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对陕北高原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对自那两个风流罪人开始的吴儿堡家族来说，亦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当毛泽东率领他的红色队伍，由甘入陕，那胶鞋、布鞋、草鞋，或者赤脚板儿开始隆隆踏响这块高原的时候，在距吴起镇不远的吴儿堡，杨作新的妻子荞麦，正感到腹部一阵阵剧痛。
按照民间的说法，贵人来临，必有大福。这块高原封闭得太久了，这块高原与世隔绝的时间太长了，在人们的记忆中，还从来没有过这么多陌生的面孔，从庄前的大路上匆匆经过，况且带着两万五千里遥远的祝福。所以说出生在这个时辰的这个孩子，委实不是个简单的人物。
荞麦的妊娠期，基本上是在吴儿堡度过的。尽管男人不在身边，但是善良的杨老太太和同样善良的杨蛾子，对她进行了也许是人世间对一个孕妇最好的照顾。当杨作新带着自己已经显形的妻子出现在杨老太太面前时，杨老太太精神突然为之一振，她明白自己不能再继续衰老下去了，因为有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需要自己去做。她的生命在暮年的时候放射出一阵奇异的光彩。从那一刻起，她就承揽了照顾孕妇的一切责任。做荞麦喜欢吃的饭食，拆洗荞麦替换下来的所有衣服，忙窑内窑外一切力所能及的活计。而当休息的时候，她的身子闲了，眼睛和嘴巴却没有闲住，她睁着昏花的老眼，跟踪着或在炕上坐着，或在地上站着，或在土佥畔上晒太阳的荞麦，根据自己的经验纠正着荞麦的所有不利于腹中胎儿的姿势。这时，她的脸笑成了一朵花。
在整个妊娠期间，除了吃饭需要自己张口以外，荞麦不干任何事情。她于心不忍，于是便帮婆婆烧一阵火，或者帮小姑子把一背柴从背上卸下来，或者偷偷地挑起水桶，到泉边去担水。每当发现她在抢着干活时，杨老太太便立即抢上前去，将她拉回窑里，接着便开始骂杨蛾子，她认为这是杨蛾子没有尽到职责。直骂得杨蛾子眼泪汪汪，才算罢休。
荞麦见自己并没能帮小姑子干些什么，倒是常常惹她们母女俩怄气，于是就不再下炕了。她也是受苦人出身，坐在炕上闲不住，便央蛾子扯了些花布，开始针针剪剪，为那即将出世的小生命缝制小衣服。
这次杨老太太没有阻拦她，一则这些细活不会伤着肚里的孩子，二则这其实也是母亲的天职。见婆婆不再制止，荞麦就大胆地做起来，一边做一边红着脸唱歌。到后来，她的双脚因为妊娠反应而浮肿，穿不进去鞋了，从此便安安宁宁地坐在炕上。她先为那未来的小生命做了一身小棉衣，因为他或她降临人间时，就是冬天了，接着又做了一身夹衣。当衣服做完后，她又细针密线，为他或她缝制了一件红裹肚。最后，她还做了一双老虎鞋和老虎枕头，按照惯例，这两件，是当孩子满月的时候，由孩子的娘舅来送的，可惜荞麦家里没人了，所以她提前自己做。
这天早晨，太阳冒红的时候，杨岸乡出生了。一个通体粉红的孩子，正在接生婆怀里，伸胳膊乍腿。他的头发黑油油的，沾了些血迹和羊水，湿漉漉地贴在头皮上。他的眼睛还没有睁开，于是伸出小手，在脸上使劲地抓挠着，试图借助手的力量，将眼皮掰开。
他急切地想知道外面的世界。他的眼睛睁开了，最初像在地里潜伏了很久的瞎狯的眼睛，渐渐地，眼睛变得明亮起来。
他看见他的母亲脸色苍白，下身满是血，疲惫地蜷曲在炕的一角，那神情，好像经历了一次路途遥远的长征，终于在吴起镇的一孔窑洞里歇了脚似的。他看见他的祖母正在笑着，神经质一样地笑着。他看见他的美丽的姑姑，正坐在灶火前烧水，火光映着她的脸，脸上出现一种和她的年龄不相称的严峻。接着，他听到剪刀一声响，随之感到一阵钻心的疼痛，于是扯开嗓子，大声地、毫无忌惮地啼哭起来。
接生婆麻利地剪断了脐带，将脐带的一头，塞进杨岸乡的脐窝里。另一头，放进胎衣。
做完这一切后，她认为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于是坐下来，喘口气，吃了一碗杨老太太专门为她做的荷包鸡蛋。吃饭的时候，她用筷子指着那刚刚从杨岸乡身上褪下的胎衣，吩咐杨蛾子就在窑洞里挖个坑，将它埋了。她说杨家所有的人，都有责任看好这个衣包，并且为埋藏的这个地点保密，不能让孤魂野鬼知道，更不能让野物叼了去，这是规程。
吃完荷包蛋，接生婆接过礼钱，就要启程了。这时，她从怀里掏出一只已经刮得不成形状的鹿角，进行她接生工作的最后一道程序。她要杨老太太拿来一片新打碎了的碗的瓷片，开始刮那只鹿角。鹿角白色的粉末，纷纷扬扬地落下来，落在一只碗里。接生婆安顿说，将这粉末，用开水冲了，给娃他妈喝，催奶。
接生婆走的时候，出于一种职业的习惯，走到布包跟前，看了一眼布包里的婴儿。她的最后一眼是落在那小脚丫子上的。她注意到了婴儿左脚的小拇指是通红的、完整的一块，于是笑着说：一个匈奴崽子！
接生婆刚走，杨老太太便拿起接生婆刚刚用过的剪刀（剪刀刚才杨蛾子在锅里用开水煮过），从荞麦的红裤带上，剪下一截头儿。她搬过一个凳子，将这红布条儿，挂在了窑门门楣的那个闩眼上。这红布条是个标志，表明这家有喜了，对于来串门的闲人来说，他不该再进这个屋子了，以防冲了月子，也提防孕妇的脏血给带来晦气；而对于那些在山野间四处游荡，无家可归、无法托生的孤魂野鬼来说，这红布条则是对它们亮起的红灯：
那生命尚且稚嫩，不许它们来打搅他。
当杨蛾子吭哧吭哧地挖地皮、埋衣包的时候，杨老太太出去了一趟，她央村里一位手巧的妇女，铰了一群手拉着手的“抓髻娃娃”，然后把这些“抓髻娃娃”，在窑沿的墙壁上，贴成一行。在贴剪纸的时候，她想起了她的第一个儿媳妇灯草儿，她没有忘记灯草曾是个剪纸的好手。
给永宁山捎了话，杨作新没有回来，只给家里捎来一点钱，还给这个红扑扑的小生命捎来一个大号。有这些就够了，窑里的三个女人知道，杨作新在外面干大事，他不回来自有他不回来的道理，所以她们没有埋怨他，彼此之间反而说着一些为他辩解的话。由于窑里没有男人，这桩庄严的事情，它的庄严成分显然显得不够，如果家里有男人就好了，即便他只蹲在窑门外抽烟，一句话也不说，一件事也不干，但只要有他的存在，好像有一堵墙立在那里一样，家里的其他人心里便会感到踏实。
荞麦喝了用鹿角粉末冲下的水后，奶水便像涌涌不断的山泉一样的了。奶水很多，很丰富，胸前鼓起了两个颤巍巍的大包。奶水除了满足供应杨岸乡以外，显然还有许多的剩余，所以涌涌不断的奶水，憋得荞麦的奶头生疼，鼓鼓的奶头，轻轻用手一碰，就“惊”了，如果荞麦的怀敞着，这奶水一下子会射出好远。
既然这里提到了奶头和奶水，而且是荞麦的奶头和奶水，那么，我们不妨插一句闲笔。未来的某一天，当杨岸乡推开肤施市群众来信来访办公室的门，为他的父亲杨作新的冤案奔走时，接待他的中共肤施市委书记黑寿山，记起了杨作新这个名字，并且谈到了记忆中的杨干大的许多事情。他当时还不知道这荞麦就是杨干大的妻子，他的杨干妈。当知道了这些后，他也谈到了荞麦的一些事情，并且着重谈了荞麦的奶头和奶水。
一九四七年著名的延安七天七夜保卫战中，黑寿山当时是指导员。那一次战斗损失惨重，他也负了重伤。火线上下来的伤员，要经过一个叫小镇的中转站，稍事包扎，然后分期分批转移到后方医院。伤员流血过多，口渴得难受，可是又不能喝水，一喝水，血又会汩汩地流出来；在没有手术之前，就会死去。于是，地方政府从周围村庄，招集了一群奶娃娃的妇女，分期分批给这些重伤员喂奶。这批妇女一共有二百名之多。黑寿山永远忘不了，一个面色黝黑的妇女，将自己干瘪的奶头，塞进他嘴里的情景。那时他正发着高烧，处在昏迷状态，嘴里不停地喊着“冲呀”之类的字眼，突然，他感到嘴里塞进了东西，那东西仿佛记忆中母亲的奶头，于是他停止了呼喊，开始拼命地吮吸起来。立即，一股清凉的、稍带咸味的汁液流进他的喉咙。他的眼睫毛被血糊住了，凝固的血又将上下眼睫毛结在一起，因此，当他清醒过来时，眼睛只能睁开一条细缝。透过细缝，他看见了一张黝黑的脸，看见了那脸因为痛苦而抽搐，后来，他用手在嘴角抹了一把，才发现他吮吸的原来是血。那女人的奶水也许早就被别的伤员咂干了，也许她根本就没有奶水，她所以应募而来，只是出于一位劳动妇女对革命的感情和对战士的感情。
他记下了这个女人的名字，她叫“荞麦”。嗣后，大反攻时，他率领部队路经这个镇子，他打问那名叫荞麦的女人的消息，镇上人说，那女人已经害病死了。他打问荞麦埋在了哪里，他好去祭奠一下，可是，没有人能告诉他确切的位置。部队正在行进中，不便停留，于是，年轻的指导员同志，双膝跪倒在小镇石板街道上，“咚咚咚”地叩了三个响头，算是对这位陕北大嫂的遥祭。
不说那未来发生的事情了，那毕竟还有些遥远，而如果时间的流程流到那个时刻的时候，或者说，当我们的故事行进到那个时间空间时，相信我，亲爱的读者，我自然会浓墨重彩的，而此刻，我们说的是吴儿堡的事，是襁褓中的杨岸乡，是乳汁尚像山泉一样奔涌的这位年轻的母亲。
按照乡间的习俗，这侍候月婆子的事情，是由娘家妈来做。荞麦的娘家没有人了，这项工作便由杨老太太承担起来。对于杨岸乡，这个还只会啼哭的小生命，杨老太太也像当年他的外婆对待杨作新一样，从杨岸乡吃第一口奶的时候起，便开始对他施展起了家法。
陕北人的体型，颀长而又健美，两条笔直而又笔直的长腿，挺拔的腰身，很不突出的、几乎与腰身与大腿成一条直线的臀部，当他们在最初没有因为劳动而破坏体型时，给人以“玉树临风”之感。至于陕北人的脸型，我们相信由于上边对杨作新、对刘志丹、谢子长的描述，以及读者心目中的那个横行天下的李自成的虚幻的印象，已经有大致的了解。但是我们对面孔的另一面，即脖颈、颈窝，以及后脑勺，还没有来得及细说。陕北人的脑后部分，其实也很耐看，他们一般没有颈窝，后脑勺也不突出，也就是说，从肩部，越过脖子，直达囟门，仿佛笔直的一条线，平整的一个大陆板块。因此给人的感觉，十分俊美，并且有一种男子汉的豪迈的成分。如果，如果再配上一头浓密的猪鬃一样的黑发，如果在头顶再用白羊肚子手巾扎成一个英雄结，那么，当这样一个男人，反剪着双手，跟在一个毛驴后边，腰身一闪一闪地向你走来时，你会想起苏格兰诗人彭斯那“我的心儿在高原，我的高原，我的漂亮的高原大汉”的诗句。
陕北人的这种体型特征，一个原因，当然是由于遗传因素，但是，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却在于当他们还处在哺乳期时，他们的体型便开始受到严格的控制。
杨老太太将杨干大当年衿的那条腰带，扯成一绺一绺的布条；将杨岸乡的两条腿并拢，两只脚并齐；然后用这些布条，嗖嗖地缠起来。这时候婴儿的骨骼，还没有变硬，因此，一段时间后，婴儿的骨骼定型，就成笔直笔直的了；两条腿并拢，中间连个虱子也爬不过去。对腿的部分如是处理，那么对头部呢？婴儿的头更软，脑门顶上，用手指轻轻一按，就是一个窝窝，透过半透明的皮肤，甚至能看见皮肤下面的血管和骨骼。那只荞麦缝下的老虎枕头，杨老太太没有用它，那只是装饰品、吉祥物，孩子能坐起来时，抱在怀里当玩具用的。她现在另外缝了一个小枕头，枕头里装上了小米。小米凉，这样孩子不会上火，小米又相对来说比荞麦皮坚硬，这样孩子枕着它时，可以使后脑把子变得平直，还可以挤压头部，使天庭饱满，而“天庭饱满四方平”被认为是一种“福相”。杨岸乡枕上这样的枕头以后，头型自然在向理想的方向慢慢变化，而杨老太太还不满足，担心荞麦不会管理，孩子在睡着的时候，头向两边偏，这样后脑勺便不会平整了。于是，她又找来些杨作新当年用过的旧课本，分成两摞，分别挡在枕头的两侧。
说话间满月到了，对于这个小生命来说，这是属于他的第一个节日。这天一早，荞麦将红裹肚、小棉衣、老虎鞋，找出来给杨岸乡穿上。然后，她自己也找了件干净的衣服穿上，抱着孩子，坐在了炕沿。衣服有些小了，紧紧地绷住她的身子。经过这一个月，这母子俩仿佛罩窝的母鸡小鸡，现在满了月子，该出窝了。
这天，村里几乎家家都来了代表，来为杨岸乡祝贺满月。有的人用粗布手帕，包了几个鸡蛋，有的人从腰里摸出几块铜板，有的人带来一张羊皮，有的人带来二尺白洋布。礼物都很轻，都有一些寒酸，但是乡亲们的心意是真诚的，他们真诚地祝福吴儿堡村添丁加口，他们为这个古老的家族，将又有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诞生而高兴。
杨老太太也不吝啬，自从杨作新成了公家人以后，不管怎么说，她的经济来源，较村里人要宽展一些。杨岸乡满月，这是一桩大事，同时，也是一个显富的机会。杨老太太，从村里请来两个厨子，又让厨子，在窑门口临时搭起锅台，杀了自家的一只羊，五只鸡，又让憨憨，从集镇上，买回来半扇猪肉，再用自己的两筐洋芋，换回来一捆粉条，就这么些吃食，交给厨子，尽意去做。待客的场所，放在窑院里，桌子凳子，是从前庄小学借来的。
虽然已经是初冬了，可是这里地势向阳，中午时分，阳光一照，倒是十分暖和。村上的人们，见杨老太太这样实心待人，也就不再拘束，面对满桌美味佳肴，放开肚皮，尽情享受。三杯酒下肚，猜拳的，行令的，唱酒曲的，异常热闹，间或，路过官道的要饭吃的，听到这里的嘈杂声，也赶来凑热闹，搅红火。要饭吃的，拄着根棍子，搭着个褡裢，站在桌子旁，眼睛盯着桌上的饭菜，嘴边一边流着涎水，一边倒核桃似的，说出一长串莲花落。杨老太太倚在门框上，听着这些祝福词儿，眼睛笑成了一朵花，她觉得自己真是活成人了。
对于那祝福词，她耳朵背，只听出其中的两句--“生下女子赛天仙，生下儿子中状元”，光这两句，就足以使老太太乐不可支。她忙不迭地唤杨蛾子，要她掬一碗肉粉汤，外加两个花点馍馍，给这位要饭吃的干大送去。“可惜死老汉命薄，看不到这些了！”杨老太太想。
杨老太太还破费两块大洋，请来了一班吹手。在陕北，即便家里再穷，即便这孩子命再贱，逢满月这天，吹手是不可少的，唢呐声是不可没有的。确实请不起的话，便由这孩子的父亲，举着自家的唢呐，站在土佥畔上吹上两声。
按照一位民俗学家的考究，陕北人的一生，三次与唢呐结缘，一次是过满月，一次是结婚，一次是抬埋上山。唢呐那高亢的凄厉的辉煌的哭音，将三次在窑院里响起。三次吹奏，其实都是一个主题：我已生，我已死，我将婚将嫁，并添丁加口；我用这富有穿透力的唢呐声向这个麻木的世界宣告我的已经存在和曾经存在，张扬我的自我；我用这高亢的音律扩张我的渺小，从而不至于被这单调的背景吞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三次吹奏其实是对恶劣的自然环境的三次抗议和威胁，人类在这宗教般的旋律中得到陶醉，从而继续迈着艰难的步子向前走去。
一班唢呐手，站在杨家窑院的土佥畔上，对着吴儿堡川道，对着那条南达肤施城北达北草地的官道，对着眼前一山放过一山拦的拥拥挤挤的群山，运足气力，鼓出腮帮，猛烈地吹奏起来。他们擦得明光锃亮的铜唢呐，在初冬的阳光下闪闪发亮，唢呐把手上的红缨缨，像火苗儿一样在胸前荡漾。也许是因为刚才喝了两口开场酒的缘故，也许是因为现在太用力的缘故，血往头上涌，他们每人的脸色，都像猪肝一样，像成熟了的杜梨果一样，成了酱紫色，并且沁着汗珠。
唢呐声在满川道里回荡，唢呐声在浮山上回荡，唢呐声在这家三孔土窑的四周回荡。在这无处不传无疆不届的唢呐声中，荞麦抱着她的孩子，由杨老太太领着，挨着桌子，向前来贺满月的人回谢；而乡亲们，也同样报以吉祥的语言。
杨作新仍旧没有回来。他不回来不要紧，只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没有他的在场，无法解决。按照习惯，通常在这一天，为这个幼小的生命，指定一个“干大”。如果杨作新原来就有换帖儿的“拜识”，那杨岸乡的干大，不用说，就是那拜识了。他会主动的，在生日这天，备一份厚礼，再请细石匠，凿一个石锁，给孩子戴上，当着众人的面，认下这个干儿。如果事先没有拜识，那么在这满月筵上，随便指定一个，也是可以的；好朋友会认为这是抬举他，当即就慨然应允。可是这天，杨作新没有回来。怎么办呢？荞麦和蛾子，自然都不懂这个礼势，独有杨老太太，见热闹的场面，缺了这个实质性的内容，心中不免着急。
事有凑巧，那个憨憨，受杨老太太差遣，上了镇子一趟，回来后窑里窑外，又忙活了一番，后来见众人落座，于是就拣一条旧些的凳子，坐了。吃饭的当口，他见来贺喜的人，都或多或少，手里不空，于是满身不自在起来。他说他要上茅坑，抽身回了趟家。憨憨的家里太穷，他在家里翻腾遍了，也没找见一件可以拿上席面的东西。正在着急，瞅见了地上扔着的一堆石刻，于是信手摸了一件，重新返回杨家窑院。
这是一件石锁。底下一个石座儿，上边是一头袖珍狮子，狮子的前后腿，蹬在石座上，中间的裆部，留下一个空隙，恰好是个旧式锁子的形状。原来这憨憨，虽然别的心眼儿塞着，可这一窍洞开，平日上山拦羊，闲着没事，找一块细青石，一个人躲在山圪崂里，又凿又刻又磨，所以手下出了许多这样的巧活儿。
众人见了这石锁，都喝一声彩，叫道：“好手艺！”杨老太太接过石锁，也明白了，这是天意，杨岸乡的“干大”，看来就是他了。随之叫过抱着孩子的荞麦，要她过来，让儿子给干大叩头。杨岸乡还小，自然不会叩头，这事就由荞麦代了。而荞麦在称呼憨憨的时候，也就借儿子的口吻，称他“他干大”。
干大在这个满月的时候，要做的事情，是给这石锁上，绑一道红绳，并且从此以后，每逢过年，都要加一道，直绑到十三根红绳，也就是孩子虚岁十三岁上，才算监护完毕。
眼下，这红绳杨老太太早有准备，于是拿出来，让“他干大”给系在狮子的脖子上了。这桩事儿结束，憨憨重新找到自己的旧凳子，再去吃筵席，不提。
满月一过，生活重新归于平静。杨家窑院里，一切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全家人齐心协力，养家糊口，打发着沉闷的日月。只是较之以前，窑里窑外，有了孩子的笑声和哭声，这孩子给这三孔土窑，增添了难得的欢乐，也使这窑里人们的生活有了目标。“千里的雷声万里的闪，一朵朵红云飘得远”。中央红军来到陕北后，革命势力日重，陕北根据地和陕甘边根据地，连在了一起，夹在两块根据地之间的吴儿堡，一夜之间，也成了红区。镇上成立了苏维埃，村上有了革命政权指定的村长，这个偏僻的吴儿堡，也热闹起来。
说话间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这一年多的时间内，杨岸乡七个月坐、八个月爬、十个月打能能、十二个月上走路，等到这时，已经会迈动小腿，扶着墙壁，窑里窑外地乱蹿了。
这时候杨作新捎来话。原来这时候，中央红军，已经和平接收肤施城，杨作新重新回到肤施，担任了职务。他在城里，租了间平房，要荞麦领着儿子，进城去住。杨老太太接到这个讯儿，心里自然舍不得孙子，可是转念一想，杨作新如今又红漾了，况且做了大官，如果荞麦不在身边守着他，难免这小子哪一天昏了头，又向吴儿堡发来一封休书。想到这里，就叫杨蛾子，去找村长，以红军家属的名义，要村长派一个公差，用毛驴送荞麦母子上路。
这一年多的时间内，杨作新行色匆匆，几乎参与了中央红军进入陕北高原后的所有重大活动。当然他只是个跑龙套的角色，所以，在后来的那些回忆录和党史资料文献中，对他的名字很少提及。
儿子过满月那天，他原来是准备回家一趟的，可是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在洛河川的象鼻子湾举行的会师典礼，他参与了筹备工作。典礼一完，这时候赶回吴儿堡还来得及，结果突然战事又发，蒋介石急令张学良所属五十七军、六十七军并骑兵军，趁中央红军初入陕北、立脚未稳之际，予以歼灭。于是，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联手，由毛泽东亲自指挥，在子午岭旁边的直罗镇，组织了那场被毛泽东称之为“奠基礼”的直罗镇战役。几支部队协同作战，彼此原先都不熟悉，所以杨作新忙前忙后，四处奔跑，做了个联络官之类的角色。
这以后，以国民党重兵守卫的陕北第一重镇肤施城为圆心，红军纵横驰骋，在陕北高原上，兜了几个圈子。中共中央首脑机关，先后在谢子长的家乡瓦窑堡，刘志丹的家乡保安，建立起临时红色首都。东征战役时，毛泽东东渡黄河，得胜回营后，还在清涧袁家沟，小住过一段日子，并且正如读者所知道的那样，在那个小小的陕北高原山村，写下了一首关于“雪”的诗词，词牌名是《沁园春》。
一九三六年的双十二西安事变，成为一个转机。在此之前，张学良将军与周恩来将军，曾在肤施城南门坡的一座天主教堂里，秘密会晤，商讨东北军将其辖地肤施城，让给红军事宜。双十二事变的发生，促使这件事有了结果。于是，时隔一个月零一天后，也就是一九三七年的一月十三日，张学良部撤出肤施，中共中央首脑机关进驻肤施。肤施城内的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地方武装，见正规军走了，知道大势已去，于是站在肤施城头，放了两枪，然后仓皇逃逸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肤施岁月，于是从此开始。
杨作新就任了肤施市督学职务。原先的赵督学，据说在杨作新结婚不久，她就和肤施守军的头领结婚了。红军开进肤施城之前，我们知道，地方武装纷纷逃逸，那位守军头领，带了已经怀孕的赵督学，前往榆林，投了那里的同僚。榆林城位于陕北高原与鄂尔多斯高原、宁夏河套平原接壤地带，这里的军事辖制，却属北平冯玉祥管。那赵督学的丈夫，后来换防，到了北平。到北平后，听了赵督学的话，脱了制服，开始经商。他们的故事到这里没有结束，容后再叙。至于那“赵半城”，却在红军入城之初，在自家的门楼上，拴了根绳子，上吊死了。当时，女儿和女婿，劝他和他们一起走，他舍不得这肤施半个城的属于他的铺面和字号儿，决心与它们共存亡。女婿女儿无法，只好自己抬脚先走了。女婿女儿走后，剩下他一个人了，他坐在空荡荡的家里，想起国民党那些关于共产党杀人放火之类的宣传，越想越怕，就去寻短见了。其时鞭炮声已经响起，肤施城里的开明人士，由事先潜入城中的杨作新组织，出城十里，迎接毛泽东一行入城。杨作新自然没有忘了“赵半城”这个人物，谁知来叩他大门的时候，看见的只是一具悬在空中的尸体，杨作新见了，嗟叹一回，心想他本来不该如此。
红军入城，张榜安民。肤施城里，不能没有地方官，诸多铺面商号，也不能没有管理的；肤施治下各类学校，也不能一日没有督学。至于以后体制如何变更，那是以后的事了，现在得有个应急措施才对。以杨作新的资历、影响和学识，担任这个督学自然合适，于是众位乡贤，公推他担任这个职务。杨作新觉得由他去接赵督学的手续，似乎有些滑稽。但这是革命需要，况且，上级也有这个意思，于是也就不便推辞。安顿停当后，便在肤施城内，租了一间民房，接来了荞麦母子。自此，杨作新每日忙于他的公务，勤勉工作，荞麦当她的干部家属，以带孩子为职业，一家人和睦相处，恩恩爱爱，相安无事。
现在，该接近那个最难堪的话题了。对于这一点，叙述者实在不想将它提及，因为这是个很难说清的事情。但是，怎么说呢？既然我们选定了杨作新，成为书中主要的人物之一，那么他的性格的完成，他的归宿，他的故事，我们总该有个交代才对。况且所有发生在杨作新身上的事情，都是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并不是叙述者的随意杜撰。叙述者只是听命于他手中的笔，在重复历史而已。
长期以来，闭塞的地理环境，形成了陕北人狭窄的地域观念。这种心理特征甚至表现在那些最细小的事情上。举例说吧，山坡上长着一株木瓜树（木瓜：学名叫文冠果，陕北高原一种长在崖畔上的灌木型野生植物。），山根下住着一户人家。
这户人家认为，这株木瓜是长在他家的垴畔上的，所以是他的，他静静地等着这木瓜成熟，直到熟透后再去摘它。一个过路人偶然发现了这树木瓜，于是攀上山崖去打。作为过路人来说，他是正确的，因为木瓜是野生植物，而且是长在野山上的；但是作为这家土著来说，他也是正确的，因为从祖辈开始，这一树木瓜，从来都是由他们家来收获的，他对这不速之客的举动感到不可理解，认为自己受到了侵犯。两个想不开，于是发生了口角。
中央红军初入陕北，当时国民党张学良部与甘、青、宁四马四面合围，局势十分严重，于是，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携手合作，接连打了几个胜仗，迅速扭转了局面。当时的情景，确实正如陕北民歌中唱道的那样：“热腾腾的油糕端上桌，滚滚的米酒捧给亲人喝”，两支红军情同手足，陕北高原一片欢腾。但是，随着国共统一战线的酝酿，局势的好转，尤其是经过整编，陕北红军的将领都几乎被任命为副职之后，矛盾便显露了出来。当时，陕北红军领袖谢子长，早已牺牲，另一位陕北红军领袖刘志丹，也在东征时罹难。这两个深明大义、目光远大的人物的去世，也使中央红军对陕北红军的控制和指挥，有所减弱。也就是说，陕北红军中的地方主义倾向，有所抬头。
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中央红军对陕北红军，也不能说没有戒心，前面谈到的将陕北红军的将领们，任命为副职，就是一例。记得我们在前面曾经说过，毛泽东曾派精锐的三五九旅，驻扎在三边盐池，并将三边辟为特区，以便在陕北高原站不住脚的时候，在那里留一条退路。此种考虑，当然是由于陕北土地贫瘠，不足以养兵的缘故，但不能不说也有上边的那种成分。尤其是令陕北红军伤感情的是，东征结束后，陕北红军一部，取道延水关，渡黄河回根据地。部队来到黄河岸边，躲进岸边石崖底下一孔天然的崖洞里，派人凫水过来联系船只。这边中央红军的特派员，下令扣住船只，不准一只过河。三天三夜之后，悬崖顶上阎锡山的巡河部队，终于发现了这支红军，于是一阵乱枪打来。这支部队一百余人，一部分被当时乱枪打死，一部分跳入河中，被水淹死，生还后回到陕北根据地的，只剩下五个人（这里一九九三年初版时，是“三百余人”。现在根据中共中央党史办的审读意见，改正为“一百余人”。党史办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当时该营（营长叫冯德胜）的编制，看来不满员，这在陕北红军中是普遍的事。作者只是在记述这件事情，想其当然，以一个营三百余人来统计人数。--作者二○○六年修订版补注。）。那座山洞后来被当地老百姓称“红军崖”，在延水关对岸上游二华里处。五个生还者中的一个，一九八二年，叙述者曾经访问过他。他就在那一带居住，黄河岸边长大的，所以那天晚上凫水游到了这边。他目下是个农民，一边编着筐箩，一边回答叙述者的问话，眼皮耷拉着，一抬不抬。如果他现在还活着，年纪已经很大了。那地名叫北村。
原来这死难的陕北红军一部，正是当年后九天杨作新收编的那支武装。消息传到肤施城，杨作新听了，不免发几句牢骚。杨作新这些年在陕北各地奔波，军队里或者地方上，都有不少熟人。那些有情绪的人，到了肤施城，不免要到杨作新的家里去，发泄不满情绪。而不知好歹的杨作新，自命根基稳固，听了这些话，非但不加制止，反而表示同情。
久而久之，杨宅以及杨作新本人便引起了当时已经成立的边区保安处的注意。乌云已经笼罩在杨作新头上了，可惜他还不知道。
这当儿，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美髯公周恩来，应张杨二将军之约，前往西安议事。于是他乘了一辆爱国华侨陈嘉赓先生赠送的旧卡车，携带张云逸将军并副官陈友才等人，离了肤施，前往西安。行至距肤施城五十华里的大劳山时，突然遇到一群土匪袭击。土匪明确的目标是周恩来。副官陈友才和几个警卫员冒死相救，全被打死在卡车前，周恩来、张云逸钻入大劳山丛林，得以逃脱。按说，山林是土匪的天下，纵然周恩来腿快，也如何得以逃脱？原来事有凑巧，那天副官陈友才的上衣口袋里，恰好装着周恩来的一张名片，土匪来到路上，从陈友才的口袋里，搜出名片，断定这就是周恩来本人了，于是不再追赶，重新缩回了山林。周恩来脱险后，找到驻扎在附近的八路军骑兵部队，被护送回到肤施，不提。
这桩周恩来劳山遇险案，当时在肤施城里，引起极大震动。事情后来虽然查清了，是一帮政治土匪所为，而骨干分子，就是被红军赶出城的当初肤施城中的国民党守城部队。
但是在当时，边区保安处立案侦查以后，却把杨督学作为主要怀疑对象。个中原因，当然是杨作新当年在后九天时，曾经与陕北地面各路土匪，有过一段不清不白的关系。这时候，边区保安处同时查出，那支红军崖遇难的部队，竟是当年后九天改编过来的武装，诸种因素联系在一起，于是便决定对他下手。只是杨作新是陕北同志，又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因此在没有真凭实据之前，先没有动他，只是等待机会。
是年七月，蒋介石在庐山举办干部训练班。其时国共两党，已因西安事变为转机，达成“合作抗日”的谅解，所以这次训练班，也给肤施城分了一个名额。机会来了，通知到时，便由当时的神秘人物康生，直接与杨作新谈话，安排他去庐山受训。杨作新当时还蒙在鼓里，鼎鼎大名的康生找他谈话，他应该有所觉察，明白此行不同寻常。可是他毕竟见识短些，觉得这是一件光耀的事，于是慨然应允，稍事收拾，便直赴九江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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