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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血黄沙》 作者:黎汝清

第5章 胜利的眩惑

  一九三六年十月上旬:

  经过万里转战的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胜利结束了长征,在中国革命史上展开了新篇章。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

  陈昌浩、徐向前奉命率红五军、红九军、红三十军,强渡黄河西征,执行中央军委制定的《宁夏战役计划》。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八日:

  由于中国时局颇富戏剧性的急遽变化,党中央、中央军委认为《宁夏战役计划》已无执行可能,准备将河东红军组成南路军(一、二方面军)、北路军(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一军)东渡黄河入晋,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中央正式命令河西部队组成西路军。这是带有根本性的战略变动。西路军为执行新的任务,连日与马家军激战,在重创敌军后,改变北上宁夏夺取定远营的路线,分三路纵队向西进发,去实现《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三日:

  红九军袭占古浪,守敌逃窜,吸引马家军向古浪地区集中,红三十军乘虚向西疾进,先围凉州,后占城西四十里铺,并于十八日克永昌,二十一日克山丹。红五军随后跟进。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六日:

  马元海指挥三个骑兵旅、两个步兵旅及四个民团,猛攻古浪。九军急促应战,苦战三日,突围而出,敌我双方均伤亡两千余人,九军军长孙玉清负伤,参谋长、二十五师师长、二十七师政委均壮烈牺牲,九军元气大伤。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九日:

  中央电示西路军总部:“你们任务应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地区创立巩固根据地……并可以一部在民勤地区活动……使敌疑我西路军主力由民勤经定远营配合陕甘企图。”

  中央要西路军在永凉地区建立根据地的主要意图,是为了造成河东红军与西路军在河西会合的假象,迷惑敌人,调动蒋介石的兵力扼控黄河,以掩护河东主力红军东进或南出,进行大的战略转移。

  历史使命,落在西路军的肩头:永凉一线,地处河西走廊的蜂腰部,南面是冰封雪冻的祁连山,北面是腾格里大沙漠,大路两旁是荒凉的戈壁滩,极利于骑兵运动,敌人很容易作到进退“神速”。红军在永凉地区建立根据地,不进不退,不东不西,正好被动挨打,给敌人以进击之机!

  这里没有党的工作基础,马家军都是本乡本土,为了保护地盘,必然与我拼死搏战。马步芳提出“宁死一万人,不丢一寸土”的口号,足见其与我殊死战斗的决心。不论从地形、给养、民情、敌情条件来看,都不容我军在此持久立足。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西路军向中央反映在永凉地区建立根据地的困难,用长达六百五十字的电文,陈述敌情我情,请求中央重新考虑西路军的行动方针。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中央立即复电,仍要西路军坚持。电文指出:“毛炳文东撤利于你的发展,主力应准备东进一步,策应河东。”同时说:“远方接济,三个月内不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己团结奋斗,打开局面……”

  这样,西路军只好在险恶的环境里孤军苦斗,与暴烈绝情来势凶猛的马家军鏖战到底。

  先是凉州西北四十里铺之战;再是永昌东南八坝之战;三是永昌以西水磨关之战;四是永昌之战;五是山丹之战。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西安事变发生,中国时局,处在瞬息万变的激烈动荡中。这时,西路军作为一支战略机动力量,随时待机策应河东红军的斗争,甚至还要配合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的行动。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四日(西安事变发生后两天):

  中央军委电示徐、陈,令西路军“一面争取凉州之补充旅和二马到抗日方面来;一面准备接通兰州和准备以一部适时占领安西地区。总之,西路军是负责奠定抗日后方和接通远方的使命。”

  这是既要向东接通兰州,又要准备向西接通远方(苏联),任务是艰巨的。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中央电示徐、陈:“你们任务应基本的放在打通远方上面,限明年一月,夺取甘、肃两州……除开远方,暂时没有任何力量可以直接帮助你们。”这是要求西路军西进。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周恩来致电毛、朱、张,提出西路军应逼近兰州,同时以一部骑兵向靖远游击。

  此时,西路军根据中央指示正准备西进,但中央根据周恩来的电报又指示西路军东返,电文说:“在整个战略方针上看,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只要二十天到三十天内到达静宁、隆德地区,便可与于学忠、王以哲之八个师配合作战,至少可以钳制胡、毛、曾、关,而利我主力在东边放手打仗。张学良极盼你们来,答应在兰州补充子弹、被服。”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当晚二十四时周恩来致电毛、朱、张,指出:“四方面军主力不便东下,仍以留原地并打通安西为妥。”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军委主席团电示徐、陈、军政会、彭、任:“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两州,一部占领安西。开始西进的时机及如何作战,由你们决定。”

  西路军撤离山丹、永昌地区,根据中央电令,顶着西北高原凛冽风雪冒着零下三十度的严寒向临泽、高台地区开进。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西路军总部及三十军离开甘新大路,进驻倪家营子。当即被敌发觉,马元海于二十九日电告马步芳:“红军大部离开甘新公路进入甘州(即临泽)南的倪家营子,占寨堡四十三处,星罗棋布于周围十里之地,总数约有一万三千余人,确系主力。”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红军九军一部攻临泽未下,进驻城东南沙河堡。

  马步芳指示马元海,密切注意红军行动意图,作好分割包围歼灭红军的战役准备。

  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

  红五军攻占高台。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日:

  西路军总部向军委报告:“如敌无大的压迫,即大部留高、抚(即临泽)休整。如被敌迫,即准备布署肃州,以一部诱敌进展。”

  一九三七年一月四日:

  西路军又向军委报告:“高台以东人粮极富,以西则甚荒凉,据点少且远,正值天寒,如主力进则齐进,道路、粮、房、敌骑均不许可,打则齐打,亦只有坐待消耗……”建议军委“如何以外力帮助我或以外交武力扼阻二马,或令三十一军、四军过河配合,则我损失必少,任务更易完成,或则我们即均在高台战敌,远方物资用外力送下,亦属必要。”并表示“西路军抱最大决心克服空前困难,不怕牺牲,照前电完成任务。”

  显然,西路军向中央提出的建议是不可能实现的。

  一九三七年一月五日:

  军委电令西路军:“即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勿西进。全军集结于两三点,大力训练,伺机消灭敌人。”

  一九三七年一月七日:

  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对西路军行动方针向军委作如下分析和建议:(一)西路军单独在高台、洪水行动一到两个月,争取灭敌一部,但欲迅速与彻底消灭属不易,这不能不使西进困难;(二)东进在目前无敌有利条件下较易做到,如果延搁根本大计,滋长二马之力而后击之更不易;(三)我处倪家营子到洪水约一百九十里,沿途粮、房便利,洪水到北大通三百六十里,必须三天露营……非万分必要时,不轻采取。西路军暂时在原地行动,重要是灭敌西进……”

  一九三七年一月七日——八日:

  中央军委两次电示西路军:“动员全军在临、高地带,消灭敌人来完成创造根据地任务……切勿分兵去安西。”并进一步说明,“并没有变更你们的基本任务,也没有要你们久停不进,仅要你们暂勿西进。”

  一九三七年一月八日:

  张国焘个人署名致电西路军将领,主要内容是:“蒋回南京后亲日派扣张并向西安进兵,目前整个战略中心是巩固张、杨部队和红军的联合,在西安附近击退亲日派所领导的进攻,稳定抗日派,争取中间的动摇派别,求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实现。这种方针是正确的,并已得到中外舆论的同情……目前西路军是处在独立作战的地位,要达到创造甘北根据地和接通新疆的任务,必须击退二马的进攻,消灭其一部,在临泽、高台、甘州地区站住脚跟,如此远方接济才能到手和更有意义,对于西北整个局面的配合才更有力……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对西路军是充分注意到的,不可能经常提供给情报,因为××电台声音过小的缘故,如果还有因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留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有的。应当在部队中,特别在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的威信。”

  显然这份电文不是指示,而是解释与劝导。

  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二日:

  西路军集结在临、高地区后,马步芳、马步青部五个骑兵旅、两个步兵旅及炮团、民团,在飞机配合下,蜂拥而至,在前敌总指挥马元海指挥下,先以一部分兵力钳制倪家营子地区西路军主力,而后集中力量猛攻高台,红五军苦战至一月二十日,惨遭失败,军长董振堂、政治主任杨克明、师长叶崇本以下两千八百名红军指战员,除个别突围外,全部壮烈牺牲。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四日:

  敌人于一月二十日占领高台后,气焰嚣张,当即回军猛攻临泽。临泽红军激战三日。一月二十四日临泽失守。突围部队集中于倪家营子,同时,九军也撤离沙河堡,到倪家营子集结。至此,西路军一万余人,全部集中在倪家营子四十三个屯庄里。于是,在倪家营子地区,敌我双方,展开了历时二十余天的浴血苦战。

  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西路军面临着极为险恶的前景,孤军奋战有耗无补,伤亡日增,敌人却有充足后备力量,攻势不断加强,西路军召开军政委员会,在中央不能派兵来援的情况下,提出自救东返的主张。于是在二月二十一日突围东进,急速向西洞堡、龙首堡一带转移……于是就发生了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三日下午,在风雕群落中的那场激战。

  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三日下午,马元海发现自己原本是一场虚惊之后,第二天投入了他的宪兵团。红军并没有像马元海判断的那样,在寨堡屯庄中恭候他来进攻,而是用杀“回马枪”的战术,给予迎头痛击,把宪兵团全部歼灭在西洞堡北面坦阔的戈壁滩上。

  当战斗接近尾声的时候,陈昌浩和总指挥仍然站在龙首堡大地主张龙官屯庄的小白楼上,用八倍望远镜视察着战场。

  夕阳西下,酸风射目。陈昌浩将大衣皮领竖起,侧着身子,以抵御迎面袭来的凛冽寒流。他忽然想起了古代的一首边塞诗,忘记是谁的了,只记得两句:

  明月如霜照白骨,

  恶风卷地吹黄沙。

  这些极尽悲壮的诗句没有给他带来凄苦之感,反而使他兴奋起来。一种夺取更大胜利的渴望在他心中燃烧,萌生了一种久已期待的激情。放下望远镜,他转身对站在他右首的总指挥说:

  “今天取得了比昨天大得多的战果……是一次带有决定性的胜利!”

  总指挥对“决定性的胜利”颇有异议,但他并不直接反驳这种顺口说出来的话,只是说:

  “这一仗,对马元海是个不小的打击,有利于我们东返……”

  “这个打击给我们带来了转机!”陈昌浩明显地表示出他想的与总指挥想的不一样,“我们可以重新考虑我们的行动方针!”

  陈昌浩突如其来的设想,使总指挥颇感意外,这不过是一次战斗胜利,并不是决定性胜利,有什么可以改变行动方针的必要呢?他想:这只不过是陈昌浩被意外的胜利所振奋,顺口说说而已。镇定沉稳的性格使他并不急于表态,也不跟他争辩,只是默默地注视着战场。

  陈昌浩并不在意总指挥的不置可否的沉默态度,也不再注意胜负已成定局的战场,他目视空阔的旷野,全神贯注于自己的思绪:

  他的思绪并不遥远,而是目前战斗胜利引起的一种想象。他的面前,蔚蔚青天,漠漠荒野,皑皑雪峰,是一望无垠的屏幕,挥师杀回倪家营子的壮阔场景,一幕一幕在他面前展开。千军万马像喧腾的巨流,步兵行进,骑兵驰骋。他仿佛听到了蹄踏戈壁的哒哒声。

  这个意念,似乎是突如其来,事实上早已潜隐在内心深处,形式上是来源于纯军事的思考,实质上却是出于政治上的顾虑。

  陈昌浩已经认定自己的设想切实可行,便决心把它变成实际行动。他需要得到总指挥的支持。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兴冲冲地说:

  “好啦!一出威武雄壮的戏剧落幕啦;气候也越来越冷了。‘疾风冲塞起,沙砾自飘扬,马毛缩如猬,角弓不可张’,鲍照对塞外寒冷的体验是很深的!咱们下去暖和暖和吧,我想,应该杀回去!”

  “杀回去?”总指挥猛回头盯视着军政委员会主席。这个决定太出乎他的意外了,好不容易突围出来,刚刚把握了一点战场主动权,怎么能重投罗网再进重围呀?

  “咱们下去再谈吧!”陈昌浩似乎料到总指挥准会反对,便率先沿着梯坎走下塔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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