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韩延徽在契丹生活多年，早已经成家生子，故国情怀已经逐渐淡去，而他唯一挂怀的母亲也早已去世，中原再无他牵挂的人。之前他一直反对契丹南下侵扰中原，是要报答李存勖赡养他母亲之恩，而李存勖早已经被李嗣源（李克用养子）杀死，恩情也无须再还。最重要的是，在他的帮助下，契丹日益强大，南下中原攻城略地已成为必然趋势，而燕云十六州对中原和契丹双方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于他的立场，无论他是反对还是赞成，契丹此次南下趁火打劫都是必然之势。因而可以推断，即使韩延徽不赞成契丹出手相助石敬瑭，也必然没有反对。实际上，自耶律德光亲政，韩延徽的事迹已经少见于史料。他的传奇，在于他前期在乱世中的离奇机遇，而当他显达于契丹后，便是以中原敌人的身份出现，因而受到不少中原人的辱骂和唾弃；他对契丹的贡献，在于帮助契丹建国，创造文字、制定各种制度和礼仪，而当契丹步入正轨后，他便逐渐淡出了历史的视线。与韩延徽一样以异族人身份当上他朝宰相的还有耶律楚材，也就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九世孙，他先后为金和元效力，多有襄助之功。
为了早日得到燕云十六州，耶律德光亲自率领五万骑兵南下，帮助石敬瑭解了晋阳之围，并表示愿意帮助石敬瑭消灭后唐皇帝李从珂，扶助石敬瑭当皇帝。
此时，契丹军已经顺势包围了晋安寨，李从珂急忙调卢龙节度使赵德钧领兵来解围。赵德钧却别有私心，送了大量金帛给耶律德光，请求耶律德光立自己为皇帝，他提出的条件是：自己率兵攻占洛阳，与契丹约为兄弟之国，答应让石敬瑭常镇河东。这个条件比石敬瑭的条件要差得多，但是尽管如此，耶律德光因为觉得自己孤军深入，赵德钧仍有很强的实力，自己也有被后唐军队切断退路的危险，所以还是准备答应赵德钧的请求。石敬瑭听说后十分恐惧，派信使桑维翰到契丹军营，跪在耶律德光帐前，从早到晚哭哭啼啼，用眼泪来阻止耶律德光答应赵德钧的请求，耶律德光才作罢。
耶律德光同石敬瑭一起向南进军，赵德钧与其子延寿率先逃走，其他将领也相继逃跑，士卒大溃。李从珂闻讯大惊，开始还下诏亲征，但这时将士已经离心。李从珂十分沮丧，害怕得不让人提石敬瑭的名字，说：“你们不要提石郎，使我心胆坠地。”吏部侍郎龙敏建议李从珂立已经投奔后唐的东丹王耶律倍（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长子）为契丹王，然后派兵送回契丹，使耶律德光有后顾之忧。李从珂觉得主意很好，但不知为什么竟没有去做，反而杀了耶律倍。此后志气更加消沉，昼夜饮酒悲歌，像到了末日一样。不久，石敬瑭和耶律德光自晋阳向洛阳进军，后唐将领赵德钧、赵延寿父子等纷纷投降石敬瑭。四十五岁的李从珂与全家老幼带着传国玉玺登玄武楼，自焚而死，后唐就此灭亡。
李从珂自焚死后，还留下了历史上一桩著名疑案——那就是传国玉玺的下落。传国玉玺便是和氏璧所雕成的玉玺，一直是中国至高皇权的象征。关于和氏璧的来历，在《韩非子·和氏篇》中有这样的记载：春秋时，楚人卞和，在荆山中得一珍玉，献给楚厉王，王使玉工辨识，说是石头，以欺君之罪断和左足。后武王即位，卞和又献玉，仍以欺君之罪再断其右足。及文王即位，卞和抱玉，哭于荆山下，泪尽而继之以血。文王见状，派人问其故，和答道：“吾非悲别也，悲夫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斑。”文王使人剖璞，果得宝玉，遂名之为“和氏璧”。因感其忠、怜其别，文王封卞和为零阳侯，然和辞而不就。卞和献玉的故事从此被传为千古佳话。司马迁在《史记》中称：“和氏璧，天下所共传宝也。”据说和氏璧触手生温，不染尘埃，能在夜中发光，所以又称夜光之璧，它不仅价值连城，而且凝聚着丰富而深厚的历史内涵。自楚国卞和献璧后，从楚文王到楚宣王的大约四百年间，和氏璧一直是归存楚国王室，世接代传，为楚国镇国之宝。楚威王时，和氏璧被赐给伐魏有功的令尹（相国）昭阳。某日昭阳大宴宾客，将和氏璧拿出给大家观看，结果和氏璧在宴席上离奇丢失。昭阳四处搜查，牵连了无数人，却是一无所获。张仪便是因此获罪，被迫逃去了秦国，反而受到秦惠文王的信任，当上了秦国相国，连横霸秦。和氏璧失踪五十年后，突然在赵国出现，为赵国宦者令缪贤在集市上购到。卖璧的人不知道是自己不知道，还是怕惹祸上身，总之什么都没说，价钱也不是特别昂贵，所以缪贤买回家时还不知道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和氏璧。后经玉工鉴定为天下至宝和氏璧后，缪贤喜之若狂，爱不释手。赵惠文王得到消息后，向缪贤索要和氏璧，缪贤推托没有璧。赵惠文王趁缪贤外出打猎时，派人冲进缪贤府中，夺走了和氏璧。缪贤怕赵王降罪，打算逃走，舍人蔺相如劝阻了他。缪贤肉袒求罪，赵王果然原谅了他。缪贤趁机向赵王推荐了蔺相如，蔺相如从此登上了政治舞台，演出了历史上著名的完壁归赵的故事。秦国统一中国后，和氏璧到了秦王嬴政手中。秦始皇命人将和氏璧琢成传国玉玺，李斯亲书八字小篆于上：“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形呈龙凤鸟虫之状。公元前229年，秦始皇巡幸，乘龙舟至洞庭湘山，骤起风浪，龙舟顿有倾覆之险。为祭神镇涛，于是抛宝玺于湖中。八年后，有使者过华阴平舒道，遇一人持璧曰：“为吾遗滈池君。”从此传国玺失而复得。秦始皇崩后，子婴将玉玺献与汉高祖刘邦。西汉末年，王莽篡位，当时的皇太后王政君（王莽姑母）拿玉玺去打前来讨印的王寻、苏献，崩掉了玉玺的一角，后来用黄金镶补。东汉光武帝刘秀得此玺于宜阳，三国孙策得此玉玺于新殿南井中妇人死尸项下，曹操得此玉玺于许昌，唐高祖得此玉玺于晋阳，而李从珂死后，传国玉玺就此下落不明。后来赵匡胤虽然在陈桥兵变后得到了所谓的玉玺，据说并不是真正的传国玉玺。这方存有疑义的传国玉玺在宋朝灭亡后落入元人之手，元顺帝被朱元璋逐出中原远遁大漠后，此玺也下落不明。其后，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多次对蒙古用兵，始终未能如愿找到这方不知真假的玉玺。
石敬瑭在契丹的帮助下登上了皇位，成为后晋皇帝。随后，他按照事先的承诺割燕云十六州给契丹，另加每年贡帛三十万匹，逢年过节，还派使者向契丹国主、太后、贵族大臣送礼。契丹人一不满意，便派人责备石敬瑭，石敬瑭总是恭恭敬敬，赔礼请罪。后晋臣民都以此为耻。
石敬瑭靠契丹的保护，做了七年的儿皇帝就病死了，总共活了五十一岁。他的侄子石重贵即位，就是晋出帝。石重贵任景延广为宰相，景延广耻于对辽国称臣，积极反辽，并告辽国说：“晋朝有十万口横磨剑，翁（指辽主）若要战则早来。”石重贵向契丹国主上奏章的时候，自称孙儿，没有称臣。耶律德光就认为是对他不敬，预备带兵进犯。
后晋天福八年（943年），中原的北方地区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春夏旱，秋冬涝，蝗灾遍及整个华北、西北地区，蝗虫过处片草无存，饿死数十万人。耶律德光见有机可乘，决定南下攻晋，以后晋降将赵延寿（李嗣源女婿）为先锋。契丹事先对赵延寿承诺：“如果得中国，就立你为帝。”赵延寿十分高兴，表示愿为契丹尽力。然而，赵延寿遭到后晋军民的奋力抵抗，屡战屡败。耶律德光亲率十万兵到澶州（今河南濮阳西）城北列阵，要与晋军决一死战，双方交战互有胜负，死伤不计其数。耶律德光因晋军强盛，开始退兵，一路烧杀抢掠，所过之处焚掠殆尽。后晋宰相景延广怀疑契丹后撤有诈，不敢追击，失去再败契丹军的机会。
次年，契丹再次大举南侵，仍以降将赵延寿为先锋。双方交战，互有胜负。石重贵干脆御驾亲征，打退了契丹军。但契丹军很快卷土重来，晋军被重重包围。契丹一面派奇兵断晋军粮道，一面借助风力放火助威，一面以铁甲精骑兵骚扰晋军。晋军则因营地无水源，人马俱渴，将士纷纷请求出战。成德节度使杜威（石重贵姑夫）认为风力太大，主张待风势渐小视情况而定，其他将领则认为与其束手待毙，不如乘风力莫测奋力还击。于是晋军乘狂风大作、天昏地暗之际，以万骑之势横冲契丹军，契丹大败而逃，势如土崩，丢弃的马匹铠仗遍野，后晋步骑兵并进追击二十余里，耶律德光只身而逃，连座骑都没有，半路找到一只骆驼，才骑着跑远。
后晋将领刚要追杀耶律德光，杜威为人怯懦，加上心中已经有谋反之意，不许众人追击，还说：“碰到强盗，不赔上性命已经不错了，还想拿回衣袋么？”事后，宰相桑维翰请求石重贵惩办杜威，石重贵说：“他是我的至亲，必无异心，你不要疑忌。”不久，石重贵任杜威为天雄节度使，罢桑维翰相位。
后晋开运三年（946年），石重贵任杜威为元帅，李守贞为副帅，率宋彦筠、张彦泽、王清等诸军攻契丹，打算收复燕、云等失地。耶律德光率军至恒州（今河北正定），与杜威军隔河对崎。晋将王清率二千人为先锋，夺桥开路。契丹军后退，诸将请求乘势渡河。杜威已有降契丹的打算，既不准渡河，也不派兵援助王清，致使王清和二千士兵全部战死。契丹从道外将晋军包围，晋军与外界失去联系，粮食也已吃完。杜威和李守贞、宋彦筠、张彦泽密谋投降，派人暗中往契丹耶律德光营中请降。耶律德光故意对使者说：“赵延寿资望欠高，怕不够做皇帝，杜威来降，该让他做。”杜威大喜过望，立即命令全军出营列阵。后晋士兵还以为是与契丹作战，人人勇跃，待得知是投降，顿时全部开始恸哭，声音振天动地。杜威投降后，恒州、代州、易州先后降契丹。
耶律德光一路南下，派后晋降将张彦泽率骑兵二千先取汴京。张彦泽倍道疾驱，夜渡白马津，自封丘门斩关而入，囚禁石重贵，纵兵大掠，二天才停止，都城为之一空。张彦泽还在旗帜上题上“赤心为主”四个大字，以示他忠于契丹。张彦泽进城后，还杀死了桑维翰。桑维翰一贯主张后晋联合契丹，与契丹修好。听说他死了，耶律德光还深表遗憾。
石重贵被降为负义侯，先是被关押在封禅寺，备受困窘、冻馁，后被押送到契丹，安置在黄龙府（今辽宁朝阳县内），又忍辱偷生过了十八年才死去。后晋至此灭亡。
公元947年正月初一，耶律德光进入开封。二月初一，契丹建国号辽，耶律德光自称大辽皇帝。京城百姓听到契丹兵进城，纷纷逃难。耶律德光为了安抚百姓，以剽掠京城的罪名杀了张彦泽，然后登上城楼宣布说：“大家别怕，我也是人嘛。我本来并不想来，是汉人引我们进来的。我一定会让你们的生活过得更好些。”
话虽然这样说，但是做的又是一套。为保证辽军的供给，耶律德光采用北方游牧民族的习惯，纵容辽兵以牧马为名，到处抢劫财物，叫做“打草谷”，闹得开封、洛阳及周围州县财产牲畜为之一空，百姓也遭到杀戮，数百里地方成了没有人烟的“白地”。耶律德光又命三司筹措赏赐之物，不论官员百姓，都要献出钱帛“劳军”，自将相以下均不能免；又分派数十人往诸州括借，弄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而所括得的钱财，均收入内库，准备运回北方。
耶律德光残暴的统治很快激起了中原人民的反抗。忍受不了辽兵残杀抢掠的中原百姓纷纷组织义军，奋起抗争，少的几千，多的几万。他们攻打州县，杀死辽国派出的官员。东方的起义军声势浩大，攻下了三个州。耶律德光灭晋后，贪恋中原的繁华，一心想长久地占领中原，此时见据守困难，于是起北归之意，对左右侍从说：“不知中国人如此难制！”过了一段时期，他把后晋官员召集起来，宣布说：“天气热了，我在这里住不惯，要回到上国（指辽国）去看望太后了。”降将赵延寿也没有当成中原的皇帝，被辽军一同带走。
就是在这次北归途中，辽人准备北运回国的铠仗在河阴（今河南郑州北）被负责押运的武德行等抢走，并杀死契丹监军，占据河阳（今河南孟县），公开反叛辽国。耶律德光在北归途中得知河阳之乱后，叹息道：“我有三处失策：一失为诸道括钱；二失为令契丹人打草谷（即以牧马为名四处剽掠）；三失为不早遣各节度使还其藩镇。因而活该天下叛我。”可谓春风得意而来，万般失望而归。
由于心情郁闷，他在途中得了重病，暴死于杀胡林（今河北藁城西南），再也没能回到他的上国。当时正值盛暑，酷热难耐，辽军不得不剖开耶律德光的腹部，洒上数斗盐，以防止尸体腐烂，中原人因此称其为“帝羓”。
而汉人降将赵延寿野心不死，自称受耶律德光遗诏，要统领南朝军政大事，但很快被辽人发动政变囚禁起来，后客死在辽邦。
耶律德光死后，辽军退出了中原，但是，被石敬瑭出卖的燕云十六州仍旧被辽军占领。之后，辽国更是将幽州（今北京）改名为燕京，定为南京，成为辽国五京（上京、中京、南京、东京、西京）之一。到后来女真族兴起，建立了金国，并于公元1153年将燕京改为中都大兴府，才是北京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一国国都的姿态出现。
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之举，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从中原王朝来看，燕云十六州的得失，关系江山社稷的重大安危。燕云十六州实际上囊括了当时中国东北部与北部地区最重要的险关要塞与天然屏障。具体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幽、蓟、瀛、莫、涿、檀、顺七州位于太行山北支的东南方，称为“山前”；其余九州在山的西北，称为“山后”。长城从居庸关以东开始，向西南分出一支，盘桓在太行山脊上，一直到朔州以西，才重新与主长城相合，这分支出来的长城就是所谓的“内长城”。如果“山后”九州被敌人占领，中原还有“内长城”的雁门关寨可守；但如果失去了“山前”七州，严密的长城体系被打破，本地区的长城及其要塞则完全失去了作用，华北大平原全部暴露，以骑兵见长的北方游牧民族可以沿着幽蓟以南的坦荡平原直冲河朔，从新划定的边防第一线，到当时的中国首都开封，八百公里间，一马平川，没有任何一个关隘和险要之地可以阻挡骑兵大兵团的冲击。石敬瑭割让十六州，等于是将北边险要之地拱手让给了契丹，自此，整个中原地带门户大开，为日后契丹、女真、蒙古的南侵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从此中原王朝在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斗争中处于无险可守的被动地位。
前面曾经提过，中原由于马源有限，加上游牧民族的骑射天性，以致中国的骑兵部队始终无法与游牧民族相并肩。而燕云一失，攻守均处在了劣势。因此，许多史学家将石敬瑭列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卖国贼，绝对是有根据的。出主意的桑维翰也被后世史学家王夫之评为“万世之罪人”。燕云十六州被割让以后，往后各朝代都没有能够收复，流祸深远，贻害长达四百年。在这四百年间，中国完全失去了军事上的战略主动地位。
关于燕云十六州的割让，元人郝经曾有《白沟行》一诗吟诵：“易水南边是白沟，北人为界海东头，石郎作帝从珂败，便割燕云十六州，世宗恰得关南死，点检陈桥作天子。汉儿不复见中原，当日祸基元在此……流祸无穷都不管，晋家日月岂能长……称臣呼父古所无，万古诸华有遗臭。”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这个有“大才子”之称的郝经，后来成为了蒙古灭宋的导火索。郝经，字伯常，山西陵川人，祖父郝天挺是元好问的老师，父亲郝思温与元好问一起从学。郝经二十一岁时便被蒙古顺天路左副元帅贾辅聘为家庭教师，后又被贾辅的上司万户张柔聘去教授诸子。不久，郝经被忽必烈征召，成为重要幕僚。忽必烈攻宋时，郝经力劝忽必烈逼宋宰相贾似道议和，保存实力，以图日后大有作为。忽必烈采纳了郝经的建议，班师北归，全力应付内部纷争，终于夺取了他盼望已久的汗位。忽必烈为汗后，派郝经为使者，到南宋谈和议事，南宋宰相贾似道生怕之前与忽必烈暗中议和一事泄露，将郝经秘密逮捕，关押在真州（今江苏仪征）军营。郝经被扣十五年后才被释放，北还回国后立即病死。之后，蒙古以郝经之事为借口，开始大举侵宋。
正有鉴于燕云十六州意义极度重大，随后的几十年间，几个雄才大略的中原皇帝都将北伐收复燕云十六州作为人生中的最大梦想，这其中，既有后周世宗柴荣，也有宋太祖赵匡胤和宋太宗赵光义，然而却无一例外地以失败告终。此后的宋朝皇帝，均只能是“回首望云中”，慨然长叹息了。到了北宋末年，辽国衰微，金国崛起，北宋皇帝中最昏庸的宋徽宗竟然联金攻辽，想借金人之手来收复燕云十六州，最终却是引狼入室，导致了亡国的惨剧。
传奇人士韩延徽则一直受到辽国的重用，平平安安地活到辽世宗一朝。
韩延徽并不是辽国唯一受到重用的汉人，这是由特定的历史背景所决定的。辽国采用“一国两制”的政治制度，北面官管理契丹政事，南面官管理汉人事务，即所谓“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这在历史上十分奇特，其实其中的根源还是因为燕云十六州。契丹从石敬瑭手中得到富饶发达的燕云十六州后，也意识到这一地区的意义重大，因此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幽州也由原来北方的军事重镇上升为陪都南京，成为契丹的五京之一。
不过，契丹皇帝仍沿袭着“四时捺钵”的制度，即皇帝随着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游牧、狩猎于不同的地区。四时捺钵大体是春天在鱼儿泊捕鹅，在混同江（今松花江）钓鱼，夏天在永安山避暑张鹰，秋天在伏虎林射鹿，冬天在广平淀猎虎。游猎时设立行帐，称做捺钵。皇帝在捺钵时商议国事，因而捺钵成为政治活动的中心。但皇帝四时迁移，政治中心也随之变化，只有在冬季纳钵时，才到南京，因此南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都城。而按照捺钵惯例，契丹贵族大多数必须跟随皇帝迁移，因此南京官员和幽燕地区的州县官吏便只能由汉人来担任，这就是南京南面官系统的来历，区分于契丹贵族担任的北面官系统。南面官系统的汉人像韩延徽一样，为契丹皇帝出谋划策，这也是为什么契丹的许多制度其实是沿袭唐朝旧制的根本原因。
除了韩延徽外，知名的汉人重臣还有韩知古。韩知古，蓟州玉田（今河北玉田）人，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平蓟时，韩知古才六岁，被契丹军俘虏，辽太祖皇后述律平之兄萧欲稳将其送给述律平做奴隶。经历坎坷的韩知古善谋有识，长大成人后竟然成为契丹著名谋士，被任命为“知汉儿司事”，不但管理有关汉人的事物，而且还负责制定辽国的王朝礼仪，一直官至中书令，死后还名列耶律阿保机的二十一名佐命功臣之一，为契丹的建元立国立下了汗马功劳。韩知古人生之离奇，不亚于韩延徽，不得不令人慨叹人生的传奇性。
韩知古的韩氏一族在辽一直相当显赫，官运亨通。韩知古的儿子韩匡嗣精通医术，经常为耶律阿保机及述律平皇后看病，由此深得信任，曾官拜南京（指幽州）留守，他本人还迎娶了后族旺支兰陵郡萧氏的女儿（封陈国夫人）。韩匡嗣的七个女儿中，一个嫁昭义军节度使、太傅耿绍纪，一个嫁太尉萧猥恩，一个嫁大国舅弟萧罕余。他的儿子韩德让则更加声名显赫，深受辽景宗皇后萧燕燕（《杨家将》中杀伐决断的萧太后原型）的宠幸，官至宰相，甚至还被赐名为耶律隆运，位于皇族之列。在辽人看来，这已经是给一个汉人的最高荣誉。
宋朝初建立时，北方除了辽国外，在辽与宋朝之间还有个北汉刘氏，是五代十国中唯一没有被宋朝统一的政权。
先略谈北汉的来历。五代十国时，契丹灭掉了后晋，刘知远趁机自立为帝，是为后汉。后汉政权只存在了五年，就被后周所灭。但刘知远的弟弟刘崇却占据太原，自立为帝，这就是北汉。之后，刘崇传刘钧，刘钧传刘继恩，刘继恩传刘继元。北汉国主刘氏长期依附于辽国，俨然与中原诸政权分廷抗礼。宋太祖赵匡胤时，宋军大师曾两次兵临北汉所占据的太原城下，但由于契丹出兵相助，均无功而还。北汉有恃无恐，还时常侵犯宋朝边境州军。
由于北汉正好地处宋朝与辽国之间，局势相当微妙。北汉内部在如何处理与宋朝的关系也是意见不一，矛盾重重。北汉第三任国主刘继恩在位时，部将侯霸荣攻入皇宫，杀死了刘继恩，打算用刘继恩的首级投降宋朝。不料北汉宰相郭无为得知消息后，发兵包围了皇宫，并派武功高强的死士翻墙入宫，一举杀死了侯霸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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