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铃声切割的时间，原来比那些有规有矩，被切割成方方正正一块一块的时间过得更快。
这以后，生活的步伐明显地加快了。对杨岸乡来说，不知不觉就是一天，不知不觉就是一个月，他长久地沉湎在自己的梦中。如果说从交口河到肤施城，他是从一种梦魇中走出来的话，那么，他仅仅只是平衡了为数不多的一段时间，情绪又进入一种偏激状态，心灵重新为一种梦魇所掌握。
不过这一次与上一次的状态明显地不同了。上一次是一种压抑和饥渴，一种在无谓的岁月中的昏昏欲睡，这一次却是异常的清醒，脑子里像闪电一样划过一道一道荜缕可见的形象，胸中所有的沉淀物所有经年积累的块垒纷纷撕扯着他的身体，潮水般地要求夺路而出。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是生活在梦境还是白天，所有臆想中的事物比真实的存在更鲜明。
他有许多话要对人说，他有许多话要对世界说，他觉得有责任把自己的思考慷慨地献给人类。他用洞察一切的目光看见了人类生存的艰难，他的阅历使他能更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点。在人类的庄严的充满悲剧意义的行程中，人们因为痛苦而思想，因为思想而痛苦。越过国度，他将目光投入到世界的领域里，他发现人类尴尬的处境遍布每一个角落，他听见弱者在哭泣，他看见良心在堕落，他感觉到恶行在四处肆无忌惮地行走。
他从本质上讲是一个敏感的人，每一个毛孔里都充满了感觉，敏感得像稍有一点气味就会蜷曲的含羞草一样。在既往的昏昏欲睡麻木不仁的岁月中，毫无疑问，他受过许多伤害。他原先以为自己并没有感觉到什么，或者即使当时感觉到了什么，但是很快的时间的手就把它拂去了。可是现在，那些伤害，那些哪怕是最细微的伤害，都像刚刚发生在昨天一样突然出现在他的眼前，那样栩栩如生，伸手可触。他发现他的全身布满了伤疤，或者说布满了箭镞。
这时候他记起了一个叫《米豪生奇遇记》的二三流读物。书中有一个有意思的故事，说是一个猎人在林中打猎，遇见了一只梅花鹿，这时候猎人的子弹已经没有了，于是他从地上拣起一枚樱桃核，装进枪膛里，射了出去。樱桃核准确无误地打进了梅花鹿双角中间的脑门上。鹿跑了，几年以后，猎人在森林里重新遇见了这只鹿。他发现鹿的双角之间，长了一棵樱桃树。猎人伸出手，去摘那树上的樱桃，他发现这樱桃很好吃，有樱桃的味道，也有鹿肉的味道。
杨岸乡的满身的伤疤和箭镞其实就是他的樱桃树。是在年复一年的岁月中被生活之箭射中的。他拖着它们，在这个世界步履蹒跚地行走，他在体内，成年累月地、有耐心地培养着它们，用自己的血和泪年复一年浇灌着它们，终于使它们成为一棵一棵美丽的樱桃树。
如今，樱桃成熟了，它们有的苦涩，有的甜蜜，有的平凡，有的奇异，它们本身有樱桃的味道，也有杨岸乡的浓烈的个人色彩，这是杨岸乡的身体结出的思想的果实啊！呵，收获时节！他把它们摘下来，献给人类，这个人类包括那些曾经射击过他的猎手们。他在奉献的时候，热泪盈眶地说：感谢了，生活！
这样，他的第一本散文集问世了，散文集的名字就叫《樱桃树》。
这是一本深刻而机智的书--思想的深刻和语言的机智，仿佛是思想家用竖琴弹奏出的袖珍的思考，又仿佛文学之树结出的一支哲理之花。它表现的无疑是生活，但又不是普通意义的生活，而是变形了的、升华了的、熔炼了的、赋予某种命意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今流行的大部分的出版物，充其量不过是一堆生活原材料的堆积，或者仅仅是猴子变成了人，但是尾巴还没有蜕掉的半成品而已。
你看，在《樱桃树》中，仿佛经一根哲理的魔杖，将生活这一大堆杂碎搅拌了一下，于是一切都带上了磁性，并且构成它们固定的磁场，一切单调的风景在这里都放射出罂粟花那样惊世骇俗的美，一切普通的事物都好像被除去锈的铜质一样突然发光。流水开始诉说思想，树叶开始表达情感，坟墓开始阴郁而傲慢地张开大口，让所有不安宁的灵魂在同一刻复活。
连杨岸乡也不明白，落在纸上的笔会源源不断地写出这些。从题材上讲，它属于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散文”，从篇幅上讲，它每篇也就是千字左右，他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呼唤出这些一个个小精灵的，他为这些东西不符合章法而有些害怕。但是，当离开创作状态以后，当以一个事外之人的目光来审视这些袖珍文章时，他发现这里有培根的影子，有兰姆的影子，有蒙田的影子，有屠格涅夫的影子，而那口若悬河的雄辩，一泻千里的浪漫激情，元气的郁结，以及仓啷作响的、玄机四伏的语言，却得力于中国古典散文的深厚根基。
“这是你吗，杨岸乡？”他拍着自己的脑袋说。
但是这种满足的心情，自我陶醉的心情，自我感觉良好的心情，只存在了一个礼拜。
心灵安宁了一个礼拜，风暴平息了一个礼拜，神经和肌肉松弛了一个礼拜，熠熠发光的眼神安详了一个礼拜，心驰万仞的想象的翅膀收敛了一个礼拜，疯狂旋转的陀螺停歇了一个礼拜。是的，仅仅一个礼拜之后，他突然变得胆怯，心中忐忑不安。他试着提起笔来写字，但是一个现成的句子也写不出来了。一句话说完，句号应当在后引号外边还是里边，他甚至也弄不清了。他突然对自己的才能产生了怀疑。
这一个礼拜的停歇是必要的和重要的，它表明杨岸乡还能够掌握住自己，表明这个飞行的航天器还没有失控，表明他虽然具有精神病患者的因素，但是从本质上讲还是一个正常的人，一个有自制能力的人。
但是随之出现的创作危机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表明他已经进入了一个陌生的领域，超越了一个新的高度，宛如一个人在爬上一棵摩天大树的中途，返身向地面上看时，随之产生出的那种眩晕的和胆怯的感觉一样。
他正在走向高度，同时也正在走向孤独，因为能够与他同行的人太少，因为四周的空旷和蛮荒在紧紧压迫着他，迫使他回头，而身后庸俗的然而又是如此亲切的昨日又在召唤他归来。
敢于走向成功，这也许是每一个成功者走向成功时最需要克服的心理障碍。中国之所以没有足球，就是因为中国的足球辞典里没有“成功”这两个字。
杨岸乡没有被击败，杨岸乡没有返身回来，他占领住了这个业已攻占的高地。他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大学讲师杨岸乡了，他的斑驳面容和他的以卡车计算的书籍帮助了他。而同时给他以帮助的，还有那些早已故世的大师们。普希金站在那里愁容满面地说：
“青春呀，随着我的不可靠的才华消失了！”最初，杨岸乡不明白这位大师为什么要这样说，后来，他突然悟出来了，这是在提醒他，告诉他假如真有“才华”这个东西的话，它也是不可靠的，来时不唤自来，走时不请自走，他同时告诉他，连我这样的人物也时时处在一种自我怀疑中，所以你大可不必为自己一时的惶惑而气馁。
想到这里，杨岸乡微笑了。他也同时为大师这种说话方式所折服；他们从来不教训人，他们明白一摆架子就先失败了一半，他们只是真诚地道出他们的困惑和他们的愿望，但是正是这种深刻的心灵剖析和平等的交谈征服了读者。
杨岸乡感觉到自己的心灵空间明显地扩大了。感到自己的肚子像大肚佛一样具有了某种包容性。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它微笑地将它们纳入中间，既不因某些东西过于丑恶而义愤填膺，也不因某些东西十分美好而过分激动。即就是那些猝然临之、躲闪不开的东西，他也能够应付自如地将它们中和、化解。原先，每一个小小的构思、袖珍式的营造，都先在肚子里有了血胎，有了骚动不安的心情，有了荡气回肠的感觉，然后援笔而出，但是现在，没等作品在肚子里成形，没等气韵饱满血脉畅通，“扑”地一声，他放了一个屁，于是体内重新阴阳平衡。屁放得太多，这不能不使杨岸乡有些尴尬，“放屁是一种胃功能良好的表现”，对此，杨岸乡只好用不知从哪里拾的这句话用以自嘲。
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他感到那些经历过的东西又开始汹涌在他的心中了。他感觉到它们已经不满足于这种袖珍式的、小摆设式的营造，也讨厌了给每一个朴素的生活场景套上理性的笼头，挖掘出诗意和命意，引申出道理和哲理，它们渴望以与生活同样朴素、同样多样性和同样多义性的状态表现出来，渴望用突兀的峰巅与和谐的构建支撑起更大的空间；而作者本人思想的旗帜也渴望招展在更空阔的领域里，或者说有一块更广阔的草原，以便作者精神上的驰骋。
到了这个时候，杨岸乡明白，他不该再待在业已占领的这个高度，他该继续攀岩了。
每占领一个新的文学高度，往往不是靠技巧，而是靠积累，或者更明了地说，是靠阅历在冥冥之中给你以帮助。
他这时候开始抽烟。第一口打了一个喷嚏，第二口感到脑门有些发晕，待到第三口吸下肚后，全身都有一种松弛和麻木的感觉。他的无旁的心灵在抽烟中找到了一种慰藉，他的不握笔的另一只手也找到了自己的差使。写作的途中，他抽出一个一个烟圈，他看见他释放的一个一个魔鬼在烟雾缭绕中离他而去。他开始轻松了下来，他叼着香烟，看着这些昨日还在折磨着他，使他步履沉重，使他无法安宁的天使们，现在向世界飘去，去叩击一家一家的门扉。
“我把重负卸给你们了，我轻松了！”他说。
但是，随着这些老朋友的离去，他还是有一种若有所失的感觉。他有些舍不得他们，他毕竟和他们度过了那么久的日子。
在写作的过程中，他体味到了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感觉。好像这本来是一件成熟的艺术品，他在梦中读过，他在懵懂不知的孩童时代听人说过，他现在只是根据回忆将它复述一遍而已。特别是写到那些最为出神入化的章节时，他感到方块汉字变成了音符，他感到自己好像一座狂吐烈焰的火山，他觉得世界在这一刻退避三舍了，眼前只有一个他，一盏孤灯，然后在夜晚的星空下，在他的头顶的高处，有一个不知名姓的高人，正在一字一顿，向他口授。
获得性是可以有遗传的可能的。
也许在我们的体内，真的有许多的遗传的基因，它们来自于我们上溯的每一位祖先的生命体验。大自然将这些获得储存了下来，经过不知怎样的积淀淘洗，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将它交给家族中的某一个以便去应付挑战。
杨岸乡惊奇地发现，这件以梦游般的创作状态写出的《荒原故事》，里面充满了规则，充满了他以前从未使用过的技巧，语言像金属一样仓啷作响，色彩是那样地摇曳多姿，活生生的人物吟唱着像精灵一样从稿纸上飘过。而整件作品，又是一个饱含深意的关于生命的故事，里面充满了对善良感情和美好事物的渴望，充满了对人类未来的深情祝福和对丑恶的鞭挞。
而那些或者被他称为魔鬼或者被他称为天使的人物，他们既不是魔鬼也不是天使，他们是被自己命运的咒符所掌握的活跃在人生舞台上的芸芸众生。即便是最丑恶的人物，他也在字里行间为他的行为辩解，为他的行为的合理性搜肠刮肚地寻找最充分的行动根据，即便是最善良的人物，他也没有把他们写成一个理想人物，他用调侃的揶揄的口吻，嘲笑着他们的无所作为。
小说写完以后，他没有去看第二遍，就像达吉雅娜给奥涅金写完信后，“甚至不敢去看第二遍”的情形一样，他只是合上了稿件，抽着烟，头脑将小说回忆了一遍。
他哭了。
《荒原故事》寄走以后，很快就在首都一家大型刊物发表了。评论界认为，《最后一支歌》的作者进入了第二个爆发期。评论界还认为，他在将传统表现手法和现代艺术的杂糅方面，他作品中弥漫的那种人类意识，都为中国当代小说的创作提出了许多新的话题。评论界还说，小说艺术难道与人类的艺术实践者和理论总结者开了个大玩笑，在经过几个世纪的探索以后，又不可避免地走成一个圆，转回到“讲故事”这个起点上去了吗？起码，花子同志的《荒原故事》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这一点。
《荒原故事》的责任编辑叫姚红。这是一个我们似曾相识的名字。
小说发表不久，杨岸乡应杂志社之约，去了一趟北京。他当年上大学时曾去过一次，那时北京十大建筑正在建设，他这次去是第二次。这是一九八七年的事。他这次来京，除了见一见杂志社的编辑家之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签订将《荒原故事》改拍成电影的合同。小说发表后，几乎国内所有的电影厂，都来信、来电，或者干脆来人提出购买电影改编权的问题，但是，北京一家电影厂捷足先登，以地利之便，使他们将这部小说首先抓到了手里。远在小说还是清样的时候，他们就找到了责编姚红，而杨岸乡接到姚红的信后，几乎没有考虑，就同意了。他没有不同意的理由，他觉得这是人家看得起他。
在北京逗留的日子里，杨岸乡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感到自己生活在一群最好的人中间，不管他们彼此的关系如何，他们的政治见解如何，但是都以同样的热情和坦诚欢迎他和爱他。在杂志社的办公室，责任编辑姚红的上三年级的女儿正在为大家背诵她发表在北京晚报上的一篇少年习作，听到闯进屋里的这个风尘仆仆的男人自报家门以后，姚红立即要女儿停止背诵，她说在大作家的面前你不敢再卖弄了。头上扎着两根羊角辫的女儿兴犹未尽地咂了咂嘴巴，而杨岸乡在一瞬间竟不知说什么才好，一丝窘意爬上了他的脸颊。“我很卑微！”他说。
他的卑微和谦恭的态度在最初的一瞬间，使得大家都有些不安。杂志社大约经常和这些地方上来的作者打交道，或者说他们的智商和涵养使他们能够洞察人的心理，因此，他们知道这个手脚不知道往哪里放，一颗心坠悬在空中的来客，是个敏感的易于受到伤害的人，是个经历了长途跋涉带着满身伤疤终于有一天走到这里的人，于是他们小心翼翼地和他谈话。
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变得自然起来的，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将一副窘迫的表情丢开的，他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成了一个滔滔不绝的演说家的，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从性格的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的。
他开始讲他的陕北，讲那个横亘在北方天空下的北斗七星照耀的地方，讲那块天雨割裂的支离破碎的土地，讲曾经反复出现在他的真实的梦境和虚幻的存在中的高原的一切。他说几千年的岁月令这种高原布满了史诗与传奇、陈迹与掌故，他说当你在高原上行走的时候，你感觉到行走在历史中，你的脚下一步一个典故，一步一个传说。他如数家珍地向这些虔诚的听众历数那些陈迹，而当讲到斯巴达克式的悲剧英雄李自成的时候，他想起他的这位亲爱的乡人，曾经走入过北京，走入过紫禁城，并且张弓搭箭，在紫禁城的牌楼上留下他射出的箭镞的深深痕迹。
在叙述的途中，他还应邀，唱了几首陕北民歌。他们希望他唱那些酸曲中最酸的句子，于是他唱了“赶快把腰搂定，醒来是一场空”，唱了“隔窗子听见脚步响，一舌头舔破两层窗”这些句子。在唱完这些以后，他并且解释，陕北的妇女从本质上讲是纯洁的守节的，她们所以这样露骨地言情，是因为一种精神的饥渴和性的饥渴，业已获得的通常交给缄默去珍藏，接吻的嘴唇没有工夫唱歌。
杨岸乡的这个观点却没有得到大家苟同，他们认为他遮遮掩掩，认为他是在寻找理由为这块风流的土地遮羞，认为他远没有坦率地唱出那些酸曲的精髓。
杨岸乡突然从他的叙述中惊醒，他发现自己是在中国境内一个最具权威最高规格的杂志社里。他觉得自己有些过于没有节制，过于放浪形骸，他不明白自己从进门到出门这一段短暂的时间内，为什么会判若两人。他生怕自己自我扩张式的叙述会引起在座的反感，而那种火山喷发式的激情会惊吓了大家，或者说这种坐井观天夜郎自大式的自负会遭到嘲笑。他怕失去这些高层次的朋友和这家杂志，他们曾经帮助过他，如果失去他们将会使他痛苦，而在以后的岁月里，他还指望得到他们的帮助。
但是杨岸乡多虑了。
他们每一个人都对他那么好。他不明白他们平日怎样，但是在对待他这件事上，他们的心灵像天安门广场那样宽广博大包容万物，他们欣喜这只雄狮在他们的刊物上咆哮，他们真诚地祝愿他在那块故乡的高原上建立起自己的艺术帝国。
“感谢你们对我的关照！感谢你们从茫茫人海中注意到了我的不谙人事的面孔！”杨岸乡说。
“不，是你支持了刊物！”他们说。
当走出这间办公室的时候，杨岸乡百感交集，他不知道怎么来回报这一群戴着眼镜的或穿着连衣裙的或白发苍苍的各位。他想自杀。
这天中午，编辑部在烤鸭店里，包了一桌饭，算是请他。有着一头富丽堂皇的银发的副总编和他的责编姚红都到了。总编是一位深居简出的文学界的泰斗，他打来电话向他问候，但是人没有来。
席间有三个人抽烟，一个是副总编，一个是姚红，一个是他，因此在上啤酒饮料之外，额外地上了三盒高档云烟，放在三个烟民面前。吃罢饭后，副总编将桌上三个大半盒香烟收起，塞进杨岸乡的口袋。杨岸乡不要，因为他看见副总编也是个嗜烟如命的人，而姚红的档次也不在他俩之下。但是，副总编还是一边隔开他的手，一边将烟塞进他上衣的口袋了。
在北京的日子里，杨岸乡还挨门挨户，拜访了文学界的那些泰山北斗。他向他们表示了一位晚辈的出自肺腑的敬意。他们在创作上达到了时代进程允许他们达到的高度，他们已经尽力，他们有理由生荣死哀。杨岸乡在上学的时候，就大量地读过他们的作品，因此在和他们的相处中，他感到很亲切，感到是在和长辈拉话。而那些功成名就的老作家，也表示了对他的期望--我们知道，这种期望是对每一个慕名而来的晚辈都会说的，并不单单偏爱杨岸乡一人。尤其是那些曾经在肤施城生活的“老延安”们，听说他从那里而来，他曾经是保育院的学生，于是大动感情，开始充满感情地回忆旧事，并且询问陕北高原今天的情况。
他还和那些新潮艺术家们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他们大都是些青年，是些出言不逊目空天下的人物。他们聚在一个沙龙里，盘腿坐在地毯上，一边端着啤酒瓶一边指天说地。
他对他们的许多艺术观点表现了浓厚的兴趣，和他们的接触使他大开眼界，真有“与君一席肺腑话，胜我十年萤雪功”的感觉。不过，他不同意他们那些偏颇的说法，例如否定传统，例如把艺术的某一个特征夸张到无限，并且试图用这种特征概括一切。他毕竟五十岁了。
引起他浓厚兴趣的，就有关于“过程”这个哲学概念的讨论。是的，过程贯穿在每一个运动着的事物中，地球的产生与消亡是一个过程，政党的产生与消亡是一个过程，人类的产生与消亡是一个过程，单个的人，从生到死也是一个过程。在这一点上，“过程”与杨岸乡对时间的沉思所得的结论相同，或者说两个概念基本上是一回事。但是，当“过程就是一切”，当“一切都是过程，目的是没有的”的命题提出之后，杨岸乡突然感到，这也许是揭示出事物本质和事物内在奥秘的一个重要的发现。远在他上大学的时候，就接触过这些东西，但那是从书本上接触，是以一个涉世不深的青年的目光接触，而此刻，经历了许多人生后，他的理解中有了许多成年人的思考。
当然，对于这样或那样的流行的理论，他只是浅尝辄止而已，他缺少时间和他们进行更深入层次的交流和探讨。这对他来说是一件遗憾的事情。不论对某一项理论最后得出的是否定还是肯定，那都是有好处的，探讨的本身就是一个受益的过程，而那种轻松活泼的沙龙气息则更是令人留恋。
抽空儿，他还到天安门广场溜达了一阵，照了张相。他想到天安门城楼上感觉感觉，只是舍不得十块钱门票，没有上去。最后，他将黑塑料包寄存以后，随着人流，前往毛主席纪念堂，去拜谒这位二十世纪伟人。
毛泽东静静地安卧在鲜花和绿草中。他的隆起的肚皮上覆盖着镰刀斧头旗帜。他的身材显得矮了点，要么是床太大，要么是身体收缩了。算起来，他已经失去思维十多年了。他的脸色很安详，给人一种寿终正寝的感觉，美容师给脸上稍稍地涂了一点油彩，不过不细心看不出来。他下巴上的那颗痣不像生前那么明显了，痣靠血养着，可是血已经不再流通。
杨岸乡稍稍地放缓了脚步，以便多看几眼他。萧条异代不同时，有幸和这样一个伟大人物同顶过一片蓝天，同呼吸过一片空气，他因此而感到荣幸。
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他都是伟大的，他思想的力量和性格的力量驱使千百万人为他们所信仰的真理去牺牲，去前仆后继，他明明白白地指出前面是死亡，但是，千百万人唱着豪迈的进行曲，像宗教徒一样面不改色地向死亡走去。他相信他所信仰的是真理，他用六位亲人的牺牲来证明他对信仰的坚定不移。他的意志像花岗岩那样坚硬--记得马克思的父亲也曾经惊奇地发现儿子的头脑中有一种花岗岩般坚硬的东西。他的感召力又是那样的强烈，以至不只同时代的人臣服在他的脚下，就是在他之后成长的青年一代，也被他迷住了，被他的魅力征服了。他们以困惑不解的目光看着这一二十世纪现象；他们不明白他作为政治家的同时为什么竟又是天才的诗人和书法家，上帝为什么多给了他那么多。
历史是一个链条一个链条地连接的，从遥远的年代按部就班地连接到今天。从这个意义上说，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高兴不高兴，你都无法将毛泽东时代从进程链条上取掉，你都无法将毛泽东本人从进程链条上取掉。他在中国的最招人眼目的一块地皮上建起自己的陵墓，而他的卑微的父母的陵墓则是建在中国的最不显眼的一个角落，他生前是强人，他死后仍是强人，从农民的眼光看来，仅仅这一点，就足以使他们诚惶诚恐顶礼膜拜了，而用新潮艺术家的说法，他实现了人生价值，他在为全体人类利益的奋斗中同时也实现了自己。
杨岸乡想起在许多年以前，在肤施城的陕甘宁边区交际处，毛泽东抱起满身泥污的他的情景。“你去为我摘个西红柿来。不，两个！还有一个给这位大鼻子叔叔！”毛泽东说话时的音容笑貌，历历可见，如在昨日。于是，注视着安卧在鲜花与绿草中的毛泽东，杨岸乡突然涌出两滴眼泪。
如果不是穿军装的守卫人员来干涉，杨岸乡也许还要磨蹭一阵子的，但是守卫人员有些粗暴地挥了挥手，叫他快走，因为他的迟缓已经在门口造成了人流堵塞。
当杨岸乡从这间厅堂式建筑走出来的时候，外边的阳光令他眩晕。他靠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白色栏杆上，歇息了一阵，才慢慢地离开了这里。
杨岸乡乘火车离开了北京。
路经省城时，他回了一趟母校，并应母校团委和学生会之约，做了一次文学报告。他的报告的主题词是：感谢生活。做完报告以后，他就回到肤施城，回到他生活和工作的这个位置上来了。
可怜的人，在经过这许多的磨难，有了这许多的历练之后，他现在可以较为从容地生活了。他经历过许多事，他看见过许多人，他这前半生像个害怕中枪的兔子一样蹿着。
现在，他有些从容了。
那种渴望表现的欲望现在又开始强烈地攫着他的心。他有那么多的过去。他的那个家族，以及与他父亲同时代的那些人们的故事，现在在他少了生存的压力，脑子有些空闲的时候，便一幕一幕地闪现出来。那些老故事一直装在他的脑子里，并且随着他的身体成长而成长。如今，这些故事已经老得快从树上掉下来了。不赶快着手摘它，它就会掉下来，以致消失。过去，在我们的笔墨那行色匆匆的叙述中，我们忽略了，或者说不屑于去注意一个少年的感受。例如边区保安处那杨作新血溅墙壁的情景，例如葬埋杨作新时那凄风苦雨的时刻，等等等等。我们没有介绍，但是并不等于这个少年没有感受。而且，少年的心灵也许更为敏感，那浓重的历史阴影也许更为沉重地罩在他的身上。
“对于刚刚过去了的那一代人，必须给予他们更崇高的东西！”杨岸乡说。
他开始写作--像一个专业的写作者那样写作。
这天黄昏，他一个人信步登上了窑洞后面的山岗。这时候一轮辉煌的落日，正停驻在莽莽苍苍的大山之巅，整个世界笼罩在这一片虚幻的红光中间。树木，山头，杜梨树，蜿蜒的山路，都给人一种梦幻般的感觉。杨岸乡静静地坐在山顶的一截旧战壕边上，坐了很久很久，直到暮色四合。两滴冰凉的眼泪挂在他的腮边。“我要写我的重要作品了。
这件作品的名字就叫《经典世纪经典家族经典人物》。我要树一个文字的纪念碑，给刚刚过去了的那个时代。”盯着落日沉入西地平线的那一刻，他说。
他开始着手搜集这方面的资料。他开始挖掘自己头脑里的那些恍恍惚惚的记忆。但是说是一回事，要把它形诸于文字，要把它有规则地排列，要把它用一部长篇小说所具有的容量和跨度来飞翔，杨岸乡还是觉得自己力不从心。他试图写了一些，但是，作品像挽毛线蛋蛋一样铺展不开，而语言有着夹生的学生腔。“向伟大的生活本身求救吧！”有一天他突然悟出了这一点，于是他明白了，得沿着那个叫杨作新的人，在陕北高原走过的道路，重新踏勘一次。
这样在一个秋天的日子，他准备了一身朴素的行装，背上背个旅行包，手里拿一根拐杖，开始他的陕北游历。尽管现在已经是有汽车的年代了，但是拗脾气的他，决心徒步行走。他出了肤施城的北门。北门已经没有了，当年那曾经捆绑过光荣的杜先生的地方，如今已经荡然无存。日本人曾经对肤施城有过十三次轰炸，这城墙，这城门，正是在轰炸中消失的。“那一代人已经永远不会再有了，他们是时代的产物！未来假如说还要出现这种类似俄国十二月党人，类似法国烧炭党这样的人物，他们会以另一种形式出现的。”对着如今还被叫做北门口的这空荡荡的地方，杨岸乡感慨地想。
接着他溯延河而上。走了一天以后，第二天，翻过一座山岗，进入洛河流域。他这是要奔他的家乡吴儿堡。在吴儿堡，他陪姑姑杨娥子住了几天，上山奠祭了杨家祖先，和村上的乡亲们拉了几个晚上那当年的事情，然后拖着拐杖继续。他的下一个目的地是永宁山，刘志丹将军的故乡。这地方叫金丁镇，坐落在子午岭向南伸出的一条山腿上。灰黄色的河水绕过寨子汩汩地流着，子午岭的梢林经霜以后，漫山遍野红得滴血。杨岸乡对着山野，吼叫起来。“你们在哪里呢，昨天的人们？”杨岸乡喊道。山冈发出隆隆的回声。但这不是昨天的人们在应答，而是山的回声。杨岸乡叹息了一声，他继续往前走。
他的下一个目的地是吴起镇。他在吴起镇延挨了一些日子，主要是为了采访当时的老人。黄昏的时候，他会登到胜利山山顶去，眺落日。这胜利山就是毛泽东的红军举行长征最后一仗--割尾巴战斗的地方。山腰间的那棵老杜梨树还在，它看起来并不是太沧桑。正是深秋，树上的杜梨果成熟了。因此落着许多的乌鸦。杨岸乡的到来打搅了这些乌鸦的宁静。它们离开树，扑棱着翅膀绕着树冠飞着，尖嘴发出“呜哇呜哇”的叫声。这棵树下是毛泽东指挥割尾巴战斗的地方。树还在，斯人已去了。杨岸乡的耳边，似乎还响着那充满执拗口吻的湖南腔：“我要睡一会儿了。枪声稠密，不要叫醒我；枪声稀疏，赶快叫醒我！”杨岸乡摘了两颗杜梨果，填在嘴里。杜梨果很甜，紫黑色的汁子顺着他的嘴角流下来。
从吴起镇往北，又前行了几天的路程，来到柠条梁。这里是陕北高原的一个制高点。
统领陕北高原的两大水系无定河水系、洛河水系，以这里为界分。杨岸乡原先是往西北方向走的，从这柠条梁，他转向东北，进入无定河水系。
群山环抱中的袁家村，他在那里停留了一下。毛泽东当年书写《沁园春·雪》的那个炕桌，如今已经被送进纪念馆了。
尽管这位置这白家也已经没有人了，他们都干成了世事，如今都在外面工作。他们的下一代只在填写祖籍的时候，才会偶然地想到这个荒僻的小山村的名字。杨岸乡在那一刻想起了那个叫黑白氏的女人。他见过她的，是在肤施城杨作新蒙难的那些日子里。这个面白如雪面红如酡的小女人，曾给杨岸乡留下深刻的印象。她是那样突出。
在那个英雄美人列队走过的年代里，她仍然如此突出。杨岸乡问了问村上的老人，然后在指点下来到黑白氏的墓前。在杨岸乡像一个晚辈，或者说像一个孝子那样跪倒在墓前时，他想，那个叫杨作新的男人一定会赞赏他的举动。
他把他最后要去的地方放在后九天。这样离开清涧河，进入延河流域。后九天他只是耳闻，没有去过。黑大头、杨作新在后九天闹世事的年代，他还没有出生。顺着延河往下走，走到延河与黄河的交汇处，那地方就是后九天。
越接近黄河，山越高，沟越深，湿气越重。终于，在听了半天黄河那吼声如雷的涛声中，双脚把杨岸乡带到了后九天。九个山头一字儿排列，一座高似一座，像是一架天梯。
和平年代，这地方早就被人们遗忘，因此这满世界静悄悄的，一个人影也没有。杨岸乡叹息一声，拉着拐杖，摇晃着身子，向山上走去。
用了不知道多长时间，这个人终于登上了最高的那座山。空空如也，眼前只是一架空山，还有脚底下那些残砖碎瓦。杨岸乡倚着一棵古柏，站定。延河和黄河，像两条白色的带子一样，在山脚下挽在一起。那交汇处有个诗意的地名，叫“天尽头”，表明世界到这里，就到头了。而隔河望去，河对岸是三晋大地，史书上匈奴内附，设“河东六郡”的地方。
背转身，就是苍茫的陕北高原了。从这里俯视，杨岸乡的眼前，陕北高原只是莽莽苍苍一片，那所有的人，那所有的事，那所有的村落和乡镇，甚至包括锦绣繁华的肤施城，都被抹杀，大而化之，成为虚无。
杨岸乡最后将他的目光，注视到了黄河。它勒一个渠儿，流淌着，从秦晋峡谷中穿过。千百年里，它就是这样流淌着，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它好像没有感觉似的，所有发生在它身边的那些痛苦那些欢乐，都不能令它动容。它走着自己命定的旅途。
杨岸乡向黄河的上游望去。那黄河在它湍急的流程中，突然绕着一座大山打旋，这样便留下来了一个湾子。杨岸乡知道，那湾子叫乾坤湾。据说，中华民族的阴阳太极图理论，就是受了这乾坤湾的启示。有一位古人，大约也像今天的我们的杨岸乡一样，站在这里，满腹惆怅，望着这腾烟的河流，望着这给人类以大昭示的乾坤湾。
接着，杨岸乡又将他的目光，向大河的下游望去。后九天往下四十里，就是那有名的壶口瀑布。那如雷的黄河咆哮声，其实就是来自于那里的。而在此之前，所有的水流，所有的堤岸，所有的山势，它们做的事情，其实是为了给那场大爆发大激荡提供足够的力量。
杨岸乡倚着柏树。他掏出速写本，掏出笔，在上面写下《经典世纪经典家族经典人物》一行大字。写完，又用笔重重地在这几个字下面划了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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