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押班可去查御史台的法例条文，我都是按规矩行事。”舒亶嘿嘿笑道，“押班尽可放心，这些人开口气节闭口气节，苏武留胡十几年，那种苦都吃得。他们受这点苦，便好意思自称被‘屈打成招’了？若传扬出去，是他们自己抬不起头，见不得人。皇上也不会因此怪罪我等——难道这御史台是给他们享福来的么？嘿嘿！我倒想知道，司马康这公子哥儿，能撑得了几天！”
但石得一离开御史台之时，心里头却依然放心不下，终于又叫过心腹的随从，低声吩咐道：“加派人手，盯紧石府。”
但石府却再也看不出什么异常来。一连几天，石越或者根本不出家门，见的客人也无非张三李四，无足轻重；或者就是携家眷游玩寺观庙宇，繁华形胜。只有八月三十日这一天，石越受邀前往白水潭学院，与刚刚辞去山长未久的桑充国一道，替这一年毕业的格物院学生主持毕业典礼。下午，石、桑二人在白水潭观看了一场精彩、激烈的马球比赛。在这场比赛中，这两年之间在汴京拥有最多支持者的“兵车社”，惨败给来访的洛阳“余庆社”，极受欢迎的马球手薛七郎不慎跌下马来，左腿粉碎性骨折，从此退出汴京的马球比赛——此事也成为次日最轰动的新闻之一，但却不是皇城司所关心的事务。
甚至九月二日石越宴请范纯仁，也只是虚惊一场。这看起来只是一场平常的宴会，汴京的官员士大夫们之间，几乎每天都有类似的宴会，石越请的人不多，而席间众人也闭口不谈时局，宴会的主题是回忆当年石越与范纯仁二人在陕西共事的经历。
也许，石越只是想隔岸观火。虽然心里还是狐疑，但石越既然没有任何行动，石得一也渐渐放下心来。
事情远比想象的要顺利。
先是司马光与给事中吕希哲照惯例上表谢罪请辞，闭门待罪。皇帝虽然很快批复“不许”，但皇帝也已经骑虎难下。舒亶每日供给众人的，都是猪食一样的东西，这些人都养尊处优惯了，哪里吃得下这个？苏颂与司马康还在硬抗，吕希绩与吕希纯却已经熬不住了，二人自以为不是什么大罪，顶多不过贬流而已，舒亶问什么，他们就答什么，一切供状，连看都不看，便画押具状。于是，司马康虽然死不认罪，但有了吕氏兄弟的供词，他也没那么容易离开御史台了。
根据吕氏兄弟的供词，又有一大批与旧党有牵连的官员相继入狱，其中更包括故兵相吴充之子吴安持，以及前御史中丞蔡确之子蔡渭。这当然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吴充虽然死了，但吴充有个女婿是文彦博的儿子文及甫；而蔡渭则是吏部尚书冯京的女婿。
御史台突然间便热闹起来。
亲附吕惠卿的官员、新党、以及投机望风的官员，眼见着旧党遭此重创，人人志得意满，弹章、札子，雪片似的飞向睿思殿。平素里旧党总是指责别人道德低下、人品败坏，但如今旧党官员循私枉法，居然想保护陈世儒夫妇这么猪狗不如的东西，这才真叫报应不爽……
而旧党官员，全都噤若寒蝉，纷纷到冯京、孙固那请假的请假，告老的告老，请外的请外……城门失火，难免殃及池鱼，是非之地，自是不宜久留。但冯京与孙固也是一肚子的苦水。冯京自己已然成为标靶，虽想激流勇退，但皇帝病情反复，除了吕惠卿、韩忠彦、李清臣数人，他这个吏部尚书也难得见上一面。奏折即使能递进去，但睿思殿的奏折至少数尺高，皇帝每日能看的，却不过三四本，哪里便能见着他的？冯京这时才深悔当日不该袖手旁观，不料数日之间，便变成了这等局面。
孙固那日使气想去见皇帝，被挡驾之后，接连数日求见，都见不了——他平日对内侍宦官，从来都不假辞色，得罪了不少宦官，这时节又有谁肯替他多说一句好话？他到底没有文彦博那种威望，亦只能无可奈何。
而范纯仁自从他上的几封不痛不痒的奏折泥牛入海后，竟是一点动静也没有了。监视他的亲事吏回报，范纯仁每日回府便闭门谢客，连孙固都拒之门外；他在政事堂议事之时，也一改往事之风，一切唯唯喏喏，甚少发言。其明哲保身，已是非常明显。
石得一这时胆子愈加大起来，每日只管催着舒亶，要他快点得了司马康的口供；一面派人昼夜等候吕公著押解进京。他悄悄打探皇帝的病情，已知是极为严重，要办成雍王的大事，总要赶在皇帝驾崩之前结案，将这司马光等人赶出京师方好。
但奇怪的是，左等右等，吕公著却迟迟没有消息。
2．
范府。
范纯仁登上马车，冷眼看了一眼门前的那个“修锁匠”，重重地哼了一声——早在几年前，范纯仁便数次上奏章请求皇帝裁撤、限制皇城司，但结果都是留中不报。当时的皇城司还没如今这么明目张胆、无所顾忌，他便已经对这个机构深恶痛绝，而如今，皇城司的探事兵吏更是公然监视起大臣行止来！只要想起这件事，他便咬牙切齿——他屡次想借机将几个皇城司的探事兵吏杖毙于道，但到底还是隐忍住了。“小不忍则乱大谋”，皇城司敢于如此胆大妄为，说到底，除了欺皇帝病重，不可能理会这种“小事”之外，主要便是仗着背后有宰相吕惠卿撑腰。豺狼当道，安问狐狸！
车夫帮他放下帘子，听到范纯仁的吩咐，高声呦喝一声，在仪卫的拥簇下，车驾往御街行去。范纯仁闭上眼睛，又想起八天前在石府的宴会。那一天，也和现在一样，到处都是皇城司的亲事吏。
范纯仁在去石府之前，便已经知道石越不会给人留下把柄——当年石越抚陕伐夏，他与陈元凤负责军需转运，与石越打的交道实在太多了。果然，到了石府后，他便发现宴会除了他之外，还同时宴请了近十位宾客，酒宴之上，仆人歌伎始终不曾回避，主人与客人所谈的话题，也绝不涉及时政，更不用说是陈世儒案。
但在宴会上，石越向他介绍了一个人——刑房都事范翔。
当日与会的宾客，范纯仁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石越只是向他介绍不认识的生客，独有范翔除外。天天在尚书省，低头不见抬头见，他焉有不认识之理？但他也心照不宣，装成从不认识的样子。
果然，第二天，范翔便借着送文书到刑部的机会，单独见到了范纯仁，并向他转达了石越的意思——以攻为守。
石越的这个门生非常的机敏，说话委婉，不着痕迹。范纯仁心里很清楚，石越与范翔，都担心自己是迂腐有余、变通不足的儒生，会反感纵横家的手段。他们害怕弄巧成挫，所以每一件事，每一句都非常小心，总是先试探了，得到他的响应，才敢走下一步，说下一句话。
不过他们却小看了范纯仁，早在陕西的时候，范纯仁便已认定石越是既要防范，又是可以借助、倚重的对象。石越固然不是“君子”，但也不是“小人”。范纯仁心里很明白，要想对付吕惠卿、舒亶，他必须联合石越。他也相信石越不会袖手旁观。从根本上来说，范纯仁判断石越也是他父亲所说的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人。
果然，石越没有让他失望。
石越的态度很明确，陈世儒案没有翻案的可能。不论苏颂有没有想过枉法，因为他先前有轻纵僧人的先例，这时已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而其余诸人是否去关说过，没有一年半载也平不了这冤案，况且，难保舒亶不会又污以其他罪名。若想从这里挽回，几无可能——牵扯进这样一桩极恶劣的案件中，就算皇帝心里想息事宁人，但闹到了这地步，也未必能够。
这与范纯仁的判断，不谋而合。
真正让范纯仁感叹的，是石越提出的应对之策。
一面隐忍不发，让吕、舒得意忘形。吕惠卿得此良机，定会借机尽可能的铲除异己，以期独揽大权——这桩案子，虽不足以致政敌于死地，但是贬流远地，却是足矣。但用这种滥兴大狱的手段，难免不使人人自危，许多大臣虽然不敢说话，但即使为了自保，也必然不愿吕惠卿继续掌权；而且他诛连的人越多，皇帝便越易认清他的为人。而另一方面，暗中搜集证据，吕、舒为官都不清白，只要迅速找到证据反击，不管最后能否扳倒二人，都能让这场一边倒的大清洗，变成一场大混战。而且，要越乱越好，越乱就越容易转移焦点。这桩案子的主审官是舒亶，那就先要将舒亶扳倒！但也不能只攻击舒亶一个，要同时攻击吕、舒，以及在这案子中叫嚣得最厉害的所有人，弹劾时要尽可能有直接的证据，让开封府、大理寺、御史台，全部卷进来。
这个策略有很大的缺点——吕惠卿、舒亶等人虽然为官并不清正，但仓促间要收集有力的证据，也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但范翔并没有提到这个“缺点”，也许，在石越与范翔看来，这根本不是问题。所谓的“抹黑”，只要似是而非的证据就行。看起来“直接”、“有力”就可以了。
这的确是“君子”所想不出来的方法。
这也是“君子”不应当使用的方法。
但是，这一定会是有效的方法。
范纯仁在心里想着，如果是司马光，他会怎么样？他在心里叹了口气，不用说，司马光一定不会同意。虽然是奸人，也只能“罪有应得”，若是“罪非应得”，司马光甚至会不计代价，替对方辩护——范纯仁是如此的肯定，因为，这种“不智”的行为，范纯仁自己也会做。
若混淆了君子与小人的分野，那么他们这些君子，守护的又是什么？
所谓的“君子”，就是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石越的这个办法，无论范翔说得多么委婉，多么冠冕堂皇，其实质就是党争、罗织罪名。
君子可以欺心么？
在道德与政治利益间犹豫不决的范纯仁，全然没有注意到马车的行进，直到车夫呦喝着马车停下来，才从天人交战中回过神来。他看了一眼车外——西边高大的角楼凤檐龙柱，富丽堂皇。范纯仁心知是到了右掖门外，连忙下了马车，步行进皇城。
“范公。”范纯仁刚刚走到右掖门前，便听到身后有人叫自己。他连忙停住脚步，转过身去，却见是韩忠彦笑容满面地从身后走来。范纯仁连忙回了一礼，笑道：“师朴。”二人寒暄几句，便并步进宫。韩忠彦是个炙手可热的人物，而且毕竟是韩琦的儿子，政治立场上也比较同情旧党，但范纯仁与韩忠彦并无深交，只听说他是个极懦弱，没什么担当的人，这时候也没什么话说，只是有一搭没一搭说着不着边际的闲话。直到快要分道的时候，韩忠彦看了一眼四旁无人，忽然停下脚步，笑道：“范公宜早下决断。”
范纯仁惊讶地望着韩忠彦，却听韩忠彦又笑道：“据说文正公曾论其三子，以为公得其一个‘忠’字。范公非明哲保身之人，今一反常态，下官妄自揣测，以为必有所谋。”
这一番话，让范纯仁越发的吃惊。他从未想过韩忠彦还有这种见识，而且话中示好之意，再明显不过。范纯仁顿时精神一振，注视韩忠彦，道：“某非是避事，只恨不得面见天子。师朴朝夕侍奉陛下左右，既有此意，为何……”
韩忠彦却避开了他的目光，也不肯回答他的话，只是笑了笑。过了一小会，方抱拳道：“太后召见，下官不便久留。范公恕罪。”说罢长揖一礼，竟匆匆告退而去。
范纯仁站在那里，望着他的背影，咀嚼着他的那两句话，越发的觉得扑朔迷离。他不觉摇了摇头，到政事堂打了个转——这些日子吕惠卿不论当不当值，每天都会到政事堂坐堂，理由是冠冕堂皇的：皇帝病重，西南干戈未息，身为首相，自然没有道理偷懒的。范纯仁参见过吕惠卿，却见当值的冯京坐在榻上，埋头看他的公文。见着他进来，只是抬头笑笑，也不说话。待他坐下，才听冯京干巴巴地笑道：“尧夫也来了。方才秦少游来辞行——皇上虽圣体违和，居然还许他到延和殿入辞，这等恩宠，连你我皆有不及，真是罕见。”
范纯仁听他语气中略带酸意，不禁笑道：“秦观要走了么？”
“可不是？皇上欲调狄谘知杭州，以丰稷知广州，要我等议定以闻。”冯京不紧不慢地说道，说罢，有意无意拿眼睛瞄了一眼吕惠卿。
“皇上病情好转了？”范纯仁立时兴奋起来，眯着眼睛望着冯京，但说话却只是平常的语气，“杭州、广州，如今亦算是国家东南两个大镇。两州知州更是权倾东南——不知吕相公与冯公以为如何？”杭州知州与广州知州的确称得上是目前宋朝东南两个最重要的职位，分别节制着宋朝两只最重要的海船水军力量，是宋朝海外战略的两个最重要的基点，但在这时候，范纯仁其实已经根本不在乎这两个知州的人选了——皇帝的身体有所好转才是最重要的，如果能够面见皇帝……
熙宁以来的惯例，皇帝除了每逢朔日在文德殿、望日在紫宸殿接见常参官外，平时每天辰时以前，都会在垂拱殿接见诸如两府宰执、诸部寺监的长官与次官，以及开封府等重要机构的长官，了解全国的重大政治问题；而在节假日与每天的上午，皇帝则会在延和殿或者崇政殿，接见单独“请对”的宰执、台谏、侍从官甚至是地方官。做为一个勤政的皇帝，甚至在夜晚，皇帝也会经常在内东门小殿或者睿思殿、福宁殿召见翰林学士、宰执大臣，处理政务。十几年来，赵顼极少会有不视朝的时候。但自从中风后，垂拱殿与崇政殿的早朝早就罢了，连每月朔、望两次的朝会，也被迫废止。虽然当赵顼病情好转的时候，也会在延和殿，甚至是睿思殿召见臣下聆听军国大事，处理一些要务，但尚书省这一块，几乎所有的事情都由吕惠卿代奏，枢府的韩维虽然也有机会面见皇帝，然而每次皇帝召见的时间不到两刻钟，吕惠卿向皇帝禀奏的“军国重事”，常常就要花去四分之三的时间，韩维连枢府的本份大事都常常没机会说完。至于李清臣与韩忠彦，两人虽然每天都在待漏院候着，随时以备咨询，但这两人都不是甚有担当的人，李清臣文多质少，与司马光、范纯仁关系一般得很，不会替旧党说话；韩忠彦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庸庸碌碌的世家公子，小心谨慎到了让人感觉懦弱的地步，除非皇帝问到什么，题外话自是一句也不要指望。
吕惠卿与舒亶敢于为所欲为，在范纯仁看来，也是直接与当前的政治现实有关的。倘若皇帝身体好转，或者范纯仁等人有机会面圣，纵然不能马上制止舒亶的大胆妄为，亦能使其所有忌惮。那局面就会大有改观。
冯京话里透露出来的希望，让范纯仁精神一振。皇帝不仅在延和殿召见秦观，而且还主动关心起杭州、广州知州的任命，那么这一次，说不定就有机会面君。
吕惠卿坐在那里，淡淡地瞥了范纯仁一眼，停下笔来，“皇上素有知人之明。”他轻轻顿了下，又道：“但狄谘始终是武人，任广州知州，已是有违祖制，何况是杭州？”
“祖制？”吕惠卿的质疑，让冯京与范纯仁顿时结舌。尽可能不让武官出任亲民官，的确是宋朝的祖宗家法，不过由吕惠卿来维护这“祖宗家法”，却怎么样都透着几分滑稽。
“这里是医官诊断、用药的记录抄本。”吕惠卿从案上抽出几张纸来，递给冯京，“今日皇上又略好了些，这是国家之幸。但是……”吕惠卿喟然轻叹，轻轻摇了摇头。冯京接过那几张记录，连忙认真的浏览起来。范纯仁见他脸色渐渐难看，一颗心顿时又沉了下去。却听吕惠卿又说道：“依某之见，杭广太守之命，还是要等狄谘换了文资之后再说。与高丽的谈判，不如还是先让蔡京去一次杭州，他到底熟知高丽情事。此外，苏颂这回只怕难以洗脱罪名了，皇上日前问我，欲以韩忠彦为开封府尹，未知二公意下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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