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过午饭在路上遇见苏英。近一段时间经常在路上碰上她，这就使我怀疑并非是巧遇。到目前为止苏英还没事，可能她参与《大地》的事历史系还不知道，如果知道的话打右派的理由足足的。正因为清楚她潜在的危机，所以每次见面我都力争避开，或者说上三两句话便开溜。有一次她火了，一把揪住我说你都极右了还怕个啥？我说我怕你……她说我不傻，我知道你怎么想，可我不怕。这次见面苏英不等我躲开张口便说：周文祥你真是傻的可以啊。我说我咋啦？她说你为什么要逃会？我无语。她说难道你不明白逃是逃不掉的，倒坏事。我说我没有想逃的意思。她说那为什么要逃会？我不想对她说出真实的原因，因为她一直对冯俐不太友好，多有微词，如说她缺乏理想之类，我也知道她为什么看不惯冯俐。我说那天我有急事外出。她说我不信。这时我发现有许多人向我们俩看，我有些急，说苏英你走开没必要让别人看见和我在一起。她说你听我一句话我马上就走开。我说什么话。她说既然成了右派，就争取当个“好右派”蒙混过关，等候峰回路转。我说接受你的意见苏英，谢谢你的忠告。她走开后，我如释重负。下午？晚上？一点也记不起。
——二十四日。早饭时孟广琦通知我：校党委要找我谈话。我很惊讶，问谈什么？他说去了就知道。我在心里说纯废话。往校办公楼去的路上我心想肯定是我的所作所为惹恼了系总支，现在把我推到学校里。反正事到如今也没别的办法，走到哪儿算到哪儿吧。和我谈话是两个人，一个是五十出头的秃顶领导，面熟，在党委做什么不清楚，属开大会能登主席台的级别；另一个是校办秘书潘栋。我本以为潘栋会向我介绍秃顶领导的职务，却没有。秃顶领导开始问我一些事情，态度倒和蔼。他问什么我回答什么。他问我对中文系整风反右有什么评价。我说很好。他问很好指什么。我说听中文系领导讲中文系的整风反右走在全校的前列。他问我被打成右派有什么看法。我说没什么看法。他问我能不能想通。我说能想通。他说中文系报告说你拒绝参加批判会，是事实吧。我说是。
他问为什么要这样做，我的头脑这时飞快地旋转：要不要将逃会的真正原因说出来，说出来可以借机为冯俐辩护，这样外语系一旦将不利于冯俐的材料报到校党委，他或许会在了解事实的基础上给予公正处理。但我很快便否定了这一幼稚的想法。不会有公正处理，决不会有公正处理。如果有的话，全校就不会像雨后的蘑菇那样一夜间生出这么多右派来。我说没参加批判会是因为有一桩急事外出，也没来得及报告。潘栋说这是十分错误的行为，你懂吗？我说懂，为此我向系总支做了检讨。秃顶领导说应该接受批判，只有批判才能提高认识。为你，也为推动全校的运动向前发展，校党委决定在全校范围内为你开一次批判会，对此你有什么意见？我说我没意见。他点点头，说你要想通，不要有抵触情绪，因为你的问题在全校都是很典型的。如第一张大字报是你贴的，《大地》反革命小集团是你组织的，还有那份《大地》……哎，你们《大地》编辑部除了你还有几个成员呢？我说五个。他问都有谁呢？我知道他是明知故问。
对《大地》的事中文系是了如指掌的，会不上报吗？即使这样我也知道无论他问什么我都必须有问必答。我说程冠生、庄毅之、陈连山、古克朋，就这些。他和潘栋对对眼光，说你才说了四个啊，还有一个是谁呢？我怔了一下，突然我的头轰地一声炸开：啊！坏了！坏事了！我在心里哀号：我害了苏英。明知中了秃头领导的诱惑，可我不甘心。我愤恨，我懊悔，我说是四个人，不是五个，我说错了。秃头领导依然很和气，慢条斯理地说：你不会弄错的，就那么几个人怎么能弄错呢？我哑口无言，这时我想起那句“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的话，说出的话也是收不回来的。我恨不得朝自己的脑袋猛砸，砸得头破血流才好。秃顶领导确实是老谋深算的，他的判断不错说的话也不错：就那么几个人怎么能弄错呢？是的，作为一刊主编怎能将手下的一班人弄错呢？问题是我们有意保护着一个人，就是苏英。保护苏英是因为她的情况有些特殊，有可能蒙混过关。就《大地》的实际工作而言，苏英的作用不亚于任何人，甚至积极性更高些。
但她不是中文系的人，中文系的人不熟悉她，她所在的历史系也不了解她参与《大地》的情况。那段时间可以说她是个来无影去无踪的“飞鸿”。随着反右形势的不断严峻，编辑部的人都明白自己在劫难逃(事实上也是这样的)，于是就不谋而合地想到保护苏英这个问题。把她从《大地》“开除”出去，在任何场合下不提及她的名字。这种保护是奏效的，但现在……我对自己的过失悔之不及，痛不欲生。我其实无须多言，我此时的神态已将所有的“玄机”披露无余。而秃顶领导和秘书潘栋也无须多言，他们此刻的神态也让我明白我的全部努力俱无济于事。我说出了苏英的名字……出了办公楼我的精神一下子垮了，我很清楚今遭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我是中文系的吕浩明第二？吕浩明为了向领导证明自己的认罪态度好，将绿叶文学社的所有成员一起装进筐里出卖。而我差不多也成了吕浩明这样的人，我出卖了苏英，我成了败类一族。我咒骂着自己，心中十分懊悔。当然我也在心里为自己辩护，发生的一切不是我的本意，我是中了秃顶领导的奸计。
我迫不及待地要去找苏英，我要把今天的事情告诉她，让她做好应付事变的准备，另外我还要去告诉《大地》编辑部每一个人，让他们也知道今天的事。苏英没保住，保她的人自然要担干系，让大家也有所准备。如修改说话口径，这一点很重要。我向苏英所在的历史系教学楼奔去，但走着走着我的脚步慢了下来，我感到心慌意乱，自知无法面对苏英。我的过失(如果不说出卖的话)是不可原谅的。我毁了她。最后我站住了，心里充斥着不可名状的恐惧。恐惧中还存有一丝希冀与幻想，这就是校党委或许不会拿苏英是问。因为说出姓名后我立刻向秃顶领导申明：苏英不属《大地》正式人员，她只是常去找熟人聊天，顺便帮着做一些事，作用微乎其微。我说这些的时候秃顶领导不住地点头，说明他已认可，既如此苏英就不会有事。就这么我阻止了自己，决定暂且不把这事对苏英说，也不告诉相关的其他人。放弃了苏英我又想到了冯俐。自从前天早晨在食堂见面后再没见。
不知这一两天范宜春是否将她“闹会”的情况通报给外语系？外语系会不会以此对冯俐进行处理？又会对她进行怎样的处理？还有冯俐本人采取什么态度？这一连串的问号在我的心里翻滚。当然最担心的还是冯俐本人是何态度，因为我知道她太任性认死理儿。找冯俐。这么想时我的两脚已开始迈动(每当想到与冯俐有关的事我的思维与行动总能够同步进行)。这时太阳已升到头顶上，已近午饭时间。性急的学生已三三两两向食堂方向走去。我一点不觉得饿，我快步来到女生宿舍楼，见许多女生从楼道拥出来，尽管我低头目不侧视地往楼里走，可还能感觉到向我投来的目光。我和冯俐的关系不是秘密，可现在这时候来找她自然会引起大家的注意和猜疑。事到如今，我只能硬着头皮往楼里走，在楼梯上碰见与冯俐同室的鞠燕，她颇惊讶地叫了一声周文祥。
我点点头问冯俐在不在房间里。她说她在，你去吧。她下了一两个台阶又停下脚，转回身看看没人，对我说你快去安慰安慰她吧，她的情绪很糟糕。我赶紧问道：系里领导找过她没有？她说找过了。我问怎么样呢？她说领导让冯俐做检查，根据检查情况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处理。我问冯俐是什么态度。她说冯俐首先将中文系以不道德手段搜来《大地》稿件对系领导说了，她质问领导中文系总支这么做是不是卑鄙。系领导对此不做评价，冯俐便扬言如系领导对此不做评价，她永远不会做什么检查。正说到这儿有两个女生从楼梯拐角处下来，她高声说句：她在你去吧，便匆匆下楼了。我赶紧上到冯俐所在的楼层，为避免再与人照面，我像小偷似的溜到她宿舍门前。进屋后我第一个感觉是光线太暗，惟一的一扇窗拉着帘子。只有冯俐一人在屋，她倚被坐在床上。
见我来她不惊不喜，指一把椅子让我坐。以前可不是这样，只要屋里没人她都让我坐在她床上。这瞬间我突然感到我们之间已经有了距离。这些日子我有意对她疏远，这出自对她的关爱，不是心甘情愿的。但此刻当感觉到疏远已真实存在我的心便感到无限的痛楚。待习惯了黑暗环境后我发现冯俐的脸色非常苍白，精神委顿。她的手边放着一本外文版《普希金抒情诗集》，她十分喜爱普希金，我们曾多次在一起讨论普希金的诗。但我觉得如今诗已离我们很遥远，生活中只有斗争和政治，早已没有了诗。我望着这本已同样被我疏远的诗集突然感到深深的压抑，觉得快喘不过气来了。我站起身走到窗前要拉开窗帘，这时冯俐尖声呼叫不要拉开。我惊讶地回转身望着她，问道：外面这么明亮为什么要拉上窗帘呢？她不作答。我又说这屋里太暗了。她冷冷地说：外面比屋里更黑暗。
我说外面有太阳……她说太阳是黑的。她又说太阳下面到处是龌龊、是欺骗、是卑鄙无耻，我不想见，永远不想见！屈指数从一九五七年圣诞节入狱至今已两个月了。中间跨过一个被中国百姓称为旧历年的春节。从气候上说，这段时间是中国北方一年中最寒冷的时节。在监牢里度过的这头一个严冬使我对寒冷有了刻骨铭心的体验。监室里滴水成冰，夹着雪花的寒风从铁门的缝隙和墙上的孔往里灌。身上缺少足以御寒的衣裳，黑下盖的被子也很单薄，一天到晚都觉得周身冷飕飕的，没一点热乎气。另外，肚子里缺少饭食，产生不出足以抵御寒冷的热量。冷是彻里彻外无终无了没处躲没处藏的冷。监室里无论是坐着站着还是躺着，都像得了统一的号令那般将身子紧缩，缩成一个个“人干”。尽管入狱之初我便晓得监狱不是一个福地，可也没料到环境会恶劣难熬到如此地步。“饥寒交迫”是对这段狱中时光最客观的写照。问题是“饥寒交迫”并非是犯人苦难的全部，甚至也不是主要的成分。犯人真正的痛苦是叵测命运对精神的压迫。心里总是在猜测不久将从法官嘴里吐出的是多少年徒刑，是死还是活。
躯体的饥寒交迫以及心灵的恐惧叠加在一起，这就是一个犯人的生存景况。这两个月来草庙子胡同看守所也发生了不少的变化，这变化主要体现在犯人的高速度流转。经过公安审讯员的突击审讯，历史反革命犯大都转去了正式的监狱，腾出的地方便接纳了像我这样被批捕的右派犯人。开始是分关在各监室里，但随着人数的增加原先的格局便不得不打破，一个监室里关两到三名甚至更多。狱方对此也做了防范，尽量不把同一单位的右派关在一起，我们24号监室新增的三个“右犯”一个是北京某歌舞剧院舞蹈演员，一个是新华社的外文编辑，再一个是人民大学的历史系讲师。他们的名字最初是从管理员口中得知，演员叫郭纯，编辑叫刘基若，讲师叫胡普光。监室里的犯人流动性很大，但为新到犯人起外号的传统却保持不变。几天之后，我的这三名政治同类便都冠上了新名号，演员郭纯叫“二姑娘”，编辑刘基若叫“二分之一”，讲师叫“胡公公”。如果亲眼见到演员和编辑两人的模样，你就会觉得这两人的外号起得真是天才。演员细皮嫩肉的还长着副女人样的水蛇腰，编辑小小的个子连脸上的五官也比平常人小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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