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形式的追求，我无法从文学理论角度来谈，毛时安在谈到文学作品形式的重要性时，引证莎士比亚在《仲夏之梦》中说过的话。
“诗人的笔即与这些无以名状的东西定形。
并且对于空中的乌有，则给以居处与名。”
毛时安说：“事实上，在内容（素材、经验、思想）与完成了内容（艺术作品）之间的区别，就是形式。”
丰富的内容与尽可能完美的形式如何理解，这只能由读者和文学评论家去阐明，我想先说一说我去大西北之后的感受。
我生长在山东渤海大平原的盐碱地上，而后从军，经历过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到警备上海，后调往南京从事文学创作。为写《海岛女民兵》跑遍了浙江、福建沿海的主要岛屿。而后到过越南，到过老山前线，也到过塞外，也到过巴基斯坦，也到过苏联的塔什干和撒玛尔罕沙漠。但没有一处像大西北这样给我留下强烈的深刻的独特的奇异的印象。这是一个神秘之地，魅力之域。
浩浩大西北，崇山万仞，雪峰触天；平漠万里，寸草不生；古长城连断无际，伸向天边；草原如茵，绿洲如海；沙丘嫩黄，戈壁焦黑；茫茫旷野，沉默如死，寂然无声。无尽的色彩舒徐有致的映入眼帘，婉顺柔从。一旦漠风怒卷，天地撼动，群山怒号，暴烈绝情，似乎要把地球撕成碎片抛向宇宙深处。
它是严酷的沉重的，是轻佻的跃动的；它是苍老的荒凉的，是年轻的热烈的；它是原始的野性的，是现代的柔情的；它是枯死的单调的，是鲜活的丰富的；它是坦荡的舒畅的，是隐秘的艰涩的；它是极美的也是极丑的，是极善的也是极恶的；它是欢乐的也是凄惨的，是富饶的也是贫穷的；它是冷酷的也是热情的，是具象的也是抽象的；它是实在的也是虚幻的，深沉雄浑浩瀚如海的；它浅露纤细如方寸盆景置于案几之上……
我从来没有看到世间声色、景物、时代、人生，有如此极大之反差。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进口的丰田面包车上，沿着七十年代铺设的柏油路，以每小时一百公里的速度寻视着中世纪的战场。
铁马冰河入梦来，我清楚地看到霍去病、卫青、班超……并马驰骋而来，在无边的漠野上踏起漫漫黄尘，刀光剑影，角弓啸响，箭矢交坠……牧马、胡骑前，滚动着匈奴浑邪王、休屠王的血淋淋的头颅。
成吉思汗征服西夏血流成河，在这血溅黄沙尸堆戈壁的河西走廊上，连年战乱竟和丝绸之路的繁盛统一起来，就像沙漠与绿洲，崇山峻岭和漠漠平野统一起来一样，和谐而又自在。刀剑的铿锵和悦耳的叮当的驼铃是统一的；战场嘶杀和轻歌曼舞是统一的；战马的蹄印和深深驼窝是重叠的；西路军、马家军的搏战和古代的征杀是应和的；汉长城的烽火狼烟和西路军的篝火是相映的……
谁也理不清西域数千年的社会动荡，谁也说不出西域有多少王国、民族、部落的融合，谁也难评莫高窟、榆林窟、文殊山艺术的精绝，谁也难以估计在黄沙湮没的古城镇古墓葬中有多少珠宝珍奇。
大西北，在一览无余之中隐含着无尽的奥意，这里包容着人类的大悲欢、大变迁、大离合、大忧患；这里有勇敢的灵魂，有远古的掠影，有平凡的伟大，有沉默的奋发；这里处处有象外之境、言外之意；这里让你涌动起一种潜在的鲜明的历史意识；这里不乏生活的色彩哲理的发现；这里也燃起生活的虚幻感和宗教观念，引起你超越时空的思考；这里每走一步，你都感到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脚踵踏着史前的尘埃；这里每块砾石都有一种寓意超越的特质，无以名状，却闪着内在的灵光。
这就是我河西走廊之行的感触。
另外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不管是西路军还是马家军，他们每个人的命运与归宿没有一个是相同的，没有一个跟自己的愿望是一致的。
有关西路军的史料和作品已经很多了，怎么能脱开千篇一律地在小说电影中看过千百遍的那种冲冲杀杀？怎么能超越红军好，马家军坏，马家军残暴，红军遭难受辱的尽人皆知的一般的简单的是非判断？怎么改变几个贯穿人物像几根线扭成一股绳那样的结构，来包容几万人（敌我双方）的各自不同的命运呢？怎么能把事件的总体，把历史、社会、人生、道德、文化、物象、色彩的总体，总括在一部作品之中？我努力拓展审美视野，努力向生活的深层穿越，努力向人物的心灵窥探。
艺术不像物品，是不能重复的，每个作家的每部作品都面临着另辟溪径的艰辛，也冒着失败的风险。
这部作品的样式并不是锐意求新的结果，而是内容决定了形式。至于成败得失，孩子已经生下来，是美是丑只能由广大读者和评论家去评头论足了。
说到这里我想感叹几句，我在执笔过程中，老是这样想：
凡是跟红西路军有关的人——西路军自身二万一千八百人也好，六万多马家军官兵也好，当地各民族居民也好，不管是健在的或是离开了人世的也好。他们都是炎黄子孙，都有伟大的，渺小的；正确的，错误的；高尚的，卑劣的；清醒的，盲目的；幸运的，倒霉的；正义的，邪恶的；凶残的，人道的；也好也坏不好不坏的。他们带着各自的满足和遗憾，带着得意和委屈，带着怨恨和自责，带着欣慰与痛苦，从历史深处走来，向历史深处走去，留下沉重的思索和无穷的哲理。
成功也罢，失败也罢，凡是历史的经验教训对后人都有同等的价值。
有的贪天之功，有的代人受过，唯有历史诚实公正。正像古人所言：“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怒不过夺，喜不过予。”有好说好，有坏说坏。不要锦上添花，也不要落井下石。没有的不要硬加，已有的不要抹去。不要迎合一时所需失去永久的诚实，也不要翻烧饼式地今天捧煞明天打煞。对事业，要拚搏，对于人，要祥和，要实事求是，不要在历史耻辱柱上留下骂名。
对于形式，我认为可以不拘形式。一般衣服的钮扣都在胸前，也不妨把钮扣放在背后；一般绘画，侧面人只能看到半边脸，有时也可把那半边扳过来给人看。
对称和不对称，自然景观的缺陷和人工雕琢的完整，极美和极丑，大概是辩证的，审美情趣是多种多样的。有人案头不摆天女散花，却摆一个鞋儿破帽儿破的丑济公。
七
问：
正如你上面所说，小说既写了马家军残暴的一面，也写了马家军的士兵多数是良家子弟，也有的反对杀俘，还救援濒临死亡的女红军；既写了马家军打红军的一面，又写了马家军也打国民党冯玉祥、孙殿英，也打日本侵略者，甚至是抗日战场上的英雄。这是不是从利于民族团结来考虑的？
答：
有这种因素，但不完全是如此，现实生活要实事求是，历史就更应如此，只讲一面理的历史是片面的历史。正像我们写抗战史不能回避国民党淞沪抗战和台儿庄血战一样，应该尊重历史，应该有起码的诚实。
我们共产党人是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是有国际主义精神的，胸怀应该是广阔的，坦诚的，不应有农民式的狭隘心理。不敢正视历史真实，是虚弱的表现，写出历史的复杂性，才能给人以智慧以哲理性的启迪，这是符合两点论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
任何过分的溢美和丑化都是对历史的亵渎，都是对后人的欺瞒，都不可能经得住历史的考验，都会引起后人的摈斥和憎厌。写真史写信史是历史的生命。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是文学的生命。说的是假的，人家也没有当成真的，反而把真的也当成假的，连古人都懂得“假作真时真亦假”。效果是相反的，只有真的才能使人心服。
八
问：
你对史料运用采取了极为谨慎的态度，在大量的史料中你有哪些取舍？
答：
我把所见到的史料，集中起来，反复比较，采用我认为最合理的更为接近真实的说法，有些对小说无大裨益的一些素材我舍弃了，比如：
一、甘肃省、张掖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印的《红西路军史料》第五辑104-105页有这样一段文字：
“过黄河以来，一直提‘有我无马，有马无我’的口号，经过一段战斗尤其古浪受损以后，出现过几次违犯优待俘虏政策的事，在战场上抓来几个俘虏后在送解到上级单位途中，枪杀、刀砍俘虏兵，使之拚命地逃跑。这同时有重伤、轻伤、未伤的人跑回去，敌人便以此在他的部队和地区作活教材，使之为他们拚命和不敢支持我们，从十二月初以后，就很少抓到俘虏了……
史料写出来，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教训，如果把杀俘付诸形象就不好处理。
二、《红西路军史料》第四辑93页有这样的记述：
由于上几着“棋”失算，我军西进的企图未能实现，就走进了死胡同，完全失掉战争的主动权，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敌人占领了高台，打了“龙头”，扼住我西去的咽喉，气焰更加嚣张，立即回马大举进攻临泽。在此生死关头，二十二日下午，我十四师师长兼四十三团团长郭锡山借口去看阵地，不一会儿，他的警卫员跑回来说：“不好了，不好了。”我问：“出了什么事？”“郭锡山跑了！”“跑到哪里去了？”“敌人那边。”“你干吗不打死他？”在战争年代，警卫员是负有随即处决叛徒的责任的。警卫员边哭边说：“我们走到前面战壕，距敌人很近，他说‘把你的盒子枪给我，打个远目标’。我给了他枪，他顶上子弹对准我‘你跟不跟我走？’我问‘到哪里去？’他指着敌人的阵地‘那边’。我不去，他就一个人跑了。我让放哨的战士开枪，他们开了几枪，没有打着……”他懊丧极了。
郭锡山完全知道我守城部队的虚实，他的叛变又给我们增添了新的困难。但是，叛徒的可耻行为，激起了我们更加同仇敌忾，义愤填膺。
昼夜不息的炮轰后，敌人开始攻城，我伤亡日渐增多，火力、兵力越来越困乏，工厂里的女战士也都投入了守城战斗。
二十三日凌晨，红九军来一二百人。他们是掩护西路军总部的夜行军时，中敌人伏击失掉联系的。他们听到这里枪声激烈，就赶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局势十分不妙哇！
我们团在政委万汉江领导下，与兄弟部队密切配合，又激战了两天，敌人始终不能得逞。二十四日黄昏，总部通信员越过重围送来命令：放弃临泽，突围向倪家营子靠拢。
以上情节，形象地去写，还是很有意味的，但我还是舍弃了。
三、还有许多出版的史料中写了马家军强奸女俘的情景。比如：
“这些下贱的畜生，刚才搜她们的东西，撕她们的衣服，折腾了两个小时……”
“第二天，山下有人喊：‘红军同志们下来，我们的队伍来了！’我们藏在山上的女的，不知道真假，都出来了，被抓住了。路上，好多女的被强奸死了……”
像这些情景，小说原想写一章于薇等女俘被强奸的经过，后来还是舍弃了。
我在第二届全国人民大会第一次会议期间（1959年4月），与于连庚、尹家成三人，持许世友同志的亲笔介绍信，在京进行过二十七天的访问，先后访问过徐向前、王树声、周纯全、倪志亮、张琴秋以及其他四方面军的首长。但那时多是谈的鄂豫皖根据地的情况，红西路军的情况谈得很少。
本书写作之时，徐向前元帅还健在，作者只能根据他本人的回忆录中所记载予以介绍，未能进行艺术形象的塑造，与之对立的陈昌浩同志由于缺乏相应的矛盾冲突的观照，而孤掌难鸣，相对削弱，这是个遗憾。
九
我写完最后一笔，轻舒了一口气，伟美的大西北的旷野又映现在我面前，我怀着由衷的诚敬瞩望着它，心胸像受了洗涤，一切疲倦了无踪影。大西北的粗犷的漠野，唤起我无尽的柔情。
这次我们大西北之行，得到了兰州军区首长的大力支持，得到了兰州军区创作室的朱光亚等许多同志的热诚帮助，得到了甘肃省武威、张掖、高台、酒泉、安西和青海省的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热情帮助。在此向他们深深地致礼。
由于掌握史料所限，且众说不一，在比较、鉴别、引用时，疏误之处必将难免，尚祈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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