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你的《最后一个匈奴》已经在全国引起轰动，你作为这部长篇的作者，心里是怎么想的？
答：新闻年年有，今年独不同。读者突然对几部砖头一样的文学书籍发生了兴趣，文坛乃至社会掀起了一场名之曰“陕军东征”的热闹，我想这总是一件好事。能得到读者如此厚爱的作家是不多的，因此我应当珍惜这种感情。造成轰动效应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每个人都可以准确地列出几条，我想诸种原因中一条重要的原因是，读者渴望在他们的生活中，出现某种严肃的，或者说庄严的东西，所以他们求助于文学，求助于作家的思考。随着世界的瞬息万变，旧有的人生参照系数已经不复存在或者发生位移，在人生劳役之余，有这么几本已经得到舆论确认的严肃文学在手中，在书架上，总给人一种踏实感---生活中毕竟还有一些固定的东西的！普希金说，我忍受着精神的饥渴，独立于静寂的荒原，大约就是这个意思。对于这场热闹，我想说，一切都是瞬间，一切都会过去，作为从事这种劳动的人来说，他应当赶快从这场热闹中走出来，去进行新的营造。
问：在动笔之前，构思了多长时间，是生活中的哪一件事触动了你，使你产生了创作它的欲望？
答：构思了十年。最初的创意，是一位北京赴延安插队的女知青提出的，《最后一个匈奴》中的剪纸小女孩和高粱面！饹羊腥汤事件，就是她说的，而且几乎是她的亲身经历。这是一个发动机式的情节，有了它以后，十年中，就像滚雪球一样，陕北高原的一百年历史，驯服地出现在我的笔下。这位女士后来移居香港，因此，我独力完成了它，但是，我始终把她看作本书的作者之一（书中《最后一支歌》就是她的作品）。书出来后，我寄了本样书给她，并且题赠了“永恒的女性引领我们前进”这句话。她写了一封充满感情的信给我。并且委托她国内的三位女同学来看我。
问：这部长篇的书名本身就具有史诗的性质，它是不是由于诗的灵感而带来的吉祥之物呢？
答：这话问得很有水平。这部小说确实一半是史，一半是诗。我记得古希腊好像将一切文学样式都称之为诗。在书的扉页，我所以用了贺拉斯一句话作为引言，除了这句话能服务于本书以外，另一个原因就是想让读者回味一下那个充满崇高感和悲剧感的古希腊文学时代。作家中，我喜欢拜伦的磅礴大气和哈代的略带伤感意味的贵族式忧郁。
问：我知道你原来是一位很不错的诗人，为什么改写小说呢？
答：我出过一本诗集。我的诗确实写得不错。所以脱离队伍，是因为我的诗发不出去。容我说一句不客气的话：诗坛太浮躁，常常出现背离艺术规律的创作潮流，多少有才华的人都贻误在这些层出不穷的怪圈里了。不过，我对诗人们很崇敬，小说中许多新的创作手法，都是诗家最先悟到的；诗是一切文学作品中档次最高的。我的诗歌创作经历对小说创作有着极重要的影响，结构是诗的，语言是诗的，夸张性的人物、情节是诗的，书的总体命意也是诗的。
问：你现在爱不爱诗，还写不写？
答：创作《最后一个匈奴》时，我案头必备的两本书，一本是《印象派的绘画技法》，一本就是拜伦的厚厚的长诗《唐璜》。我爱诗，也常读诗，但是现在的诗鱼龙混杂，因此我不多读，除非是朋友们的一些诗。我读诗，主要是一些古典作品。
我已经有十年不再写诗了，但是我以后会写的。我计划从明年开始，一年一个长篇，写十年，写到五十岁。五十岁后不再写长篇，写些诗和散文。我相信我还会写出很好的诗的。
问：有的读者认为你的作品很好，有哲学和史诗的价值，你认为如何？
答：题材决定你的创作方法，这话好像是歌德说的。这么一件一百年高原历史的题材，我只能用这种方法来处理，做得好与坏是一回事，但是必须这样做。记得我的《遥远的白房子》的那种白描式的，讲故事式的创作方法，曾经被评论界认为给小说创作提供了许多可资研究的话题---小说创作真的像一位美国评论家说的那样，经过几百年后，和人类开了个大大的玩笑，又回到“讲故事”这个始发点上了吗？（蒋原伦）。
我的《雕像》则是另一种典雅、华贵风格，《伊犁马》则是一种沉思的学者型风格。没有办法，这是题材所决定的，一个好裁缝只能用你手中现有的布料去做衣。
问：有的读者反映你的《匈奴》好像淡化了小说情节，而长篇大论使他们无法进入，你认为这是不理解作品，还是你创作上的失误？
答：读者和作者都是对的。此处之长即是彼处之短，世界上一件十全十美的艺术品是没有的，许多读者已经习惯了那种跟在人物和事件后面亦步亦趋的表现手法，因此他们的责难是有道理的。记得在北京座谈会上，关于这个问题就有争论，当时，著名长篇小说研究专家蔡葵先生说了句很损的话，他说，用旧的传统创作方法来框这件作品，以便削足适履，他认为是一种幼稚的表现。蔡先生说，他认为作者的本意并不在于故事本身，而是试图调动一切手段一切素材，去寻找历史的“框位”。
海明威说，他在小说艺术面前永远是个学徒。较之海明威，我则更是一个学徒了。
我只能凭着自己的努力、思考和灵感的指引，向这个神秘王国艰难地前行。关于“匈奴”的创作方法，我至今不悔，我也会写那些情节小说的，但如果用这种方法写“匈奴”，它的分量将轻了许多，将《战争与和平》与《安娜·卡列尼娜》相比，前者是恢宏的大厦，后者只是一个华丽的包厢。
问：听说你这次来西安签名售书，你穿的背心上平凹在上面写了几个字，这句话是什么？
答：这件文化衫上的字是今年4月我们长安影视制作公司在夏威夷酒家开会时，平凹兴之所至，为我书写的，文化衫正面是“匈奴”两个字，背面的字密密麻麻的一大片，大约有“建群兄创作《最后一个匈奴》完毕以示恭贺”字样，还有“吾字一幅千元”这些话，纯粹是游戏笔墨耳。西安签名那天，忠实先生、京夫先生都来了，平凹先生孑然一身，去了四川，这使我有些伤感。斯人不在，我特意穿上它，以示我对他的思念。
问：有的人说，你魔了，就是有些神经质，与常人有很大的距离，你认为作家就应该是这样吗？你认为是不是因为过于在创作上投入的原因？
答：我很讨厌上面那句话，这句话里有一点很残忍的世俗意味。我曾经对贾平凹先生说，当人们在享乐人生之余，突然想起，应当给他们经历的这个时代，留下一点特征物，一点印迹，于是就打发你，站到广场去。尔后，当所有的同代人都寿终正寝之后，你的雕像依旧要站在露天广场，承受着雪雨冰霜，继续受难。已有百五十年了，普希金依旧站在白雪飘飘的广场为人类值更，经受着后来的这许多人类灾难，就一个作家来讲，这是件真可怜的事情。当今天的人们，一边品着茶，一边欣赏着卢梭、高更、凡高、石鲁时，我总是双目潮湿。我们为什么不能像正常人那样生活呢？我常常这样问自己。但是，我做不到这一点。我好像被一个神秘的咒语所驱使着的一类无生物，我只能继续前进，将我的这个角色尽量演好，演到谢幕的那一刻。一场球已经注定要输了，但是教练在场外鼓励队员，“坚持一下，将它打完”，教练的这句话，总令人感动。
如果说我有点“魔”，那自然是创作带给我的副产品。创作过程是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投入过程，那时你已非你，你仿佛像神灵附身一样去行事。构思过程亦是如此。
你一个人孤零零地去进行十字军远征，前面有一条若断若续的白色小路在诱引你，你必然牢牢地抓住它，朝前走，稍一分心，稍一失神，你就会走到岔路上去。
作家为什么都要这样呢？愿朋友们活得轻松些，不要像我如此愚钝！
问：我原来听路遥说过，你很有思想，你与路遥的交往很密切吗？
答：路遥是我的最好的朋友之一，我敬重的一位兄长。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谈过，我和两个人，有过深层次的文学交谈，一个是张贤亮，一个是路遥。在孤苦无告，寂寞难奈的艺术独旅中，你能想像出这种心灵感应般的交谈意味着什么。
对于路遥的死，我的悲痛的心情是无以复加的。这种创伤永远不会平复。
路遥在《人生》、《平凡的世界》的构思成型阶段，与我有过几次关于作品框架、主题的重要交谈。
问：有人认为，和你本人交谈，比看小说更有意思，你喜欢听这样的话吗？
答：喜欢听。当然我明白这话有点对我过于褒奖的成分。信不信由你，我是一位幽默家。不过，我得进入一种情绪和气氛，这种幽默才能出来。记得，我对一位女记者说过：有一天，如果我高兴了，我将穿着那件文化衫，在西安市场标价出卖，如果你要的话我将免费送你，不过，在送的同时要将衫里装的这个人一同送去。
问：你最近还写东西吗？
答：《匈奴》的句号已经完完全全划过，再去想它只能是一种退步。我已经攒足力量，就要继续前行了。有两个长篇的构思已经完成，一个是《回头约》，一个是《要塞》，不过今年，我得先把《匈奴》的电视连续剧脚本写完。陕西电视台将于1994年春开拍，《半边楼》的导演龙图执导此片，32集。
问：据朋友透露，你手上有一个脱稿的电视连续剧脚本，将会再一次引起轰动。是不是真有其事？
答：你可能指的是我们长安影视制作公司创作中心新近策划的四十集电视系列剧《好戏连台》。这部剧我只是作者之一，承担四分之一的脚本任务。主要的策划者是张子良、杨争光先生，编剧还有王蓬和竹子。创作中心由陈忠实、贾平凹、张子良、王蓬、杨争光、竹子、芦苇和我组成，所谓的“八人八脚，螃蟹横出”即是指此。
问：《最后一个匈奴》第一版中有300多处错别字，是出版社的责任还是作者的责任，你能否对此做出解释？
答：责任在印刷厂。北京座谈会上，很多人已经提出这个问题了。会后，出版社领导很重视，表示要严肃查处。后来查出，三校样后（三校样是我看的），印刷厂在改样期间，先前注入的文字全部消失，这是电脑病毒所致。印刷厂为了逃避罚款，偷偷地赶排了一版，让厂里的校对校的。这些都瞒着出版社。在二版，三版和四版中，错别字已基本清理。出版社已向参加北京座谈会的所有评论家，致了解释内容的信，并重寄了样书。
感谢飞鹏先生提出这个问题，让我有了一次对此说明的机会。
问：最后一个问题，也就是这篇采访记的题目，即《最后一个匈奴》是谁？
答：最后一个匈奴是一个广义的话题。匈奴曾长期地雄踞于陕北高原与鄂尔多斯高原接壤地带，昭君出塞导致南北匈奴分裂，南匈奴长期地羁留在陕北高原上了，成了现在延安以北的大半个陕北，以至整个黄河大河套地区的人种血缘因素的重要部分，北匈奴则开始跋涉，先后迁徙到黑海、里海，至后来，匈奴一支形成现在的匈牙利。
我的长篇是以两个背景为依托的，一个是革命的背景，一个是陕北大文化的背景。
要对陕北的各种大文化现象溯本求源，最后都归结到民族交融---即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结合这一点上。而诸次民族交融中，发生在公元二世纪的这次匈奴徙迁是最重要的一次。
这部二十世纪陕北高原史，即以一个有着匈奴血统的家族在本世纪的命运变化为主线。
这是一个三两句很难说清的话题，因此我只能择其简要答之，很抱歉！
结束语：很好，我们将期待你的大作不断问世，并尽早地能在屏幕上看到《匈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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