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那个女孩参军不久以后的事。
杨岸乡突然接到了一纸通知。通知是他原来上学继而供职的那所大学通过肤施市有关部门寄来的。通知说，原先的给予他的处理实际上是一场误会，他的身份现在应当恢复过来，恢复成干部。如果他对现在的工作满意的话，他可以继续在这家工厂工作；如果他愿意重回大学的话，学校将考虑接收他的问题。
这叫平反，或者纠错，反正字典里有的是这类名词。那一阵子的中国，这类事情成为一种风潮。各级党政部门专门成立了落实政策办公室，负责处理这些各种运动中或各种不正常气候影响下形成的冤案错案假案积案以及处罚过量的案件。于是在一段时间内，几乎人人都在回顾过去的自己，看自己有没有资格也去凑一凑这个热闹，能不能领取那一大摞补发的工资以及随之而来的子女工作安排家属户口解决等等好事，有的甚至遗憾自己的一生为什么这么平淡，以至于在这类事情面前，只配做个观众。
而各种气质迥异服饰迥异的人们，立即从四面八方，涌入了就近的落实政策办公室，踢塌了那里的门坎。
世界不管怎么说还是公正的，这一点令杨岸乡感动。厂长也表示了对杨岸乡的关怀，说明仍然希望他留在厂里，并要调整一下他的工作，搞搞“政工”什么的，他现在做炉前工显然不合适了。
杨岸乡现在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一种被驱逐出羊圈的羊重新回到羊圈回到羊群的感觉。假如你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你当然明白这件事本身所包含的意义，对于一个人来说，这无异于等于结束他的苦役或大赦他的死刑。此刻，处于百感交集中的杨岸乡，远没有想到他的去留问题，对于从“炉前工”改为“政工”，他也觉得那是件意义不大的事，他倒是从那体力活中找到了乐趣，有那么一大堆人陪伴着他；现在重要的问题是，他和所有的人一样了，这是最重要的。他现在想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将这个消息告诉他的远在吴儿堡的姑姑杨蛾子，自从母亲过世之后，这是他唯一的亲人了。
这样，他回到了吴儿堡，在故乡作了短暂的停留。回去时，他走的大约就是丹华上次走过的道路。古老的三孔窑洞的背景下，杨蛾子还是孤独地站在土佥畔上，等待她的不可能出现的伤兵。当侄儿杨岸乡那稍稍有些驼背的身影，出现在吴儿堡川道时，这位老人难得地露出了笑容。
对于侄儿报告的消息，杨蛾子并没有太大的震动。作为一个一生都厮守在吴儿堡的人，她不明白平反不平反对杨岸乡有什么区别，反正都是吃的公家的饭，领着公家的俸禄，在一个农村人的眼里，走出吴儿堡就算在外边了，至于干什么他们不管，除非是掏大粪或者当总理这些明显的差别。
她倒是希望她的哥哥能够平反，许多年前的那一幕在她的心中留下了永生难以抹去的印象。她是她哥哥的崇拜者，同时也是她哥哥事业的崇拜者。她的头发至今还留成大革命时期的“短帽盖”，除了说明她的思维还停留在那个历史空间外，同样地说明了她的迷乱的心灵还保留着昔日的崇拜与激情。
生活本该不是这个样子，但是它最后成了这个样子。精明能干的杨作新突然不明不白地死去了，给这个正在上升的家族以致命的打击，如果他死在战场上，死于冲锋陷阵，或者死于敌人的牢狱，那么作为他的家人，作为热爱他并继而热爱他所从事的事业的家人，将为此而自豪。在这一点上，陕北人是慷慨的，因为他们明白一个人的出生正是为了叫他有朝一日去迎接死亡。要不到在战争年代，每一个家庭都平均为中国革命献出过一个亲人。然而他是死在共产党的监狱里的，而且死得那么不明不白，这个打击是不是过于沉重了一点，沉重得叫这个女人无法接受。
还有那猝然离去的伤兵，那带走了一个少女最美好的梦幻的伤兵。他曾经给这个小小的天地带来了欢乐。但是接着，他给这个女人后来的人生时间，留下了空荡荡雾蒙蒙的一片。因为他，陕北民歌那个厚厚的长卷中，又增加了陕北女人一把鼻涕一把泪吟出的柔肠寸断的一支。如果他早早地死了，那么愿他安息和托生，愿葬埋他的那一处山岗也像所有浸染过鲜血的土地一样叶绿花红，那么，我们钟情的杨蛾子没有辱没他，她从他离去的那个早晨，便开始的这个孤独的守望，便是为亡人的最好的祭奠。如果他如今还在人世，如果字典上还有“道德”这个词的话，那么，他应该接受诅咒，而这个陕北女儿的孤独的守望，便是在惩罚和折磨自己的同时对这个薄情儿的无言的谴责。
杨岸乡在姑姑的大炕上愉快地打滚，并且亲昵地、孩子气地和姑姑开着玩笑。和姑姑相处总使他感到愉快和轻松，感到自己是一个永远可以撒娇的孩子。--“我想吃肉粉汤！”他说。--“我给你做肉粉汤！”姑姑说。
他是在吴儿堡的土炕上出生的，他不能忘记这一点。他出生后吸进肺叶的第一口空气是这山野清新的空气，他第一眼看到的是这简陋的窑洞以及窑洞墙壁上贴的“抓髻娃娃”。而在他多灾多难的人生路上，当他像一个兔子，被生活的狩猎者四处追赶的时候，他的心是踏实的，因为有个吴儿堡，有个不为世事纷扰而永远固定的所在，在眼花缭乱变幻莫测吉凶难卜的世界上这里永远是他心灵的寓所；他知道不管什么时候，即便是在生活中一败涂地的时候，当他一拐过山峁，便会看到守望在土佥畔上的亲人，他的或荣或辱，她都视而不见，她认为重要的一点是立即将他纳入她的怀抱，并像他小时候走夜路受了惊吓时，她做的那样，用手摩挲着他的头发，嘴里“心肝宝贝”地惊叫着：“哎哟，都乍起来了，孩子你不要怕，有我在！”一边说，一边朝门外的大路上吐唾沫。
他不认为姑姑有病，因为姑姑在与他的谈话中，总是入情入理。那种面对岁月心不在焉神不守舍的特征，那种只把自己的行动和感情投入到大事情上，而对眼前的庸物琐事不屑一顾的特征，那种喜则大喜悲则大悲的偏激情绪，也许与这个家族的形成和经历有关。这个家族一半的灵魂属于马背上的漂泊者，另一半灵魂属于黄土地上死死厮守着的农人，漂泊的灵魂永远追求陌生的地方，而农耕文化哺育出的则是家园的顽强的守护者。两者奇妙的结合，便形成了这个陕北高原上的吴儿堡家族。两种灵魂轮番统治着这个家族，它们很难达到平衡，一会儿这一半灵魂占了上风，一会儿又另一半灵魂占了上风。于是生活中便出了现实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出现了战战兢兢的农民和不安生的叛逆者。杨贵儿是一种类型，杨作新则是另一种类型，至于杨蛾子，她从本质上讲是随父亲的，但是倜傥不群的哥哥，给她以极大的影响，有哥哥在前边引路，又适逢那个张扬个性的年代，于是她的心野了，眼高了，她渴望哥哥那样辉煌的人生，然而当她战战兢兢地开始迈步时，一场悲剧发生在她的身上，于是她被打倒了，她从此以后以这样的姿态出现在人们面前。
怀着亲人之于亲人的心情，杨岸乡总是为姑姑辩护。她的思维是清楚的，她的心里明得像镜镜一样，虽然她的面孔和眼神有些呆傻，但是老实说，在成年累月与迟钝的环境和负重的生活为伍中，很难使那个属于荒野村落的农家妇女，她的面孔会时时浮现出一种生动的表情。大自然必须强制她，强制她与大自然本身粗糙的面貌达到一致。
父亲的事同时也是杨岸乡的一块心病。现在姑姑提出了它，这令杨岸乡羞愧，因为他只顾为自己的事儿高兴。他当然也明白，父亲的平反才是最重要的事情，父亲本人已经不能为自己鸣冤叫屈了，但是作为儿子，他应当为父亲出头，借现在这股潮流，还他老人家一个清白之身。
杨岸乡对姑姑说，凡事得有个过程，回到工厂后，他先给落实政策的部门写封信，询问这事由哪个具体部门管，因为当时的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已经撤销了，不过只要共产党在，总有一个管事的地方。
这话令杨蛾子高兴。
“肉粉汤”大约是陕北最好的饭食。鸡肉、羊肉、牛肉，三样肉掺和在一起，肉煮好后不能动刀，是用手撕的，一条一条撕成细条儿，再配上金针木耳生姜、萝卜白菜豆腐等等，各样都是三种。陕北人没见过世面，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比这“肉粉汤”更好吃的东西，吃上一回“肉粉汤”，就等于过生日了，并且一边吃一边念叨着：“皇帝老子，又能吃上什么好东西！到这个份上恐怕也就尽了！”
杨蛾子在做肉粉汤，杨岸乡挑起水桶，到泉水去担水。路途中，不断遇见村上的人，于是不停地点头，笑着招呼。至于谁是谁，他有些分辨不清。他是“白搭话”，不带称呼。担足了水，杨岸乡开始吃饭。吃罢饭后，他上了一次垴畔上的山岗。这个举动表明了他从本质上讲还是一个文人。
山岗上除了梯田之外，剩下的便是遍布狼牙刺和蒿草的、坡度很陡的空地了。吴儿堡人在这些空地上建起了乡村公墓。杨岸乡曾经许多次从姑姑嘴里，听到过那遥远年代的两个风流罪人的故事。每一年的春节回家，当该拉的话题已全部拉完的时候，姑姑便从踩场的小姑娘开始，从失落到高原上的最后一个匈奴开始，讲述她的家族童话。姑姑的话是不可当真的，因为她毕竟有些异于常人的地方，还因为在夜半更深，在年节的爆竹一声一声爆响的时候，姑姑的这些话更像呓语。但是那个梦幻般的家族童话，不管怎么说，总能给杨岸乡以浮想联翩。而每一次回家，乘兴登上山头的时候，这山头总给他一种奇异的感觉。当年被扶上山的那两个风流罪人，他们的坟墓如今已湮灭在黄土中了，或者说他们从来就不曾有坟墓，或者说从来就不曾有他们，那个美丽的家族童话，只是人们在闭塞的空间中所产生的一个玫瑰梦。遍布这山梁沟峁间的，是一座座真实的坟墓，这些亡人是近几百年间去世的。杨岸乡在这些坟墓之间，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他的爷爷，也就是当年的杨干大、杨贵儿的坟墓，每年春节回家，姑姑都要带着他，来这儿祭祀。
他的父亲杨作新也是一位亡人，但是这些坟墓中没有他的。今天，在登临山头的时候，杨岸乡突然意识到了这一点。父亲（还有后来去世的母亲）的坟墓在肤施城周围的荒山上，在杨岸乡流落边疆的日子里，陕北高原上正大搞农田基本建设，这些坟墓被平掉了。
杨岸乡想到，应该找到它的，将那一把骨头拾回来，葬到垴畔上这座山上，不应该让父亲和母亲，再做游魂野鬼了。
那棵古老的杜梨树还在，它像一位老人一样，耸立在山顶的吴儿堡村这一侧。它的树皮像老人的皮肤那样粗糙，树根裸露在外边，不过伞状的树冠上，枝叶婆娑，并且挂满了青青的杜梨果儿。这是姑姑所叙述的，那位年轻的匈奴士兵拴过马的那棵树吗？倒是它，给这个家族童话增加了几分真实性。但是，在陕北高原光秃秃的山头上，几乎每一个山头，都会长有一棵这种树木，以它的春天的白花、夏天的绿荫、秋天的浆果，点缀着这一块荒凉的土地。因此用它来作为凭据，显然也是不可靠的。
杨岸乡下山了。
夜里，吃罢晚饭后，当一轮磨盘大的月亮，从东山的山崩突然跃起的时候，在杨家的正窑里，已经聚集了不少的人。人们有的坐在炕沿上，有的坐在板凳上，还有的跎蹴在门槛上。猴娃娃们跑着，在屋里的人群中穿梭，不时骑在自家大人的脖子上，招来一阵骂声。
窑里烟雾腾腾。每次杨岸乡回来，别的可以不带，好烟好茶总要带一些的。门户不到，是失面子的事。而乡邻们所以到窑里来坐，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来过过烟瘾、茶瘾。
杨蛾子的头梳得光溜溜的，穿了件干净些的青布衫子，纽扣扣得整整齐齐的，盘脚坐在炕上。她的脸上洋溢着一种幸福的表情，眼神中透出一种孩子般的喜悦。她爱这种热闹红火，侄子的每一次还乡，对她来说都是一个节日。不过，在这种场合，她从始到终，都一言不发，只用眼睛看着，用全身心享受着这一切。
海阔天空般的乡间夜话，它的开场白总是从那些生活琐事开始的：谁家嫁女，谁家迎新，谁家的猪下了一窝猪娃，谁家的羊掉进了天窖里了，等等。因为这些琐事明晃晃地摆在谈话者的眼前，遮住他的视线，构成他这一阵子最重要的东西。但是，随着谈话的深入，随着更多的谈话者的加入，话题便逐渐地从这些事情上摆脱，而进入了那些大家共同关心的内容。
那时大家最关心的事情大约是联产承包责任制。村里的有线广播一日三次，宣传着实行这种责任制的好处，一个叫黑寿山的市委书记，通过有线广播，讲了几次话，而乡上和县上的工作组，也到村里调查了几回。这是一种关系到所有农民的大事。想当年，从单干到互助组，再到农业生产合作社，最后到人民公社，每一次组合都伴随着一次激动，一次对前途的憧憬，但是现在猛咯拉嚓又要从大集体的生产方式恢复到以各家各户为单位的生产方式中去了，这不能不给所有的人一次震动。“大锅饭”并没有给大家带来益处，这是大家都明白的事情，但是从感情上来讲，对过去总是难以割舍，毕竟为那一切激动和憧憬过，毕竟把自己的热情，给了那些事情。否定自己是艰难的，面对现实是艰难的。
有人说这种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变相的单干，革命革到头来，又回到老路上去了，想一想，真叫人寒心。有人说地号在自己头上，一滴汗一份收成，下苦也下得心里舒畅。人们争论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后来他们请教窑里这个公家人。杨岸乡在这个问题上，懂得的还没有乡亲们多，他只从宏观的方面，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衡量一种生产方式的先进与否，关键是看它是否刺激生产者本人的积极性，是否给生产带来发展，如果说生产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那么变变花样也是可以的。
在向人民公社化制度告别的时候，人们自然怀念起了毛泽东。陕北父老对这个人的感情，令杨岸乡吃惊。几乎所有的人，同意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人和反对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人，都对这位故世的半人半神，表示了崇高的敬意和怀念。吴儿堡村几个好事的人，已经在原先山神庙的旧址上，搭起一座简陋的、象征性的庙宇，称“三老庙”，里面供奉的神灵正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朱德、周恩来。
曾经有十三年的时间，这个人和他们共同生活在这块高原上，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分子。他留下了许多传说，他的出现，令漫长的暗淡的生活有了一丝亮色。他用自己的行动，告诉人们一个人应该做什么和能够做出什么。而以他为旗帜和时代标志的那些年月，曾经给这块土地带来怎样的梦想和活力呀！如今他死了，他葬在了一块举世瞩目的地方，不论这个安寝之所的选择是出于他的本意，还是后人强加于他的，总之，他玉体横陈，伴随着时间前行，而无论何人，无法将他从历史进程中抹掉。
现在，在吴儿堡的这个窑洞里，在油灯下，人们一遍一遍讲述着他的故事。
从毛泽东，他们又谈到了杨岸乡的父亲杨作新。这是本世纪吴儿堡最叫得响的一个人物，乡亲们的骄傲。“那才是真正的文化人--‘大文化’哩！穿着青布长衫，戴着金丝眼镜，拄着根文明拐，要文文得去，要武武得来，肤施城里杀秃子，丹州城里取人头，谁见过那阵势。唉，杨作新现在要是活着，那官现在该做到中央了，说不定一条火车路，现在也通到吴儿堡了。”
和杨蛾子一样，乡亲们对杨作新平反这件事，也表示了特别的关注，他们希望做儿子的杨岸乡，能够尽自己的孝道，完成这件事情，还父亲的一个清白之身。
他们为杨岸乡想了许多办法，例如等市委书记的车子经过街道时，跪在路上，拦车告状。例如在街上设一个地摊，白纸上写上冤情，向世人诉说。这些点子反映了人们渴望公道的心理，同时表现了吴儿堡人那种强悍性格与无赖心理相结合，即我们如前所说的那种“黑皮”特征。自然，这些点子是白出了，因为后来杨岸乡遇上了黑寿山。但是，我们笨想，在缺少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关照的情况下，以杨岸乡卑微的身份，要解决如此棘手的问题，这些也许是最行之有效的办法。
出主意的人，大约就有那个拦了一辈子羊的憨憨，也就是当年从山梁上，背回来杨干大的拦羊娃，也就是当年杨作新上前庄小学时，接杨作新牧羊铲的那个人。我们知道，在杨岸乡过满月的那天，他有幸成为杨岸乡的“干大”。此刻，我们的过于吝啬的笔墨，能不能在他的身上，多停留上片刻的工夫，哦，这个若明若暗、时隐时现、贯通整个故事的人物？
憨憨一直是个光棍汉。最初是问不起老婆，后来，伤兵赵连胜走后，剩下杨蛾子一人守活寡，他就承担起了照顾杨蛾子的义务。去泉边担水，到山上的场里背生产队分给杨蛾子的粮食，等等。孤傲的杨蛾子，平日里不许任何男人走进她这孔窑洞，但是由于和憨憨沾了点干亲的缘故，允许他踏进这个门槛。不过仅仅是允许他尽这些义务而已，从来不让他沾自己的身体。她还思念着伤兵。
在未来的岁月里，憨憨将成为吴儿堡的一个人物。他有凿刻那些袖珍石狮子的手艺，在开放搞活的年月里，他的这个手艺将得到极大的发挥。他凿刻的石狮子成为工艺品，销往国内各地，甚至将来肤施市委书记黑寿山出国访问时，这些袖珍石狮子被他用来作为礼品。憨憨成为吴儿堡村的第一个“万元户”。
这天晚上，憨憨蹲在炕边，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他守着杨蛾子，不让旁人靠近她。
在漫长的岁月中，这已经成为他的一项习惯和专利。
第二天一早，杨岸乡回到了交口河。他首先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写一封申诉书，要求有关部门调查和重新审理杨作新一案。从此，他开始了自己马拉松式的告状活动。当第三封申诉书仍然杳无音信的时候，他开始启程前往肤施城，一次又一次叩击“落实政策办公室”的大门。第一次叩击大约还有点胆怯、怯生和害羞，第二次则变得踏实和理直气壮，第三次，则带有一种挑战或者挑衅的性质了--我不找你找谁？你不管这些事要你这个机构干什么？
那年月，负责这个办公室的，一定是个面目和善、处世老到的老同志，然后再配上几个年轻人。他们以细致、耐心和深思熟虑，处理着那些仿佛永远也处理不完的积案。他们在处理这些积案时既要做到基本的公允，又要有个限度，既要贯彻上级的政策，又不至于触犯当年造成这些积案的、如今还在台上的当事人。他们懂得掌握火候，哪些事应当一抓到底，做出成绩，哪些事应当半推半就，查查停停，哪些事应当装聋卖哑，置之不理。
他们一般说来都是些有政策水平的人、作风正派的人和敢于负责的人，起码，在大部分问题的处理中，能做到这一点。
据说办公室曾经经手过这样一个案子。
一位五十多岁的农民推开办公室的门，要求为他当年的一桩案件平反。当年，他还是个风流小生，在一个政府部门当文书、或者秘书、或者干事之类的工作，一天，他和打字员姑娘，正在办公室里，做那些男女之间经常做的那类事情，这时门外传来了脚步声。
伴随着脚步声，大约还有我们在《小二黑结婚》这个故事中读到的那“捉贼捉赃，捉奸捉双”的呐喊。听到喊声，姑娘紧紧地抱住了小伙子的后腰，并且发出了“来人呀”之类的呼救声。小伙子被抓住了，姑娘成了这桩奸情的受害者。姑娘一边提裤子，一边声泪俱下地控诉了小伙子非分于她的事。小伙子被姑娘的话惊得目瞪口呆，他或者是当时惊得说不出话了，或者是内心深处还保留着对姑娘的一丝柔情，总之，当时他缄口不语。于是，这桩事以强奸罪论处，小伙子被判刑三年，刑满后遣送原籍劳动改造。
这桩案子几乎可以一口判定是冤情，因为来访者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在这次被抓住之前，他们还曾有过多次接触。而饱经沧桑的办公室主任也明白，在这类事情上，没有一方的默契配合，另一方是很难不经折腾就进入那狭窄的去处的。然而，作为办公室来说，他们认为这桩案子不宜平反，不宜平反的原因是那女人如今还在，而且已经是某领导的夫人，如果旧事重提，如果把那女人这种不道德之外又加上一层不道德的事揭露出来，夫人同志将无地自容，领导的威仪也将受到影响。
当然，这些考虑是私下里的，不能摆在桌面上。摆在桌面上的推托之辞是：“公检法独立办案，党政部门不得干涉；解铃还须系铃人。这事既然原来经了法律，他们除了向受害者表示同情外，不宜插手。”遁词可以找到多种，桌子上的厚厚一沓来自上级各级部门的名目繁多的红头文件，一方面可以找到能办成任何事情的依据，一方面又可以找到任何事情都不能办的依据，主动权在那个面目和善、处事老到的当家人手里。
“解铃还须系铃人”这句话，令这位老农民想起了当年环绕在他腰间的手臂。他后来铤而走险，在一个下午，当领导同志全家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他闯了进去。进去以后，便双膝跪倒在这三室一厅里，请求领导夫人看在当年的情分上，救他一救。
好汉怕赖汉，赖汉怕死汉，人逼急了，抹下脸皮来耍黑皮，连阎王老子也怕他三分。
那女人先是一愣，接着从那一身破烂不堪的服饰下面，看到了当年的修长身材，从那满脸尘灰、胡子拉碴的脸上，看见了当年的小白脸。女人又羞又恼。她羞红了脸，摆出领导夫人的架子，喝令这不速之客滚出去。
大约是子女满堂，大约那儿子也是个愣头青之类。儿子见母亲动了真怒，于是放下筷子，过来动手，要将这满嘴胡言乱语的人拉出去。
倒是领导同志在这一刻显示了风度。他用威严的目光镇住了儿子的不礼貌举动，又意味深长地瞅了夫人一眼，然后请这位不速之客一起就餐。
“应该解决了。这么多年，你受了这么多的苦，如果不解决，世事也就太不公平了。”
领导同志对这位老农民说。说完，又将目光转向了他的妻子：“你考虑吧，大度一些，给人家写个证明，完了后把这事忘掉。当然，我这只是建议，决定权在你。”
领导说完，将筷子甩到桌子上，一个人抬脚出去了。那些儿女们，现在才看出这事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鸽子笼似的楼阁住宅，千家万户，他单单地跪向了这一家，一定有他的缘故，而从这位老农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不仅仅是个不速之客，在过去的年代里，他一定和他们这个家有过什么扯不清的事情。于是，他们也一个个离开了屋子。
屋子里现在只剩下了这一对宝贝。夫人现在再也不能冷若冰霜了，她怀着一种复杂的感情，瞅了男人一眼。男人也觉得自己刚才的举动有些过分，有些下作，一点也没有骑士风度；他低下头去，不敢看这光彩依旧照人的昔日的情人。
夫人拿起一沓纸，在纸的首页，用圆珠笔匆匆地画了几句，然后把纸交给了这位老农民。
“事情到了这个份上，由别人去想，由别人去说，由别人去指脊梁骨吧！反正我的脸皮也老了。”夫人自言自语地说。她号啕大哭起来。
老农已经拿起纸，就要走，见夫人哭了，于是迟疑了一下，想安慰上她两句。
“你走！你走！你赶快滚。我这一辈子再也不要见到你了！”女人带着哭声喊。
于是，那老农细心地将“证明”叠好，装进兜里，走了出去。
这件事最后以喜剧形式收场。
既然领导同志的夫人出于一种高度的责任感，开来了证明，证明他们当年的那一桩事情，是双方责任，两厢情愿，既然公检法将这个皮球踢回来了，那么，这桩案子看来是非解决不可了。于是落实政策办公室发了一个文件，宣布将这位老农民收回，收回的概念是重新吃商品粮，重新回到干部队伍，重新成为公家人。好在这人一直是孑然一身，因此也没有类似家属户口、子女安排之类的事情烦人。至于对原先的案子，文件中只字未提，“强奸”或“通奸”之类刺激人的字眼，都没有在这个高贵的文件中出现。文件中只说，当年对×××同志问题处理的那个文件，应予撤销、收回、销毁，以现在这个定性为准，并且建议公检法部门，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采取类似的行动。这就叫领导艺术，或者说中国人处理问题的方法。这样的处理，保全了夫人的面子和领导的尊严，避免了给社会再增加一条桃色新闻；而对于那位老农来说，“通奸”或者“强奸”都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他的主要目的是将自己“收”回来，因此，对这个文件也没有异议。
在一切结束后，落实政策办公室负责人将那个“证明”--证明不是人家强奸她而是她和人家通奸的证明，小心翼翼地从案卷中抽出来，拿回家去，压在自己家箱子底下。
他留下这一手，是担心领导有一天报复他；当然仅仅只是担心，“防人之心不可无”而已。
闲言少叙，我们不该忘了我们主要关心的是杨作新的平反问题。
负责人以同样的职业热情接待了杨岸乡。这时候大规模的平反工作已经告一段落，留下来的只是些遗留问题，因此，负责人有时间认真地听取了杨岸乡的叙述。听完叙述后，他首先谈到了杨岸乡自己的事，他说，杨岸乡的平反，正是通过他们，通知到交口河造纸厂的，他们本着对党负责、对同志负责的精神，认真地处理着每一件积案，这一点请杨岸乡放心。
开场白之后，接着便进入了正题。当说到“杨作新”这个名字时，负责人有些为难地敲了敲自己的脑袋。他说这个案件发生的时间太久了，背景又十分复杂，以落实政策办公室的权限、人力和财力，是无法外调和复查这桩案子的，接到杨岸乡的申诉状后，他们曾发函与有关部门联系，零零星星收到一些返回来的材料，材料证明，当年拘捕杨作新时，证据是不充分的，他去庐山受训，是党组织委派的，而在受训期间，也没有发现有自首、变节或叛党的行为，而杨作新的“读古书”，是在关押起来以后，而不是以前，因此“思想消极，读起古书来了”的罪名似乎也是不能成立的。负责人说，当年发生的事情仿佛是一个谜，错捕的事情通常是有的，但是发现搞错了，纠正过来就是了，可是，杨作新竟被关押长达一年之久而无人过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且，在杨作新自杀之后，这桩案子便不了了之了，没有书面上的结论，连个口头上的交代也没有，这也是不合常规的、叫人纳闷的。关于结论的事，他们曾去函询问过一些老同志，据他们回忆，确实未做结论，因此，如今这未做结论的事情，你如何为它平反？你依据什么为它平反？本来就没有为你做出什么结论嘛！
负责人表示了对申诉人的理解和同情。他说他是小镇人，杨作新曾是他的启蒙教师，因此他多么愿意帮助他，但是他不能以感情代替政策。他认为这是一个很难翻过来的案子，除了上边说的“未做结论”这个因素外，还有两个因为：因为杨作新是死在共产党的监狱里，而不是死在国民党的监狱里的，这是其一；其二，杨作新是自杀，而按照党章中不成文的规定，自杀就表示了信念的丧失，就必须以叛徒论处。
看到杨岸乡失望的目光，负责人说，落实政策办公室的直接上级是肤施市委组织部，为了慎重起见，他们将专门将杨案向组织部做一次汇报，看看上边的意见如何，作为他来说，这也算负责到家了。他将杨岸乡先前寄来的三份申诉状拿出来，连同他们的外调材料一起，装进一个卷宗里，要杨岸乡回去耐心等待，看看最后研究的结果。
这时候，又走进来一个新的来访者，负责人将头别过去，和来人搭茬。杨岸乡明白他该告辞了。
这个案件后来又拖了很久。肤施市委组织部召开部委会进行了研究，认为杨案当时是由边区保安处处理的，陕甘宁边区虽然已经撤销，但它后来成为现在的省委的前身，因此，现在的省委组织部应当负责这个案子。肤施所以将这个案子踢出去，除了确实觉得这个案子大而无当，自己力不从心外，还基于另一个原因，担心杨案的平反将要补发一大笔抚恤金，并引起诸如家属户口、子女安排等等问题，鉴于市财政十分困难，他们没有必要硬把这事往自己身上揽。皮球踢到省委组织部以后，省委组织部则认为，这个案子理应由中共中央组织部来处理，因为最初这个案子是由他们一手经办的，底下的人只是遵令行事而已。中共中央组织部则认为，杨作新当时的组织关系在肤施市委，他是肤施市委管辖的干部，因此这个案子理应由肤施市委了结。于是球又踢回了肤施。
我们没有必要叙述这个公文旅行的过程了，面对这样一个奇怪的年代久远的积案，说一句老实话，谁见了也会感到头疼的。
随着落实政策的事情逐渐减少，这个办公室也就撤消了，代之而起的是“肤施市群众来信来访办公室”。根据市委书记黑寿山的提议，该办公室实行周三领导同志接待来信来访群众的制度，各常委轮流值班，处理问题。据说这个制度曾作为一个密切联系群众的经验，在《人民日报》上介绍过。在交口河等了太久的杨岸乡，瞅一个星期三，斗胆闯进了“信访办”，而那天值班的恰好是市委书记黑寿山。
黑寿山认真地听完了杨岸乡的申诉，接着又打电话调来旅行回来的那一大沓材料，细细地翻了一遍。“信访办”那条长凳上，杨岸乡的后边，还排着好几个人，因此，黑寿山克制住了自己的感情。他告诉杨岸乡说，这件事他一定要管，而且要一管到底，对于那些为革命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同志，我们一定要对他们的政治生命负责，这为了死者，也为了生者。
黑寿山请杨岸乡先待在那里，等着他下班。下班以后，当最后一个来访者离开办公室后，他站起来，走到杨岸乡跟前，和他紧紧拥抱。“好兄弟，随我回家去吧，今天晚上，咱们慢慢地聊。”黑寿山声音有些哽咽地说。
事情到了黑寿山这里，便算解决了一半。黑寿山将用他的全部的聪明才智，多年从政的经验，以及手中的权力解决这件事情。
黑寿山还记得他的“杨干大”，当年杨作新死后，就是他披麻戴孝，前往吴儿堡报丧的，而杨干大的婆姨荞麦，她在小镇上救护伤员那一幕，也给黑寿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想不到他与杨干大的儿子杨岸乡，是在这种场合见面的，这真应了“世界真小”这句话。
这天夜里，在黑寿山家中，两兄弟促膝长谈，直到东方透亮，自后九天开始以至今日的许多事情，历历在目，不提起倒还罢了，一旦提开头来，便再也放不下了。其间许多细节，不一一细表。
黑寿山将杨作新一案的所有的材料，细细研究，深感事情难办。这确是一桩棘手的无头无绪的案子，它的起因以至结束，都有些奇怪。加之陕北和陕北红军的历史，历来被党史专家视为畏区，多少人在这个问题上不明不白地栽了跟头，黑寿山在风里浪里摔打了这么多年，焉有不明白的道理？因此，要想翻这个案子，还杨作新一个清白之身，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黑寿山拿着杨岸乡的那三份申诉材料，字里抠字，看到杨作新去庐山之前，康生找他谈话一节，终于眼前一亮，找到了解决杨案的关键所在。
康生当时是个神秘人物，平日深藏不露，紧要时候总有过人的表现，以整人为他的基本职业。将罪名加在这个整人老手的头上是妥帖的，或者，他确实就是制造杨案的幕后人物。
黑寿山要求杨岸乡，重写一份申诉状，他将把这个申诉状，批给肤施市委组织部，要他们尽快处理。在写申诉状时，避实就虚，也就是说避开问题的实质，因为这一切实在纠缠不清，而将罪责归结到一个人身上。这个人就是康生。
这样，这桩由康生制造的冤案自然在平反之列。
杨岸乡自然言听计从，一切照办。更有甚者，当听说抚恤金问题亦是不能平反的一个重要原因时，他在申诉状中专门强调，他要的仅仅是父亲的清白，抚恤金以及一应问题，一律不再向组织提出。杨岸乡的这个明智之举打消了市委组织部的最后一丝顾虑。
三个月后，杨岸乡接到这样一份文件。
中共肤施市委组织部文件
肤市组发198×年第××号
关于对杨作新同志政治历史问题的结论
杨作新，男，汉族，肤施市吴儿堡村人。一九一O年生，一九二五年在肤施省立第四中学加入共青团，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七年，受中共肤施市委的派遣，到庐山受训，回肤施后，被当时的边区保安处拘留审查，关押一年，于一九三八年病逝狱中。
一九二五年，杨作新同志在省立第四中学上学期间，受党的地下党员×××、×××、×××等同志革命思想的影响，学习进步书刊，宣传进步思想，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被吸收加入共青团。一九二六年圣诞节时，因参加“非基运动周”活动，被伪县政府逮捕入狱，关押七天。出狱后，他的思想更加激进，斗争更加坚决。一九二七年当选为肤施市农民自救会委员，并与×××、×××等人参加了陕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一九二八年冬，肤施区委为了加强保安县党组织建设，发展壮大党的力量，特派杨作新等六位同志到保安工作，经刘志丹同志提议，安排杨作新同志到永宁山高小任教，并担任该校校长、党支部负责人。在此期间，他深入农村，宣传进步思想，带领群众反对苛捐杂税，对于贪官污吏、地主老财，则利用贴无名告帖的方式进行警告，使他们不敢轻易去欺压老百姓。在刘志丹同志的领导下，杨作新同志负责组织革命队伍，在保安、安塞等地，打土豪、分粮食、筹集粮款，为壮大革命队伍，推动陕北革命形势的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一九三一年，永宁山支部遭到破坏，杨作新同志和其他同志一道重回肤施，在反动势力残酷镇压进步人士、白色恐怖笼罩陕北大地的形势下，他冒着生命危险，以肤施第一完小校长、肤施教育局督学、民教馆馆长等身份为掩护，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他对党、对革命前途充满了信心。在学校他公开在学生中宣传共产主义，讲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宣传革命思想，勤奋工作，为肤施教育事业的发展做了不懈的努力，并为党培养了一大批革命的骨干力量。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红军进城时，他以我党肤施支部负责人的身份联系×××、×××等同志，并带领学生去欢迎红军。一九三七年一月党中央进驻肤施他作为教育界的代表和×××、×××、×××等同志到杨家湾迎接毛主席。
一九三七年七月，受党的派遣，杨作新同志到庐山受训半月有余，回肤施后，边区保安处以“杨对市委未做主动汇报，思想有些变化，读起古书来了”等嫌疑对其拘留审查，关押一年，于一九三八年病逝狱中。当时由组织通知其家属，并将其埋葬，但一直未做结论。
近几年来，杨的家属、子女多次申诉，要求对杨作新的历史进行调查，并予以结论。
据查，庐山受训，是国共两党合作期间，蒋介石为争取、培养中层干部的一种训练，其内容包括军事、政治两个方面，军事是以一般军事知识为主，政治则是伪政府首脑人物的讲话。庐山受训，凡是县一级的机关干部都去，并不是特务训练。杨作新同志去庐山受训，是党组织批准的。在受训期间，没有发现有自首、变节或叛党行为。
据查，杨作新去庐山受训之前，代表组织与杨作新谈话的是康生。因此，有理由相信，这是康生一手制造的一起冤假错案。
经中共肤施市委组织部研究认为，杨作新同志是大革命时期我们党的早期党员，是当时肤施政界、教育界的知名人士之一。杨作新同志在陕北早期党的革命活动中，思想进步，斗争坚决，勇敢顽强，不怕牺牲，为陕北早期革命斗争做出过重大贡献，为培养和造就一大批革命的骨干力量付出过巨大的心血，是党的一名好党员、好干部。因此，应当为杨作新同志恢复政治名誉，并以他的政治历史清楚予以结论，将他的名字载入陕北早期党的史册。
中共肤施市委组织部（盖章）
一九八×年×月×日
文件中对杨作新的履历介绍，与我们的故事稍有出入，时过境迁，世事沧桑，说不上哪种说法更准确一些。不过，当然要以红头文件为准，所有的轶闻野史只是轶闻野史而已。
文件的撰稿人明智地取消了杨作新在狱中碰壁自杀这一细节，而以“病逝”搪塞过去。这样，就避免了许多的麻烦。
按照杨岸乡从一张报纸（一九二五年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省党部出版的《秦声报》）上查到的情况，杨作新在一九二五年，即是中共肤施支部的负责人，然而在这份文件中，杨作新的入党时间是在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之间，这个明显的纰漏是出于以下考虑：
现在的肤施市八一敬老院的老革命中，资格最老的是一九二六年入党的。如果将杨作新的入党年份定在一九二五年，将使这位健在的老革命不愉快，所以，在入党年份这个问题上，以这位健在的老革命的入党年份作为杨作新的入党年份。
你看，红头文件有时候也一样具有伸缩性。
www.xiaoshuotxt.net.T|xt.小.说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