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章 拉贝和他的“南京安全区”(24)

　　“我们选择这一名称，是为了更好地符合其目前作为纯民间救助组织的工作性质。为了更好地表达我们存在的理由，我和斯迈思博士正式向日方提出上述请求。我本人——将不在新的机构里担任领导，但希望斯迈思、马吉、施佩林、米尔斯牧师等诸位成为这个新机构的领导人，过去的工作已经证明他们是卓越的……”18日，拉贝在国际委员会的最后一次理事会上，发表了“告别”讲话，斯迈思对会议作了认真记录。这些珍贵的资料后来都留在了美国耶鲁大学，成为世界研究南京大屠杀的重要历史档案。笔者有幸阅读到它们，就像与当年的传教士、基督徒、医生们在一起交谈了那段无法忘怀的沧桑岁月……

　　拉贝在南京主持难民安全区的事迹几乎全世界爱好正义的国家都已知晓，更不用说他在南京城内的影响，所以当他要离开南京的消息传出后，许多难民纷纷给他写信致敬。下面这一封由24位难民签名的信算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吧。尊敬的拉贝先生：

　　日本人占领本城后，从1937年12月16日起押走了许多中国人，据说是命令这些人为他们从事必要的劳动。这些人绝大部分是年轻人，有些还是未成年的孩子，我们的独生儿子也在内，他们都没有兄弟。许多人是商人家庭出身，从来没有当过兵；另一些人是手工业者或是小商贩，但大家都是本分的公民。现在留在家里的只有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父母和祖父母，以及无人养活的妻子儿女。

　　我们从未有过财富。在您建立安全区时，我们希望能够在那里继续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并且不会受到伤害。可是，64天前，日本人突然从那里拖走了我们的儿子，我们直到今天还没有听到他们的消息。我们这些老老少少、女人们和孩子们，在安全区没有任何收入，在风里雨里，在严寒的冰雪天，等待着他们归来。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我们这些从未当过兵的人就会因饥饿和寒冷而死去。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儿子们在哪里，也不知道他们如今怎么样，家属们日日夜夜都是在泪水中度过的，其中有些年老的和身体虚弱的因悲痛而病倒了。我们的笔难以给您描述这些人的痛苦。你们的委员会过去曾表示过，你们感到有责任去调查那些被押走的人和失踪者的下落。我们曾于1月28日和2月1日两次给您写信。现在又过去了几个星期，但是毫无结果。我们大家（我们这些为儿子、丈夫及其他人担心的人）走投无路，不知该向谁求救，但我们知道您心肠好、怜悯人，因此再次请求您找到能帮助我们的方法和途径，使那些年轻人能够回到我们身边，把赡养者还给家庭，搭救我们的性命。请求您告诉我们，您能为我们做些什么？那些年轻人是否还活着？他们此刻在哪里？（活着还是死了？）他们是否还能回到我们这里？什么时候能够回来？请您不要对我们隐瞒什么。请您把详细情况告诉我们。我们相信您的好心肠和怜悯心，我们将一辈子都感激您。

　　此致

　　敬礼！

　　您十分忠实的

　　尤朱氏 朱唐氏 王苏氏

　　许朱氏 许潘氏 费于氏等24人签名

　　南京，1938年2月19日

　　拉贝是个办事十分认真的人，他对所有类似这样的来信，都一一回复，并且总是将对方期盼的事尽可能地去努力处理和安排。

　　2月21日，国际委员会总部举办盛大招待会，这个招待会是专门为欢送拉贝所举行的。招待会在一首悠扬中略带忧伤的曲子——《南京难民合唱曲》中拉开序幕。这首曲子是由幽默大师麦卡勒姆牧师特意为拉贝所作，歌词独特：“We want beans for our breakfast,beans for our lunch……”（中文：我们要蚕豆做早饭，要蚕豆做午饭……）当麦卡勒姆牧师将他所写的歌词告诉大家时，全场人都哄堂大笑了，甚至连受邀的几个日本外交官都忍俊不禁地捧腹狂笑。拉贝觉得麦卡勒姆是个天才，他竟然能把一个严重而复杂的外交问题和关乎几十万难民生死的难题，用调皮的曲调，作为今天这个盛大而隆重的欢送仪式的主题曲，这也一下让整个招待会充满了苦中作乐的氛围。

　　斯迈思代表国际委员会，宣布他们在拉贝缺席的情况下，召开了一次临时委员会会议，并把会议上的一个专门写给拉贝的决定当众宣读：

　　尊敬的拉贝先生：

　　我们荣幸地将下述决议通知您。该决议为今年2月15日在南京安全区9个区的区长及25个难民收容所所长第六次联席会议上作出的。会议一致决定：感谢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约翰·M.D.拉贝先生为组织和管理安全区所做的极其宝贵的工作以及与此有关的救援和救济工作。对拉贝先生为南京居民的利益所做的努力表示最高的赞赏。我们将永远感激地记住他的名字。

　　上述决议也应该向西门子洋行（中国）和德国大使馆通报，使他们了解南京居民对拉贝先生在这段困难时期所做工作的感激之情。

　　上述会议，还委托签名者向西门子洋行（中国）提出请求，在可能的情况下，保留您在南京的住房以及国际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虽然安全区本身已经不再存在，但居民们的困苦仍然很大，比以前更加需要对他们进行救济。由于这个原因，全体区长和收容所所长请求您，如有可能，继续在这里工作。告别像您这样一位经过困境考验的朋友，使我们大家深感遗憾。

　　因此我们十分希望，西门子洋行（中国）会考虑我们的请求，允许您为南京的利益继续您的工作，并请您在它的同意下决定继续留在我们这里。如果不能如我们的心愿，也仍然希望您不久就会回到我们这里来，给原有的友谊换上新的纽带。它在过去的几个月内对我们变得如此的珍贵。

　　十分感激和忠实于您的

　　南京安全区各区区长和各难民收容所所长的代表（签名）

　　这份由董沈玉先生书写，有南京安全区全体国际委员会委员和各区区长、难民收容所所长签名的“决议书”至今仍然保留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长长的签名，足以证明拉贝在任国际委员会主席期间的业绩与威望。

　　这是拉贝获得的最高荣誉，尽管它是非官方的。

　　2月23日，拉贝在他最信任的中国助手韩湘琳和公司助手施佩林等人的陪同下，登上了停靠在长江边上的英国“蜜蜂”号炮艇。英国大使馆及炮艇司令长官等热烈欢迎他的到来。

　　“呜——”炮艇拉响一声长鸣的汽笛声，滚滚的长江水顿时在艇尾翻卷……此刻，拉贝向码头上欢送的人群频频招手。他内心不由泛起难以抑制的波涛：啊，别了，我亲爱的南京！别了，我们几十万苦难而叫人牵挂的难民！

　　1938年2月25日下午2时许，拉贝乘坐的船抵达上海。码头上，他与久别的爱妻重逢。两人长时间的拥抱，场面感人。

　　到上海的次日，拉贝看到了刚刚出版的上海德文报纸上的一篇题为《向约翰·拉贝先生致敬》的短评。此评这样说：

　　当日本的部队在11月底以极快的速度向中国首都南京挺进时，在外国人的私人圈子里产生了建立一个安全区的想法，使外国的侨民和中国的平民在预期发生的战斗中可以找到一个避难的地方。

　　国际委员会由此诞生了。它把不同国家的公民（其中有3个德国人，还有美国人、英国人等）联合了起来。西门子洋行（中国）南京办事处代表约翰·拉贝先生在他的全体委员们的信任下，被任命为委员会的主席。

　　战斗爆发时，安全区已经组织完毕。委员会的成员们本来可以到停泊在扬子江上的轮船上去避难，这并不困难。可是，拉贝先生和他的委员们放弃了让自己到安全地方去的机会，决心将承担的使命进行到底。由于他们不怕自我牺牲的行动，在中国部队撤退和日本人占领南京后那些困难日子里，使数十万人得以免受饥饿和寒冷，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保护他们免受可怕的遭遇。

　　只有在他们不顾个人安危的全力投入下，国际委员会的成员们才能做出这种完全是人道主义的贡献。

　　安全委员会的主席承担着最大的工作压力，工作的成功主要应归功于他。约翰·拉贝先生在南京困难的日子里，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完美的人，他的献身精神，给“德意志”这3个字和他的祖国带来了荣誉。一定是先行到上海洋行总部的克勒格尔一帮朋友们弄出来的。拉贝内心很开心地猜想。

　　不过，拉贝更喜欢另一封“表扬信”，因为这是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博士的亲笔信。拉贝认为，这可以称得上是德国官方和政府对他在南京工作的肯定。

　　尊敬的拉贝先生：

　　鉴于您在1937年11月—1938年2月义务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及后来的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主席期间，冒着生命危险，以人道主义的精神所做出的富有成就的和勇于牺牲的工作，我向您表示我的赞赏。

　　此外，我也真诚地感谢您在这期间勇敢地为保护德国在南京的财产所做的个人努力。

　　您的行为给我们的祖国带来了荣誉。

　　请允许我通知您，为表彰您在南京的工作，我已请求外交部向德国红十字会建议授予您一枚奖章。

　　陶德曼德国大使（签名）在上海，拉贝第一次向外界公开讲述了他所经历的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暴行，从此他的名字在新闻报刊上时常出现。在他的故乡德国，他做了同样的事。然而几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希特勒为首的法西斯失败，日本也被打败。拉贝的命运则很特殊：一会儿被捧为英雄，一会儿成法西斯代表——因为他的纳粹身份无法逃避战后的严讨与追查。

　　关键时刻，中国各界和有关方面纷纷站出来为拉贝提供和出示了他在南京反日本法西斯时所作的特殊贡献的证据，这才将拉贝的“纳粹”身份给予了澄清。下面是盟国占领区委员会主席杨克签发的一份法庭判决书：

　　盟国肃清纳粹法庭复议庭认定

　　拉贝为非纳粹分子的判决

　　现在从事口译工作并且有时被西门子公司临时聘用的拉贝在中国生活了很长时间，并且于1934年在中国加入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他当时在南京建立了一所德国学校，有必要获得德意志帝国的支持，因此他必须加入该党。1935年约翰·拉贝临时担任了该党南京地方组织负责人。当时在中国的德国人并不了解国社党的罪恶目的和犯罪行径，有关这一点，证人的证词可以证实。南京安全区在日本人突破防线的时候建立，在美国人和英国人的请求下拉贝担任了该委员会主席。作为委员会主席他似乎是使得安全区避免了日本人轰炸。1938年拉贝回到德国，途中他作为贵宾乘坐了英国“蜜蜂号”炮艇到上海。拉贝在德国作了数场关于日本人残酷非人的战争行径的报告，因而被盖世太保逮捕，并被禁止进一步从事有关这方面的活动。战争期间，拉贝的工作是负责照料西门子驻外工作人员。

　　阿尔夫雷德·霍普和阿尔贝特·阿尔姆布鲁斯特与拉贝一起在中国待过，而且不是党员，这两个证人以及所获得的可代替宣誓证词的陈述词均能证明以上的全部内容，特别还要考虑到的因素有，在1934年的时候，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政治和帝国主义目的在中国尚不被人所知。

　　鉴于以上所述，同时也尊重上述人所具有的人道主义的和社会的观念，委员会经多数票通过，支持认定其为非纳粹分子的提议。

　　一位德国“纳粹”在中国南京所建立的特殊功勋，为拉贝的命运画上了句号。

　　2014年夏的一天，笔者来到位于南京市广州路小粉桥1号的拉贝故居，在这位伟大的国际友人雕像前，深深地鞠了三躬。当我抚摸这位已经远离我们的德国友人的头像时，心情久久难以平静——因为我和所有中国人都知道，假如当年没有拉贝和他领导与组织的“安全区”，日军在南京大屠杀造成的中国人死亡人数绝不止3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