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进行着，就像杨蛾子怀中那块铮铮作响的怀表，走着它的里程。它有时候吝啬，有时候慷慨，它在你志得意满时突然施于你痛苦，它在你陷入绝望时又猝不及防地赐给你欢乐。
所有的痛苦与欢乐，便构成了你的斑斓多彩的人生。如果没有这痛苦，你也许永远不会长大，永远处于初生儿的弱智阶段，永远不会具有穿透世界的目光，是痛苦给你提供了苦涩的然而是营养丰富的乳汁；当然，生活中也必须有欢乐，即便是一点，也应当有，要么，人生未免就太沉重和枯燥了。
所以我们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也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或者二者都是，但只是二者的二分之一，然后再将这两个二分之一综合起来，构成我们自己对世界的看法。
说了一阵，等于没有说。那么，我们还是回到自己的故事里来吧。将玄学留给理论家们去说。
杨岸乡发现自己一夜之间成了名人。
交口河造纸厂的大人小孩，都知道他发表了一篇小说，并且拿到了一笔相当于两个月或三个月工资的稿费。大家都注意到了，这个从来得不到信件的人，现在，每天都可以收到一封到两封信件，有时候，还有从远处打来的长途。
造纸厂附近农村，有几个中学毕业返乡的年轻人，还专门来拜访他。这些返乡青年，在劳动之余，经常写一些文学作品和新闻作品，投寄出去，偶尔，有一小篇豆腐块文章，甚至会在《肤施日报》上见报。他们明白自己不会有大的发展，但是他们愿意这样做，就像那些放在地窖里的白菜、葱头一样，一到季节，不管有没有阳光和土壤，它们都要抽薹。当然，如果运气好，他们的努力往往也会收到一点实效。最初谋个民办教师的工作，接着招聘到乡镇文化站去，最后，飞得再高一点，到县广播站当记者、到县委通讯组当通讯干事，等等。而这些最初的发端，往往是由于那一篇“豆腐块”。这些散落在乡间的人类的优秀分子们，突然知道了《最后一支歌》的作者，竟与他们为邻，于是理所当然地来拜访了。他们最初称他“花老师”，后来，由于杨岸乡的一再说明，他们才改口称他“杨老师”。当然，杨岸乡最初的气质和服饰，以及他的莫名其妙的解释，曾使他们失望，但是，当杨岸乡激动以后，当杨岸乡坠人他那冥冥的艺术思维以后，他的渊博，他的口若悬河，他的狂放不羁目空天下，又令他们吃惊。
从厂长到工人，人们开始以新的目光看待他。
厂长（厂领导的称呼这时候由革委会主任改为厂长）见到杨岸乡时，脸色和蔼了一些。他找了几次机会，谈到当年他曾经怎样冒着触犯上级的危险，将这个有背景的人收留了下来。当然，厂长对杨岸乡态度的改变，那篇小说是一个原因，而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那天市委书记同志来本厂视察时，似乎有意无意地，对这个工人表示了好感。
行政上的事情很微妙，也许他真的认得杨岸乡，说不定还是亲戚，但是假装不认识，而以“重视人才”为借口，向你抛出一个球来，看你接不接。如果你接了，用起了杨岸乡，那么，其实市委书记同志什么话也没有说，他只是说了一句任何有水平的领导人在这种场合都会说的一句话，你绝不会抓住他的把柄。如果你不接，你置若罔闻，你像一根木头一样一撞三不响，你将领导同志的话当做耳旁风，那么，下面就有你的好戏看了。
但是，市委书记的话，毕竟说得过于含糊，连“点到为止”这样的程度也达不到，因此，厂长决定看一看再说；在看的同时，适当地为杨岸乡安排一点社会活动。
厂长态度的突然改变，令杨岸乡受宠若惊。他是一个欠了别人人情，晚上睡不着觉的人，因此，总想找机会还债。在厂区里，遇到厂长，他咧咧嘴，尴尬地一笑，算是招呼。吃饭的时候，上厕所的时候，也都招呼，以示亲近。中国人招呼人的话，通常只有一句--“你吃过了？”如果这话用在吃饭时，比如饭前，比如饭后，比如饭前饭后一段不太久的时间，都还说得过去，但是，如果用到从厕所里出来以后，这就有些令人尴尬了。
有一次，偌大的一个厕所里，茅坑上只蹲着两个人：他和厂长。他感到一阵压力。这时候，他感到腹部一阵紧缩，再也拉不出屎来。其实，这时拉屎已经成为第二位的东西，当务之急是，他应该找到怎样的一句话，和厂长搭讪。“你吃过了”这句话已经溜到嘴边，他将它收回去了。当杨岸乡提起裤子，挪动步子时，他说了这么一句：“你在，我走了！”
--这句话把厂长逗笑了。他在心里说：“我不能老是在这儿，我也要起来呀！”笑归笑，不过厂长的自尊心得到了满足，他觉得这个人蛮可爱的。毛主席的辩证法嘛，他觉得绝对不能把一个人看死，看成静止不动的。
杨岸乡决心彻底清理一下自己。他身上那股老鼠的气味，虽然洗了，但仍然存在。嗅到了这一点后，他因此而脸红。他不明白这些年自己是怎样在这污浊的空气中度过的。
他没有那种曾经战胜老鼠的成功者的喜悦了，而是为自己身上的气味羞涩。
他托人到城里捎了一套中山装、一套新衬衣、一双皮鞋。他用整整一个礼拜天的时间，在工厂的那个洗澡池里浸泡和揉搓自己的身体，以致使洗澡水颜色发黑，水面上漂起一层油腻，池壁随着水波的涨落，沾上一道条状或片状的垢甲。洗完澡后，他穿上了新买的衣服，而将原来的那些破烂，统统地塞进了垃圾桶。
他想整理一下房间。对顺着墙壁高高摞起的那一堆书，没有更好的处理办法，于是他找来一辆小推车，将它们统统地推到了车间，交给了那口悬挂的大铁锅。听着中国的和外国的经典作家在大铁锅里抱怨，杨岸乡双手一摊，表示他实在没有另外的办法，他的十平方米容纳不下他们。--不过他确实曾经像一个蛀书虫一样，顺着每一行字爬过一遍，所以不能说他不恭。
随后，他从工厂的一个角落，找来一些基建用剩下的白灰，将墙壁粉刷了一遍。
社会要抬举一个人，原来可以随时找到借口。杨岸乡的这个举动，引起了厂长的注意。厂长认为在废品收购站已经不能保证供应原材料、大蒸锅整天处于饥一顿饱一顿的情况下，杨岸乡将自己的藏书贡献出来，帮助生产，无疑是一种爱厂如家的表现。于是他号召每一个工人都这样做。号召归号召，工人们能够拿出来的废旧纸张，寥寥无几。这并不是大家不想拿，而是在过去的年代里，实在没有能够积攒下多少，即便有一些，也生炉子生灶火用了。然而厂长已经满足了，因为他的本意原本不在这些书籍，而在找一个借口抬举杨岸乡。
杨岸乡开始红漾起来。
厂里的季度性总结和年终总结，在会计完成数目字的罗列、文书完成开头的一段大帽子后，具体的写作特别是文字修饰，通常都要找杨岸乡完成。厂大门口过劳动节、过国庆节、过元旦和春节时必贴的红纸对联，现在也由他撰稿和书写。而开水水管前的“严禁用桶提水，违者罚款”、男女厕所墙壁上的“大便入坑，小便入池”几个毛笔大字，也出自于他珍贵的手笔。
“人尽其才！”厂长颇有几分得意地说。
话说这一年年底，厂里要举行一次春节联欢晚会，而且要从晚会中选出优秀节目，参加肤施市工业系统的职工文艺调演。这样，杨岸乡责无旁贷，他成为各节目之间串连词的撰写者和其中几段说唱节目的撰稿人。
他缓慢地将自己从最初的那种精神状态中解放出来，开始与社会交流，开始进入生活并成为其中角色。或者说，社会开始重新接纳他。
他在这所谓的排练节目中找到了一点乐趣。
当年在肤施市，曾经成立过一个文艺班，招的都是十一二岁的男孩子女孩子。当剧团和文工团被作为“封资修”的工具统统遣散之后，社会曾靠这些小人儿承担过宣传和娱乐的任务。后来“文革”结束，老艺人都从旮旮旯旯跑回来了，于是这些已经长成大孩子的少男少女，除了个别有突出天赋的，留了下来，其余的，便被招在这个工厂当工人。
这些人现在成了春节文娱活动的骨干。
其中有几个姑娘，十分漂亮。看着漂亮的姑娘在自己身边翩翩起舞，总是一件愉快的事情。而如果其中的一个有意无意地瞅上自己一眼，那简直就是一种幸福。
“他这人有些古怪！”这是姑娘们的一致看法。这种看法妨碍了她们进一步接近他。
她们有自己的圈子，那圈子里有同年等岁的少男少女，她们都不乏自己的崇拜者，因此，假如在高跟鞋的帮助下，从杨岸乡的身边凛然不可侵犯地走过去，走过时顺便挺挺还不甚丰满的胸膛，或者在排练的途中，见缝插针，给杨岸乡说上几句尖刺的话，在她们看来都是并不过分的事情。她们还年轻。
所有骤然而止的小打击并没有使他难堪，反而使他感觉到了生活在人群之中。毕竟有一群鲜活的少男少女，在自己身边。毕竟有音乐，尽管这音乐是由蹩脚的业余乐师演奏出来的。比起自己孤独的历程来说，现在仿佛从望不见边缘的沙漠走入了一座小镇，尽管四周布满了庸俗的气氛，但是他感到自己毕竟生活在同类之中，就像一只狗之于一群狗一样。尽管这一群狗不愿接纳它，嗅出了它身上异于它们的气息，但是这毕竟是同类。杨岸乡不由得想起了他的与鼠为伴的岁月。
有一个出奇漂亮的女孩子，她明显地不同于她的肤浅的集体。
她没有骄气，也没有娇气，当别的人大肆喧闹的时候，她总是懂事地躲在一边，并瞅上杨岸乡一眼，好像在为她们这一群人的肤浅，向杨岸乡表示歉意。她身材纤巧，面色端庄姣美，脸型和整个气质，让人想起一位故世的叫上官云珠的电影演员。
据说她曾经得过一种病，这种病叫白血病，或者叫血癌。这种病生存下来的希望是百分之一。结果她活了下来，成为这难得的百分之一。
她是独唱演员。在那次春节联欢会上，她独唱的歌子是一支老歌，歌词的第一句是“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下来的一句是“晚风吹来一阵阵欢乐的歌声”。这本来是一首不甚深刻，但是充满悠扬情调和安谧气氛的抒情歌曲。演唱者不知为什么充满了忧伤，从面容到声调里；因此在演唱中，将这支歌处理成了一支类似俄罗斯民歌那种“噙着眼泪的微笑”的味道。这种处理加深了歌子的深度，也取得了意想不到的舞台效果。
她听说杨岸乡有一篇发表了的小说，是描写一位小唱歌家的。她很想看一看，于是主动地踏进了他那十平方米。这大约是十年来，第一个踏进这间小屋的女性。
女孩子的肤色很白。不是那种养尊处优、涂抹过许多增白粉霜以后形成的那种美艳的白色，而是一种纤弱的营养不良的苍白。她伸手接过杨岸乡递给她的杂志时，杨岸乡接触到她的手指。她的手指出奇地冰冷。
这个女孩后来参军走了。在他们相处的这一段时间内，或者准确地说，在女孩后来还这本杂志的时候，杨岸乡曾经吻了一下她。他感觉到她的嘴唇也是冰冷的。即便她的情绪处在一种热烈中，她的肌肤仍然那样冰冷，像个冰美人。这一点杨岸乡始终也没能想透。
她通体的血是在患了白血病以后，被全部换过一次的。但这不能成为她冰冷的原因。
在那一段日子，杨岸乡迷恋上了这个女孩。这件事构成了他生命里程中的一段小夜曲，一次狂暴的激情与另一次狂暴的激情中间的一段相对平稳的蓝色时期，一次灵魂的游堕。
在排练节目的时候，他静静地躲在一个角落，缩成一团，长时间地痴呆呆地注视着她。看着她的丁字形皮鞋，她的像两条火车道一样笔直的裤缝，她时而盘在头顶、时而垂在颈部的两根接近亚麻色的发辫，她的每一次投手举足。
他已经习惯了这种思维方法，即顺着一条直线想下去，一头扎进自己的想入非非。
在那片臆造的意境中所呈现的各种景象，反而比此时此地凡胎肉躯所接触和感觉的一切更加栩栩如生。
这样，在神情专注于一处，想入非非的时候，眼前的一切，便视而不见了。所以他给人的感觉是呆头呆脑、木里木讷，不善于交际，不能应付场面，说话的时候，做事的时候，注意了这个忽视了那个，不注意掌握分寸，不时地出现偏激，于是不觉地常常顾此失彼，磕谁碰谁。
这个习惯是无法改变了，长期的孤独已经给他身上留下烙印。
但是，如前所说，他毕竟从一种危险的精神状态下挣脱出来，回到正常人的生活状态中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生活的这一番打搅，让他的灵魂继续放逐在那没有边际的谵想中的话，精神病学也许又增加了一个临床病例。
人是伟大的。尽管博学的哲学家们，在用放大镜和望远镜观看了过去、现在，以至未来的人类的生存状态后，悲哀地认为：生命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痛苦过程；这是一种与意识孪生的本能的痛苦，它于第一个猴子直起身子，走出森林，开始产生思想时，就附着在了人的身上；圣殿之所以尊贵庄严，就是因为它是人们共同哭泣的地方。然而，在这苦难的舟子之上，勇敢者仍然扬起他不屈的旗帜，他手抓着行囊的背带，时刻侧耳倾听着命运的召唤，风暴的喧响，他有一个坚强无比的胃，他吸收着苦难的乳汁，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强大起来。
杨岸乡还年轻，澎湃在他心中的激情和精神力量，帮助他向生活的下一幕走去。用陕北的土话说：“你还没有活人哩！”所以，生活不允许他过早地就糟蹋了自己。
“如果安排一切的不是上帝，那就是女人！”那些日子，杨岸乡脑子里时常回旋着这句话。
这句话是在杨岸乡以热烈的目光，长时间地注视他的女神时，那女孩子回眸嫣然一笑，接着又用下颚一翘，暗示他“你失态了”时，他骤然想起来的。
杨岸乡很为自己的这句话得意。但是，不久后，他就发现，这句话仍然出自一本书，而不是他的独立思考。他有些扫兴，他深切地感觉到，前人对世界的探究，曾经深刻和广泛到什么程度，旮旮旯旯都没有放过，你自以为你又发现了一块思想的新大陆，其实，你只是在拾人牙慧而已。
女孩的名字叫艾芳。回到他的十平方米后，杨岸乡常常情不自遏，念叨着女孩的名字。他开始尝到了一种恋爱的味道了，这对一个四十多岁的人来说是一件可怜的事。
女孩的眼神总有一丝忧郁。这忧郁将她和那些眼睛里没有内容的女孩区分开来。她一定有过什么不平凡的经历。白血病当然算一个，但是除了白血病之外，肯定还有。她的服饰是朴素的和简约的，这一点杨岸乡后来才明白。女孩子能用很少几个钱就将自己打扮起来，而为了保持裤管的笔直，她在上班的八个小时之内宁肯站着，也不愿在小凳上坐一会儿。一件不管什么样的衣服穿在她的身上，她总能将它收拾得干净大方，而这件衣服如果落入一位村姑之手，立即就会走形。这些习惯大约是文艺班时期形成的。杨岸乡还注意到她吃饭的时候，打的总是最便宜的饭菜，那么说她是将工资的绝大部分寄回家了，她家里大约还有什么人，年迈的老父亲和老母亲吧！难怪那些大手大脚的姑娘们和小伙子们，总是有意无意地，对她表示出一点轻蔑。白血病成为他们经常谈论的话题，他们总是用白血病这件事来抵消她的美貌，为自己平庸的面貌找到一丝安慰。
女孩将饭盒塞进了灶房那卖饭的窗口。
没等她开口，头脑光光的大师傅已经知道她要的是最便宜的菜。砰砰啪啪，勺碰锅底的声音，接着，一份洋芋丝或者醋熘白菜，递了出来。“五分！”大师傅粗声粗气地说。女孩不卑不亢地接过饭盒，转过身。
杨岸乡的饭桌上只有一个人，也就是说只有他一个。自从他身上老鼠的气味彻底消失以后，自从他开始在厂里成为一个人物以后，他吃饭的桌子上，会有一个老工人或者偶尔下厂的干部，和他坐在一起。平日，老工人都有自己的窝，年轻人又不屑于与他为伍，因此，这个饭桌，几乎成了杨岸乡的专席。
他的眼睛，又投向了那个端着饭盒的窈窕身影。他多么希望她能坐到自己的桌子上来。他在心里明白这种想法大约是一种奢想，但是眼神没有听命于心灵，他的眼神中闪现出几朵希望的火花。
女孩在行走的途中放缓了步子。她犹豫了一下。按照常规，她是该坐在他们那一伙中去的。但是她注意到了杨岸乡眼神中的火花。她微微一笑，只有杨岸乡才看出这微笑是对自己美貌的自负。随后，她有些挑衅似的瞅了他们那一群一眼，然后拐了个弯儿，坐在杨岸乡的桌边了。
女孩坐定，立即，一股青春的气息向杨岸乡袭来。
杨岸乡没有料到女孩会真的坐过来。他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他有些发窘，他有些脸红，大约还有点儿手足无措。他挪动了一下屁股底下的凳子，这个挪动可以作两种解释：一种是为女孩腾出位置的表示，礼仪动作，表明他注意到了她的光临，尽管这种挪动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桌旁只有他们两个人；另一种解释是，躲开这女孩，和她拉开一段距离。
“你的小说真好！我看了三遍。那个故事是真的吗？”女孩主动搭话了。
“你说的是……”
“《最后一支歌》。杂志上领头的那篇小说。”
杨岸乡的心跳得很厉害。心跳影响到发音器官，因此，声带发涩，说不出话。他的脸憋得通红。他偷偷地抬起头来，看见了女孩细细的眼睫毛和眼睫毛下两只纯情似水的大眼睛。一想到这样一位美丽的异性和自己同坐在一张桌子旁，而她的全部注意力在这一刻集中到了他的身上，令他连个躲藏的地方都没有，他更紧张了，鼻尖上这时候大约已经有热汗沁出。
女孩宽容地笑了笑。她大约生平还没有遇见过这样腼腆的男人。杨岸乡的拘束感染了她，她也有些拘束。当她明白杨岸乡是因为她坐在跟前，而自惭形秽时，她生平第一次对自己的容貌不满起来；此刻，她宁肯自己再平凡一点，以便使身边的这个男人减轻一点负担。
“真的，我被小说感动了，被那位女歌手的命运感动了。生活真不公平。”女孩紧紧地盯着杨岸乡的斑驳面容，真诚地说。
杨岸乡想说这小说不是他写的，但是他没有勇气说出来，他只咧了咧嘴，向女孩难堪地一笑。不过他在此刻对自己说，总有一天，他会写出比《最后一支歌》更好的小说的，不为别的，仅仅为了女孩这句真诚的话，为女孩今天这个和他坐在一起吃饭的行动。
误会有时候是一种动力、一种机缘、一种社会强加于你的任务、一种冥冥的力量对你的暗示和导引。杨岸乡记起自己小时候游泳的一件事，那是他第一次游泳。（还记得那个从南河里出来，光着屁股，跑到边区交际处大院偷西红柿的小男孩吗？）他不会游泳，确实不会，不会的原因之一是他是在吴儿堡那块旱原上出生的。但是，当一群孩子来到河边，当他们纷纷脱了裤褂，冲杨岸乡喊道：“你怎么还不下水，你肯定会凫水，你这么勇敢的人哪能不会凫水”时，他脱下衣服跳进了河里，并且一直游到对岸。当然，他喝了几口水，他有几次被浪头盖过了脑袋，灭顶之灾，但是他终于游到了对岸，抓住了岸边伸向水里的一枝柳条。他就这样开始学会了游泳。这事有些奇怪，也有些令人后怕。当他后来细细分析这件事时，他想，除了那种不可知的精神的原因之外，大约还有一个客观原因，那天南河正涨水，水很浑，稠乎乎的，这种水有浮力。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从此会游泳了，清水里，浑水里，都应裕自如。
女孩开始吃饭。
杨岸乡松了口气，他赶紧把头埋进自己的碗里。
在吃饭的途中，他几次抬起眼睛，偷偷地看了一眼女孩。他看见了她的削肩和细长的脖子。女人是神秘的，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恐惧来源于陌生，是的，他对女人的恐惧心理其实也是出于一种陌生，一种神秘感，尤其是对那些漂亮的蓝精灵来说。
后来，杨岸乡将会接触一个又一个女性，经历一个又一个女性，他像一个冷酷的向着既定目标奔跑的机器一样，需要时时从生活中寻找营养和动力，他残忍地践踏着一个个心灵，从横陈的玉体上大踏步地跨过去，在跨过去时连头也不回一下。那时候，陌生感与神秘感同时消失，他通过对这人类一半的认识加深了对人类的整体认识，但同时一种最美好的感情也从他心中消失了。
“你和所有的人都不一样，你注意到了吗？”这是那女孩的声音。
“是吗？”正在同时吃饭和同时沉思的杨岸乡，从遐想中醒来，回到饭桌上。
“你好像生活在另一个世界的人，那里有你真实的生活；而日常的这一切，包括此刻的吃饭，对你来说，倒像在梦中。看见你那神不守舍的样子，常常令我想起一个人！”
“一个人？”
“是的，一个人。我喜欢看小说，包括那些厚厚的长卷。你一定看过《战争与和平》吧！
你知道那个贵族……私生子……”
“彼埃尔！”
“对的，叫彼埃尔。你多像他那神不守舍、心不在焉的样子。假如在酒馆，你一边喝着闷酒，一边低头想心事，那么，每一个从你身边匆匆而过的女人，都会在心里对自己说：
‘瞧，这个男人多么忧郁呀！’只是，比起彼埃尔来，你还缺少……”
“缺少什么……”
“一件白西服，一架金丝眼镜，还有……”
女孩说到这里，不言语了，脸颊上迅速地飞过一星红晕。
“还有什么呢？”杨岸乡顺着她的思路，不由自主地、不解地问。
女孩向邻座的喧闹的人群望了一眼，悄然说：“对娜塔莎的一丝柔情！”
说完这句话后，女孩不再言语了。当她明白自己刚才说了什么时，她很为自己的话吃惊。于是杨岸乡听见了勺子磕碰饭盒的声音，这是女孩用吃饭来掩饰，而大约手指有些颤抖，因此磕击出了声音。
女孩的意思再明显不过了。最起码的解释是，她对杨岸乡有好感。仅仅有这一点，杨岸乡就满足了。
杨岸乡现在重新以另一种目光打量她。她现在从她的削肩上，看出的不但是线条，还有一种叫人爱怜的味道，这削肩需要靠在一个男人的肩膀--彼埃尔那样的可靠的宽肩膀上，需要保护，即便这保护来得粗暴一点，她也准备心甘情愿地接受。杨岸乡这时候阳具突然勃起，他记起了自己是一个男人。
分手的时候，女孩说了句，晚上她来还书。所以在下午的当班中，杨岸乡的心情一直处于一种激动状态。他傻乎乎地笑着，卖力气干活，他的行动引起了车间里的诧异。一位女工以深刻的目光看了他一眼。记得我们曾向读者介绍过那个女工。
但是随着黄昏的到来，杨岸乡的信心又变得不足。他觉得这也许是自己的自作多情。那女子根本没有别的意思，她仅仅是来还书。而她在饭堂里脱口说出的那句话，仅仅是一个毫不相干的人对另一个毫不相干的人的评价，一句谈资而已。她从各方面来讲，都与自己相距甚远。他明白女孩和他的接近只能使她的身价降低，他无法给她带来什么，他也不会成为她臆想中的彼埃尔。女孩只是在怜悯他，就像一个拥有许多珍藏的人，信手将其中的一件丢给一个过路的乞丐。
看来又不像是那样。不管怎么说，女孩表露的是真情。那么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是不是整个世界串通一气，想要迫害他、捉弄他，于是打发这个女孩作为诱饵，以便像小说中或电影中所经常出现的情节那样，当事情发展到一定的火候，守候在外边的人们便破门而入。
难为杨岸乡了，一件小小的事情，在他的头脑里，竟变得这样复杂，难怪他行动起来那么缓慢，难怪他总处在谵想中。我们不是病理学家，但是，一点点的医学知识就够了，这知识告诉我们，杨岸乡患的这种病症叫做“臆想狂”、“偏执狂”或者“迫害狂”。这是发生在大学里的那件猝不及防的事情的后遗症。这类病人总感到四周充满了陷阱，世界在通过各种方式算计他，他的投手举足，一笑一颦，都在周围空气中数不清的眼睛的监督之中。
严格地讲，每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家，都是上述病症的患者。只是他们有自制能力，当思想的马儿在放纵地奔驰时，能及时勒住嚼子，制止它的失控。他们的区别只在于，有的病症重些，有的轻些；有的是先有这种病症才成为作家的，有的是在从事作家这种职业时染上这种病症的。
当然，也有失控者，也有走入那种绝对境界中的。这些人往往成了独步一时的大家，这些人往往以自杀为自己被激情燃烧得快成枯木的生命，画上一个句号。--他们用身体内残留着的最后一点理性，命令自己完成这件事；在完成的时候他们将这次行事也当成了一次艺术创造和人生挑战。
闲言少叙。黄昏终于不可遏止地到来了。这是一个高原美丽的黄昏。时令大约是春天。高远明净的天空，涂抹着几朵线状的白云，交口河在山谷间淙淙流淌。不久前曾经下过一场雨，因此山峦披上了一层浅浅的新绿--草色遥看近却无。在山坡的某一个地方，有一树的山桃花先开了，在阳光下它是一团耀眼的鲜红，而在黄昏，它变成了一种凝重的绛红。
下午，杨岸乡没有到灶上吃饭，他怕遇见那女孩。他尽量地把自己害怕的事情往后拖。
他又来到了那个三岔路口的小吃店里吃饭。我们记得，正是在这里，他与那个不可接近的漂泊者相遇的。所以这一次吃饭的时候，他又想起了那件事，想起了像一块心病一样埋藏在他心中的那个安息在山顶的小精灵。一九七九年秋天的收成不错--用黑寿山的话说，“政策好，人努力，天帮忙”，所以这时小吃店的饭食，又恢复成了“荞面饸饹羊腥汤”，不过“高粱面饸饹”还在，它是作为一种调剂食品出现的。
黄昏来临了，女孩穿着一件红色的茄克衫，脚下穿一双平底圆口的襻带布鞋，腋下夹着那本杂志，嘴里嗑着葵花子，进了杨岸乡的房间。
当杨岸乡意识到她已经来临的时候，她其实已经在房子中间站了好一阵了。她笑吟吟地打量着杨岸乡，打量着这间房子。葵花子大约是新炒的，所以她满嘴喷香，嘴唇上也沾了些葵花皮的紫颜色，因此像涂了化妆品一样，显得面孔更为白皙。
“你连让座的一句话都不说吗，杨师？”女孩埋怨道。
杨岸乡连忙喊“请坐请坐”。屋里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条凳子。这只凳子现在正由杨岸乡坐着，因此，女孩轻轻地一翘屁股，半个屁股担在了床沿。女孩落座以后，杨岸乡暗暗庆幸，那天的床单刚刚洗过。
杨岸乡为女孩泡了一杯糖水。这是“降温糖”。平日，糖发下来以后，他总是让人捎回吴儿堡，给他的姑姑，他觉得自己享受不了这种奢侈。这次，还没有来得及捎。
水很烫，连杨岸乡这种感觉迟钝的手，也感觉到了，对于女孩那纤弱的手来说，就更烫了。因此，当把水端到女孩手边，碰到她那冰冷的手指时，杨岸乡说：“晾一阵吧！”说完，将水杯放在桌子上。
女孩伸出她的手掌，请“杨师”吃她的向阳花籽。她说这是她自己炒的，相信不相信，她炒的向阳花籽很好吃，她从小就会炒。
“我父亲是摆摊卖向阳花籽的！”女孩说。
女孩说，父亲的摊就设在她家门口，她吃完中午饭后，就来到小摊前，替换她的父亲回去吃饭。街道上住着些公家人，有个大男人很喜欢她的向阳花籽，常常来买，而且总是瞅她顶替的这一阵儿。向阳花籽一角钱一两，他将一角钱扔进篮子里，就在女孩就要提起小秤的时候，他说：“算了吧，抓一把吧！”“抓一把就抓一把！”女孩同意了。--“哎哟，杨师，你不知道，他的巴掌那么大！”--女孩在后边喊起来，可是，那男人笑着离去了。
杨岸乡饶有兴趣地听着这个女孩小时候的故事。他从女孩小小的手掌里，捋起几颗葵花子，在牙上嗑掉皮，慢慢地嚼起来。
葵花子果然很香，有一种焦糊糊的香味。越嚼越香，满口生津。一会儿工夫，这间小屋便弥漫起一种温馨的香味。
“不错不错，这葵花子的确很好吃！”杨岸乡赞叹道。
“这叫向阳花籽，你为什么叫葵花子呢？”女孩问。
杨岸乡笑了。他说中国的地方很大，一样东西有多种叫法，例如我们的洋芋北京人叫它土豆，河北人叫它山药蛋，而植物学家又叫它马铃薯一样，关于葵花子，其实，我们两个的叫法都不对，它的公认的叫法叫向日葵子。
女孩也笑了。她说：“那么，葵花子的叫法你是从哪里得来的呢？”
杨岸乡停顿了一下，回答：“是一个很远的地方--远在天边！”
“那里这种植物多吗？我是说向阳花。不，我是说你的葵花子。”
“当然很多，多得一望无际。用当地的哈萨克语说，就是‘科木科木的’。那里的向日葵，不像咱们陕北，是种在庭院里、土佥畔上、地埂和大路旁，零零星星，一棵一棵的，它是大面积种植，几十公顷、几百公顷、甚至几千公顷。茫茫的戈壁滩上，挑一块平整一些、沙砾中含土质多一些的地块，再引来水，就可以种植了。”
“那得多少劳力呀！”女孩为这和自己毫不相干的事，担忧起来。
“用的是机械。播种的时候用的是条播机，收获的时候用的是康拜因。人的管理，只是隔一段时间浇一次水，或者，当向日葵长出枝杈的时候，打掐枝杈。”
“几千公顷！那是一种多么壮观的景象呀！铺天盖地的一片金黄，像铺在天边的一块丝绒地毯。微风吹来，掀起一层一层的波浪。特别是当太阳出来的时候，同一时刻，千万棵向日葵一齐扬起头，向太阳行注目礼，然后它们一齐转动头颅，追逐着太阳，一直到这一天结束，太阳沉入西方地平线为止。”
杨岸乡被女孩的想象力感染了。他接着女孩的话，用一种心驰神往般的语调说：“是的，是这样的。葵花盛开的季节，你如果骑上一匹马，顺着葵花地中间的小道，或者水渠的渠沿，信马由缰地走过去。一会儿工夫，你就会感到，自己被融化在这一片铺天盖地的金黄中了。你的心中汪得难受，你不由得想流泪，你不由得对大自然，对世界，对人类，对自己的生命本身，产生一种热爱，并且情不自禁地唱起一支热烈的赞歌来。而在远处，在水渠的某一个分闸口，一个黝黑的中亚细亚少女绾着裤管，拄着一张圆锹，正站在水里，让水从她的脚面上漫过。看见你以后，她从头上扯下丝绸质地的花手帕，向你挥舞！”
“你曾经经历过这一切吗，大朋友？在那个称向阳花为葵花子的地方，也曾经有一个光脚丫子的女孩子，向你挥动着花手帕吗？”
女孩的话将杨岸乡从梦中惊醒。
他不愿意让女孩失望，告诉她他虽然到过那个地方，也见到过那一片铺天盖地的金黄，但不是骑着马信马由缰经过那里，而是被装在囚车里的，而且在那花海里，也没有什么姑娘，那里轻易不会碰见一个人，即便碰见一个，也是和他一样蓬头垢面目光狼狈的囚犯。但是杨岸乡没有说，他不愿意告诉女孩这些，他担心他的经历会将她吓跑；他还不愿意让她知道，世界上曾经有过这样一种存在，并且这种存在和他发生过关系。
见杨岸乡低头不语，女孩明白自己的话问得唐突了。“我不该问这些的，”她说，“那是你的一段不愉快的经历，全厂人都知道的。”
“没有关系！”杨岸乡安慰她，在安慰的同时自我解嘲--“经历是一笔财富，假如你有能力动用它的话！”
“你很深刻。这样深刻的男人现在世界上越来越少了。”女孩热烈地说。她一反往日在大庭广众下那淡漠的神态，话语中充满了热情：“你一定受过不少苦，你的饱经沧桑的面容告诉了我这一点。”
杨岸乡无言以对。他抬起头，认真地端详了一眼床边倚床而立的女孩，他想起《最后一支歌》中的那段话，这段话现在恰好适合于他：她千恩万谢地感激我，感激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记得起她童年的人。
关于向日葵的话题应当结束了，因为熄灯的铃声像知了一样在屋外响起。
女孩站起来，她说：“我该走了！”说完，向门口走去。当手接触到门的把手时，她又转过身。看着怅然若失的杨岸乡，她说：
“你愿意吻我一下吗？我长得不算丑，是吗？上文艺班那阵子，我们一群男孩子女孩子，常常玩这种小把戏，我们称它为‘无害的游戏’。”
“我服刑的那个地方的小女孩，也常常玩这种游戏。我这里指的是距荒原农场不算太远的那座兵团小城。放学归来背着书包的女孩子，愿意让人在街上吻她，吻一次，给她五角零花钱。确实是一桩‘无害的游戏’。不过，这与我们这些穿着竖条服装的特殊人群无缘，女孩儿像惧怕那些从荒原上来的狼一样惧怕我们。”
杨岸乡走过来，用两只手捧起女孩的头，轻轻地，在那喷香的、绛紫色的嘴唇上碰了一下。
“我还要，再长一些！”女孩咽了咽唾沫，并且翘起了脚跟。
这一次，杨岸乡将自己的嘴唇，紧紧地贴在女孩潮湿的嘴唇上。这一次，他吻得既长且久，而且充满了温柔和典雅，有一种电击一般的感觉，从他的头顶直贯脚底，他的双手也无意识地从女孩的双肩，滑下去，接住了她的腰肢。
现在他们紧紧地贴在一起，彼此吮吸着对方的嘴唇，像两个在沙漠里跋涉了很久的人，现在面对一汪泉水所应该做的那样。对于杨岸乡来说，那电击一般的感觉消失以后，接着是一个冷颤。当冷颤结束以后，便是一种无可名状的舒适之感，长期绷得太久而已经有些钝了的全身神经，现在开始松弛，开始像琴弦一样弹奏起音乐。
普希金在他的天才的小说《驿站长》中，曾经记述了主人公的一次接吻，他说，“他”生平有过许多次的接吻，可是，没有一次能够留下这么温馨的记忆；那么，对于杨岸乡来说，他从来没有体验过接吻这种人类情感交流的方式，而这第一次的接吻，那种沁入骨髓的欢娱的感觉，以后再也不会遇到。
由于是面对面站着，由于贴得太紧，以至于谁也看不见谁。没有了被人注视的危险感，杨岸乡的窘意消失了，他感到他得到了放松。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也许很久，久到地老天荒，也许很短，短到只流星匆匆一闪，那女孩轻轻地伸出手，摘掉了杨岸乡环绕在她腰肢间的胳膊。“我该走了！”她说。她用粉红色的舌尖，舔了一下嘴唇，然后，打开门，突然地消失了。
她留给了杨岸乡一个辗转反侧、难以成眠的夜晚。
他们后来还有过几次接触，除了在这小小的屋子会面以外，他们还到山上去，去折那些盛开的山桃花或者刚刚挂果的青酸的杏子。他们的感情交流仅仅到接吻这个限度为止，用一句现成的话说，衣冠周正，举止节制，没有越雷池半步，没有最后残酷的一幕。
在远离这个女孩的时候，在威胁感暂时离去之后，杨岸乡躲在他的房间，像一个困在笼子里的猛兽，他的双臂无意中向空中搂去，他的嘴唇念叨着那个名字，他对自己说一旦相遇，他们一定要将最后一步走完。但是，当女孩出现在他面前时，当接触到她的敏感的、会说话的、冰冷的手指时，一切便化为冰释。
他们不明白，他们之间这其实不是爱情。
以婚姻为最终目的的情爱，是以适度的放纵、适度的谨慎、适度的理智为推进手段的，以需要和愉悦为目的的情爱，是以为恶的念头和放纵的欲望为推进手段的。这两种他们都没有。他们只是--只是什么呢？只是两个感到孤独和寒冷的心灵在寻找相互慰藉，在以对方的火光照亮自己以便看清自己的灵魂；而在彼此感情摩擦中所产生的火光（好像两件化纤衬衣摩擦），将平等地给双方以温暖和热能；于是，两个生命便能够继续前行了。他们只是匆匆的一遇，然后又急匆匆地各人向各人的目标走去。
女孩后来当兵走了。特招。部队要招文艺兵，从茫茫人海中注意到了她的上官云珠式的面孔，从千百个百灵鸟一样的女中音中注意到了她的歌声多一丝深刻。
女孩临走时，给杨岸乡留下了一封信，信中说她将在心灵的殿堂里立一个牌位，珍藏这一段友谊。信中还说，他真的像彼埃尔，假如再有一套白西服、一架金丝眼镜的话。
一些年后，大约是在这个世纪的最后几年里，当时，已经是国内知名的作家和学者的杨岸乡，偶尔从一份综合性青年杂志上，看到一首署着她名字的小诗。小诗放在补白的位置、《橄榄枝》栏目，这是这家杂志的一种风格。女孩的诗是这样的：
但过去的每一个淡泊的日子／都似一颗颗饱满的种子／生动得令我们流泪。／你大概，已从地球上逝去／不然，怎么收不到你的波段／我的呼唤，一个个坠毁深渊／忍不住送你一个吻／竟把你整个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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