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红了长江水（大屠杀第一天）(1)

　　“双十二”过去，13日到来。

　　13日对南京的守军和市民来说，是个末日，是个屈辱的末日，是个悲愤的末日，是个足以让人铭记千年的日子——1937年12月13日，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都应当记住它。

　　在今天的中国，许多高级公寓的楼层里没有“13”层，人们说是一些“崇洋媚外”的中国人搬来了西方人的洋腔和习性。西方人忌讳“13”这个数字，是因为基督教里有个传说：基督是被自己的第13位门徒犹大出卖而死的，信奉基督教的西方人因此特别忌讳“13”。1495年，著名画家达·芬奇创作的《最后的晚餐》给了这个传说最形象的表达。

　　13日这个日子真不是什么好日子: 拿破仑逼西班牙投降的日子是13日；沙俄军队占领中国旅顺口的日子也是13日；日军占领上海的日子也是13日——这是一个月前的事情。可蒋介石及同僚不曾想到的是，自己的首都——南京的沦陷日又是在13日！

　　对南京人来说，1937年12月13日是个忌日。如今77年后，“12月13日”，成为全中国人的公祭日。

　　77年前的12月13日这一天发生在南京城里城外的惨剧，是整个“南京大屠杀”的序幕——

　　6. 守军的记忆

　　无论如何，12月13日对那些原本在南京驻防的中国守军来说，这一天的结局是所有人都不曾想到的。当然， 12日当晚被人提前乘船接走的十几万守军最高长官唐生智及几百名随行人员除外。

　　南京大屠杀除了追究日本人，国内曾有人多次谈到蒋介石和唐生智的责任问题。蒋介石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对他有过自己的看法，总体来说正如前面所提到的，用毛泽东说的话是：1936年之后，蒋对抗日还是“比较努力”的，故他的责任似乎也就如此了。至于守军最高司令唐生智，多数人认为，他本来就是个摆设，只是南京处在虎狼威胁前没有谁敢站起来直着腰杆抵挡一阵、承担首都守城之职时，他这位病体拖身者的一番“慷慨激昂”成就了他当上总司令。能让唐生智担什么责任呢？蒋介石后来在武汉听唐生智汇报南京守城的过程时，没有吱一声，其原因也在此。

　　作为十几万守城大军的最高指挥官，唐生智在日本人进攻南京、守城部队每分钟都在成百成千死亡的时候，他做了些什么，也应该是记入历史的。由此，笔者看到了当时一直在唐生智身边的司令长官部参谋谭道平的一篇回忆文章，里面倒有非常详细的记载：

　　……当日下午四时，在极度危急中，唐生智召集罗卓英、刘兴、周斓、佘念慈及师长以上各将领在唐公馆开会，这是南京卫戍战中的最后一次会议。唐生智首先宣布说：“……南京现已十分危急，少数敌人业已冲入城内，在各位看来，尚有把握再行守卫否？”

　　大家都彼此面面相觑，空气冷寂到使人寒战，至是，他向大家公布了蒋介石的两份电文：“如情势不能久守时，可相机撤退，以策后图。”同时，把撤退命令、突围计划以及集结地点，分别作了指示。到会将领都默不作声。不能言说的静寂刺激着每个人的感情，大家沉浸在悲愤的深渊里。

　　在这样的气氛下，唐生智又说：“战争不是在今日结束，而是在明日继续；战争不是在南京卫戍战中终止，而是在南京以外的地区无限地延展，请大家记住今日的耻辱，为今日的仇恨报复！各部队应指出统率的长官，如其因为部队脱离掌握，无法指挥时，可以同我一起过江。”

　　突围计划下发后，不久就快天黑了。从长官部的窗口往外望去，远远可见紫金山满山都在焚烧，雨花台、中华门、通济门一带，也全是火光，南京城里异常混乱……

　　是夜，城东南隅，已发生激烈巷战。我和李仲辛还在唐公馆迅速搜集文件，等我们赶出来时，卫士们正将汽油向这所屋子浇洒。原来唐生智在上车时，拿了500元和20瓶汽油交给卫士，要他们把这所屋子焚毁。我们离开唐公馆，立刻赶到铁道部办公室，那里除了几个散兵在无聊地来去走动以外，什么人也没有。我们走进地下室，看见一元一张的钞票，零乱地散在地上，一具死尸倒卧在那里。我和李仲辛把遗留的文件烧掉后，急急地离开铁道部。

　　我们想从挹江门出城，可是走到挹江门，看见两边却布满着铁丝网，中间仅留有一条小径。第36师的士兵们举着步枪，作着瞄准的姿态，禁止任何人的进出。第87师、第88师和其他部队退下来的官兵正向他们吵闹着，中间还夹杂一片老百姓哭叫的声音，四处断断续续的零乱的枪声。紫金山上火光照天，后面难民们扶老携幼还在络绎地过来，我们也只得在工事前面停住。我忽然想到第36师的这一团是奉命开来城中准备巷战的，因此，我就走向前去，对那守卫的士兵说：

　　“团长在什么地方？我有重要命令要交给他！”

　　“你是谁？”他问。

　　“卫戍长官部科长，我有符号在这里。”

　　他检查了我们之后，准许我和李仲辛通过铁丝网。我们到了挹江门口，见到了第36师的一位连长，我便把他们应担当的任务告诉了他。

　　我们已安然地出了挹江门，看见沿江码头上，秩序异常纷乱，枪声这边停了，那边又响了起来，人是成千成万，渡船却只有两三只。长江此时已成了生和死的分界线。一只船刚靠岸，便有一群人跳跃上去，冒失的坠入江里，也没有人来理会，几百只手紧拖住渡船的船缘。船上的人们怒骂着站在岸上不让他们开驶的人群，有的向天空鸣枪。水手经过一番好言劝说，竭力把船撑动。可怜！有好多人，还紧攀着船沿，随着渡船驶到江里，也有的跌在水里随着江水流向东方。在这时，人与人之间什么也没有了，战争的过失，黩武者的罪恶，让万代子孙永远诅咒吧！当渡船驶到江心时，对岸浦口，又在开枪了，他们禁止南船靠近江岸，渡船只好在江心里团团旋转。因为过去唐生智曾指示第一军军长胡宗南，不准南京的人员擅自过江。这次撤退，虽已有无线电通知第一军，可是当时胡宗南部驻在滁州，命令还来不及传到北岸的守兵，所以有此误会。

　　当时，日军也有一部分在江浦县境内渡江，所以隔江枪声很密，我和李仲辛也不知道这些消息，在枪声中向煤炭港匍匐前进，终于到达了海军码头，那里有江宁要塞司令部特务连驻守，停留着一只船。我们登船后，见船里已有三四百人，都是长官部的官兵，可是却不见唐生智、罗卓英和佘念慈。许多人主张立即开船，我尽力阻止他们，一定要等唐生智他们来后再开。等待了一小时以后，果然唐生智由南京警备司令部一个副官陪同着来了，一会儿罗卓英和刘兴也来了，佘念慈和廖肯却还没有来。唐生智命令又等待一个小时，后恐误了渡船的计划，所以只得下令开船。

　　现在再来谈谈这艘船的来历。原先在卫戍战发动时，唐生智为防止守城官兵私自渡江起见，把所有的船只交第36师看管，不准留有一船，违令即以军法论处。12月7日，江阴江防司令部装运一部分人员和军用品开到江宁要塞外面的乌龙山，停留在封锁线外，后来周斓参谋长坚持把这艘船暂时取来，所以由我通知江宁要塞司令邵百昌，由小筏引港进入，停泊煤炭港，此次卫戍长官部人员得以逃生，全仗这艘船。

　　夜里十点钟到达浦口，沿铁道北行，想到滁州，可是行不多远，在花旗营遭到伏击，据报江浦日军正向我们进行包围。因此，就改奔扬州向顾祝同部靠拢。唐生智因身体没有复原，行路困难，他的随从副官想了许多办法，只觅得一辆板车，车上还有牛粪。唐生智见了说：“这辆车如何可以坐呢？”因此，仍旧由卫士们扶着前进。走不了几里路，唐生智委实走不动了，又问副官有没有车。副官报告说，还是那辆板车。唐生智叹道：“我带兵二十年，大小百余战，从未有今日之狼狈。”无奈，只好上车向前行进，不时停车问左右：“长官部人员都过江没有？”“佘参谋长和廖处长来了没有？”态度异常沉痛。

　　由浦口向扬州，走不多远，途中有一座大木桥正着大火，我们一行共四五百人，在燃烧中的桥上艰难地通过。回望南京，火光烛天，尤以紫金山一带照耀如同白昼，数架日机在南京、浦口、乌龙山上空盘旋，枪声、炮声、炸弹声仍然在吼叫着……

　　唐生智走了，这位守城的最高司令长官走时心头肯定也很沉重，然而仅如此而已，他唯一感觉闷在心里很不舒服的是：他是作为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替罪羊”，很没有面子地在自己手中丢了首都南京，从南京城败阵而走。

　　从史料和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回忆文章中都可以看到，当时蒋介石只对唐生智和他身边少数几位要员作了“撤离”的安排，其余人员和守军都是要求他们“突围”。如何突围，突围到何处？唐生智的参谋人员虽然制定了，但那份草草制定出的“计划”，基本上没有人按此实施，最要命的是许多正在前线与日军激战的部队根本就没有接到这份“计划”的通知，当他们的最高司令长官其实已经从长江搭船远走了好几个小时之后，才开始听人说“上峰”已经下达撤离的命令。但那时日军的屠刀已经架在了他们的脖子上，即使想走也无法脱身。更何况，僵持在城门口的守军官兵怎能忍心拍拍战袍上的尘埃，扔下那些成片成山倒在血地里的战友就跑了呢？

　　不能。一般部队的官兵都不太可能这样做。但不这样做的结果又是什么呢？象征南京失陷的那一刻，当中华门被日军占领的13日零时30分钟左右，之前随着紫金山、雨花台、工兵学校等险要相继失守后，日军的大炮立即向城区内展开猛烈轰击，中华门血战数小时后，被日军扬扬得意地插上了太阳旗——南京城至此宣告正式失守。瞬时间，侵略日军如汹涌的洪流，迅速冲进城区，部分守军与日军即刻进行白刃相加、拼死肉搏的巷战和就地战。但同时，一队队听说唐生智司令已经下达“撤离”命令的中国守军乱了阵脚，甚至多数还没有弄明白在激战时刻突然要“撤离”是怎么回事时，就被潮水般的人流夹着、卷着、推着向城外的下关方向大逃亡……一时间，整个南京城陷入了绝望和恐惧之中。如果除去连日阵亡的一两万人，那么此时撤离的守军总人数仍应有十二三万！这十几万大军，此刻或有三三两两是有人带头在有序撤离的，但后来这些有序撤离的官兵仿佛溪水遇上了海啸，转眼被冲散了。此时的将军找不到自己的警卫，成营成团的士兵更找不见自己的长官，是炮兵的扔下了炮台化装成了伙夫，是机枪手的捡起了拐棍，是步兵的干脆把军装一脱穿上了百姓的便衣，军官已经沦落成“落汤鸡”无人理会，只凭自己的本事能走在前面的就可能捡条命，但走在前面的人发现比后面的人死得更惨——通向下关长江渡口的挹江门却不知何故死死地紧闭着，城门口，一位中校指挥官站在城墙上，握着手枪，向洪流般涌来的友军官兵，高喊着：“不准撤！统统回去——！”

　　“妈的，我们是奉唐司令的命令撤的！赶紧让我们过去！”

　　“再不让过去我们开枪了！”

　　乱成一片的逃亡队伍中有长官、有士兵，有拿枪的、有扛箱带包的，一看被自己的人堵住去路，便骂开了，甚至有当官的举枪就朝天开枪。

　　“我是上校团长，你个小小中校，给我让路！”

　　这下惹火了守城门的中校，只见他一挥手，命令自己的机枪手：“谁要敢过来，统统枪毙！”

　　“妈的！竟敢朝自己人开枪！给我冲啊——！”

　　“冲啊——”

　　城门内的逃亡大军，举枪的开枪，持棍的挥舞着向挹江门口冲去……

　　“打——”城门口的机枪、步枪齐鸣，一条条火龙袭向毫无准备的人挤人的洪流之中，于是赤手空拳的撤军队伍一片片倒下了，前面的倒下了，后面的人不仅没有后撤，反而更多、更猛地向城门口拥去……

　　“兄弟们，师长命令过我们，我们就是要守住这城门口，不让一个守城部队的官兵从这儿退逃！这是命令！决不能手软！给我打啊！狠狠地打啊，把他们都赶回城里去打小鬼子去——！”中校疯了，自己人打自己人的士兵疯了。

　　冲向挹江门的撤军们弄不明白为什么逃亡路上竟惨遭自己人的残杀？

　　“营长！好惨，好惨啊！”教导总队“六勇士”之一的张勇隆，身强力壮，撤离时他跟营长郭岐一行分散了，不想以为走得快的他，竟然最先遇上了最惨烈的一幕：

　　宋希濂的36师没有接到撤离的命令，于是守在挹江门的官兵死活不开城门，源源不断拥到那里的几万官兵只有拼命冲向城门，企图撞开围挡，获得生路。而把守城门的官兵死死不放，最后只得双方出手开火……开始是朝天鸣枪，后来变成相互对射。城墙上的守军凭着居高临下的位置，机枪扫射下来，一片一片地倒在地上……但是后面蜂拥而来的人，身不由己，只好在惨死弟兄的尸体上践踏往前。君不知，刚刚死去的尸体是软绵绵的，一踏上去立脚不稳就会摔倒，这前面的人一摔倒，后面的人又把摔倒的人踩死了……如此一批又一批的新尸体倒在地上，又有一个又一个踩在尸体上摔倒的人成了新尸体……惨啊！谁也无法挡住这失控的局面。

　　朝挹江门方向来的逃亡人潮势头越来越猛。那些急于冲出城门口的官兵人群中，有人自作聪明，搬来木门和木墙板壁，铺在成堆成堆的尸体上，然后成千上万的逃生者跳上这些木板与木门，继续往前冲。殊不知，木板下的尸体顿时腹破肠裂，加上你一蹬、我一脚，那热乎乎的鲜血溅起好几尺高，溅得逃生者个个如头面分不清的血鬼一般……

　　然而，更可怕的是由于前面堵塞，耽误了大量守军的撤离与突围时间，使得后面的日军追兵有了足够的时间来收拾这些已经丢掉枪炮、毫无组织、实际上沦为逃亡难民的中国军队官兵。

　　于是，更多中国守军官兵们成片成片地倒下，成片成片的鲜血向长江边流去……

　　毕竟，当夜日军还没有全部进城，赶在逃亡大军后面的鬼子们还不算多，所以大部分的中国官兵最后还是撤到了下关的长江边上，然而等待他们的命运却比在挹江门时前有堵军、后有追兵的处境更悲惨——这就是南京大屠杀中最严重的血腥一幕：多达十来万的中国俘虏被日军集体杀害！

　　关于日军在长江边屠杀中国俘虏的现场情形和怎样造成如此残酷的血腥事件，后来有些幸存者——国民党军队老兵，在大陆和台湾都留下过不少珍贵的回忆。当笔者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相关地方获取并看完这些回忆文章时，内心的那份震撼与恐惧数天不能平静——

　　田兴翔，当时的国民党陆军103师613团排长，1937年8月底随部队从湖北罗田调到江阴，先在常熟参加阻击日军，后一直撤到镇江，最后随师部到了光华门参加与日军的决战。103师进南京城时共七千余人。副师长对田兴翔等官兵们说：“唐总司令说，南京是国家的首都，国际观瞻所系，我们这里有十几个师和特种部队，十几万人。我已下决心和大家一起，战到一兵一卒都要和首都共存亡……这是我们杀敌报国的好机会。”这番话，对官兵们振奋很大，大家都作了为国牺牲、与小日本鬼子拼死到底的准备。

　　田兴翔这样回忆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