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早上，恺弗和他的搭档，总是准时出现在酒店大堂餐厅吃早餐。这和他们的职业有关，他们都是英国保安公司的职员。在这里，他们的任务是保护中央电视台的两名记者。
雇用安全顾问是西方媒体的做法。我也一直认为，作为一个专业的媒体，除了要对记者进行安全培训外，如果有财力提供这样的服务，当然是最为理想的。不过，这要视情况而定，比如班加西现在的安全状况，是否需要两个安全顾问呢？
和恺弗聊起这个话题，他很坦率地告诉我，他的建议是一个人足够了，因为根据他们的专业判断，班加西的情况并不是那样的不安全。虽然从做生意的角度，多一个人自然可以多赚钱，但是同样也是从专业的角度，提供的服务应该合理。不过，他的建议并没有得到回应，新来的两名央视记者又带着两个英国安全顾问来到了班加西。
我问恺弗关于那个被打死的法国保安公司老板的事情，毕竟他们是同行，对这件事情非常关心。
恺弗告诉我，事情是这样的，这家法国保安公司准备在班加西开设公司，老板亲自带队，并且从过渡政府那里取得了证明，主要是为反对派进行安全培训。不过，过渡政府不肯为他们发出书面的武器携带许可证，因为他们毕竟是外国人。为了控制武器，过渡政府现在规定，如果携带武器进入一些场所，必须持有过渡政府发出的有效证件。哈迈德就有一张，为的是让自己可以携带他的那支手枪进入酒店、政府办公楼这些有安全检察的地方。
不过，过渡政府说，是否携带武器，是否担心风险，由这五个法国人自己决定。最后，他们决定随身携带武器。结果，上个星期四的时候，在班加西的一家餐厅，他们被几个反对派武装截住，怀疑他们携带武器。他们大方承认，并且拿出了过渡政府的证明，说明自己是获得允许在当地开公司做生意的。但是，反对派武装又提出一个指控，说两个星期前，他们曾经在的黎波里和卡扎菲的人见面。法国人承认了，不过解释说，对方是要请他们合作培训武装人员，但是被他们拒绝了。他们表示，已经决定在的黎波里以外的地方做生意。
双方都显得有些激动。反对派武装用枪把他们推上车，准备押回审讯。就在那个老板被反对派用枪推着准备上车时，枪响了，子弹从他的后背穿过了胸膛。
“你觉得是意外还是有意？”我请教恺弗。“不知道，可能是意外吧。”恺弗耸耸肩膀，“不过，其他四个法国人，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我就没有再看到他们。也许已经离开，也许还被关押审讯。这里的人说起这件事情，大家都很低调。”
“这些日子，这里的人真的很紧张。”我指指坐在不远处的另外一名同行，“他上个周末就被抓到警察局呆了三个小时。”
自从两个星期前，班加西发生了反对派控制这个城市之后的第一次汽车爆炸事件之后，这家住满了外国记者的酒店加强了警戒，没有登记过的车辆都不允许开到酒店门口，大堂里面那个原本只是装饰的X光机，终于真正派上了用场。保持警觉心，对于反对派来说确实有必要。在这个城市里面，卡扎菲的支持者正躲藏在不为人知的角落。就在几天前，采访过渡政府的一个大会，就在我们准备拍摄会场外景的时候，一声枪响在头顶掠过，在会场外的墙上留下一个拳头大的弹孔。尽管现场守卫的反对派武装快速冲出马路，但是枪手已经消失在马路对面的农庄里面，无影无踪。
但是，过于神经紧张，往往会出现过度用力的情况。楼下的争吵，十分钟后结束，显然这几个当地人终于被证明没有问题。还好大家都熟悉了枪声，不会受到任何惊吓。但是这些日子，即便是记者采访，也开始受到这种紧张状态的影响。
这名摄影记者，就是因为拍摄油站排队的人龙被送进了警察局，呆了整整三个小时。在当地人眼中，这个记者不怀好意，他的照片会被卡扎菲利用来进行宣传，夸大班加西不好的一面，而这只不过是因为周五休息，周六就会一切恢复正常。
我也遇到同样的情形，在埃及大使馆门口拍摄等待拿回护照的人群时被当地人包围，指责我们这样做是在帮卡扎菲宣传。而导致这种混乱场面的是埃及大使馆，先是规定要申请签证才能进入埃及，三天之后又突然宣布取消这个新措施，让人措手不及。我们最后能够顺利采访，是因为另外一批当地人帮我们辩护，大声地反问那些指责我们的人：“我们现在难道不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吗？”
这样的场景，利比亚人不会陌生。因为缺乏安全感，卡扎菲才会限制民众的自由，不管是言论还是行动，轻易就把民众定义为精神病或者政府的敌人。为了避免政府认定的负面新闻得到传播，就把媒体牢牢地控制在手上，确保不会被敌对势力所利用，从而进行“宣传”。
走上街头反对卡扎菲的利比亚人，正是要为自己争取自由，但是当中的不少人无法摆脱极端的思维模式，结果用自己反对的人所使用的方法、思维甚至语言来对待其他人。他们忘记了，即便是和他们意见不和的人，甚至是站在对立面的人，采用这种被证明是错的方式，最终会让自己也变成自己反对的那种走入极端的人。
不管是向左，还是向右，殊途同归。有个市中心的政府大楼采访。这座大楼刚刚落成，连哈迈德也不知道是拿来做什么的。和周边的建筑比较，显然要气派很多。不过，每次经过那里，吸引我的是空地上的游乐场，孩子们在那里荡秋千，滑滑梯。哈迈德感叹说：“你知道吗，这是班加西第一个游乐场。”
不仅是第一个，而且是免费的。在这个利比亚第二大城市，几乎看不到公共娱乐设施。在香港，我们习惯了每一个社区，政府都会拿出一块空地给孩子们玩耍，但是在这里，孩子们可以去的地方只有动物园，但是门票要两个第纳尔，如果一个家庭有四五个孩子，家长的负担一点也不轻。
这座政府大楼的会场，每个星期有三天用来作为儿童活动中心。这是由三名当地女性发起的，她们自己掏钱，征集志愿者，然后找到了这个过渡政府免费提供的场地。
“我想让他们过正常的生活。”娜伊玛四十出头，她说，在冲突发生前，她本身就从事类似社工的工作，为学校里面有需要的学生提供帮助。
“我从二月底开始和朋友搞这个中心。一些孩子刚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他们还很害怕，因为那些枪声就在市中心他们家的附近，还有人看到了大人的死伤。有的孩子来的时候，总是爱拿着玩具枪。我想让他们忘记那些，我希望他们做正常的孩子。”
礼堂里面，孩子们分成了不同的小组，一批男孩子席地而坐，在上跆拳道课，老师是两个看上去十五六岁的大孩子，穿着制服，教起来还显得有板有眼。
旁边的圆桌旁，女孩子们分成不同的小组，有的在画画，有的在做手工。旁边的小房间里面，还有一个厨房，大一些的女孩子在学习烹饪。
穿过礼堂，五岁左右的孩子都聚集在另外一个会议室里面，他们正在跳集体舞。领舞的大哥哥把一个女孩子背在肩上，和小朋友们一起转圈。女孩子抓着大哥哥的头发，发出咯咯的笑声。
好多女孩子的脸上画上了蝴蝶，也有几个不知道受了怎样的委屈，眼泪把脸上的蝴蝶都弄花了，几个大姐姐在旁边拖着她们的手，安慰着她们。
大门口的走廊两旁，都是孩子们的绘画作品，大部分都是“卷毛大叔”卡扎菲的漫画。不得不说，卡扎菲的形象实在太具特色，画起来非常容易，卷发，大鼻子，就是一个神形兼备的画像。
不过，让这些孩子来到这里，正如娜伊玛她们希望的，是这些孩子的图画，最终能够和其他地方的孩子那样，不要掺杂太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东西，就好像在桌子上放着的那张作品：太阳，向日葵，房子，简简单单，回归孩子的单纯。
临走的时候，娜伊玛拿起一条手绳，那是用红色、黑色以及绿色的毛线编织出来的，这三个颜色，在反对派控制的城市的电线杆上，甚至是路边的防护栏上，都可以看到。
“送给你的，这是这里的孩子编织的。很感谢你们来到这里，来到班加西。”娜伊玛一边说，一边把手绳系在我的手腕上。现在，我把这条手绳系在了我们的摄影机上。
今天做直播节目，话题是俄罗斯在利比亚问题上的角色。原来，俄罗斯邀请了利比亚政府的代表。不过俄罗斯外长在会面之后说，反对派因为技术的原因，没有能够参加谈判，但是会迟一天到莫斯科访问。
这样的说法让我很是疑惑，因为明明昨天的记者会上，过渡政府发言人回应得非常清楚，他们不会介入任何停火谈判，更不要说和卡扎菲谈。而且，从昨天发言人的口气来看，不管是中国还是俄罗斯，他们都还没有建立起官方正式的沟通渠道，怎么这样快就有了一个访问莫斯科的代表？
找到贾拉尔，他是过渡政府的媒体联络官，更准确一些，是过渡政府发言人库卡的助手，每次开记者会，总是由他先来招呼媒体。他很懂媒体，因为一个月前，当我说我是来自香港的媒体之后，他显然很清楚香港媒体和中国官方媒体之间的一些区分，也因为这样，他会主动给我一些访问，当然是为了向中国政府传递讯息。
贾拉尔让我等一等。两个小时之后，他打电话给我：“我问了库卡，他把电话直接递给了吉布里，也就是过渡政府的第二号人物，告诉他，香港的媒体说，俄罗斯外长说我们的人18号到莫斯科，吉布里斩钉截铁地告诉我，没有，没有这样的代表，也没有这样的行程安排。”
“是不是从你们一个月前写信给俄罗斯外交部，到现在还没有回音？”
“没有。当然，我们的大门是打开的。我们希望可以去莫斯科访问，但是，那是为了介绍我们的情况，绝对不是为了谈判。我们说得很清楚，我们是不会和卡扎菲谈判的。”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想来想去有几个可能：俄罗斯外交部被自认的反对派代表忽悠了，或者是俄罗斯在和卡扎菲政府唱双簧，也有可能，那个反对派代表，真心认定自己能够代表过渡政府。
在酒店大堂遇到贾拉尔，他很气愤：“俄罗斯人不能在这个时候来抢功劳，他们什么也没有做过，他们一直在那里设置障碍而已。”不过，俄罗斯的这一招，如果是为了表现自己在国际事务上的话语权，似乎并不成功。我很认真地看了英国、美国，甚至是阿拉伯的好几家电视台的新闻，对于俄罗斯只字不提。如果这只不过是一次表演的话，只能说观众不太多。倒是中文媒体很关心，也因为这样，更觉得有澄清的必要。所以，在做完了访问之后，鼓动新华社的同行去做跟进，毕竟他们才是最有影响力的媒体，虽然不知道这个稿子最终能不能被通过。
的黎波里今天有一场政府组织的游行，一批大学生来到中国大使馆门口，对中国政府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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