞里流出来，掉在他西装的领子上，滴滴答答的，一大片。我没把爹叫醒，因为那些六十年前战死在这里的弟兄，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昨晚都到他梦里来打探情况，吵得他没睡好。我放慢车速，缓缓开到常德已是吃午饭时间。我小心地停下车，打算还让爹睡片刻，但爹醒了。他揩掉嘴角的口水，左右望着说：“这是哪里？”
“常德。”我告诉爹。
“到常德了？”爹揩下眼角的白眼屎，看着我。我们下车，走进路边一家农民开的餐馆，餐馆里有一些人，都是年轻男女，老板娘见我领着一老人走进来，忙把我们引到靠墙的桌边坐下。我翻开菜谱，点了几个菜，和爹慢慢吃起来。吃过饭，我开车载着爹在常德市内缓缓地转着。常德市在湖南是一个中型城市，类似于湘潭或株洲市，大约五六十万人口吧。民国以前它称为常德府，州官驻地，也是湘西北一带的文化中心城镇。一九四三年冬，日军把它定为占领的目标，旨在吃下来并占有它，以它为基地，进犯他们打了三次也没打下来的、令他们憎恶的长沙。
今天的常德市当然与一九四三年的常德有着本质区别。那时的常德城很小，有古老的城门和城墙，那是古代遗迹。那些城墙和城门都于那年冬天被日本兵动用的飞机和大炮炸炸炸毁了。眼前的常德高楼鳞次栉比，街上车水马龙，行人熙熙攘攘，一派祥和及生机盎然的繁华景象。这一年，常德市被评为全国文明城市。
然而在一九四三年冬，这座城市成了一片火海和废墟，连一栋没损坏的房屋都没有，到处都是破砖烂瓦、尸体、尸体的碎片和炮弹弹片，踩上去沙沙沙响，或者发出空嗵一声脆响，那是脚踏空了，陷入了瓦砾中或者踩在尸体上。
我开着车在常德街上缓缓转了两圈，问爹发现什么痕迹没有。爹摇头说：“什么也没发现，一点也不认得了。”
“六十年过去了，当然不会认得了。”我说。爹睁着一双目光混浊、幽暗的眼球，四处打量，“现在的人多幸福啊，”爹感叹道，“任何不幸都不及战争给人带来的不幸。战争是毁灭人性的。”我说：“我在一本书上读到过，战争是血淋淋的屠杀。”爹肯定地答：“是屠杀，完全是屠杀。”我说：“所以人类不应该打仗，打仗是自相残杀。”爹沉郁了片刻，告诉我说：“我记得一个叫马得志的农民，他一家九口人都死在日本人的刀枪下，他自己也死在日本人的枪口下。”爹把手往车窗外一指：“他就死在常德。日本人对着他的腰开了一枪，那一枪打断了他的背脊，让他慢慢流血而死。”
我还没回答，爹又说：“他是个很善良的农民小伙子，死得真可怜。”我和爹在常德卷烟厂旁的一家大酒店下榻。这是一家看上去还不错的酒店，装修得比较豪华，走进客房，我把行李放下。爹洗了脸，上了卫生间，走出来望着我，我说：“爸，您是不是睡一下？”
爹摆摆手，“不用，我们出去走走吧。”我们走进电梯，下到大堂。十月在湖南是个比较舒服的季节，不冷不热。我陪着爹走出酒店，在街上漫步。爹步履蹒跚，但腰杆挺得笔直，好像下意识里不愿意丢一名老军人的份一样。虽然没有一样事物能唤起爹的回忆，但爹判断在一九四三年冬，他被日本人押着在这一带搬运炮弹。爹举目四望，到处都是一张张陌生的面孔，实在不能让他心动，但他满目都是泪花，这是爹根本就没活在此刻，而是深陷在战火纷纭的回忆里。爹站住，望着我说：“余程万的第五十七师，打得很顽强，全师六千多官兵，最后只剩两三百人突围生还，其他全部战死在常德城里，遍地都是尸体。”
爹的手画了个弧，指着地又强调一句：“遍地。”“那非常壮烈。”我说。
“日本人出动了上百架飞机轮番轰炸常德城，集聚了二十八门山炮、野炮、一百余门迫击炮，不停地向城里开炮，以致炮管都炸红、炸弯了。”
我只能发出这样的声音：“啧啧啧，好可怕啊。”“当时的湖南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只要余程万坚守三天。日本人也认为他们不要三天就能攻下一个小小的常德城，结果余程万的第五十七师守了十九天。在日本兵两个师团的围攻下坚守了十九天，把日本人都气疯了。”
“哦，有这样的事？”我由衷地佩服道。“当时围攻常德城的日本兵有好几万，是第五十七师的几倍。”我更加佩服那些死去多年的英灵，脑海里仿佛闪现了六十年前的中国人，他们为了不被外国列强侵略和侮辱，于炮火声中饿着肚子，勒紧裤带，咬着牙关与凶残的日本人拼杀。我说：“他们真了不起。”
爹加了句：“他们很了不起。”我和爹在街上走了很久，爹走走停停，很想找到一点记忆的东西，但找不到，爹感觉疲惫了，我们才回到酒店。我与爹面对面坐在沙发上，我点支烟，抽着，问：“爸，第五十七师师长余程万是哪里人？”
爹说：“余程万是广东台山市人，黄埔一期生。”我感到很遗憾道：“我还以为余程万是常德人呢，那么不要命地坚守常德。”爹答：“士兵和下级军官，大多是湖南人，抗日战争年代都是就地征兵。”爹又说：“那时候部队拉出去一打仗就要死很多人，于是又拉回来休整，补充兵员。湖南当时有二十几万军队。将军和校官全国各地的都有，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像七十四军军长王耀武，是山东人，黄埔三期生，余程万指挥的第五十七师当时就隶属于七十四军。像后来坚守衡阳的第十军军长方先觉，是安徽人，也是黄埔三期生。我们第三师师长周庆祥是山东人，黄埔四期生。我后来的团长，姓陈，南京中央军校毕业的，福建人，他在长沙第三次会战中立了功，受到薛岳司令长官嘉奖。我在常德，”爹指着地，“差点被他枪毙了。”
我很惊讶，“您差点被他枪毙了？您被枪毙了就没有我了。幸亏您没被枪毙。”爹说：“一个姓马的连长，河南洛阳人，在少林寺当过和尚，大家叫他和尚，在团长面前说了句公道话，救了我的命。”“那要感谢这个和尚，爸，你们军队里怎么还有和尚？和尚也杀人？”爹看我一眼，道：“杀人，和尚开了杀戒。我记得和尚是中央军校西安分校毕业。
一二五师奉命开到河南作战，和尚所在的部队被日军击溃，散了。和尚当时是连长，带着十几个人，有的还负了伤，遇到撤退中的一二五师，就被我们收容了。”
“爸，您的长官都不是湖南人啊，薛岳是湖南人吗？”“不是。”爹说，“薛岳是广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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