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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宋Ⅲ·燕云1》 作者:阿越

第7章 庙堂无策可平戎(2)

  秦观点点头,轻啜了一口酒,放下怀子,缓缓道:“曾公与薛侯皆非外人,说说也无妨。”他说到此处,忽然一笑,望着曾布、薛奕,道:“我辈久居异域,朝廷公卿中,早有人视我等为异类。去国万里之外,被人视同于贬斥;在海外专制一方,又常被劾为跋扈;开口言利,闭口权谋,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则无吝于小人……恕我直言,这七八年间,不要说蔡确、狄谘,曾公、薛侯、还有元长,还有我自己,这海外诸臣,有哪一个不是腰缠十万贯?这免不得又要招人妒忌。朝中便有人管我们叫‘夷官’!我资历最浅,能驻节高丽,已是非常之恩,自然没什么好说的。可是曾公、薛侯,还有元长——便是蔡确、狄谘,哪一个不是功绩卓著?但自吕相公当国后,却皆受尽排挤。这些事情元长最清楚——熙宁十五年、十六年,朝廷三度想调狄谘进礼部,吕相公引班定远之例,竟是想让狄公老死广州,全然不顾败坏朝廷经营海外之成法。还有蔡确,十八次上表乞归国,也是吕相公拦住……”

  “少游,说这些闲事做甚?”蔡京见秦观越说越是愤懑,连忙用话拦住。他知道秦观少年得志,虽然在高丽颇立奇功,但在大宋的官场上,却毕竟是太嫩了——今日在座之四人,或许还是朋友,但明日相见,便未必不可能成为仇敌。到时候这番话,便是“怨望”,这是足以将人的政治生命终结的罪名。而且此时四人中,薛奕还是武臣,万一牵连起来,事情便不可收拾,他蔡京也难免要受池鱼之殃。

  但秦观所说之事,却是在座之人的心病。狄谘与蔡确被排挤,曾布与薛奕这几年的日子也不好过。曾布这几年中兢兢业业,颇立下些政绩。他在南海七八年,也积累了可观的财富,原来石越得势之时,他还幻想过东山再起,但石越失势,朝中实际柄政者是吕惠卿与司马光,他深知这二人自己都指望不上,兼之在万里之外消磨了七八年,什么雄心壮志都被打磨得干干净净了。这时候年将半百,不免徒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之乡情,因此遣人上下打点,所求的与蔡确并无二致,都是希望能够埋骨家乡。但是朝中诸公卿,收了他的礼物,却全当理所当然,竟无一人替他说话,他连想到江南东西路做个知州都不可能。他又怕皇帝疑他怨望,也不敢致仕,眼见着便要老死凌牙门。若非这次石越在皇帝面前进言,让皇帝坚定海外诸城要逐次轮换官员的决心,他曾布断不可能有机会再见到汴京的繁华。

  而薛奕,虽然枢府与兵部的主官们并没有刻意的排挤他,但他少年得志,难免与枢府、兵部、三衙里的文武官员、胥吏们不怎么对眼,朝廷这几年间先是关注西北,然后又是西南,海船水军本来就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虽然风光过一阵子,却也立即被冷落。而对待薛奕部更是如同后妈。薛奕几年前便提出在船上安装火炮,竭力宣扬海船水军必须以火炮致胜的观点,甚至提出海船水军的火炮无需动用国帑,但奏折一道道递上去,最后都是石沉大海。朝廷既不允许随意增设火炮作坊,又因火炮至今为止曾未在实战中显露过可以影响到战场胜负的作用,在国库空虚的情况下,也无意扩大火炮的产量——至于已经生产出来的火炮,自然应当优先照顾两北边防,薛奕争取了几年的时间,最终也只要到一门火炮,而且还在途经杭州时被杭州的海船水军给“借”去了,两军至今还在为此事打官司。而最让他无奈地是,汴京不断有人以“轮戍”为名,将他部下精锐调走,然后从其他海船水军中补充过来一堆老弱残兵。他麾下的得力将领,但凡被杭州的海船水军听到了名字,第二天早上一起床,那人肯定已经不在他帐下了。薛奕这几年间,俨然成了大宋水师学堂的山长,专门替他人做嫁衣裳,连带着数年之间,他个人也一直得不到升迁。曾布、蔡确们是想回国而不可得,薛奕则是每年必须至少回一次汴京。但对薛奕而言,汴京的风与凌牙门的风都不一样,他在南海之时,虽然偶尔也会怀念汴京的繁华,但是,他毕竟还是更喜欢南海的无拘无束。他这个大宋的“伏波侯”,到了汴京,只会觉得手足无措,处处都显着不合时宜。每每看到汴京外城四面城墙上新安装的八十余门火炮,薛奕便会觉得极度的刺眼。当年太宗皇帝坚持定都汴京的时候,不是认为“在德不在险”么?朝廷公卿们不是说国库空虚么?那为何这些威力巨大的武器,既不先供给塞防,又不肯供给海防,反而让它们在汴京白白受着风吹雨打呢?

  曾布与薛奕如此,蔡京也好不到哪去。蔡京在杭州做了两任知州,连皇帝都数度称赞他的才干,但是因为他是额上写着字的石党,始终得不到升迁,一直到两个月前,才因石越推荐,进太府寺做寺丞。他与秦观相识已久,又同属一派,雅不愿他落下什么话柄;兼之他是此宴的主人,见曾布与薛奕被秦观触动心事,皆郁郁不语,又笑道:“少游原非善言辞者,在高丽数年,竟令人刮目相看。不过我等要听的,是高丽国继嗣之事,谁又叫你说这些没意思的闲话,该罚一杯!”

  “是该罚,我认罚。”秦观已知自己是话多了,忙自斟一杯,举杯一饮而尽。

  曾布与薛奕连忙陪了一杯,薛奕笑道:“少游说得也没错。其实而今朝廷谋画海外,虽不无有远见卓识者参赞其事,然真正可依赖着,唯石公一人而已。不过,少游还是说说高丽之事罢,我好奇已久,朝廷经营高丽有年,为何王徽去逝竟没有留下遗诏,而且还是让王勋继位,闹出这么大一场风波来?”

  “薛侯之言正中要害!”秦观不由感慨道:“所谓‘善战者无赫赫之功’,我等闹出这偌大的风波,可称无能。不过其中亦有颇出人意料者……”

  “此事追本溯源,还要从熙宁十五年说起,从那一年开始,大宋与高丽的贸易便出现了大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应当是自一开始便存在的,大宋每岁卖到高丽的货物,远远超过了高丽卖到大宋的货物。朝廷施加种种压力,让高丽国解除贸易限制,其后趁着高丽国战败,又迫使其取消不许铜钱出境之禁令,但事到如今,却证明那原来不是一件好事——从那以后,便如大堰开了道口子,高丽的金银铜大量的流入大宋,其国内发生严重钱荒,但其贵族对大宋商品的需求却没有止境,为了满足其贪欲,只好加倍克剥百姓,这反过来又导致百姓连一般的大宋商品都买不起。于是,大宋与高丽的贸易额自熙宁十五年起,逐岁下滑……兼之高丽因挑衅契丹,军费激增,国库困乏,百姓又困于徭役之间……”秦观忧心忡忡谈起这个几乎无法可解的死结,“因为这种情形,高丽国内敌视大宋的情绪与日俱增,贵族士子中有见识之辈,开始频频上书高丽国王,请求恢复钱禁,限制两国互市。而便连一般无知无识的贵族,因为财力上之困厄,对大宋也心怀不满。敌视大宋的势力增强,也是顺理成章的。王徽本已决意传位于王运,却也变得犹豫不决。王勋便是因此获到支持,被一班大臣拥戴继位。”

  说到这里,秦观苦笑着叹了口气,道:“不瞒各位,我当时亦是大吃一惊。这些因由,其实是事发之后,我们亡羊补牢,才弄明白个所以然来……之前我们还在兴灾乐祸,高丽民不聊生,关我大宋何事?”

  “那王勋继位之后,我才恍然惊觉出了大事。他即位当晚,王运的家眷便躲到了江华岛的大宋军营里来。开京流言四起,都说王勋要强迫所有的王弟出家。第二日上午,使馆的职方馆官员便传来情报,王勋已经派遣使者向辽主告哀,并请求册封。到了下午,才有王勋的长子来使馆,乞求入京报哀。我立即许诺,但最终王勋派来大宋的使者,却只是一个王叔。我当晚便遣人出城,秘密联络驻江华岛驻军。次日一大早,便再去求见王勋,向他许了一大堆好处,以求暂时稳住王勋。王勋既不曾得到全部贵族支持,又不能完全控制开京军队,正自顾不暇,兼之他也不敢得罪朝廷——”秦观忽然停了一下,嘲弄地笑了两声,“高丽国虽有人恨两国互市入骨,但真要没了两国互市,只怕也同样有一堆人要不习惯。况且大宋毕竟有军队驻扎,其边境驻军中,有不少武官都是我大宋臣子,他即位不到数日,没有朝廷册封诏旨,他的政权便无法稳固,自然也没有胆量真的便马上撕开脸皮来。他反倒假心假意安抚我,没多久,又派他的尚书向我诉苦,指天画誓,道绝不敢背叛朝廷。只不过他们也无力再与辽主对抗下去,不得不虚与委蛇。”

  “我假意相信其诚意,倒厉声训斥了那民部尚书一顿。又让他转告王勋,新王即位,须善待前朝大臣,和睦兄弟,三年不改先王之政,否则是致乱之由。大宋望高丽有长君在位,更望高丽有贤君在位。几天之后,江华岛驻军便夜不解甲,枕戈待旦。停留在江华岛附近的海船水军,也开出港口。这番做作,将那王勋几乎吓破了胆。只是战战兢兢准备着王徽的丧事,也不敢轻举妄动。反倒不断派人来游说我,望能得到朝廷的册命。但职方馆暗中早已查清楚,他其后一个月内,至少暗中向辽主派出了三拨使者。而且还不动声色地向使馆附近调派了数百甲士。不过有这么一段时间,便足以让王运缓过神来,他也开始暗中联络亲信的大臣,争取开京驻军。又几次派人求我出动江华岛驻军相助。我看他心急火燎,生怕做了和尚,便顺水推舟,做了个人情。江华岛驻军倾巢而出,全部着高丽军袍,直趋开京。这王运可比他哥哥狠多了,他买通了守城门的官吏与守宫门的内侍,江华岛数千驻军趁夜入城,与守军中的将领里应外合,轻而易举便控制了开京守军。然后王运率兵闯进王宫,便在他父亲灵前,请顺王殿下喝了一杯酒……”

  薛奕听他说完,不由得咋舌笑道:“原来如此。真不知为何南海各地皆传是你指使职方馆下的毒?”

  秦观笑道:“鹤顶红确是我送给王运的,但当晚我一直在使馆内睡觉,职方馆的人也不曾有三头六臂,他们其实也只能做点平常的事情。毒杀高丽国王这种本事,不知司马纯父有没有?反正高丽这边的人指望不上。实则第二日天亮,开京绝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传出去的消息,是王勋暴卒,王运请江华岛驻军来协助维持秩序……”

  “那辽国那边又怎样?”

  “只好怪那王勋不识时务。”秦观冷笑道:“到了这个份上,不管怎样,高丽也不可能背宋附辽了。辽主能怎么办?他能数千里调兵入高丽替王勋控制局势么?高丽国不用担心大宋会吞并它,却不能不担心辽主之野心。辽主的册封,而今最多不过能缓和两国之关系;岂能比得上朝廷的册封?不管那些人怎么个对我大宋心怀不满,但这些人心里,却同样承认,惟有朝廷之册封,方能在高丽国全境起到安定民心之作用。只不过……”秦观的神色忽然黯淡下来,“如若两国互市继续恶化下去,高丽发现与大宋结盟有害无利,无论怎样的盟约,都不可能稳固下去。尤其是辽主出人意料竟然承认王运是高丽国王之后,大宋与高丽之关系,若无共同之敌人,便定要有共同之利益方可维系。否则,积累下去,便是大宋在江华岛驻扎数万雄兵,也只能招来无益的战争!”

  曾布与薛奕对望一眼,二人脸上都露出苦涩的笑容。曾布同病相怜地望着秦观,涩声道:“少游所虑甚是。然而今却并非只是与高丽贸易额下滑,而是整个海外贸易皆在减少,虽然并不明显,但却的的确确已经持续数年!”

  “啊?”秦观大吃一惊。但曾布的表情,却绝不似是在开玩笑。他转头去看薛奕与蔡京,从二人的眼神中,秦观分明感觉到一种极深的困惑。难不成,真是遇上大麻烦了?

  轰隆隆——一阵雷吼从云端响起,闪电拉破了天空。在突然之间,整个天空,便都是炸雷的响声,一阵接着一阵,闪电伴着雷鸣,将黑暗的天空照得通亮。那满天的云层,似浑沌汹涌的海浪,卷滚着,翻过汴京的天空。转眼之间,达达地雨点,便倾盆而下。一直伺候在院外的随从,都是些精灵剔透的人,不待雨下,早已跑进院中,给蔡京等人撑起了雨伞。

  “好大雨!”蔡京望着这逼逼剥剥淋淋筛筛的滂沱大雨,不由脱口赞道,一面笑道:“谈兴未尽,此处亦非赏雨处,不如随我去一个所在,如何?”秦观满心记着曾布所说的话,不待曾布、薛奕回答,便忙允道:“今日你蔡元长是东道,你说去哪,便去哪里了。”曾布、薛奕相视一笑,也道:“便听元长安排。”

  蔡京笑着令随从出去备车,四人一道出了酒楼,便见店外已有两驾马车等候,当下四人分乘两车,冒着大雨,向南疾驰而去。

  秦观与薛奕同乘一辆马车。薛奕上车后,便端坐闭目养神。秦观却摸摸坐榻,笑道:“这可是蜀锦。”又拿起榻边的一个琉璃酒杯把玩,看着薛奕,似笑非笑地说道:“这一个琉璃酒杯,值价几何?竟随意置于马车之上。”

  薛奕闭着眼睛,道:“少游要进御史台么?蔡元长的俸禄,买几个琉璃杯,还是绰绰有余罢?”

  秦观笑道:“吹皱一池春水,干我何事?”说着,停了一下,用眼角看看薛奕,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道:“若是我真进了兰台,休说蔡元长,便是薛侯你也没好日子过。”

  “我没什么好怕的。”薛奕眼皮都不抬,淡淡回道,“当水军不容易,海上风高浪险,我麾下的虎翼军第二军,每年都免不了有几艘船要葬身海底。便是不遇上海难,人一到了船上,各种各样的怪病便纷至沓来,倘死在船上,便只好抛到海中,连尸骨都不能葬于故土。海船水军要提高士气,免不了要让出海的军士们发点小财。但这种事,当兵的可以做,当官的却不能做。当官的一做,整个海船水军便烂了。故此海船水军有惯例,军士们私下里回易,各有份额,所得皆归本人,军官不敢侵吞。在船上有差遣的武官不许回易,但凡剿灭海盗,所得缴获,四分归公,四分归武官,二分归军士;护送商队所得佣酬,武官亦可得三成。如此公开分成,总比私下里干些见不得人的勾当要好。那该我的分成,我若不拿,底下大大小小的军官,便没有人敢拿。他们若发不了财,便会有人扣克军饷、私自回易、甚至扮海盗抢商船……什么事都有人做得出来。这么着处分,无论官兵,都乐于出海护航,剿灭海盗亦肯效死力。”

  “且不论是非对错,你这么做,总是目无法纪,枢府竟然能容你?”秦观没料到薛奕这般轻描淡写,毫不掩饰,着实吃了一惊。“卫尉寺、监察御史居然也不弹劾你?”

  “察院那些御史?”薛奕轻声笑了起来,“卫尉寺也罢,察院也罢,差遣到南海来的,谁心里不算那是左迁?有几个人到了凌牙门还会抱着澄清天下之志不改?况且我也不怕他们弹劾,薛某在大宋武官中,‘清廉’二字还是当得起的。”

  车外风卷着雨,雨夹着风,噼噼叭叭地打着车顶,秦观坐在车中,怡然自得地给自己斟了一杯茶,正送到嘴边,猛听到薛奕说出“清廉”二字,不由一阵急咳,慌忙将茶杯放回小几上,定定地望着薛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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