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教干部找谈话准没好事。可陈涛是管教干部吗？他有什么资格找我谈话。还霸道地把另一个人赶到黑乎乎的野地里去。我说这样吧老陈，咱俩到外面去，老龚用灯光……不行，陈涛斩钉截铁地说，我也要用灯光，做记录。这时老龚没说什么就走出我们住的窝棚。陈涛占领了龚教授原来的位置，并摸出本子和笔摆在面前，板着面孔，一副审人的架势。我心里很反感，也感到屈辱，自从当了劳改犯不仅失去了自由，失去了个人前途，也失去了做人的起码尊严，在任何人面前都得卑躬屈膝，将自己装扮成摇尾乞怜的狗。而今天这个狗日的同类也狗仗人势耍“官”威。我不言声，等着他信口雌黄。他说老周你也别太紧张，咱这是按常规行事，是场部的指示，我在这里负责，须掌握这里每一个人的思想状况，你刚来，有些情况我得知道，不然领导来一问三不知，也不好交待。不过你放心，我决不会在领导面前说你的坏话。虽然你是山东人我是陕北人，但咱都是犯人，犯人的心是相通的。他这番话叫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还没言声。他这时扭开钢笔帽，笔尖对着纸页，说：我问什么，你要如实回答。我说好。姓名？周文祥。
出生年月？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民族？汉。
籍贯？山东福山县万瓦乡周家店村。
家庭成分？中农。
捕前所在单位？K大中文系。
学历？大学三年。
家庭成员？父周峻青，母周彭氏，大哥周文起，二哥周文来，大姐周文娟，弟弟周文吉，妹妹周文彩。主要社会关系？大叔周峻山，小叔周峻杰，大姑周峻英，大姨焦彭氏，小姨彭玉敏，舅舅彭玉泉。个人简历？三五年出生于原籍周家店，四五年随父去烟台上学，五四年高中毕业考入K大。婚姻状况？未婚。
说说被打成右派的原因？原因？我咬起嘴唇，不知该怎样回答。陈涛见我闭口不言，以一种被冒犯的不满眼光盯着我。但我清楚自己不是回避问题，都走到今天这一步还有什么回避的必要呢？我只是觉得一言难尽。被打成右派的人，情况是不尽相同的，有的一句话就能说清根由，有的则复杂，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得清楚的。我的情况即属于后一种。所以我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陈涛等了一会儿，见我仍不开口，就很严肃地做我的思想工作，说思想改造可不是一句空话，要有实际行动，这就是……我说老陈咱都改造好几年了，这个还能不懂？可，我的问题……陈涛问：你是言论问题吗？我摇摇头。陈涛又问：那是什么问题？我明白不说是不行的，但又没心情说详细，便简单扼要的向这位“御花园”的犯人头报告起我被戴帽判刑的缘由过程。我说到K大的鸣放，说到我贴的第一张大字报，说到《大地》期刊与绿叶文学社，也谈到K大外文系党总支以不正当手段从冯俐舅舅家骗取了《大地》稿件。这就有了后来的所谓《大地》反革命小集团。叙说这些的时候我的心情很沉重，好像不是在向头儿报告，而是自己对自己进行往事的回忆与梳理。
陈涛听后顿了一下问我的女友后来怎样，我说她也被打成了右派，判了劳教。由于态度强硬，后来又被判了刑。陈涛问：她现在在哪里呢？我说在黄河边上的一座劳改农场。陈涛问：怎么会在那里呢？我说这个说起来话又长了，老陈你对冯俐的案子也需要了解吗？听我这么说，陈涛便不再问下去了。最后告诫我今后要好好改造，争取早日摘帽解教。说到这儿大概他才想起自己的犯人身份，情绪突然低落下来问：老周，刚才你说的那个情况是真的吗？我问我说的哪个情况？他说就是毛主席不同意为右派摘帽解教。
我想到刚才我说这事时他那副沮丧样子，便故意加重语气说：是真的，而且已被事实证明了的。果然他的脸又变得像刚才那么难看。我说没事了我去把龚教授叫回来吧。狗屁教授！陈涛使劲将手里的记录本合死，眼盯着我说：所有的事情都是让龚和礼这样的抗拒改造分子搞糟的，本来中央不想把我们关这么久，可有些人就是不识趣，自以为有点学问有个教授学者头衔就可以不买共产党的账，就可以摆清高拒改造，须知胳膊扭不过大腿的。这不到底是将中央惹恼了么，真是一泡鼠屎坏了一锅汤啊！陈涛说得痛心疾首。末了转向我，教训道：毛主席说过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右派中间也有左中右，我们要做右中之左，切不可做右中之右，你可要站对自己的位置啊。
无论如何“御花园”都是个自由宽松的天地。虽说陈涛以官自居假充积极，很讨厌，可他毕竟不属于品行恶劣的那类人。他表面咋咋唬唬，实则有口无心。缘于他性情上的疏懒，体现在对“御花园”的管理也较懈怠。由于一个犯人的逃跑，劳力减少，这里的春播比大场拖后了些。我来赶上个末尾，干了三四天就结束了。之后便是打井。“御花园”本来有一口井，就在我们住的窝棚后面，水量可以满足我们三个人的吃用，但也仅此而已，场部让我们另打一眼是为了用于灌溉。说到打井，我倒是可以在这里施展一番才华的，经过在清水塘整一个冬季的实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已成为这方面的行家里手。陈涛和老龚是不行的。看我一副很内行的样子，他们便把打井的“领导权”交给了我，我也就不客气，带领他们干了起来。打井是一桩很累的活，幸好这里的土质较松软，进度很快，劳动也相对轻松，与在清水塘打井以及在大场修渠相比我们逍遥得多。陈涛教导右派中间也有左中右，但对于我们三人而言，无论这右中之左右中之中及右中之右怎样划分，“读书人”的角色却是一致的。我们读书的“臭”味相投，劳动之余，我们每人都手捧一本书在读。
陈涛读的是社科类，主要是马恩列斯毛著作及古典章回小说；我读的是国内与国外文学方面的书。当然，除了读书我还有其他的事情做，一是继续写“大事记”(这一部分写得较详细，已接近通常的日记了)，再就是修改清水塘的纪实小说《回家》，另外我又开始构思一篇东西，以吴启都一家人的命运为线索，再进行一些必要的虚构，争取能写出一篇真正意义上的小说。我想无论如何不能白白荒度这个大好时机，对一个劳改犯人来说，这真是一个难得的空间啊！陈涛和老龚只是一味地读书，身为物理学教授读的却是生物学方面的书，且多是国外原版。
如施莱登的《植物学概论》，达尔文的《物种原始》，海克尔的《生命的奇迹》及中国人朱洗的《生物的进化》等。我和陈涛都觉得奇怪，不知他从哪里弄到的这些书。问他为何对生物学感兴趣，他回答说不是兴趣，是学以致用。这更让人不解。继续追问何意。他沉思了一会儿，缓缓地说：物理学是作用于社会发展的科学，以我的年龄和我对国家前景的分析判断，我的专业恐怕在有生之年已无用武之地了。没用处了。而生物学与物理学是大大不同的，生物学是关系到人类生存的学科，说白了就是活命的学问。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们中国人面对的最重大课题是怎样活下去，记住吧小伙子，是怎样活下去……
不久便证实：“怎样活下去”这个命题离我们并不遥远，而是近在咫尺。在四月的最后几天，“御花园”断炊了。我们兴致勃勃的读书活动只能终止，在我们这里，书中没有黄金屋没有颜如玉更没有千担粟。
说到断炊须交代一下背景材料。古语曰：民以食为天。对于我们犯人，食不仅为天，而且为九重天。事实上每一个犯人从判刑那天起，便面对着怎样活下去的严峻现实。但具体状况还是取决于全国整个经济形势的，比如五八年我刚进清水塘农场时犯人每月定量不低于三十斤，还有可观的蔬菜和副食，虽不能吃个肚儿圆也差不多了；之后来了灾年，定量一次一次往下减，在我转场之前每人每天只有不到半斤粮食。我们常说存在决定意识，这不错，但不全面，存在还决定着人的形态，在大饥饿的煎熬中，犯人的身体迅速向着两极分化，要么奇瘦，瘦得只剩一张皮贴在骨架上；要么奇胖(水肿)，那胖法就像劳改农场一天有八顿饭吃。劳改农场成了瘦子和“胖子”的天下，看不见体态适中的人。幸运的是瘦子，看上去没活头了却像墙头上的枯草摇摇晃晃总倒不下。胖子就不济，看模样富富态态的，可瞒不过阎王爷的眼，死人先死胖子。
想想劳改农场大批死人的日子，现在头皮还发麻，那时犯人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埋葬饿死的犯人，这是一个犯人能为另一个犯人提供的惟一帮助。兴湖农场情况与清水塘大致差不多，到了“御花园”情况也没多少不同，不同的是自己起伙，每月从场部把应得的那份口粮领来，怎么吃自己安排，问题也正出在这里。这又要说到负责人陈涛，他掌管每顿饭的下粮，每回都是对他意志的严峻考验。不仅是他，连我和龚教授也一齐用眼光鼓励他从粮袋多抓出一把，饿得快死的人是顾前不顾后的，“今日吃了明日的粮，该死该活鸟朝上”，这样到了月底就见出了缺口。“御花园”月底断顿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管教干部每月几次检查工作，来就要管饭。对这一点场部有规定：依照管教干部在这里吃饭的顿数进行补偿，但补偿的与他们吃到肚里的却不成比例。总之，不管怎么说我们是完了，傻眼了，在领到下月口粮之前我们只能扎起脖梗儿来。
我们鼓励陈涛去场部提早领回下个月的口粮，陈涛连连摇头。他说以前曾有过“寅吃卯粮”的企图，不仅没成功，反被场部狠狠训了一通。龚教授说：没成功是因为你没力争，在我们面前你本事一万，在管教面前就软成一摊泥水。反正你是这儿的负责人，饿死人你得负责。陈涛哼了一声，说：这儿饿死人我负责，那么兴湖饿死人谁负责？全国饿死人谁负责？要是有人站起来负责，我也负责。龚教授说谁说没人负责？中央早就指出有人要负全面责任。陈涛问谁？龚教授说赫鲁晓夫。陈涛张眼看看龚教授又看看我，笑了，说没想到你个老龚肚里长牙，竟敢讥讽党中央毛主席。现在看来尽管反右中你没言论，但打成右派是不多的。我来之后便发现陈涛和老龚心存芥蒂，经常唇枪舌剑地斗嘴，我不参与，但有自己的是非判断。而眼下正面临生死存亡的问题，不是吵嘴的时候。我说我们先说说怎么办吧，饿上几天怕连去场部背粮食的力气都没有了。陈涛仍不放过老龚：老龚说了，读生物学书是为了致用，现在就到了致用的时候了，那么老龚，你说你从书中找到活下去的办法了吗？老龚并不生气，平静地说：有哇。陈涛问啥办法呢？老龚说吃草。吃草？！我和陈涛面面相觑，又一齐把目光转向老龚。
老龚一丝也不显调侃的神情，满脸肃穆地凝望着前面的绿色沼泽地。是的。他说，眼下能归我们所用的只有沼泽地里的青草，不是开玩笑，也不是说瞎话，谁要想活下去，就得学会吃草。陈涛说净胡扯。老龚说这是现实也是历史，从现实说只能面对这种现状，没有别的办法；从历史说人本来就是吃草的动物，是后来进化成食肉动物，现在人得按原路返回去才成。这叫返祖。懂吗这叫返祖。听听，老龚饿傻了，说昏话了。陈涛对我说。吃草是老龚的邪说，没人会当真，更没人会去实践，但草的嫡亲——野菜却一向是穷人度荒保命的宝物。无论在清水塘还是在兴湖农场，犯人们其实不是靠那一丁点粮食，而是靠野菜及其他杂七杂八的东西活命。那时“吃”字是中国字典上最大的一个汉字，在吃的问题上连日理万机的伟大领袖都有十分具体的指示：闲时吃稀，忙时吃干。到后来不仅忙时不能吃干连稀的也吃不上时，就另辟蹊径：瓜菜代。再后来瓜菜代又成了民间的稀世珍宝就提倡吃代食品。
我记得在清水塘劳改农场曾放映过一部介绍将茅草根制成代食品的科教片，画面是一群妇女推石碾粉碎焙干的茅草根，妇女们个个喜笑颜开(到现在我还不清楚拍片子的人是用什么高招让这些面黄肌瘦的娘们儿绽出心满意足的笑容，但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只要看见那些肩膀上扛机子的人便有一种本能的不信任)。影片画外音对茅草根代食品的营养是这样分析的：茅草根的营养价值相当于韭菜，韭菜的营养价值相当于菠菜，菠菜的营养价值又相当于粮食，这几个相当于就将茅草根与粮食等同起来。既然山上的茅草根海海的营养又那么丰富，那还愁什么呢？这部科教片留给我的印象极其深刻，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只要遇到与吃有关的事情我总会想到这部科教片。当时我们想到了野菜便立刻行动起来，三人一头扎进沼泽地里，从草棵间搜寻可以吃的野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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