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除了倭寇狡猾之外，明军的耍滑才是祸乱势大的主因。
当时的明军是二杆子当官，兵油子入伍。
见到大队倭寇，转身就跑，见到小股鬼子，不紧不慢地尾随，直到鬼子跑得岔气脱水，极不情愿地将掠来的丝帛、金银和妇女遗弃路边，官军才鸣金收兵，回营分赃。
更有甚者是二者之间的默契战。
所谓默契战就是就是倭寇将手无寸铁的百姓驱赶到战场，倭寇在前面屠杀、高效率地射杀，明军军在另一面屠杀、高效率地射杀，交战的双方根本没有接触，更谈不上损失，血流成河的只是百姓。之后倭寇默契地远走，而明军则将百姓的尸体谎报成倭寇的尸体，去邀功领赏。
这也正好是中国皇权争霸的缩影，群雄都尽力屠杀百姓，榨尽百姓的最后一丝一毫血肉，享用他们的血汗，凌辱他们的妻女。这就是乱世，杀人是群雄的工具，百姓没有不被杀的权力。成为问鼎天下的霸主，就可以拥有一切，而失败者就只有死路一条，子孙不留，眷属沦落为娼妓。而无论如何，百姓都要成为累累的路边尸骨，成就帝王赫赫武功传奇，子孙成为帝王的奴隶，辛苦劳动一生然后悲惨死去，供养着杀父仇人及其子孙，妻女成为胜利者的玩物，用身体愉悦着本应是不共戴天的仇敌……
千年王朝，尽皆如此。
所以倭寇的壮大很多时候是明军惯的。
还有历史常识在这里扫盲一下，鬼子的首领都叫什么八大王、辛五郎、善妙、庄公公等，一听就不是什么正经名字，远不如几十年后朝鲜战场上什么加藤清正、小西行长、丰臣秀吉等名字霸气给力，何故？
那是因为，在明治维新以前，有名有姓的日本人必须有身份，大多数劳动人民只能有名没姓没地位。
而看看倭寇的组成就知道他们连贵族的脚气都传染不到，所以倭寇的名字都直抒胸臆，没有半点拐弯抹角的酸文韵味，一母所生老大叫太郎，老二叫次郎，老三叫三郎，以此倒推，看看山本五十六家中排行，你会非常钦佩日本女性的繁殖能力。
而善妙只是个和尚，庄公公则是个老道，并非政府公务员，没有切那一刀。
日本人真正开始有名有姓那是到明治八年(1875年)的时候，维新政府效法天朝习俗，颂布了强制性的《苗字必称令》，规定了“凡国民，必须起姓”，否则重罚。
于是广大日本劳动人民为了响应基本国策开始挖空心思闭门造姓，但文化素养匮乏的现实决定了大部分下层人民即便抓爆头皮也想不出什么上得台面的姓氏来，随着《苗字必称令》的大限将至，家家户户着急上火，于是拉着异性四处泄火，结果泄火泄出灵感，将肇事地点当作姓氏源头成了人民群众的普遍共识，于是什么山下、井上、田中、河野、寺内、村口……
这一天马行空百花齐放的创意运动造成了日本的姓氏海量发展。据不完全统计，现代日本的姓氏数目多达十几万，而中国十三亿人，加上56个少数民族的全部姓氏，才不过一万刚出头。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群众的智慧是无穷无尽的，他简单、直接并且蕴含大道。
倭寇势大的最后一个原因。
最后的意思就是最重要，最主要。
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后门。
倭乱燎原，因为倭寇走了后门，得到了很多中国人的帮助。
虽然我不愿写，但我必须承认，这就是历史，历史是个高深莫测的棋手，这个棋手从来不按道理下棋。所以我们只能从中品味那些残酷的意趣。
倭寇朝贡，并不仅仅占了明朝便宜，也便宜了很多明朝人。
鬼子一路北上，沿岸的很多百姓开始干起了出口贸易，将很多丝绸、瓷器高价卖给鬼子，鬼子回国再以更高价卖给国内土鳖，后来限贡之后，这种明面交易开始转入地下，很多走私集团开始壮大，这也是为什么限贡之后，倭寇并没有壮大，因为维系生活的底线还能保证，从这个角度讲，走私的存在，保了大明几年太平。
但也就是几年而已，几年之后，嘉靖要求全面禁止朝贡。
有个贤哲曾说过：人生不过是个虚妄，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一切悲剧，都是因为我们想得太多。
自从遇刺之后凡事惯性想得太多的嘉靖为了加强政策的执行力，还配套出台了一篮子实施细则，诸如打击走私，驱逐倭船等，后来发现地下贸易屡禁不止，为了彻底杜绝走私，嘉靖最终下了一道让家家干净的命令——片板不准下海。
连出海打鱼也不准，那些靠海吃海的人开始傻眼。东南沿海靠打渔、贸易（正当贸易）、造船、搬运为生的人生活亮起了红灯。
虽然生活亮起了红灯，但政府并没有为他们开绿灯，该尽的义务一样不少。
当时的百姓，身上扛着三座大山。有田的要交田税，谁让你种了皇帝的地；没田的要交人头税，你的命不是爹娘给的，是皇帝给的，所以要交份子钱；什么都没有的总有力气吧，所以你得交苦力税（徭役），想占政府便宜，门都没有。
于是失去了生活来源的海民，不但领不到失业救济，还要遭受高压盘剥，这就是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等级制度：皇帝像海皇，官员像鲨鱼，捕快像小鱼，而老百姓则像那可怜的虾米，摇着尾巴、心惊胆颤地游过一张张血盆大嘴。
他们于是绝望。要知道，他们本都是极善良极淳朴的百姓，他们素以善于忍耐和感恩而闻名。他们会很快忘记你给的一百记拳头，却将你给的一小个馒头记得是实实牢。
然而，他们还是绝望了。绝望之后，于是出离愤怒。
在这沉默的大多数中，已经有人站起。
他在大雨中伸直手臂，高举天空。
他将作大呐喊。
既然辛苦一年政府还说你欠他钱，既然这个丑陋的世界背弃了我，那就在告别前将它洗劫一空。
既然苟活而不得，那就，
干他娘的！
大不了一死，人过三十不为夭，但我死前一定得当个饱鬼。
于是民众开始觉醒，想世事原本如此，你视若草芥，它任你挥霍；你视若拱璧，它一毫不予，这就是他妈的生活。
于是当禁海令实施颁布之后，在每一个黑暗的角落里都闪烁着众多逡巡而动的眼睛，大家都等待着机会给欺压自己的贪官污吏下死手，让那些上流社会的鲜血从腐败的肚腩中流出来，洗涤这个没有希望的世界。
这个世界其实从不缺乏明白人，很多有识之士都看到了海禁政策引发的灾难，抗倭名将戚继光的老上司谭纶就直指海禁的荒谬：御之怠严，则其值愈厚，而趋之愈众。而福建巡抚许孚远更一针见血地在奏疏进言：“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
不知道哪个贤哲说过，好的问题未必就有好的答案，一个精辟的提问，往往带来平庸的回应。
虽然底下很多明白人，但嘉靖明显不明白，不想明白。
聪明人只反对愚蠢，愚蠢的人什么都反对。
自从宫女行刺事件发生，嘉靖开始怀疑一切，你对他百依百顺，他都怀疑你图谋不轨，公然反对他的政策，只会让他对你愤恨不已。
于是他对一切意见充耳不闻，后来被说的烦了，干脆跑进宫里，不再上朝，谁也没想到，他这一休假，就休了二十多年。
皇帝躲到深宫中休年假了，整个朝堂上拍板的没了，只剩下拍砖的了。
于是言官们胡乱进言，赞成海禁的，主张通商的，主战的，求和的……口水仗连天，唯恐语不惊人，却没一个干实事的。
上面不务实，下面肯定更务虚了。
明代小说家冯梦龙曾在《喻世明言》里写过个故事，两军阵前，倭寇把掳掠来的贫民百姓剃了头发，抹上油漆，假充倭寇。每遇厮杀，便推他去当头阵。
而那些百姓，见到官军自然大呼冤枉，纷纷求饶，可官军只管杀头领赏，哪理你真倭假倭，于是照砍不误，然后邀功请赏，而倭寇则继续掳掠，各取所需，互不打扰。二战时，西线上演静坐战，而这里上演默契战。
而那些壮大了的走私团伙，为了增加声势，同时也为了不连累家人（武装走私反抗政府，不用说都知道要灭族的），也纷纷冒充倭寇，而当地的政府官员，也怕自己治下民众造反（走私既造反）的群体性事件被中央知晓，维稳不利遭上头问责，也乐得将辖区内民不聊生官逼民反的现实说成倭寇作乱。
就这样，在各种不可复制的机缘巧合下，倭乱一发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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