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林比尝试着向这名飞行员解释为什么索马里人那么恨他和其他游骑兵。他谈到了那次阿卜迪房子遭到的袭击，描述了美军直升机是怎么杀死了他的几十个好朋友和族人的。他谴责美国人杀了许许多多无辜的人，有妇女也有儿童。他说，能有上百，也可能上千人死于那次突袭。他还解释到，艾迪德是他们国家一位重要且出色的领导，并不是联合国或美国人所宣扬的那种逃犯，也不是他们能轻易捉得住的。要想达到目的，交战在所难免。在菲林比的眼中，杜兰特就是一名战俘。他相信，如果这名飞行员在被俘时享受到了人道待遇，那么在他得释后，索马里在美国国民中的形象将会大大改善。杜兰特对这位看守的话总是随声附和，不时还问些问题，静静让对方沉溺于自己的美梦之中。比如，菲林比非常喜欢嚼阿拉伯茶。一天，他塞给了门口一名守卫几块钱，让他去再买点阿拉伯茶来。这名守卫回来后将草药分成了三等份，准备一份给自己，一份给菲林比，还有一份留给另一人。
“不行，”菲林比说，“要分四份。”
守卫疑惑地看着他。菲林比指了指杜兰特。杜兰特马上领会了对方的意图。他对那名守卫点了点头，示意自己也要一份。
守卫走后，菲林比立刻独自收起了那两份，还对杜兰特使了个眼色，龇牙笑了笑。
几天相处下来，菲林比强烈感觉自己仿佛已和杜兰特融为一体了。杜兰特不吃东西时，他也吃不下。杜兰特痛得睡不着觉时，他一样无法入眠。他让杜兰特答应他，一旦获释，就要对所有人讲明受到了怎样的优待。杜兰特承诺一定如实叙述。
在度过悲惨的五天监禁生活后，杜兰特迎来了几位访客。突然间，整间屋子被打扫得干干净净，连床单都换了。菲林比帮着他洗脸刷牙，重新包扎伤口，还给他换上了件干净的衬衣，又围上了一条索马里男性穿的宽松长裙，把他的腰和腿裹了个严严实实。屋里明显喷过了香水。
杜兰特还以为他们是在准备释放他。可意外的是，菲林比却带来了一位访客。来人名叫苏珊娜·霍夫施塔特，挪威人，是国际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杜兰特紧紧握住她的手，久久不愿放开。临走时，她只被允许带几张纸，于是杜兰特便写了封信。在信中，杜兰特详述了伤情，还特地注明已经接受了一些医疗处理。他告诉家人自己一切都好，拜托他们为他和其他人一起祈祷。他还不清楚其他机组成员以及那两名三角洲队员舒加特和高登的下落。
他写到，自己现在特想吃披萨。接着，他又问菲林比能不能再给机库里的战友写封信，对方同意了。于是他又写了封信告诉战友们自己的情况还好，警告他们不要打他行囊里那瓶“杰克丹尼”的主意。杜兰特没有太多时间思考。他只想尽力以一种轻松的方式向大家表明他没事，以减轻他们的担心。最后在这页纸的落款处，他写下了“NSDQ”几个字母。
后来，红十字会的官员们考虑到这几个字母可能含有加密信息，这与他们严格的中立政策是大相违背的，便随手划掉了它们。
霍夫施塔特离开后，屋里又进来了两名记者：英国《卫报》的马克·哈本德和法国《解放报》的斯蒂芬·史密斯。哈本德进屋后发现这名飞行员正仰面平躺在床上，胸口敞露着，明显有伤在身，疼痛难忍。杜兰特此时还沉浸在刚才同霍夫施塔特会面的情形中。他一直抓着那位医务工作者的手，到她离去时仍迟迟不愿放开。
哈本德和史密斯掏出一部录音机。他们告诉他不必强迫自己说任何话。两名记者都十分同情杜兰特，努力想让这名飞行员重拾信心。哈本德说，他在索马里发过很多报道，因此非常清楚什么时候情况不妙，什么时候有所缓和。他说感觉这次这些人并不想伤害杜兰特。
杜兰特在内心权衡了一下交谈的利弊，最后决定和外面的世界说上几句话还是比一言不发的好，于是便同意只讨论那些自坠机以来发生在他身上的事。随着录音机里磁带的转动，他简要描述了自己坠机和被俘的过程。接着，哈本德又问战斗是怎么打起来的，为什么会死那么多人。这时杜兰特说了些日后无比后悔的话：
“这里死了很多无辜的人，人们那么愤怒是因为亲眼目睹了平民被杀。我觉得，不切身生活在这里的人是无法理解这个国家到底哪出了问题的。美国的本意是好的。我们也尽了全力来帮忙。但事情就是不对劲。”
记者走后，那句“事情就是不对劲”在杜兰特的脑海里久久萦绕不去。他以为自己是什么人？怎么能轻易对本国的任务下结论？他本该说，“我是名战士，只懂得服从命令。”
他的情绪越来越低落。他是真觉得有事情不对劲，可同时也感觉自己轻易发表那种言论已经触碰了高压线。
第二天，通过英国广播公司的电台，他听到了妻子洛丽的声音，心情终于稍微平复了些。洛丽对媒体发表了一份声明。杜兰特全神贯注地聆听着妻子的声音。在声明的最后，洛丽说出了四个字母，这令杜兰特顷刻间热泪盈眶。那正是他写在托霍夫施塔特带回去的信的落款内容——尽管遭到了红十字会的涂抹，但仍然依稀可辨。那是他们部队，第160特种作战航空团的座右铭。
洛丽说道，“正如你常说的，迈克。N.S.D.Q.意即，暗夜潜行，永不止息。”
他决不屈服的信息已经得到了理解。
在这场战斗结束后的一整个星期里，游骑兵特遣部队的将士们都满怀着无比复杂的心情，紧张地为下一次战斗做着准备。他们对索马里人恨之入骨，对死去的战友无比悲痛，更对电视台反复播放去世战友遗体被当街蹂躏的画面的做法感到恶心厌恶。那里距离他们只有不到一两英里远。一支新的三角洲中队和游骑兵连被补充了来，可他们呢？纵然已是整装待发，一门心思准备杀回城里，可却只能沦为候补，大家心中不免又涌起了一股强烈的挫败感。他们用疲惫的双眼目睹着这群新来的战友重复着他们之前的狂妄和自大。谁都清楚，一旦有情报锁定杜兰特的位置，他们立刻会以摩加迪沙前所未见的大阵势杀入城中。这种假设虽然可怕，但却非常必要。那是他们既担心又盼望到来的一刻。说来也奇，这两种情绪竟然相互交织在了一起。于是，经历了上次战斗而毫发未损的战士们随时做好了从武器、车辆到意志、思想等各方面准备。
战斗结束两天后，索马里人打来的一枚迫击炮炮弹落在了机库外，炸死了马特·瑞尔森中士。此前是他带领着三角洲小队突袭了目标建筑，并成功抓获了几名索马里目标人物，而在战斗进行到最危险的时刻，也正是他的坚决和经验帮助了迷路车队顺利返回。命运对他似乎太不公平了，明明安然无恙地闯过了大风大浪，却在两天后站在机库外闲聊时牺牲殉国。当时和瑞尔森在一起还有三角洲部队的外科军医罗伯·马什。他的伤势也十分严重。可尽管身上疼痛万分，血流不止，马什还在镇定地指导对他急救的医务兵们。
游骑兵们努力接受失去战友的现实。毫无疑问，他们在这场战斗中的表现堪称完美。假如换作另外99人，同样是被重重包围在一座人口上百万的城市，同样面对着全副武装斗志高昂的平民，又能活下来多少呢？可现如今每一具战友的尸体似乎都在嘲笑他们之前的骄傲自大和不知天高地厚。此前，已经整整一代美国士兵在服役期内都不曾体验过一场全面战争的恐怖了。现在他们经历过了。而那些劫后余生的脸庞里，则多了一处共同点，那便是用生命换来的智慧。
埃文斯曼中士的脑海里还在反复播放着战斗中自己的每一个动作，正如多年后他眼前仍会不时闪现的一样。从他慌乱中没摘耳机便跳出盘旋的“黑鹰”直升机那一刻起，到发现二等兵布莱克伯恩受伤倒地失去知觉，再到眼看着身边的人一个接一个中弹负伤，最后一直到乘坐那支迷失方向的车队，穿过血雨腥风，枪林弹雨，漫长无边的征途回到基地。为什么在敌人炮火如此猛烈的时候他还要把手下留在外面街道上？他不是应该指挥他们找处房子破门而入隐蔽起来的吗？乘车回来时他们怎么就迷路了呢？正是在那途中，他永远失去了卡萨·乔伊斯。可他对此竟无能为力。有消息说医生或许能保住斯科蒂·伽兰汀的拇指。他们把伽兰汀的手连同拇指缝到了他的肚子里，希望借此培养出愈合所需的新的血管组织。还有消息称布莱克伯恩也脱离了生命危险。他恢复了知觉，只是不记得自己曾从直升机上坠落到地面以及街上的其他事了。他会好起来的，但再也不会是战友们以前认识的那个人了。其他人的伤势倒都不重。可埃文斯曼的手下只剩6个人了。
斯蒂尔上尉和佩里诺中尉带领的第一小队情况也好不到哪去。他们失去了杰米·史密斯。史密斯在第一坠机点附近备受折磨后痛苦死去的样子，仍在佩里诺和施密德中士的脑海里挥之不去，那位医务兵还曾为了挽救他的生命而亲手撑开伤口。史密斯的死终将成为这场战斗最具争议的一个话题，因为只要沃尔科特坠机点附近的部队能够早些得到支援，或许就能救回一条生命。卡洛斯·罗德里格兹，那名在第一坠机点附近被击中腰部的游骑兵，要不了太久就会好起来的。戴尔·塞兹摩尔则偷偷躲开了要将他送回国治疗肘伤的医生，独自一人在机库闲逛。他盼望能找到机会为朋友们报仇雪恨。而史蒂夫·安德森却在内心深处和一股负罪感做着激烈的斗争。身边那么多人要么死了要么受伤，为什么偏偏自己毫发无损？他搞不清楚究竟是什么令自己如此气愤，是参战时的胆小懦弱？还是那些只为追捕摩加迪沙一位军阀而令那么多战友死伤的华盛顿政客？他越想越恨，最后甚至怀疑起了自己当兵所捍卫的社会体制。迈克·古德尔大腿和臀部的伤处都已得到了包扎和救治，不等这周结束，他就能回到伊利诺斯州的家中和女朋友基拉团聚了。第一次从德国给女朋友打电话时，他向基拉求了婚。他亲眼目睹了生命的短暂和脆弱，决心再也不能推迟这么重要的事了。莱希纳中尉恐怕要休息很长一阵子了，沃尔特·里德陆军医院的医生们正想尽办法地刺激他骨头的生长，以愈合胫骨上被AK-47子弹射穿后留下的窟窿。邻床和他接受相同治疗的是约翰·彭斯中士，他在搭乘最后一批车队返回时，一条小腿不幸被子弹打了个粉碎。斯特宾斯在本周内也能回家见到妻子了。这个总是唠叨不停的连文书将会因其在战斗中的卓越表现而获颁一枚银星勋章，还成了连里的传奇，他的故事充分说明了即便那些身处最平凡岗位上的人也能做堂堂正正的游骑兵。
地面车队惨遭屠戮。10月3日当天随车出发的52人中只有约一半还留在机库中，其余人非死即伤。车辆损毁严重。车队几乎所有的骨干人员都因负伤被送回了国，其中还包括中校军官丹尼·麦克奈特。没到下周一，克莱·奥西克和他的好哥们埃里克·斯波尔丁就从德国搭机回国了。在漫长的飞行途中，奥西克因为右臂仍然打着绷带无法动弹，只好抬起左手勉强翻开他在摩加迪沙的日记本，潦草记下了最后几行字：“有时候你能捉到熊，而有时候熊也会捉到你。”数天后，他和斯波尔丁，两个还缠着绷带处于恢复期的伤兵便驱车驶往密苏里州，他们答应过自己，一定要赶上猎鹿季节的尾巴。坐在斯波尔丁奔驰于州际公路上的皮卡里，两人偶尔还能听到电台在播报摩加迪沙未告完结的战事，只是此时他们已相隔万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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