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红旗》杂志第4期发表了“初澜”的《深入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从标题与无标题音乐问题的讨论谈起》，特别举“贝九”为例说：“就拿西方古典 音乐的代表作——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来说，在该曲末乐章的合唱部分，高唱‘一切人类成兄弟’，‘拥抱起来，亿万人民，大家相亲又相爱’，就是在宣扬资产阶 级人道主义思想。”“正是在这种虚假的‘人类之爱’的旗帜掩护下，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进行着极其残酷的剥削。”这篇文章把“将不同时代、不同阶 级的音乐作品混为一谈”上升到“既掩盖了音乐领域阶级斗争，同时也就否认了政治领域中的阶级斗争和它的历史发展”的高度。还说“人性论”会导致崇洋复古， 对资产阶级的投降，而这“正是丧失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革命原则的阶级投降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在文艺领域中的反映”。作者似乎已经预见到一年多以后批“党 内最大投降派”的“评水浒”运动了。
1月17日，《光明日报》也发表署名“向欣”的《决不许为文艺黑线翻案》一文，说否定音乐的阶级性“正好迎合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从各方面包括 文化方面对我国无产阶级专政进行颠覆和侵略的需要”。1月24日又发表署名“戈楠”的《历史的真象与现实的斗争：无标题音乐没有阶级性吗？》的文章，说 “无标题音乐”过去是资产阶级向封建阶级夺权的一种形式，所以现在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也可以利用这种形式“向无产阶级进行夺权斗争”；国内外阶级敌人可 以“通过它来进行腐蚀和渗透，以实现他们搞‘和平演变’的迷梦”；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也可以同样利用它来进行思想渗透和文化侵略，以达到他们对我国 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反动目的”。总之，“在无标题音乐的问题上，实际也存在着复辟与反复辟、腐蚀与反腐蚀、渗透与反渗透的阶级斗争”。
“上纲上线”到这种程度，是1962年重提“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后形成的一整套“阶级斗争话语”的必然结果。在这套话语的宰控下，为“贝多芬们”“*”自非易事。
1977年初，“四人帮”已被粉碎三个月，万象更新，李德伦想起周恩来关于西方交响乐和贝多芬的谈话，认为中国应为贝多芬“*”。1977年3月 26日是贝多芬逝世150周年纪念日，世界各地的音乐界都将举行纪念活动，李德伦因此向一位他认识的文化部副部长建议，中国也在3月26日举行纪念贝多芬 的演出，以示“*”。但这位副部长知道兹事体大，不敢擅作主张，于是请示部长；部长也不能决定，于是请示*；*也做不了主，于是请示主管文化的政治局委 员；这位政治局委员还是不能做主，于是提交政治局讨论。最后，直到3月23日晚9点，李德伦才得到经政治局讨论获准演出《命运》的通知。不过，3月25日 《人民日报》刊登的“中央乐团演出交响音乐会”的广告中标明演出的节目，只有交响诗《刘胡兰》、琵琶协奏曲《草原英雄小姐妹》和弦乐曲《二泉映月》等， 《命运》仍属不能具名的“等”之列，显示了决策层的谨慎。无论如何，在那套严酷非常，极具压迫性、威胁性的“阶级斗争话语”没有来得及清理前，能批准公演 贝多芬，在当时情景下，委实不易，确实表现了最高领导层的开明、决心、勇气和担当，未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们，恐怕很难理解此点。
3月26日，中央乐团在北京公演《命运》，震惊了中国，也震惊了世界。同年10月20日，中央乐团再度公演了《命运》，英国前首相希思 （Edward Heath）出席了这次音乐会。回国后，他在11月11日的《每日快报》发表了题为《贝多芬在中国获得胜利的声音》的文章，向世界介绍贝多芬在中国“获 胜”的伟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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