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挺崇拜李戍孟，尽管我没看过他写的东西，可我断定不是高干所说的黄色小说。高干是因为想看看不成才出言不逊。说心里话，我也很想看看他写的是什么，一是好奇，二是抱一种学习目的。由于李戍孟压根儿就不想让别人看他写的东西，所以我也不敢贸然开口。这天记得是与解若愚谈诗歌怎么竟讲起李戍孟的小说，现在着实记不清楚，也许因为诗歌与小说像孪生姊妹的缘故吧。谈诗歌是睡邻铺的解若愚首先说起的，解是北师大外文系学生。他曾对我说过他被打成右派的过程，在鸣放中他没有言论，主要是对政治不感兴趣。后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和《工人说话了》等吹响反右号角的社论，他倒不知“为什么”开始“说话”了。在不同场合抨击《人民日报》的社论的背信弃义。并且发动同学到《人民日报》社讨个说法，终是没有去成。可也构成了事实。由右派转而被逮捕判刑的多是态度不好的人，这也包括了他。一次说起方知他和K大姜池是同乡。解和我谈诗两人都是闭着眼的，声音极微(三尺之外是听不到的)，如同梦呓一般。解：你看到黄秀才(黄管教)登在黑板报上的诗么？周：不感兴趣。他能写出什么好诗。
解：不对。这次的诗水平很高。
周：什么诗？
解：我朗诵一下：《无题》，作者黄荞麦。
夏天的小鸟，飞到我的窗前歌唱，又飞去了。
秋天的果实，它们没有什么歌唱，只叹息一声，飞落在那里。
周：真的不错，挺有意境的嘛。
解：哼，是有意境，大师之作。
周：什么大师？
解：文学大师——泰戈尔。
周：黄剽窃泰戈尔？
解：他顶多知道个李白杜甫，还知道有个泰戈尔？
周：不知道又怎能抄他的诗？
解：问题就在这里，这其中有鬼。
周：有什么鬼？
解：有人替他捉刀。
周：什么人会替他捉刀？
解：自然是读过泰戈尔的人。
周：干吗要这样做？
解：这个你别问我。这个捉刀剽窃人还是费了些心机的，在原诗的基础上做了少许改动，如将“飞鸟”改为“小鸟”，将“黄叶”改为“果实”，当然最出色的改动还是将泰戈尔改为黄荞麦。
周：是谁干的这种操蛋事？
解：不出两个范围：二大队。老右。
周：你是说二大队中的一个老右？
解：正是。
周：小人。
解：这年头小人像野草疯长。
6月23日：李德志来，他被判了刑，由劳教分子变为劳改分子，从帽儿山转到清水塘服刑。——老祖先归纳出来的一些说法真是对极：两座山不会碰头，两个人总有碰头的一天。这话用在我和李德志身上不仅对，还富于戏剧性。在K大我俩是舍友，我打成右派，他也打了；我被判了刑，他也判了；我到了劳改农场，他也不甘落后，急急地跟上到了劳教农场。现在他又步我的后尘，当了劳改分子。最出奇的是偌大一个农场单单又把他分到了我们班。说心里话，见到李德志扛着行李卷走进监舍门，我心里惊且喜，惊是因为这事着实离奇，使人意想不到，喜是我可以从他那里打听冯俐的消息。他见了我惊讶中也透出一种喜悦来，这说明在重做舍友这一点上我们的心情是一致的。有言曰：同船过渡便是前生有缘，像我俩这般就不是一般的关系了。李德志到来的时候全班人正在做洗澡的准备，所谓准备就是灭虱。我们多是趁洗澡的时候将换下来的衣裳洗了，洗之前做严格的灭虱工作，否则虱会继续繁衍。我们对寄生虫真的是达到恨之入骨的程度，阎王不嫌鬼瘦虱子也不嫌我们的血苦。
由于卫生条件差，每个人身上都生满虱子(还有跳蚤)，说虱子多了不咬人那是不实之词，只能说被咬的感觉不同，小量的虱子会使身体的某一局部起痒，伸手就抓得，而大量的虱子就使你全身无处不痒，挠痒不知该从哪里下手。洗澡的时间会发现每个人的皮肤都是疙里疙瘩的红肿一片，癞蛤蟆皮似的。为了灭虱，我们使用了最歹毒的办法：把自己当成庄稼往上面搽杀害虫的六六六粉。开始还有效，虱子给制住了。可很快它就有了抗药性，只得再加大剂量，弄得整个监舍永远都散着浓烈的农药味儿。除了用农药，还兼以传统的捉与咬。什么叫咬牙切齿，这情景就是。李德志正是在这洗澡前灭虱的时候来到监舍的。他看了我们的灭虱办法眼里露出不屑，头不住地摇，撂下铺盖卷就冲我说这样不行。我问什么不行。他说这样灭虱不行，再仔细也要留下活的。我说什么办法都用上了，不可能彻底消灭。李德志说世界上没有不可能的事。我问他有什么好办法。这时许多人都听见了我俩的对话，都瞄向我们。
李德志从自己的铺盖捆中抽出一个打磨得光光滑滑的木棒，又伸手要过我的衣裳，然后眼光在屋中寻觅，见屋角处有一块方方正正的石头，便走过去将衣裳放上，用木棒捶打，就像农村妇女在河边捶洗衣裳那般。经他这么一做，大家一下子明白了其中的道理。一齐拥上前依法实施，新法灭虱就进行得轰轰烈烈。这种最简单的办法大概只有最聪明的人才想得出。李德志刚来就送给大家一个见面礼。后来就去洗澡，农场惟一的澡塘在四大队，有三里多远。路两边的玉米长至半腰深，麦子开始变黄了，再过几天就要开镰收麦了。眼下是农活较少的时候，所以安排了放假洗澡。“骑驴拄棍，舒服一阵儿是一阵儿”。我们不想即将到来的会蜕去一层皮的割麦，只想眼前这难得的轻松。一路上兴致很高，说说闹闹，还有人哼起了家乡小调儿。带队的郝管教和几个警卫也未干涉。我的眼光是一直盯着李德志的，他在队伍的前面，我趁人不注意溜到他的身旁，我悄声问他怎么忽然被判了刑。他歪头看了我一眼说你何不问问自己在K大读书读得好好的怎么忽然被判了刑？我噎住了。
我本来想问过这个后再询问冯俐的情况，让他呛了一下，就把要出口的话咽进肚里。也许洗完澡后他的心情会好起来，等回来的路上再问吧，要不就等到晚上。我想。这时队伍里有人在哼唱京剧《空城计》，是诸葛孔明的唱段。李德志歪头问我：唱戏的是什么人？我告诉他该人姓林名永乾，是个敌矛。他说这人活不过十月。我顿时一惊，说你咋这么口毒。他说铁定的事。从他的名字就看出他的阳寿已不多了，永乾就是永干，林子干了不死才怪呢。我知道李德志一向是神经兮兮的，在K大宿舍时就向我吹嘘过用数学公式推测事物，他自己的倒霉事实已证明他的推测是不灵的，否则就该咬紧牙关躲过这场灾祸才是。现在由劳教分子变成劳改分子，还仍然积习不改，可谓是顽冥不化了。林永乾唱毕又有人唱起了山东吕剧《李二嫂改嫁》。李德志说这是你的家乡戏。我说是。他说你怎么不帮帮腔？我说没那个心情。他问到农场以后下没下过棋？我说累死累活的哪还有心思下棋。他说脑子不用会萎缩的。我问你还是自己和自己下棋吗？他说下。他说咱俩现在下一盘咋样？我说现在怎么下？他说自然是下盲棋。
我说这么不行，我记不了几步棋。他说这更需要锻炼了。我想反正都是无聊，不妨叫花子操腚自得其乐吧。说下就下。就这么我俩边走边用嘴跳马走车的下起了棋。我自知不是他的对手，也没赢棋的想法，思想上很轻松。排除杂念，眼前只有棋局的幻象。大约走了十几步棋，脑子里的棋局乱了。自动告输。李德志说再下一盘，我说脑子挺累不下了。李德志说可见你太缺少锻炼了，要这样下去有朝一日从农场出去也成白痴了。我没吱声。他又说上帝安在人身上的东西都是有用的，不用就废了。像胯裆里吊着的那个玩意儿——不信洗澡的时候你观察一下，恐怕个顶个都是硬不起来的。李德志这句话使我感到很别扭，心想就是成了劳改犯也不能失去知识分子的体统啊。尽管心里这么排斥，可洗澡的时候我还是忍不住往人们胯下看了看，果如李德志所言都是软绵绵的，一无生机。男人们都知道那玩意儿在受热之后会朝气蓬勃起来，却没有，僵死了一般。我想恐怕不完全像李德志所说是用与不用的问题。更多的是意识，须知没有燃料的机器是发动不起来的，人身上的“机器”也同样。一切都没有指望，包括妻子和恋人近在咫尺的吴启都和我，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6月24日：李德志告诉我，他不知道冯俐的情况。
6月25日：去向郝管教请示去帽儿山农场规劝冯俐的问题。郝管教的答复是这事须请示场部，即使场部领导同意也须与帽儿山农场协调，事情很复杂。郝管教答应将我的要求转达场领导，并肯定了我这是积极靠拢政府的行动。
——郝管教的回答是我意料之中的。尽管他说要将我的要求汇报场领导，但我却不抱太大希望。
6月29日：听说竹川从医疗室逃跑了。这是罪上加罪，何苦呢？引以为戒啊！——消息首先是到场部出公差的林永乾回来说的。有人不相信，说一个快死的人跑个啥劲呢？死在里面和死在外面又有什么两样？我相信消息是真实无讹的，事实上竹川已经把他想逃走的意愿暗示给了我。他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死前能见家人一面是他惟一的愿望。凭这一点死在里面和死在外面就不一样。我只是担心病入膏肓的竹川能否成功，从这里到他的家乡千里迢迢，就是一个健康人也要经受一番辛苦劳顿。何况已极度虚弱的他。正式消息是晚点名时于队长在队前宣布的。这类坏消息场部一般是不轻易宣布的。
能瞒就瞒，瞒不过去就借宣布之机进行一番恫吓，于队长将“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之类的套话说完后，开始即兴发挥，说在这里我可以直言不讳地告诉你们，想跑的都可以试乎试乎，不拦，我要看看你们长了多少条腿。不信你跑得出清水塘能跑得出中国？监狱最后一道围墙在边界上，边防军的枪子不是吃素的，何况你们根本到不了边界。就说刚跑了的那个逃犯，恐怕是连清水塘农场也跑不出去的了，我对保卫科的人说了，用不着去追，等割倒了麦子在麦垄里找他的尸首……平日对队长管教们的训斥我们已习以为常了，什么难听的话都不在乎，有点刀枪不入的意思，可听了于队长最后这句话我感到毛骨悚然，我眼前真的浮现出于队长描绘的那种情况：热烘烘的麦茬地上躺着竹川干枯的躯体，像一具木乃伊……
7月6日：今天头一天割麦。
——这天本来有许多事情可记，但收工后太疲劳了，仅写了一行就丢下了笔，呼呼睡去。晚点名是高干将我吼起来的。回想起来，劳累是一，另外精神上也很懊丧。这事得从头天晚上说起，晚点名聆听了于队长关于麦收的动员之后，回到监舍大家一齐做第二天的劳动准备，准备包括思想方面的(讨论于队长动员报告做表态发言)和实际方面的，如磨镰刀和穿衣问题，共识是穿囚衣太热，出汗多，赤膊麦芒扎。最合适是穿一件背心，就都准备了背心。早晨起来把背心贴身穿了，又穿上囚衣，到了地头，都拉开了晃开膀子大干一场的架势，一齐脱了囚衣扔在地头上。这时候出现了这样一种景象：“敌矛”们几乎都穿了印有原单位名称的背心，“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首都师院”、“北京戏剧学院”、“北京钢铁学院”、“北京医学院”、“天津大学”、“河北师院”……一瞬间完全可以使人产生这样一种错觉，不是一伙犯人被监管劳动，而是北京高等院校师生下来进行助农劳动。这突如其来的景象使在场的管教们怔了一下，接着便脸色大变。
脾气暴躁的佟管教首先吼叫起来：你们这是有预谋是不是？！你们究竟想干什么？！这时候大部分“预谋者”被佟管教吼愣了，你看我我看你，终于晓悟出佟管教所说的“预谋”是指什么了，便不约而同地低下头看看自己穿在身上的印字背心。我穿的是印有K大学字样的背心，是大一时班级集体从校总务处买的。以后每年都买一两件。有大学生活经历的人都晓得，穿这种背心在师生中极普遍，就像佩戴校徽差不多。说时尚也好，说炫耀也好，反正是不能一概而论的。我们被逐出校门来到劳改农场，虽然身份变了，可这些旧物舍不得扔掉，何况当时购买时都是交了钱和布票的。农场对犯人有着装规定，但并没有明文禁止穿这些旧衣，休息的时候在监舍以及监舍外面的狭小区域里我们穿，管教见了并不干涉。这次引得管教们反感动怒也着实是穿的人太多，太扎眼。长久的劳改生活又使我们建立起一种强迫观念，只要管教斥责，就认为自己有错。所以听了佟管教斥责后没人辩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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