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蒙在鼓里的容闳此时才知道陈、吴等人对他和留学生的诬告，愤怒异常，立即给李鸿章写信说明真相。但为时已晚，朝廷已深受陈兰彬等人的影响，认为 留美幼童问题严重，容闳难辞其咎。而且，陈兰彬等人继续连上奏章，罗织罪名，一再要求朝廷将留美学生完全撤回。得知清政府态度后，容闳又气又急，四处奔 走，想方设法拜访、联络美国社会名流和政要，希望借助他们的力量劝说清政府改变态度，挽回事态。由耶鲁大学校长朴德起草，一百多位大中小学校长、老师、幼 童监护人联名给清政府主管留学事务的总理衙门写了一封长信，盛赞留美幼童近十年来的表现，说他们品学兼优，可望成才，如果中途撤回，功亏一篑，前功尽弃， 殊为可惜，对中国来说损失巨大。大文豪马克·吐温亲自找到曾经访问过中国、与李鸿章相识的前总统格兰特，请他帮忙。格兰特立即给李鸿章写信，希望中国政府 允许这些学生在美完成学业后再回国，否则极为可惜。
但这些全无用处，当时国内朝野上下，无人知道、理解美国名牌大学校长的社会地位和意义，很可能以为只是一个“洋私塾先生”呢。而李鸿章得到格兰特的 信后则举棋不定，提出留一半、撤一半的妥协办法，显示出典型的“李氏处事风格”。但这时朝廷已决定将留美幼童全部撤回，1881年6月,总理衙门大臣奕上 《奏请撤回留美肄业学生折》，援引陈兰彬的话指责留美幼童“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先已沾其恶习”，不辨是非，“路歧丝染，未免见异思迁”， 提出将留学生全部撤回。从1881年8月起，留美幼童分三批撤回，将近十年的留美学习，终于功亏一篑。
与大清王朝撤回留学生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向国外派遣留学生的规模越来越大。1854年，闭关锁国的日本被美国军舰敲开了大门，一些 藩国的首领认识到“开国进取”才是国家富强的根本之道，于是不顾幕府禁令，偷偷派遣少数学生到欧美学习。自明治维新以后，向国外大量派遣留学生成为日本国 策。1869年派了50个人，1870年派了150人，到了1873年，就有上千人在欧美留学。派出的留学生中还有五名女生，明治天皇亲自接见了九岁的津 田梅子，慰勉她到国外好好学习；有一位还是詹天佑在美国的同班同学。很多留学生回国后，在日本的军事、教育、政治等各方面的体制现代化变革中起了重要作 用。中、日两国留学事业的不同命运，也从一个侧面预示了中、日两国在近代的不同命运。
留美幼童提前撤回，容闳教育兴国计划中途夭折，是中国近代化的一次严重挫折，不过，其意义不容低估。与日本明治时期留学生对本国的作用相比，留美幼 童对中国社会近代化所起的作用固然要晚得多、小得多，但这恰恰说明中国的“出洋留学”所面临的反对、困难和障碍要比日本强得多、大得多，所以其“突破性” 意义或许更大。从晚清直到民国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的近代化事业艰难行进着，而人数不多的留美幼童在这困难重重的转型中起了非同小可的作用。据不完全统 计，其中七人在中法、中日海战中牺牲，国务总理一人，外交部长两人，海军元帅两人及海军军官多人，铁路专家和管理者十四人（五人是铁路局长），矿冶专家九 人，军医四人，电信专家和管理人员多人(三人担任电信局长)，航运造船多人。其中，包括曾任江南造船厂厂长的邝国光，创办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校并担任第 一任校长的唐国安和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而教师、律师、医生、新闻媒体人员、商人、金融界人士等则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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