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创作《最后一个匈奴》的那些日日夜夜，记忆只是一片空白。我觉得自己好像做了一场梦。我这一生，做梦的时间也许太长了点，天性使然，没有办法的事情。
《最后一个匈奴》的创作从1991年6月4日开始，到1992年6月13日画完最后一个句号，也就是说，用了一年零十天。
但是它的酝酿与构思却用了十年。我用十年的时间，令这一大堆庞杂的、无序的材料驯服和归顺，为小说寻找一个框架，一种叙事风格，一种描写视角，当然，最主要的是，让人物圆满，让人物不但作为故事人物，而且成为一种文化载体行动和动作。
我确实不记得我写《最后一个匈奴》时的情景了。那些日子，我像一个拼命旋转的陀螺，一架失控的航天器，一个精神病患者那样地拼命写作。现实的世界和臆想的世界已经分辨不清了，我无意识地睡觉，无意识地吃饭，无意识地在街上行走，除这些以外，剩下的时间，就是趴在桌上写作了。
我每天早上大约八点或八点半起来，穿上衣服，从床上滑到桌子跟前，开始写作。
这时大脑是一片空白，有点疼，有点麻木，我：点燃上一支烟。烟雾腾腾中，人物出来了，是真实的人物还是我臆想的人物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匆匆地抓住笔，他们开始行动了。大约到十一点时，可以写两千字。这时我停下来，洗脸刷牙，然后到楼下去提一次开水。
中午吃完饭后，我一定要睡一觉，让大脑休息一下。两点半或三点，爬起来再写。
到六点时，写两千字，这时停下来，到院子里去转一转，回来吃饭。
晚上把看《新闻联播》当做休息。看完新闻后，我一个人又回到自己房间写作。任务仍然是两千字，但有时会收不住笔，一直写下去，直到凌晨一两点钟。
我写得最多时一天写过一万六千字，写得最少时一字未写。平均下来是每天五千字。
人物和事件填满了我的脑子，人物在经受精神受难时我也和他们一起受难。恍惚和痴呆，大约正是我这时候给人的印象。我像一段被感情烧干的枯木一样，但是我强令自己继续燃烧。“创作是一种燃烧”，这话只有过来人才能说出。
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掉了三颗牙齿。牙齿总是要掉的，今天不掉，明天也会掉的。
但是，它们掉得是不是快了点，早了点，我将掉了的牙齿放在掌心，听着楼下的男欢女乐，我在那一刻突然掉下泪来。关于牙齿问题，我请教过几个中医，一种解释说，写作时大脑高度紧张，血涌到头上，血热，热掉了牙齿，一种解释说，这是我抽烟过多的缘故。
以每天三盒烟计，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中，我抽掉了一百多条烟。这真是一个可怕的数字。我现在还不明白，这一百多条烟都到哪里去了，如烟消，如雾散，或者是牢固地留在我的肺里和胃里了？我的父亲于去年死于肺气肿，我的爷爷好像也是死于哮喘，将来我的加着黑框的讣告，大约也会是以这件事为理由来搪塞世界的。但愿我以后少抽一点烟（我现在不创作的时候，已经降到每天两盒），据说一支香烟的尼古丁可以毒死一只老鼠，这话不知道是否当真，不过，它听起来总让人不寒而栗。
在写作的后期，我的身体极度地虚弱，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懒于和人说话，走路时经常扶着墙壁，曾想到拄一根拐杖的问题。我常常担心，怕自己睡过去以后，就再也不会醒来了，而作品还搁在半截，那我即便是进入三尺地表之下，也不会甘心和安宁的。
我写作前称了一下体重，是一百六十五斤，写完以后，体重成了一百五十二斤。就是说，少了十三斤。所幸的是我这个人真能吃，因此现在体重又恢复了过来，大约到一百六了吧。
当我进入最佳创作状态时，前面我说过，像一个拼命旋转的陀螺一样，像一架失控的航天器一样，像一个目光狼狈、精神错乱、焦躁不安的精神病患者一样，那时，理性已经消失，梦境开始出现，那时，我感到我被书中的人物和故事牵着走，我只是机械地记录下这些人与事而已。
最好的创作时间是在晚上。那时，四周死一般寂静，整个世界好像都不存在了，你伏案疾书，你感到，在你的窗外，半天云中，仿佛有一位圣者，正在絮絮叨叨，向你口授。
《古兰经》中称这样的夜晚为“高贵的夜晚”。
每位作家的身边都站着一位守护神。在创作《最后一个匈奴》的过程中，我案头必备的两本书，一是《印象派的绘画技法》，一是拜伦的《唐璜》。
要把一个世纪的高原历史、错落有致、和谐妥帖、章法有度地表现出来，这主要得力于印象派大师莫奈、德加、梵高、塞尚等等的影响。我学会了摆布人物和情节，学会了将艺术某一个特征发展到极端，然后在峰顶重造和谐，就描写的角度而言，也学会了在描写二十世纪的每一个经典时间时，以故事中某一个人物的视角，从事情的核心穿肠而过。
拜伦则教给我大气度。经典作家中，大约只有莎士比亚和拜伦，才有这种处理题材的能力，他们挥舞着魔杖，一路走去，所有的材料都可以塞入作品，所有的路途物都经魔杖点化成金。
《最后一个匈奴》写完了，发表了，并且在北京召开的座谈会上得到很高的评价，认为是一件大器的作品，认为作者基本上完成了他要写一部世纪史的创作意图，甚至有评论家认为，这是一部中国式的《百年孤独》。
记得，当为长篇画完最后一个句号时，我趴在桌上，大哭了一场。我对自己说：“你是不可战胜的！”这个“不可战胜”并不仅仅表现在他完成了这样一部作品，而在于，在经历和承受了那么多精神上的惊涛骇浪以后，这个人并没有发疯，失控的航天器又回到了轨道上。
但是现在我想说，虽然我写作得很苦，苦不堪言，以生命为代价，但是，在这个世界上，一定有人写得比我还苦，因此，说这些是没有意思的事情。我的作品毕竟发表了，社会慷慨地为我提供了一次和同类、和现世界以至未来世界对话的机会，而他们却没有。所以，我是幸运者。
1993.6.11于陕西
作协丹华原型自香港致函作者
怎么称呼您呢？您叫我“小臧”，郭林叫您“老高”，您的年龄又小过我，还是叫您“小高”吧。
小高，您好？
收到您的书已使我很惊讶，接着又收到您的信，您的礼品，您的信息及有关您声貌的录影带，一切来得那么迅速及充满戏剧性。
不过还得重复几句惯常的客套话。
一、感谢您那本《最后一个匈奴》对我有那么至高无上的评论。
二、感谢您的礼物，那两张“麻绣”，我们决定将它镶在镜框中挂在墙上。
三、感谢您对我朋友郭林一行的热情招待，她回来后喋喋不休地向我提到您。
四、最后再移用《最后一支歌》的话，感谢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您这么一位记得我过去的人，还有您这么一位给那篇微不足道的小文章那么高评价，推崇及发表出来的人，给了我这十几年生活在香港商业社会中的人，一种截然不同的乐趣，雀跃，及一股突如其来的自尊与自信。
您的《最后一个匈奴》我还在看，还在细细品尝，所以不敢有什么评论。我已有十几年没写过什么，甚至小说都少看。我想，我已没什么资格同您讨论什么文学了。（况且，十几年前，我也称不上什么搞文学的，只能说是看过，写过，没发表过。）如果您一再坚持“您理想化了的女性”引导您前进，您就坚持下去吧，只怕有朝一日见了面，有了了解，您心中的“理想女性”会毁灭，会使您失望。
还有几个问题想问您。（这样问您别介意，我这十几年乱七八糟事太多，对过去的事有许多失忆的地方。）①我同您什么时候认识的？（第一次）在哪里认识的？
②王庾是谁？王庾的女儿又是谁？
③会绘画的小女孩是谁？
④您真的见过“飞碟”吗？
以上问题提出，可能使您震惊，怀疑我是白痴。但我确实记不起了，好似《最后一支歌》说的，“我还不老，才26岁，已有许多值得回忆的事了”，现在是，“我还不老，才40多岁，已有许多回忆不起来的事了”。
我的生活同您截然不同，但绝不是高红十所说的那么浪漫及怀旧。生活完全是另一面的，也丰富，也烦恼，也有所得，也有所失，比起周围许多人，也可称上一个“幸福中的女人”了。自己也知足，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都是过眼烟云，我不过在演着自己的角色。所以也称不上什么“企业家”、“成功者”，只是一个角色，只有演得像不像的区别。但是要感谢老天，感谢诸神（如有的话），给我分配了一个很好的角色，比起陕北老乡们，确是天堂中的主角了。
就写这些吧！需要我什么帮忙，请尽量提出，别客气。
祝您事业成功，写出更多更好的小说。
1993.9.4
作者自陕北致函丹华原型
我的高贵的朋友若华大姐：
您好！
信收到。一看到那熟悉的笔迹，我就断定是您的信，我的心在这一刻跳动得多么热烈呀！---这是普希金的诗。有一大摞信，我将所有的信都看了，只有这一封信，我一直没有勇气拆它。一直延挨到晚上，很晚很晚的时候，《古兰经》中所说的“在这万籁俱寂的高贵的夜晚”，我才强按住心跳，将它打开。
送走郭林一行后，我于九月七日到西安策划《最后一个匈奴》的分集提纲，二十七日才回到延安，二十八日到单位，见到信，今天二十九，我回信。
您叫我“小高”，这也许是最合适的称呼，当年您就是这样称呼我的，而且像唱歌一样，将“高”字高八度地说出。我在前一封信中称呼您“小臧”，则纯粹是出于一种无奈，我不想称呼您“女士”，因为这有些疏远，而又不愿称呼您“大姐”，因为这有套近乎之嫌，现在，我明白该怎么称呼了。
您说您怎么也想不起我来了，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您经历得太多。尽管这话令我有些伤心和痛苦。一个人以他的半生去追逐一团幻影，而被追逐者竟然毫无知觉，这种事情是常有的。责任不在您。推而广之，我想那时候怀着这样的情愫的人大约不只我一个。
感谢允许我继续将这个梦做下去。我想我会做下去的，直到离开人世的那一天，因为它已经和我所献身的文学事业融为一体了。我想，有一天见到您时，我也不会失望。一位叫玛格丽特·杜拉的法国女作家在一篇小说中说：有一天，我已经老了，很老很老了，我在巴黎街头遇见了你，你说，你爱年轻时候的我，但是，你更爱我现在这备受岁月摧残的斑驳面容！她的这段话总让人看了流泪。
我们相识是在1979年4月2日的省作协新作者座谈会上。那是作协恢复活动后的第一次会议。开会在作协院子那个古建筑里（西安事变中周恩来与蒋介石会谈处），吃饭和住宿在和平门外的胜利饭店。那时我瘦瘦的，矮矮的，穿一身退伍兵的绿军装。
我刚从中苏边界复员回到延安，在延安市印刷厂当文书，我刚在延河上第二期发了诗《0.01---血液与红泥》（当然在部队上已有些作品）。你在创研室，在当年的第五期延河上有一篇小说叫《风筝》。延安还来了位张弢，在甘泉文化馆工作。记得开会时，你来得迟了点，大家已经落座，门“吱呀”一声开了，有一束阳光射进来，随后是光彩照人的你。记得那天你穿了一身牛仔，布鞋，留个幸子头，背个黄挎包。你侃侃而谈，立即成为会议的中心。关于这些，我在那篇文章中已经说过了。
从作协到胜利饭店有大约一千五百米的距离，正是在每一次的这一段距离中，你与我同行，并且提出要写一部关于陕北的小说。
那个剪纸小女孩是你虚构的，大约并没有此人。而高粱面！饹羊腥汤事件，却是你的真实的经历。因为我清楚地记得你说过五角钱一碗，我还记得，当我对细节的可靠性---即为什么你不把自己剩下的大半碗给她时，你说，你有肝炎。肝炎这个词使这个细节站住脚了。我还记得你用手比划着：“那么大的碗！那么大的碗！”
会议结束时，我们要回延安，约你一同走。你说要去兰州一趟。你去干什么，你不肯说。
后来回到延安后，我经常去你那里。那时我一定是一个呆头呆脑的傻小子。我在那里经常遇到明禄先生。有一次，明禄大约是从北京开完团十大回来，愤愤不平地发着牢骚，谈他的团中央候补委员，被一个叫贾平凹的作家给取代了。他那时候很灰。
只有当听到我赞美《最后一支歌》的时候，你们才对望一眼，脸上显出一丝不易觉察的矜持的笑意。
你告诉过我《最后一支歌》的主角是王庚（王光美的侄女，王士光的女儿），在延川插队。那个小孩叫“延都”，为了怕惹麻烦，你把“延都”写成了“延延”。
王庚后来离婚，从延川到黄龙县教书（上了地区师范），后来到西安，和一位大学教师结婚，现在在北京。马延都还在延川，在一个小食堂端饭，她的女儿叫“琼琼”。
你走得很突然，起码对我来说是如此。一个星期天，我去看你，门上有一把锁，屋子里空荡荡（那时你屋里所有的陈设就是靠在后墙上的一个很大的白木箱子，你说是从振华纸厂带来的）。我好久才明白，我的女神已经从这块土地上永远地消失了。我扶着你门口那棵杨树（还记得那棵极高极高的钻天杨吗？）站了很久。我在那一瞬间多么惆怅和可怜。
现在你大约记起我是谁了吧？远方的朋友！如果还没有记起，那也不打紧。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去回忆那些前尘往事的。
但是你走后，我却不能忘却。每一次进入小说，就想起你，每一次想起你，就又进入小说。所以我说的“永恒的女性引领我们前进”这句话，并不是信口说说的。
说一件有趣的事。报社门口有一个女理发员，长得与你相似，一样的发型，一样的身材，一样的气质。因此，当我伏案写作时，总觉得在那个方位有团美好的花园一样的东西在召唤我，当我胡里胡涂地走下楼去时，我才明白我去看她。后来，直到她的丈夫（也是一位理发师）对我翻起了白眼，我才省悟过来。我不明白我这样做的个中原因，后来经一位懂得心理的朋友的指点，我才明白了。
你看，我这像写小说。
我想我已经回答了三个问题。现在，我得回答第四个。关于飞碟，这是一个轻松的话题。
我是在一九七五年秋天（就是我写信的这个季节吧）见到不明飞行物的。那时我在中苏边界北湾边防站站哨，大约是晚上十一点。有一个桔红色的圆状物体旋转着自苏联方向划一个弧形，向我飞来，到了我头顶以后，又转而向阿尔泰山方向飞去。物体有筐子那么大，在天空飞行时间约半小时。那天晚上有星星，但不甚亮。这件事我们当时向有关方面汇报过，在排除了别的可能以后，被确定为不明飞行物。
我很愉快地为你回答这个问题。我感到自己像一个鏖战归来的老兵，在向一群中学生讲自己的不平凡经历似的，感到那么亲切而美好！
关于我自己，没有什么好说的。我有一个工程师妻子和一个优秀的儿子。平日不闻窗外的事情，潜心写作。“世我两遗”的东方哲学和西方的存在主义哲学两种思想在我身上并重。
《最后一个匈奴》有可能获明年的茅盾文学奖，如果获奖的话，到时候请您到北京来，我将把我的这位高贵的朋友，宛如华伦夫人之于卢梭的人物介绍给中国文学界。当然，中国的事情，评奖有许多偶然因素。因此我只能等待。
我的最高理想是有朝一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计划从明年开始，每年一个长篇，写十年时间。过程才是一切，获奖倒在其次，我这是在给自己订标竿，并不是真的那么幼稚地去追求那些浮名。
感谢你的美好的语言，感谢你的关于问我需要什么帮助的话。有你的讯息，你的信，就一切都够了。我不敢再有别的奢望了。感谢生活，它让我得到了这么多。人生不管怎么说还是美好的，不是么？
就写这些吧！这封信竟写了一天的时间。问候明禄先生好！问候郭林她们好！
告诉他们我因为你的原因而对他们充满了亲切之感！
1993.9.29夜于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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