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文弱书生是谁？强盗头儿忘了请教姓名，正在懊悔，不过聪明的读者，见书生上山溜坬那疾步如飞的样子，会断定他是拦羊娃出身，继而，对于他是谁，就有几分估摸了。
那一年杨作新丢掉拦羊铲，背起书包上学，掐指算来，到如今已经整整六年。六年间，黑大头在赌博场上，黑天昏地地度日月的时候，他正在学堂里上学。先在前庄上了四年初小，又在县城里上了两年高小。高小毕业，回到家里。杨作新的启蒙老师，姓杜，人称杜先生，是个北京大学毕业的大知识分子，温文尔雅，知识渊博，杨作新深受其人的影响。杨作新高小毕业的这一年，省上在肤施城里，酝酿成立省立肤施中学事宜，其时正值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推荐了几位校董，共产党推荐了一名校长和几个国文教员，担任筹备工作。原来这杜先生，是一个大共产党，这次，被组织推荐为省立肤施中学的校长。
得到通知时，他还在前庄小学。正要动身启程之际，恰逢以前的学生杨作新来看他，天寒地冻，道路上也不安宁，因此杨作新自告奋勇，愿意陪老师去一趟肤施城。
到了肤施城里，山沟里长大的杨作新，初次见了这花团锦簇般的地方，十分留恋。城里比不得乡间，街道又宽又平，铺子一家挨着一家，那些来来往往的男人们，琉璃皮张的，长袍马褂、中山服、西装，他们的头发，也和乡间的不一样，光滑得可以跌倒蝇子滑倒虱，城里的女人们，穿着旗袍，高绾着头发，嘴唇上，就像家里那只爱偷吃的拦羊狗，总是红滋滋的，脚下踩着高跟鞋，像乡间闹社火时踩着的高跷。没有见过世面的杨作新，看着看着，都有些呆了。这时候想起自家的吴儿堡，想起一辈子打牛后截的杨干大，才明白了乡下受苦人的可怜和卑微。
这时大约正是本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叶，国共合作之际，街上，“要求光明，要求进步，要求国家强盛，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军阀割据”的口号声不绝于耳。正在街上走着，迎面就会过来一支游行队伍，锣鼓声、鞭炮声、口号声，震得满街筒子响，有多面彩旗招展，遮蔽了半边天空，一个剪着短发的小姑娘，像天女散花一样，将印着革命内容的传单，往人群中间撒。游行队伍走到人多的地方，往往就会停下来，队伍中走出一个青布长衫模样的人，站在那里，宣传共产主义主张，宣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并且掰着指头，历数自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犯下的种种罪行，和中国人民所受的种种凌辱。
杨作新的老师杜先生，就是共产党方面这些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而且，在街头集会上，杜先生有时也登台演讲。站在一旁的杨作新，看到平日温文尔雅的老师，现在那神采飞扬、口若悬河的样子，羡慕死了，崇拜死了。因此回到老师的住处后，他提出要跟老师走，他觉得共产党那些主张，是真正为穷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愿意追随在杜先生的鞍前马后，也闹腾一番事业。杜先生听了，很喜欢他的抱负，但是说，人要在社会立足，得先有个衣食饭碗才行，杨作新还小，是不是等省立肤施中学办起来后，他先来上学，再增长增长见识，革命是件长期的艰苦的工作，既有轰轰烈烈，也有扎扎实实，重要的在于唤醒民众，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悲惨处境和卑微地位，建立起自己的自立意识，变自在的阶级为自为的阶级。从这一点上说，他们现在要做的只是初步的启蒙工作，漫长的战斗还在后边，而且--杜先生谈到这里，停顿了一下，也许他这时候已经意识到，这种轰轰烈烈的举动后面，潜伏着危机，“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国共之间，由于政治目标的不同，各自代表利益的不同，迟早要分手的，而一旦分手，随之而来的便会是一场大厮杀了。
杨作新当然不懂得这些。不过，对于杜先生提出的上学的事，他倒是十分乐意。杜先生见他同意了，就说，考试前，他会让人给杨作新捎话的，以杨作新的学习成绩，考上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最后，师生握手道别了，年关将临，杨作新需要赶回家去，他不能丢下家人，惹他们惦念。行前，杜先生从身上掏出两块大洋，要他给父亲打点酒，给妻子买点花布什么的。杨作新听到杜先生提到自己的妻子，脸红了。他摆摆手说，说不要先生破费，他只是想带先生的几本书，回去看看。杜先生听了，让他自个上书架前去挑。杨作新挑了半天，拿了一本《共产党宣言》和其他几本小册子，很仔细地装进书包，起身告辞。
从肤施城到吴儿堡，紧赶慢赶，需要三天的路程。杨作新思家心切，踏着风雪大道，只顾前行，想不到在老虎崾山先，遇到了强盗们处决黑大头这桩事儿。说起来也是缘分，黑大头命不该绝，如果杨作新早走上半个时辰或者迟走上半个时辰，也就不会在那里遇见他们。话又说回来，即便遇见，倘若杨作新是个怕事的人，也绝不去揽这个闲磁器。也是他少年气盛，初生牛犊不怕虎，才斗着胆子，鬼头刀下，救出黑大头一条性命。事后想来，杨作新也是一阵后怕。
至于黑大头，是否肯这样乖乖地就范，领着强盗们，去启出自家的财物，那就不关杨作新的事了。也许捆在树上的那一会儿，黑大头确实是实心实意，纵然落到倾家荡产的地步，保住自己的脑袋要紧，也许一踏进黑家堡，进了那个独门小院，一想到祖上传下来的家业，就要败在自己手里，黑大头又会翻心。究竟如何，后面再做交代。
需要提及一笔的是，这杨家与黑家，从此便结下了扯不断的缘分，一直到杨作新的儿子杨岸乡、黑大头的儿子黑寿山手里，缘分仍然不绝。
杨作新离了老虎崾山先，顶着寒风，快步前行，第二天天擦黑时，回到了吴儿堡。杨干大和杨干妈，见儿子回来了，一颗心放了下来。杨作新的媳妇灯草，听见正窑里有了响动，听见了男人的声音，也赶了过来，推开门后，胆怯地站在杨作新身边。灯草人生得老实，褐色皮肤，厚厚的嘴唇，笨嘴拙舌的不会说话，见男人回来了，心里欢喜，当着高堂父母的面，又不敢把喜色露在脸上，于是就在那里傻站着。最活跃的要数杨蛾子了，她一蹿趴上了哥哥的肩头，打问着城里的种种事情。算起来，杨蛾子已经十一岁，她出脱成了一个俊俏的小姑娘，白净面皮，瓜子脸儿，脸上一双忽闪忽闪的大眼睛，她的头上，也早沾了过年的喜气，头上一根独辫子，辫稍上扎着一束红头绳。
杨蛾子抱柴，灯草做饭。随着灶膛里的柴禾哔哔叭叭响起，随着锅里的热气弥漫了整个窑洞，经历了寒风浸染、旅途劳顿的杨作新，面颊上感到暖融融的。关起柴扉成一统，农家也有农家的欢乐。那灯草虽然人生得粗俗，木讷，干起活来，窑里窑外，却是一把好手。人能干又不招惹是非，这正是杨干大杨干妈心目中的标准媳妇。这一次给杨作新做的是杂面。只见灯草绾起袖子，用一个黑色的小坛子，三棰两梆子，和好面，然后将面揉成一个团儿，放在案上，摸起擀杖，呼呼地一声接一声地擀开了。灯草擀面，杨蛾子捞酸菜，做汤。面擀好了，灯草将薄得像纸一样的面叶，叠好，然后拿出一个两头有把的刀，细细地切了起来。一会儿工夫，一粗瓷老碗热气腾腾的杂面，就端上来了。
而杨蛾子的汤也已经做好。将那个和面的小坛子洗干净，汤就盛在坛子里边，汤里有一把勺子，杨蛾子将酸菜汤，浇在杂面上。另外，还有捞出来的一些酸菜，切成生的，里面伴了些切碎的干辣椒、红葱，盛在一个小碟里，也端了上来。杨作新让了让父母，算是礼节，然后端起大碗，吸溜吸溜地吃起来，直到将碗里的杂面，坛里的菜汤，碟里的小菜，全部打扫干净，才算住手。吃完饭，他的头上，热汗直冒，舌根辣得发麻，不停地咂着嘴巴，回味无穷。
一番风卷残云之后，灯草开始收拾碗筷。杨干妈说了句杨蛾子，帮嫂子洗涮。灯草说，小姑子就不用动手了。说完，将锅碗瓢勺收拾干净，酸菜缸的盖儿盖好，案子抹了一遍，地扫了一遍，然后站起身，向杨干大杨干妈道一声安宁，又瞅了杨作新一眼，回自家窑里去了。
杨作新却没有丝毫要走的意思，他脱了鞋子，一横身，坐在了炕上。接着，把脚塞进母亲和妹妹盖着的那个薄褥子里。炕真热，热得人不得不随时欠起屁股。母亲和妹妹跟前放一个笸箩，笸箩里放些玉米棒子，她俩正在搓着玉米，于是杨作新也凑上去，和她们一起搓。“你的肉皮嫩！”杨干妈说，“用这个戳子戳渠渠吧！”那戳子是个比捅火棍小些的铁条，一头是环，一头是个尖儿，用它在玉米棒子中间，戳开几行，然后这玉米棒子就好搓了。
.父亲杨干大一个人盘腿坐在油灯跟前，脱下身上的老羊皮袄，正在逮虱子。这是他除了劳动以外，唯一的一件嗜好。他身上的虱子真多，一窝一窝的，有些虱子简直成了精，会长上翅膀飞，像小咬似的。杨干大的眼睛已经不行了，尽管就着油灯，尽管他的眼睛快要碰到皮袄了，可是眼睛只是象征性地看着，他不是用眼睛在瞅，而是用指头在摸。
好在这皮袄就是一个生产虱子的宝库，所以两个指头一捏，总能手到擒来。抓住一个了，两个大拇指的指甲盖一挤，“啪”的一声，虱子的肚子破了，指甲盖上留下两滴鲜血。还有些虱子吃得过饱，挤时声音清脆，如果脸凑得太近，会有血星溅到脸上来的。杨干大挤虱子，挤到高兴的时候，会捉住一个，填到自己嘴里，“嘎嘣”一声，咬出响；他说这虱子是一味中药，大补，本来就是自己身上的血水子嘛。
小时候，杨作新就常常蹲在父亲身边，看他捉虱子。这时，又看到这一幕情景，他在心里可怜父亲。他本来留下来，是想和老人商量去肤施上学的事，可是看到父亲核桃一样布满皱纹的脸，和逐渐佝偻下来的身子，他不敢开口了。
杨蛾子又央哥哥讲城里的事情。于是，杨作新先丢开自己的心思，讲起了这次进肤施城的所见所闻。讲到肤施城的雄伟繁华，讲到共产党、国民党这些新名词，讲到杜先生站在肤施城头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情景，讲到他见到的那个短发的女宣传员天女散花一样的神气。当然，还谈到那些头发光光的男人和穿着旗袍的女人。末了，记起路上救黑大头的事情，便也细说了一遍。
杨蛾子一直是她的哥哥的崇拜者。哥哥讲那些事情，她一样也没听过，简直像天书里写的一样。以女孩子的心理，她尤其注意到了杨作新谈到的女性。她真羡慕那剪着短发的女孩子，可惜她没钱念书，要不，说不定也会像她们一样的。她当然不是怨父亲偏心眼，只让杨作新没完没了地念书，而不让她跨进学校一步，她是女孩子，从来就没有产生过和哥哥攀比的意思。琢磨完了女宣传员，她又琢磨那些抹着红嘴唇、穿着旗袍的女人了，这时她在哥哥的话中发现了破绽。她说，大冷天的，那些婆姨女子，真的敢精腿把子，在露天地走，她们不怕冷？杨作新回答说，这是真的，他亲眼目睹的。杨蛾子还是不信，说哥哥喧谎。
杨干大这时打断了杨蛾子的话，他说杨作新说的是实情，他年轻的时候，年年下南路，见的世面大着哩，肤施城里，大街小巷闭着眼睛都能摸到。他说城里的女人，都是妖精托生的，穿旗袍算什么，有时候用一块一尺长的白洋布，束在腰里，就在街上摇身子摆浪地走开了；往下一蹲，胯骨都露在了外面。杨蛾子听了，惊得伸了一下舌头，她说，那她们是没钱扯布吧。杨干大说不是，她们有的是钱，一坛子一坛子的，她们露出精腿把子，是给男人骚情呢！
说完“骚情”这两个字，杨干大觉得，不应该把这样的话，当着小女儿的面说，她已经懂事了。于是他不再言语，又低头逮虱子。场合不对，如果是和那一班子老弟兄们在一起，谁激他一下，说不定他会讲出在肤施城里，自己圪蹴在街道旁边，侧着头，看那些穿裙子飘飘忽忽过去的婆姨女子们的故事；他是看她们的裙子里边有些啥，有没有穿半裤。讲到热闹处，他还会讲起自己那次逛妓院的经过。那是他一生中唯一一件伟大的业绩，一次离经叛道的行动，一次拿钱去派不该去派的用场。他这人也真是不经摔打，仅仅那么一次，他便染上了疾病，腰下那件东西，又红又肿，硬邦邦的，怎么也下不去。后来回到家里，听了一个过路郎中的偏方，用一根大萝卜将中间掏空，放在火里烤熟，趁热统在那东西上，才算软了下来，把那病治了。杨干妈没有见过世面，不知道自家男人得了什么怪病，急得团团转，就是没有想到这上头去。
杨干大想着自己年轻时的荒唐事儿，嘴角里泛着笑容，美滋滋地逮着虱子。这时，他记起了刚才儿子谈的，老虎崾山先上救什么人的事，于是咳嗽了一声，拿出比杨作新多吃几斤盐、多过几座桥、多晒几年太阳的派头，对儿子说，该管的事情要管，不该管的事情不要管，为人莫要强出头，你小子还没有招上祸哩，不知道世事的深浅；你这条小命丢了，不要紧，我们这两个棺材瓤子，将来谁抬埋上山哩！
杨蛾子却不同意父亲的话，她说哥哥只身孤胆，敢去戳那个马蜂窝，是个大英雄，大路不平众人铲，行侠好义的故事，父亲不是成天说起么。
老猫不欺鼠了。杨干大见女儿竟敢跟自己提出异议，本想反驳几句，但是没了力气，便停止了声响。
关于共产党，关于国民党，关于杨作新以按捺不住的热情谈到的肤施城里的那些游行和集会，大家都没有发表什么感想。那毕竟是太遥远的事情，起码一时半刻，还不会影响到吴儿堡，进入他们单调、贫乏和自我感觉良好的生活。
但是雷声在远处轰隆轰隆地响着，历史在前进，时间的流程在继续。二十世纪对于人类历史进程，尤其对于闭塞的陕北高原来说，是个可资纪念的伟大世纪，时间进程中的经典时间。千里的雷声万里的闪，那雷声终将以持久的轰鸣，好像崖娃娃掀起的回声，响彻陕北高原的每处山谷，而在这波澜壮阔的改天换地中，每一个人的命运，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影响，都或多或少地将得到改变。
夜已经深了。一直没有说话的杨干妈，督促儿子回窑去睡觉。杨作新想到该说的事情还没有说，磁磁维维，不愿意走。母亲见了，将笸箩一推，说，今晚就搓到这里吧，该收拾摊场了。。杨作新见母亲这样，只好起身。母亲对杨作新说，对灯草好一点，人家和杨作新一年结婚的，现在娃娃都满炕爬了。杨作新听了，“嗯”了一声，算是对这句话的回应。
杨作新十三岁上结的婚。在当时的陕北，这个年龄结婚，不算太大，也不算太小。那一年他初小刚刚毕业。十三岁的他，在村上已经算是个人物了。和他一起上学的几个孩子，都先后中途辍学，只有他一个上完了四年，因此他可以说是村里第一个读书人。过去村里，没有读书人，逢年过节，大家嫌门上不贴对联，不吉利，要贴，又没有人会写，于是只好在红纸上，用碗底蘸些墨汁，塌上一溜坨坨。自从有了杨作新，一个村子的对联，由他包了。遇到红白喜事，为“上山”的老人写一个“驾鹤西游”，为结婚的新人写一个“天作之合”；春节对联，“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庆有余”之类老掉牙的东西，还有为拴驴拴牛的槽头写的“槽头兴旺”，为石砌矮墙上写的“抬头见喜”，为灶王爷写的“上天言好事，下地呈吉祥”等等，这些，都是杜先生教诲有方，杨作新寒窗苦读的结果。每当杨作新，提笔龙飞凤舞时，站在一旁的杨干大，脸上不觉露出得意之色，心想这学算是上对了，这钱花得不冤。
杨作新博闻强记，过目不忘，上学期间，搜搜腾腾，从杜先生那里，从周围村子里，借得不少古书新书来看。那古书中，四部古典名著，不但看过，而且烂熟于胸，名著之外，一些二三流的书籍，《七侠五义》、《七剑十三侠》、《七子十三生》、《五女兴唐传》、《济公传》、《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等等，也都能讲出一个大概。村上人们，闲来无事，常听一个瞎子讲古朝。那瞎子自然大字不识一个，只是年轻时走南闯北，凭着一副好记性，从说书人那里，窃得一些东西，再依样画葫芦，加上自己的合理想象，核桃枣儿一股脑儿倒给乡亲们而已。小时候，杨作新便常是这瞎子的听客，如今看了古书，才知道这些英雄美人，演义传说，古书中都有。乡下人听古朝，一为听，二为聚在一起，挤热窝，所以杨作新闲来无事，也依旧常去那里，而且从不显山露水。只是有一次，瞎子讲到要紧处，大约是薛仁贵兵困锁阳城，二路元帅薛丁山赶去解围，一路上接连接收樊梨花、苏金定、窦仙童三个奇女子做老婆的故事，其间一个启承转换的要紧关节，突然讲不上来，正要发挥想象，瞎编，这杨作新在旁边，情不自禁，提示了一句。瞎子听了，知道这小后生肚子里有货，只是碍着人多，不露声色。场合散了以后，瞎子赶到杨干大家，登门讨教，不耻下问。
害得杨作新一张小白脸涨得通红，说声“折杀我也”，不肯指点。后来见瞎子确实是一片诚意，只好敷衍一番。从此瞎子说古朝，有了疑难处，便来讨教，技艺自然提高不少。村上人知道了其中原委，想不到他们的无所不知的瞎子，竟然投师到小小杨家小子的门下，从此对这后生，更是刮目相看了。
从此杨作新乡间秀才的名分，正式奠定。杨干大眼皮浅，见了儿子这样，觉得已经成龙成凤，修成正果了，从此便盘算着，儿子初小毕业后，回到家里，帮他务农的事。尽管杜先生一再怂恿，甚至不惜亲自到家里为杨作新说情，可是杨干大硬是不给面子。杨干大觉得，为儿子讨个媳妇，便可以把他拴住了，于是便和婆姨商量，乍舞着为他问媳妇的事。
话已说出，左邻右舍便都知道了，大家悄悄地张罗，只是瞒着杨作新一人。杨作新上学回来，村里那些大姑娘小媳妇，常常用手刮着脸，羞他，称他快做小女婿了，杨作新听了，莫名其妙。前面讲过，吴儿堡杨氏一脉，尽出自那遥远年代的两个风流罪人，因此村上的小媳妇，称他阿叔。按照乡俗，大嫂子可以耍戏阿叔。于是她们当着他的面，常说些叫他面红耳赤的话。有时候，一个小媳妇骑着毛驴熬娘家，远远地照见杨作新背着书包过来了，于是鞋跟往驴肚子上一磕，一只红鞋掉在了路上。小媳妇“哎哟”一声，撒声娇，唤阿叔子来捡。对于杨作新，碍着他是个念书娃，她们还不敢过于造次，倘若是村上那些拌嘴惯了的拦羊娃之类，一群小媳妇，竟敢一拥而上，把他的裤带解下来，把光光的头按到裤裆里，再把大裆裤扎紧，让他来个“老头看瓜”。对待阿叔是这样，对待阿伯子，则正经得叫人难受，正像前面所叙那放肆得叫人无法容忍的一样。按照乡俗，对待阿伯子，小媳妇需要敬而远之，甚至一生也不能和他说一句话。
杨作新问媳妇的消息传出，村里那些出了五服的杨门的大姑娘们，也猛然发现身边这个小书生长大了，到了该婚该娶的年龄了，于是纷纷动开了心思。或者纳上一双绣花的袜底，悄悄地塞到杨作新手里，并且逼着杨作新赶快脱下鞋子，垫在里边，免得别人问起。或者从垴畔上用棍子打下一把酸枣，瞅瞅四下没人，塞进他的书包里。生活中骤然起了变化，变化得叫杨作新莫名其妙，他回去问父亲杨干大，父亲说，少跟那些死婆姨烂女子来往，他问母亲，母亲只是笑而不答。
说一千道一万，主意最后得由杨干大拿，而在决定这些家庭大事时，杨干大又总是以婆姨的意见为意见。其实，杨干妈早就心里有了合适的人选了，任凭媒人跑断腿，踢烂门槛，磨破嘴皮，任凭那些杨门出了五服的大姑娘甜甜地向她讨殷勤，她只是虚于应酬。
原来，她瞅下了自己的一个娘家侄女，叫灯草的。她喜欢灯草本分、老成和勤快。杨干大见过这灯草一面，他觉得粗糙的灯草配不上细皮嫩肉的杨作新，金瓜配银瓜，西葫芦配南瓜，起码要人能看过眼才行。杨干大提到灯草嘴唇厚，杨干妈说，嘴唇厚说明她人老实，杨干大提到她脸黑，杨干妈说“黑是黑，本颜色”，杨干大提到她大屁股，杨干妈说屁股大好养娃娃，杨干大见杨干妈是铁了心了，于是也就不再表示异议。
吴儿堡这边打发媒人去说，灯草的父母那边，听了提亲的事，慨然应允。不久后庄传回话来，一切按规程办。按规程办就是要出四十块大洋的聘礼，这在当时是个公价，人们不提钱的事，嫌那搪口，只说按规程办，也就是说要出四十块聘礼了。灯草的父母，提这个条件也不算越外，因为不论是找谁家闺女，都不免要出这一身水，而且只能往上不能往下。聘礼出得少了，乡下人会有闲话，说这女子不值钱，恐怕是做下什么非嫁不可的事情了，或者是个“石女”（指生殖系统有毛病，不能过性生活或不能生育的女性。）。
四十块大洋可不是小数目，这几年杨作新上学，家里的一点积蓄已经告罄，现在仅仅能维持着不饿肚子的生活。可是不出这聘礼又不行，咋办？想要告借，没个借处，想要去抢，没那个胆量，想要去偷，又舍不下身子，杨干大圪蹴在土佥畔上，唉声叹气一阵，最后不得不把目光盯在杨蛾子身上。
“家里对蛾子欠得太多！”杨干妈说。家里尤其是杨干大，从没把这个女孩儿当个人儿，好像她是风吹大的，雨打大的。那一年有了杨作新，杨干大专门背了一背狼牙刺硬柴，送到镇上药铺，央药铺先生给孩子起了个“杨作新”的大名。到了蛾子手里，孩子一岁了，还没有名字。“你倒是到镇上跑一趟呀！”杨干妈说男人。杨干大这时正在吃饭，米汤碗里，扑扇扇落下个麦蛾儿，杨干大信手把蛾子挑出来，说道：“女娃娃家，好赖有个叫上的，就行了，这孩子，就叫她‘蛾子’吧！”杨蛾子的大名，就是由此得来的。
心疼归心疼，杨家要过四十块大洋这个门槛，还得靠杨蛾子了。杨干大和杨干妈，窃窃私语了几天，于是找来了媒人，在远处一个村子里，草草地为蛾子定了一门亲，说好等杨蛾子十三岁完灯（农村风俗，孩子自一岁起，年年过春节时，由母舅送灯笼，直到十三岁。最后一次送灯笼叫“完灯”，最为隆重。完灯以后，表示这孩子已经成人，不必再由舅家监护了。）以后，再过门。杨蛾子的四十块聘礼一到，红封拆也没拆，杨干大就打发媒人，给后庄送去。聘礼到了，这门亲事算正式定了下来，后庄那边，收拾停当，只等吴儿堡这边选个良辰吉日，花轿抬人了。
这一切杨作新都不知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此时的杨作新，心高气盛，一抹心思，只想效仿杜先生，念完初小，再念高小，高小完了上中学，中学完了上大学，“天生我材必有用”，“天生此物为大用”，这些古人今人的句子，总不时盘桓在脑际。
这一天，前庄小学第一届学生毕业，杨作新揣了一份盖着杜先生私章的毕业文凭，兴冲冲回到家里，双手递给父亲。父亲一看，自然欢喜。也许是为了喜上加喜，父亲杨干大这时将自己这些天的操劳婚事，和盘托出，并且说你小子算是有福气，一切都由爹娘操办着，唾手可得，不像他那一阵，爹娘早死，一切都得自己操办。杨作新听了，吃了一惊，年纪这么小就结婚，同学们见了，一定笑话，那杜先生说不定也会笑话他的，于是使起性子来，说他不要媳妇。杨干大本来正美滋滋地准备听儿子说几句感激的话，想不到儿子这样不识抬举，热脸碰上了个冷屁股，真可怜了父母的一片苦心了。杨干大登时恼了，弯腰从脚上取下鞋子，冲着杨作新的屁股，狠狠地打起来。
按照常规，老子打儿子，儿子抬腿一跑了事，可是杨作新是个犟板筋，任杨干大的鞋底砰砰啪啪地打着屁股，他既不逃跑，也不告饶，并且嘴里还不停点儿地念叨着“我不要媳妇，我要上学”之类的话。从山上挖小蒜回来的杨蛾子，看到这阵势，吓哭了。她去拉父亲，于是父亲在打杨作新的同时，也给了她两鞋底。她见父亲这回是动了真怒，赶紧跑进窑里喊妈妈去。杨干妈从窑里出来，数落了儿子两句，要他给父亲回话。接着又说男人：
今天是儿子高兴的日子，如今是民国了，不兴科举，要么，儿子的这张文凭在手，该是个秀才，喜都喜不过来，还打他。
杨作新见惊动了母亲，又见父亲像被人刨了祖坟一样气急败坏，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实在于心不忍，于是低下头来，张口叫一声“大”，算是认错。杨干大身上早没有劲儿了，有了这个台阶，也就就坡下驴，把鞋往地上一扔，趿在脚上，然后蹲在土佥畔上，抽他的闷烟去了。
婚事还得进行，而且事不宜迟；定了亲不结婚，逢年过节，便还要破费，带着像样的礼品去看丈人。所以杨作新回家以后，不多日子，杨干大便给他把婚完了。正如那陕北民歌唱的那样：正月里说媒二月里定，三月里送大钱四月里迎。一顶花轿，伴着吹鼓手凄凉的唢呐声，灯草儿嫁到了吴儿堡。
如果杨作新坚决抗婚，这桩婚事说不定就此吹了。可是在挨打以后的这一段时间，三件事使杨作新的口气有了松动，或者说勉强地承认了这桩婚事。一件事是，杨作新去前庄小学杜先生那里，谈这件事情，讨主意，进了窑门，却见一个小脚的老妈妈，在杜先生窑里待着。开始，杨作新以为这是杜先生的母亲，看看不像，一问，才知道是杜师母，也就是杜先生的妻子。杜先生也是十三上结的婚，家里为他找了个大姑娘，为的是“女大三，抱金砖”。“糟糠之妻不下堂”，杜先生和他的妻子，相敬如宾，许多年了，这次，妻子惦念丈夫，专程骑毛驴从肤施城赶来看他。这事让杨作新开了眼界，知道凡事不可强求，该凑合的时候就得凑合，于是躬身给杜师母道了声“安宁”，打道回府了。这是第一件。第二件，是杨作新和杨干大之间，在“上学”与“结婚”这两宗事上，彼此都做出了些妥协。也就是说，只要杨作新结婚，父亲就同意他去县城上学，只是，家中已经空空如也，这学费问题，无从解决。在学费问题上，是杜先生慷慨解囊的，他表示一切学杂费用，由他担承，这样，杨干大也就无话可说了。第三件事情最令杨作新动情。他这时候知道了父亲已经送出了四十块钱聘礼，而这四十块钱，是将杨蛾子许配给人家，换回来的。听到这话，一时间他无地自容，不由得掉下几滴眼泪来。看到天真烂漫的妹妹，还一点不知道这件事，正在窑外快乐地玩耍时，他痛苦地感到自己对不起妹妹。按照乡下约定俗成的规程，如果男方拒婚，那么这聘礼一个子儿也要不回来，全归了女方，而且乡下人还要指脊梁骨，说男方这家仗着有钱，欺侮人家女孩儿，坏人家的名声。如果女方提出退婚，那么一个子儿不少，得吐出来。这叫道理。知道了这一切，杨作新才明白，父亲那一天为什么要动那么大的肝火。“罢罢罢，”他说，“办事吧！”
于是，一顶花轿，灯草儿来到了杨家。这女子的命也真苦，有了前面那些疙疙瘩瘩，她和杨作新，本来就已经结成了没见面的仇人，待到花轿进门，揭开盖头，她一副粗手大脚的样子，更丝毫引不起杨作新的心疼和喜欢。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人生的两大得意事，现在都让这杨作新遇上了，可是他仍然闷闷不乐。一面炕上睡了很久，夫妻之间，还没有在一起干过男女在一起应该干的那种事情。灯草心里有苦，只是偷偷地抹眼泪，无法启齿给人说，于是回趟娘家，诉说给妈妈。妈妈说，许是这孩子还小，不懂得这些，灯草得点拨点拨才对。灯草讨了主意，回到吴儿堡，见了杨作新，脸先红了，笨嘴拙舌，不知如何点拨才对。待到炕刚刚睡热，窗棂上的窗花还新着，一纸通知下来，杨作新考上高小了，他得打点行装，去县城上学，于是灯草噙着眼泪，送男人上路。杨作新不要她去送，要她回窑里呆着，于是可怜的新人儿，只得回到窑里，隔着门缝儿，眼巴巴地看杨作新渐渐远去。
杨作新在县城上了两年学，于我们说话的这个年头，又回到了吴儿堡。书念得多了，比起原先的精灵剔透，又显得有了一丝呆气。这叫书呆子。杨干大见了，暗暗叫苦，心想凡事得有个节制，做过头了就是不好。他对杨作新说，这下该收心了吧！回家过安生日子吧，你妈想孙子，都快要想疯了，看见人家的孩子，抱在怀里舍不得给。杨作新点点头。最欢喜的当然是灯草儿，守着活寡的她，偷偷地瞅着自家男人，抿着嘴笑。这时候杜先生要回肤施城，杨作新提出，要送杜先生一程，杨干大说，受人之恩，理应找个机会报答，你就去吧！其实杨干大的心里，还有一层意思，众人都看见了，吴儿堡方圆一带，就杨作新的墨水儿喝得多，杜先生一走，这前庄小学校长的职位该摊给他儿子了，因此去送杜先生，也有这个意思在内。
于是就有了我们前边所说的杨作新南下肤施城，以及城中所见、路上所遇的种种遭遇。话说这一天夜里，搓完玉米，拉完家常，杨作新本来还想提提去上省立肤施中学的事，看到话题很难引到这上边来，且母亲又一再督促他回窑睡觉，于是只好停下手中活计，回到自家窑里。
杨作新住在左首的那孔窑洞里，那里原来堆放的是杂物、粮囤之类，后来腾出，做了新房。右首的那孔窑洞，前半边做的是驴圈，后半边靠窑掌的地方搭了个鸡架，驴守着鸡，不怕黄鼠狼来拉。
灯草儿正在油灯下，剪窗花。别看她人生得粗糙，却长着一双巧手。年关到了，村上不少人家，来央她剪窗花，剪门神，现在她已经把该支应的门户都支应了，目下是在给自家剪。剪的是一对门神，右首秦叔宝，左首黑敬德，三张纸塌在一起铰，铰完后再分开。过年期间，这三幅门神，就将贴在杨家的三孔窑洞的门扇上。不过，灯草儿最擅长铰的，是一个叫“抓髻娃娃”的图案，这是一幅从远古流传下来的著名陕北民间剪纸。一群抓髻娃娃，手拉着手，站成一排，对着世界歌唱。这种图案，往往是给那些添了丁口的人家剪的。
将这抓髻娃娃，贴在坐月子的婆姨的窑里，据说可以辟邪。可怜灯草儿，不知为多少人家剪过这种图案，却没有一幅是为自己剪的，想来真是一件伤感的事。
炕烧得很热，被子已经铺好，两个枕头，一床被子，看来，灯草真像她母亲教诲的那样，想点拨点拨杨作新了。
炕上有一些剪好的剪纸，是几只大老虎，这些大老虎是镇符，将来要随便贴到墙壁的什么地方去。杨作新拣起一幅剪纸看了看，见老虎的尾巴上，挑着一轮太阳，他觉得好奇，又拿起另一只老虎来看，看见老虎的屁股上，却是个有孔的麻麻钱。他不明白这太阳老虎和麻麻钱老虎，有什么不同，于是便问灯草。灯草说，那尻子上有太阳的老虎，是公老虎，尻子上有麻麻钱的老虎，是母老虎。杨作新听了，有了兴趣，问这老虎身上的记号，可是她想出来的。灯草说，老辈子传下来的，都这么铰，她也解不下其间的道理。杨作新见说是老辈子传下来的，益发觉得诧异，他捡起这些老虎，又仔细端详了一番：阳生火，火为阳，这太阳老虎指的是雄性，细细想来，也不难理解，那麻麻钱老虎是怎么回事呢？
他想起刘禹锡的两句诗：石头城上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旧时的人们，将这种中间有孔的照墙，叫女墙，大约是取它类似女性的生殖器吧，这样说来，这个有孔的麻麻钱，在这里大约也是这个意思。
杨作新越想越深，想得都有些呆了，他想这些古老的东西里面，到处埋藏着大神秘，如果有人细细研究，也许会是一门学问。
获得性有遗传的可能性，杨作新此时此境的思考，许多年后，在他的儿子杨岸乡身上得到了实现，并且杨岸乡以自己的深入思考，穷追不舍，破译出一个又一个属于民族的古老奥秘，给那时的艺术界和史学界，带来一场大惊异。而因剪纸而起，引发出天才的毕加索式的剪纸女孩的早夭，光彩照人的丹华姑娘的出走，以及头脑光光的老研究员的踏勘高原，特别是后来的巴黎相会等等故事。不过那些都是后话，此处不提，以后再说；何况此时此境，也不是说这话的时候。
此时的灯草儿，棉袄上罩了一件大红的衫子，映得脸上红堂堂的；冬天太阳不毒，再加上不下地了，脸也捂得白了些。她比杨作新大几岁，身材已经丰满，胸膛前鼓鼓的，隐隐约约现出两个奶头的形状。没有了公爹公婆在身边，这灯草儿也就少了许多拘束，柔情蜜意，也敢往脸上带了。见男人呆呆地瞅着她看，灯草儿嫣然一笑，她麻利地将这些凶神恶煞般的门神，剪好，扔到一边去，然后征求男人的意见，看是不是睡觉。
“睡吧！”杨作新应了一声。
“吹不吹灯？”灯草儿问。
“甭吹灯，我还想看会儿书！”杨作新回答。说着，拉出一床被子，铺开来，捡起一个枕头，支在胳肘窝，看起书来。
灯草见了，脸上的光彩一下子没了。她想了想，将那条在炕上焐热了的被子给杨作新盖上，自己拉过刚才杨作新展开的那条，脱了衣服，先睡了。杨作新一边读，不觉轻声念起来：“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地上徘徊。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都为惧怕这个幽灵，而结成了广泛的神圣同盟……”
正在念着，杨作新听到窑里，有一种异样的声音，像是人在抽泣。他停止了念书，一听，这声音是从灯草那里传来的。“你怎么了？”他问灯草。见灯草不吱声，就倒转身子来，离开灯盏，到了灯草这头。只见灯草用被子蒙着头，那声音确实是她的。灯草还在抽泣，被子一颤一颤的。
杨作新感到纳闷。他俯下身子，去揭灯草的被子，谁知灯草用手抓着被子沿儿，死活不放。杨作新到底力大，他还是把被子揭开了。只见灯草儿，头发贴在脸上，满脸是泪，哭得像个泪人儿样，胸前的红裹兜，也湿了一片。
“谁欺侮你了？”杨作新问。
灯草儿哽咽着说：“谁欺侮我了，你还不知道！你明知故问。”
“到底怎么回事？”杨作新还是不明白。
灯草说：“结婚几年了，你不跟我睡觉。你欺侮我，看不上我。你的魂，不知让哪个狐狸精勾去了！”说完，越发冤枉得哭起来。
杨作新眼前一亮，心口突突突地跳起来。
没容他细想，灯草突然坐起，一把搂住杨作新的腰，转身把他压在自己身子底下。继而，腾出两手，搂住杨作新的脖子，搂得他喘不过气来。一会儿，又就地打个滚儿，让杨作新压在自己身上。
一直守着空房，偷偷唱着凄凉的民歌的灯草儿，这个晚上，勇敢地占有了自己的男人。灯草唱的那首凄凉的民歌是这样的：昨晚上奴家做了一个梦，梦见哥哥上了奴的身，赶紧把腰搂定，醒来是一场空。
两个人就这样睡在一个被窝里，并且枕在一个枕头上了。陕北大地寒冷的冬夜哟，在土窑洞里，在石板炕上，痛苦与欢乐，歌声与呻吟声，伤心的眼泪和欢笑的眼泪，交织在一起，组成了一幅人生的受难图和欢乐图，一曲交响乐。在苦焦的陕北大地上，在人类苦难而又漫长的行程中，性的快乐成了他们苦难生活的一份稀释剂，也许，正是那种刻骨铭心的性的快乐，才使男人多情和女人怀春，才使因为劳动而疲惫得腰都直不起了的男人和心中愁肠百结的女人，夜晚还要进入一回那似神非仙说幻不幻的神秘境界。它成了人类生生不息的最牢固的保障。
灯草儿突然呢喃有声，她对趴在身上的男人说，去把灯吹谢吧，亮着灯来，她害羞！……第二天早晨，一种不可遏制的喜气，在灯草儿的脸上荡漾开来。她的脸颊绯红。她走起路来，步履踏实地落在地上，显出某种满足，脚步较前一天，隐约地呈现出外八字形，不过不细心的人是看不出来的。她的胸脯，也稍稍比前一天高了一些。这些，细心的杨干妈都看到了。当灯草走到锅台跟前，正要生火做饭时，她说她亲自来，今天是大年三十了，她要拿出手艺，擀长长的“拴魂面”给全家吃。接着她唤起还在睡懒觉的杨蛾子，叫她到窑外抱柴。
杨作新写对联，灯草儿贴门神。这年大年三十晚上，全家聚在正窑里，欢乐地熬了一个通宵。通家和睦、合家团圆，一派天伦之乐。喜得杨干大和杨干妈，竟也像孩子一样笑得合不拢嘴。杨干大说，他这才算是活成人了！大年初二，按照乡俗，灯草儿骑着驴，杨作新牵着缰，回了一趟后庄。杨作新提上两瓶酒，一根羊腿，去拜见了丈人丈母，和灯草那些猴弟弟、他的小舅子们。
过完节，一个月之后，肤施城杜先生那里捎下话来，要杨作新赶去报考、入学。事已至此，杨作新不得不说。父亲杨干大听了，竟一下子衰老了许多，他没有骂儿子，也没有再脱脚下的鞋，只是问了一问：你能不去吗？大从来不求人，这次弯下腰求一回你！杨作新听了，坚决地摇摇头。杨干大于是一跺脚，披上羊皮袄，听瞎子说书去了。母亲号啕大哭，坐在了地上，哭得杨作新一阵阵心酸。倒是杨蛾子开通，背过父母，她向哥哥伸出大拇指，说杨作新像个闹世事的男人。
临走的这一夜，夫妻之间，又说了不少的情话。灯草儿几次想告诉杨作新，她这个月没有来红，怕是有喜了，苗苗在肚里扎了根。可是没有十成把握，她没有说。对于杨作新去肤施城，她虽然舍不得，但是也没有过分阻挡的意思，她觉得男人们做事，自有他的道理，如果能回头，那敢情好，如果执意要去，那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这一夜，她枕着男人的臂膀，偎在男人怀里，睡得很香甜。
第二天，杨作新就匆匆上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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