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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全纪实》 作者:何建明

第34章 奸绝淫杀(莫愁湖的哀号)(6)

  有一天中午,我走在泥泞路上,碰上一个日本兵,被抓住了,没办法,我对他说:“先生,害怕,害怕!”他拉我往没有人的房子走,我知道他要干什么,如果按他的要求办,就没有人救我了。我很害怕,就往我家的方向走,到了一处破房子,里面躲着一些妇女,我干奶奶也在其中。她为我向那个日本兵求饶,被打了两个嘴巴后,日本兵放了一枪就走了。

  后来,又来了一群日本兵,拖着一个姑娘进屋里强奸,外屋的人都吓得不敢去救她。有一个老太向另一个日本兵求饶,因为这个女孩是她的侄女,那个日本兵就往这个老太太身上乱摸。日本兵强奸以后就走了。后来我们又躲在坟摊里,结果又被日本兵发现,吓得我们拼命跑,尿都撒在裤子里,与我一起的那个姑娘,就是前面所讲的那个姑娘又被抓住,再次遭到日军强奸。那个日本兵要我走开,姑娘要我陪着她,可是我太害怕了,就逃跑了,我踩着壕沟里遇难者已发泡的尸体,翻过两个山头,才逃脱。

  日军还杀了很多人,有个姓李的,还有个姓方的,另一个记不清了,三个都被杀了。日军还用绳子捆着很多人,用机关枪扫射,有的妇女被奸后又被杀死。有个大妈,大雪天里被日军强奸后又推进河里,她向岸边挣扎,日军又嘻嘻哈哈地笑着把她推进河里……我有个婶婶的母亲,躲进防空洞里,日军就放火用烟熏她,从洞里拖进拖出共三次,反复地折磨她。

  在雨花台普德寺一带,有两三处“万人坑”,一个坑就有一间房子大;我亲眼看到,红字会在这里埋了许多老百姓的尸体,死人中还有小孩。

  唐润珍,女,1925年3月31日生,汉族,祖籍江都

  1937年12月时12岁,家住南台巷2号

  我叫唐润珍,1937年时我住南台巷2号。家中有哥哥、弟弟、妹妹、父母和我,我父亲是织绒的。

  我哥哥名叫唐正年,当时30多岁,是瓦匠。日本兵进城后,他正在南台巷巷口,被日本兵抓住,用乱刀戳死。当时我爬到别人家楼阁上躲着,一直等日本兵走了才下来。家里人都害怕日本兵,不敢出去替哥哥收尸,后来是红字会把他的尸体运走掩埋了。

  当时与我哥哥一起被日本兵用刺刀杀死的还有三个邻居,其中一个姓井,他的母亲在乡下也被日本兵糟蹋死了;另一个是拉黄包车的,40岁左右,还有一个记不清了。

  我们院子里还被日本兵杀死了一个人,院子里的墙上写着他临终前的血书,即他的名字和住址——颜料坊,死者是求好心人为他向其家人报信的。

  有一天,我们便跑到颜料坊去找,终于找着了死者的后人,住颜料坊11号,他们过来把字铲了下来,用死者的衣服包起来埋了。原来这个人看到鬼子来了,便往院子里跑,结果还是被日本人追上戳了数刀,死前他在墙上用自己的血写下名字及住址,有些字看不清楚,但“颜料坊”几个字是看得很清楚的。

  在干河沿难民区,我还见到日本兵带走了两个姊妹,十六七岁的样子,都被糟蹋了,姐姐是被弄死了,妹妹井红宝不久回来了,现仍健在,住南台巷。

  我还知道,铁管巷有一个日军慰安所,两层楼小洋房,里面的妓女全为日本人。

  我哥哥被杀当天晚上,我们全家逃到干河沿难民区,住在楼梯过道里,每天靠领稀饭度日。日本兵有时爬过墙头找中国姑娘,我曾亲眼见到一位妇女被抓走(这个人现在还活着)。

  丁伯祥,男,1924年10月12日生,汉族,祖籍南京

  1937年12月时13岁,家住佛心桥8号

  日本人进南京那年我13岁,家住佛心桥8号,我家有7口人:祖母、父亲、母亲,还有我们兄弟四人。日本兵进城之前,父母带着我们兄弟四人逃到江宁县陶吴去了。60多岁的祖母留在家中看门,日本兵来了,向她要“花姑娘”,她说没有,日本兵便用脚踢她,还打她的嘴巴,后来她跑到难民区去了。这些都是我们从江宁回南京后,她告诉我们的。

  我们家门口死的人很多,有个姓陈的老太,60多岁了,她儿子是皮匠,她被日本人强奸,还被用瓶子塞入下身阴部,尸体被扔在水塘边。有个外号叫夏三秃子的,四五十岁了,在家看门,日本人要他找“花姑娘”,没找到,也被戳死了。

  日本兵还强奸了一个姓黄的妇女,并叫一个名为朱漆的男人和她发生性关系,朱磕头求饶,不肯干,日本人就戳了他一刀,血流得一地,幸好没死。

  王华治,男,1926年10月25日生,汉族,祖籍南京

  1937年12月时11岁,家住沧波门街后村48号

  我叫王华治,1937年侵华日军侵占南京前,我家住南京沧波门街后村48号。家里有8口人,母亲王曹氏(48岁)、哥哥王华林(24岁)、嫂嫂王曹氏(18岁)、姐姐王华珍,还有表姐、堂姐、堂兄弟和我。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占南京时,我们逃到江宁县的茅山寺庙里。在庙前树下,我看见有三个和尚被日军砍死了,他们的血还是热的。

  1938年正月初七,我哥哥王华林和我家帮工梁东来(时年23岁,南京板桥人),与同村另外两人,共4个人,从沧波门到龙潭挑粮食,路过麒麟门时,4个人被日本兵杀死3个,另一个人也受了伤,腿被打折了。其中我哥哥王华林、帮工梁东来都被杀身亡。

  当时我哥哥被日本鬼子杀7刀,在他还未断气时,向着我家沧波门的方向,忍着伤痛在雪地里爬了两里多路,到了湾营村旁因伤势过重,流血过多而死去,他的10个手指都磨掉了一节,棉裤膝盖处都磨通了,沿路留下了斑斑血迹。

  我亲眼看见了收埋哥哥尸体时的惨状。哥哥他们遇难的消息,是和哥哥他们同时遭劫的4个人中那个受伤的唯一幸存者爬回来告诉我家的。

  1938年4月,嫂嫂王曹氏被日本兵强奸了。因丈夫被杀、她本人受辱,受到极大的刺激,嫂子的精神失常了,后来还生下一个女孩,是日本兵强奸留下的孩子,那孽种两岁时病死了,嫂嫂在1988年去世。

  堂姐王华英也被日军强奸过,她当时才15岁,堂姐于1984年去世。

  王秀兰,女,1914年8月11日生

  1937年12月时23岁,家住南京草场门

  我家原来是在草场门种菜的,我是独生女。南京要打仗了,中央军将我们撵到城里。我的干爹赵永兴,当时50多岁,也是种菜的,他住在鼓楼四条巷6号,我们一家便搬过去与他同住。

  我从农历九月份开始就到金陵女子大学做旗帜,那里招募了很多小姑娘,共有二三百人,10人为一班,我们所做的旗帜挂在难民区周围。

  日本鬼子是冬月十一日进城的,到处杀人,抓妇女,当时我与母亲躲在金陵女子大学,住在三百号楼,母亲有时到四条巷6号看看。冬月十八日,也就是日本鬼子进城后的第8天,几个鬼子到四条巷6号,他们先是搜东西,我父亲王仕和当时50岁,鬼子在他身上没搜到钱,就将他打倒在地,在他肋下戳了两刀,我父亲捂着伤口忍痛逃到隔壁5号躲了起来。第二天,他被送到鼓楼医院治疗,肺全戳烂了,半年后他就死了。我干爹赵永兴的头上也被砍了几刀,当时没死,用烟叶子敷伤口,过了几个月也死了。

  住在我干爹对门的人家姓邵,邵姓老夫妻俩舍不得在水西门开的药铺子,没离开南京,他们20多岁的小儿子又舍不得老两口,就留了下来。邵少爷在冬月十八日那天被日本鬼子戳了12刀,叫喊了一夜,第二天就死了,他妈妈也哭死了。邵小姐,也就是邵少爷的妹妹,在几个鬼子轮奸她时反抗,还打鬼子的耳光,她的乳房和下身被鬼子残忍地割掉了。

  鬼子经常拖妇女到四条巷6号家中强奸,邵大妈名叫邵张氏,当时已经50多岁了,多次遭到日本人强奸。

  鼓楼附近和上海路的死尸很多,都是老百姓,还有妇女,山西路的塘里也有很多尸体。

  我父亲有一次外出买东西,在回来的路上经过鼓楼下坡时,看到日本鬼子在那儿把一个中国人的头皮割开,用药水往上洒,扒人皮,还逼我父亲看,我父亲吓得要死,回家后饭也吃不下去。鬼子太残暴了。

  朱秀英,女,1925年6月16日生,汉族,祖籍南京

  1937年12月时12岁,家住中山门半山园2号

  1937年,我家住在中山门半山园2号,日军空袭南京时,我们经常躲进防空洞,我哥哥被送到乡下姨妈家。后来日机轰炸越来越厉害,中山门也被堵起来了,母亲带着我与邻居一起去了难民区避难。

  我记得是夜里去的,天亮时才到豆菜桥。我们带了点米,还有两只鸡。当时五台山、华侨路那儿难民很多,没地方住,我们只好自己动手捡破毯子之类的东西搭棚子,后来又找来一些破芦席用。棚子里一下子住了那么多人,生活很成问题,没有厕所,大小便就在露天地里,那时也不怕丑。

  三天后,日军进城了,汉奸让我们把太阳旗插在门外迎接日军。日本兵经常到豆菜桥来找“花姑娘”。一天,他们找了一个老头,逼着让他带路去找女人,看中了一个30多岁的妇女,老头乞求那个妇女说:“去吧,去吧,救救我的命吧。”

  没办法,那个妇女就跟日本兵走了,后来她回来的时候,喉咙都哭哑了。我还看到一个女的,一边走,一边哭,手捂在屁股上,她的裤子被刺刀划开了。

  我妈手上戴的金戒指也被日本兵抢去了,一开始,她还不知道日本兵要戒指,后来她看到日本兵拔出刀来,连忙把戒指给他,吓得要死。有一天,我与邻居的一个小姑娘去新街口,在新街口日本宪兵队门前,我们看到有个人被抓去,衣服被脱光了,只穿一条短裤,日本兵用长刀在他身上比划来比划去……我们见此情况吓得赶快往家跑。

  我姑妈家住在东流,日本兵进南京后,我姑爹被杀害了。有一次,我姑妈与表弟上厕所,看到日本兵来了,掉头就跑,结果都被日本兵戳死了。我表弟叫席小牛,当时十二三岁,我姑妈名叫席朱氏,当时50多岁。这一情况是我母亲跟我讲的。

  我家的3间房子被炸毁了,中山门到新街口的很多房子被烧了。我们回中山门后,仍不得安宁。有一次,门口有个姓陈的60多岁老太太,在家睡午觉时,被日本兵强奸了,哭得要死,我妈与邻居去劝她想开一点。

  我们住在山上没水吃。有一次,我与哥哥下山拎自来水,那个水龙头本来就是坏的,关不紧。有个日本兵来了,认为是我们把水龙头搞坏的,我哥哥被打了两个嘴巴,水桶也被踢翻了,我们哭着跑回家去。

  张慧如,女,1923年11月7日生,汉族,祖籍南京

  1937年12月时14岁,家住门西老虎桥

  1937年我家住门西老虎桥,住的房子很小,是租的。我父亲在国民党部队当兵,母亲张严氏(今年刚去世),当时带着我和比我小7岁的弟弟(张金浦,现居住在台北)留在家里。母亲靠给人家做针线活谋生。

  日本兵进城前,母亲带着我与弟弟到金陵女子大学避难。华小姐(魏特琳)是个大个子,她对我们难民非常好,照顾很周到,发米发菜给我们,日本兵有时半夜翻墙进去,找“花姑娘”,她不允许,尽力阻挡,放狗咬,还开枪打。快过春节,我们才回家。

  日本兵杀人很多,在回家的路上,走到中山东路上碰到一队日本兵,我们看到一个孕妇的肚子被日本兵剖开,肚子里面的胎儿被日本兵用枪挑着玩,我很害怕,躲在母亲身后不敢看,弟弟吓得直哭,母亲捂着他的嘴,不让他出声。我们年纪小,日本兵没把我们怎么样。我们回家后,整天关着门,不敢出去,日本兵的皮靴声让人很害怕。

  文孙氏(化名),女,1919年10月7日生,汉族,祖籍南京

  1937年12月时18岁,家住南京下关

  我叫文孙氏,我家原来住在下关。我于1936年农历十一月结婚,爱人原来姓郭,因他是我家招的女婿,结婚后便改姓文。

  1937年12月,日军进城前那一天,不少败退的国民党兵企图过江逃命,有的还到我家要门板。天快黑的时候,我们全家进了附近的和记洋行避难,途中看到日军军舰对着过江的士兵进行扫射。

  在和记洋行避难的人很多。有一天,来了六七个日本兵,带着枪,腰挎东洋刀,从避难人群中抓走了五六个姑娘,我也在其中,还有一个姑娘我也认识,她的小名叫小巧子。一个日本兵将我拖到一间空房子里,我记得他胖胖的,还有胡子。他一进去就用刀逼迫着要脱我的裤子,如果不顺从的话就没命了,没办法,我就这样被强奸了。强奸过后,那个日本兵对我说“开路开路的”,我被放了回来。

  为了逃避日本兵再来骚扰伤害,当天晚上,和记洋行的负责人便将我们十几个妇女转移到打蛋厂的地窖子里,其中有几个姑娘还是从苏州逃来的难民。我在那里躲了半个多月,家里人偷偷给我送饭。后来,“安民”了,局势稍“安定”后,我才回到原来的住处,与父母住在一起。我在和记洋行待了一年多才回家。我的丈夫知道我被日本兵强奸的事,同情我,他于几年前去世了。在家里,我不敢与子女讲,还担心别人知道了,会看不起我。

  我的表弟当时才十几岁,被日军抓走后,再也没回来。我亲眼看到很多人被日军杀害,我们有个邻居沈奶奶,80多岁了,她以为年龄大了,留在家里没事,结果被日本兵杀了,肚子都被剖开了。还有一个烧茶炉的,他舍不得家产,没有走,在家里也被日本兵杀了。

  马玉秀(化名),女,1928年11月6日生,汉族,祖籍南京

  1937年12月时9岁,家住南京建邺路

  1937年我家住建邺路,家里有奶奶、父母和两个哥哥。我家穷,日本兵侵占南京之前,父亲帮人踹布,后来就卖酒酿。不少有钱人都跑反走了,我家没有钱,到外地去坐船乘车都要钱,还要吃饭,所以就没有去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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