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京口的作用，历来史家独重谢安以谢玄据京口创建北府兵之事，这无疑是有理由的。但是北府其所以具有这种地位，其所以能够发挥这种作用，首先是由于前此郗鉴的长期经营。否则，谢玄也不可能在短期之内，在京口建成一支足以支配南北关系和东晋政局的北府兵。
京口在郗鉴经营时期，已经发挥颇为显著的作用，概括言之，有控制三吴、抵御海盗、拱卫京师三个方面。
控制三吴 在琅邪王司马睿南渡江以迄东晋初年的大约二十年内，朝廷和执政并未认识到京口的重要性，没有人去特意经营。京口成为重镇，是从苏峻之乱时由于控制三吴地区的需要开始的。首倡“静镇京口”的郗鉴受命为都督八郡诸军事，并节度浙东的王舒之军和浙西的虞潭之军，显示出京口具有控制三吴的功能。这种功能一直维持下去，东晋末年，居京口的北府主将取得了更大的权势，京口对于三吴的控制也就更为明显。三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就是由来自京口的军队压平的。这种种情况，已在或将在它处论及，这里从略。
抵御海寇 海寇骚扰，是晋成帝时的一个颇为严重的问题。海寇著者，一为刘徵，一为韩雍，都是由北方的青、徐泛海南扰的石勒部将。《晋书》卷七《成帝纪》咸和五年（330年）五月，“石勒将刘徵寇南沙（今常熟西北，有司盐都尉），都尉许儒遇害，进入海虞（今常熟）。”咸和六年正月“癸已，刘徵复寇娄县（今昆山），遂掠武进（今常州）。乙未，进司空郗鉴都督吴国诸军事。戊午，以运漕不继，发王公以下千余丁，各运米六斛。”这几次海寇骚扰所至，都在晋陵、吴郡各地，逼近京口，迫使“静镇京口”的郗鉴加强京口防务。《郗鉴传》：“时贼帅刘徵聚众数千，浮海抄东南诸县。鉴遂城京口①，加都督扬州之晋陵、吴郡诸军事，率众讨平之”。《晋书》卷六七《虞潭传》，潭为吴郡太守，“修沪渎垒（在今上海市西北）以防海抄，百姓赖之。”事在郗鉴城京口约略同时。
韩雍抄寇事，在咸和七年（332年）三月。《成帝纪》：是月晋将赵胤、匡术“攻石勒马头坞（今安徽怀远南），克之。勒将韩雍寇南沙及海虞。”《石勒载记》：“晋将军赵胤攻克马头，石堪遣将军韩雍救之，至则无及，遂寇南沙、海虞，俘获五千余人。”韩雍救马头不及而转南寇抄，当为循淮入海而下；“俘获五千人”，当指韩雍所俘南人而非东晋所俘北人。这说明晋陵一带虽然得免于北寇陆上侵袭，比较安全，但在海寇抄略之时则又首当其冲。所以郗鉴城京口以御海寇，是那时加强防务所必需的军事措施，否则海寇溯江而上，陷京口，攻江乘，扰建康，对东晋的威胁就更大了。此后海寇很少，应当说京口防御加强是重要原因。
拱卫京师 苏峻之乱的形势，使京口成为建康“东门”。其时郗鉴自广陵过江，本在京口，可西向策应建康，也可南向策应三吴。后来郗鉴奉召西行，与陶侃会，三吴的王舒、虞潭遂失策应，作战不利。《晋书》卷七八《孔坦传》，坦为陶侃长史，其时“郗鉴镇京口，侃等各以兵会，〔鉴〕既至①，坦议以为‘本不应须召郗公，遂使东门无限。今宜遣还，虽晚，犹胜不也。’侃等犹疑，坦固争甚切，始令鉴还据京口。”郗鉴遂与后将军郭默还丹徒，立大业、曲阿、庱亭三垒以拒苏峻所遣军队，直到苏峻之乱弭平。以此为契机，郗鉴及其后人长期留在京口，在京口起着支配作用。
京口重镇，据《晋书》卷七七《蔡谟传》说，其所统“东至土山（案即北固山），西至江乘，镇守八所，城垒凡十一处，烽火楼望三十余处。”蔡谟为郗鉴后任，他镇京口时军事设施如此，当沿袭郗鉴规模。
《南齐书》卷一四《州郡志》南徐州条曰：“今京城（案即京口）因山为垒，望海临江，缘江为境，似河内郡，内镇优重。
宋氏以来，桑梓帝宅，江左流寓，多出膏腴。”《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五也把京口之于建康，比之于孟津之于洛阳，孟津为洛阳门户锁钥，京口亦为建康门户锁钥。司马氏出自河内而于洛阳成其帝业，刘、萧则起自京口、晋陵而称帝于建康。因帝乡而多膏腴，京口也同河内一样。
京口拱卫建康，主要是具有战略意义。从战术上说来，建康自有石头、白石等门户，特别是石头城。孙吴迁都建业之日，就立石头以屯军。周札开石头之门，王敦遂得以制建康；苏峻取得台城，必倚石头方能固守。这都是战术形势使然。至于京口，形成重镇以后，其战略价值表现在：一，起威慑作用，减少甚或阻止建康变局的出现。陶侃、庾亮惮郗鉴而不敢贸然兴师废黜王导，就是证明。二，尽管朝局已变，京口还有可能扭转局面，刘裕自京口驱逐桓玄，就是证明。由于东晋建康处在长江上游的军事压力之下，荆豫诸州动辄拥兵犯禁，京口作为建康东门重镇，更得以显示其重要性。
我们可以把京口在孙吴时期和东晋时期发挥的作用，略作比较。孙吴设京下督，宗室孙韶、孙越以及顾承等均曾为之。京下督所司，除连接建康与三吴以外，据《吴志·孙韶传》，主要是观察江北动静，防备魏军。所以京下督虽然密迩京师，从其职能看来只能算是吴之外镇，对吴国京畿政局并不起直接影响。
其时上游荆州一直在孙吴的稳定控制之中，不存在顺流问鼎之虞。东晋则不然。东晋荆扬相持的政治格局业已形成，京口重镇的职能主要不是对外而是对内，起着防备上游以稳定建康的作用，因而获得“内镇优重”的特殊地位。日后东晋政局的变迁历程，反复证明着这一点。即令是在谢玄创建北府兵和淝水之战前后时期，京口也只是兼有外镇作用，其主要职能还不是外镇。
如果进一步考察京口在吴、东晋时期作用不同的原因，我们将发现，京口的“内镇优重”地位，正是东晋门阀政治的产物。荆、豫与扬、徐的关系，所反映的是各个士族门户之间的关系，这是门阀政治的地域表现，或者说是以门阀为背景的地缘政治。孙吴时期，门阀士族已在形成；江左的顾、陆、朱、张，已经具有特殊的社会政治地位。而且其时荆州上游又由陆氏人物世代据守达数十年之久，这一点，东晋时期盘据上游的士族还无法与之比拟。但是孙吴时的建业并不依赖京口以与上游抗衡。所以我们在用东晋门阀政治解释京口作用的时候，还要看到东晋主弱臣强的状况，看到东晋司马家与士族“共天下”的现象，而这些在孙吴的历史上却看不到。孙吴时上游与下游重镇，同处在皇权控制之下，而东晋则不然。孙吴时的士族是皇权下的士族，东晋的士族则是与皇权并立的士族。这同样是我们考察京口在吴、东晋时期作用不同的原因时必须注意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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