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华盛顿的高级官员都知道，艾森豪威尔中将要走运了，但很少人有反感。在一般美国人心目中，他是理想人物的化身，《星期六晚邮报》封面上画家诺曼·罗克威尔笔下的将军。他为人聪明大方，生气勃勃，忠厚耿直，谦虚谨慎。他爱拿方言开玩笑，将“阿卜杜尔·阿卜卜尔·阿米尔”唱个不停。他在得克萨斯州出生，在美国腹地堪萨斯州的一个小镇长大。大多数人都喜欢他，而他也喜欢大多数人。在举足轻重的共和党人物中，能让霍普金斯说句好话的不多，他却是其中的一个。他说：“在军事问题上，他的提纲挈领的能力，对基本要点的了解，几乎可以说是异常突出的；他是忘我地献身于加速战争早日胜利。甚至在健康很坏、医嘱全休时，他仍然不遗余力地工作。”
那时已是1942年6月，早该是总统选定欧洲战场司令的时候了。罗斯福曾轻率地答应莫洛托夫，说斯大林可以指望“今年”就会出现第二战场。珍珠港事件后，美军曾派遣一支象征性部队到爱尔兰——使流行歌曲界有人写了一支比较不幸的战时小曲《美国兵约翰在爱尔兰找到了一朵玫瑰》。现在美军远渡重洋到英国本土来了。他们给送到了各种古里古怪的小地方。英国人对美国大兵就开始啧有怨言了，说美国佬的问题是“军饷太高，性欲太强，离我们太近”。显然，有必要使他们知道未来目的地是哪里。艾森豪威尔在伦敦西区五月市的格罗维斯诺广场——这个广场后来就被命名为艾森豪威尔广场——安顿下来以后，美军和英军都准备出发了。
但开去哪里呢·美国人要从英国横渡海峡出击，但英国则主张进攻丘吉尔所说的“欧洲的柔软的下腹部”。事实上，无论在这两处中那一处作战，他们实力都还不够。所以他们达成妥协，选定了法属北非。在时间上同蒙哥马利从埃及发动的进攻配合，就可以将德国人逐出非洲。这次作战代号是“火炬”。
说来蹊跷，这次作战竟以美国进攻老盟友法国开始，却不是指向它的死敌德国。在珍珠港事件整整11个月以后，即1942年11月7日的星期六晚上，进攻的军队集中在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海岸附近的800艘舰艇上。要把这样大的船队掩蔽起来是不可能的。柏林和罗马都得到了消息，都在猜测这支船队开向那里，认为不是马耳他就是埃及。到了凌晨3时，这些登陆舰艇将步兵送上法属非洲的陆地时，整个欧洲为之目瞪口呆，而最震惊的莫过于贝当元帅。9万个美国士兵擅自入侵，使他深为恼火。加上罗斯福对法属非洲人民发表短波广播，说“我的朋友们……我们来到这里，是帮助你们击退侵略者……永恒的法兰西万岁”!也使他非常难堪。他于是给总统去信说：“今晚获悉你军进犯，我深感震恐与不安。你采取的行动，竟如此残酷无情。”
自然，这位美国总司令的心情恰和贝当截然不同。他正在华盛顿以北60英里卡托克廷山的一个隐蔽的别墅香格里拉和霍普金斯等几个朋友度周末。进攻开始时，当地时间还是星期六晚。总统的电话铃响了。格雷斯·塔利去接电话，这是史汀生打来的。罗斯福拿起听筒时，手有点发抖。他听了一下便说：“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我祝贺您。伤亡较轻——比你估计的数字低得多。感谢上帝!”他将听筒放好，转过来对他的朋友们说：“我们已在北非登陆，开始反击了。”
艾森豪威尔在直布罗陀指挥这次登陆，他的指挥所是在潮湿的地道深处。11月23日，他将他的总部转移到阿尔及尔这个白色山城。即使只是为了鼓舞士气，他也有必要上陆。美国人开始领教到德军不是徒有虚名的。“火炬”计划虽然使他们措手不及，但他们采取了迅速有效的行动。没有战斗经验的美军还没有前进一步，轴心国家的军队就已经占领了突尼斯，从西西里运来部队和装备加固。美军在冬雨的泥泞中举步维艰地行进，斯图加俯冲轰炸机和克虏伯88型大炮，对着他们，对着他们的坦克和掩护他们的空军猛轰。这样在1943年2月，反攻的德军把美军赶回过了卡塞林隘口。
从当时看，隘口一战似乎是盟军遭了殃。但结果相反，遭殃的反而是轴心国。巴顿将军接任了那里的军长，收复了那个隘口，同从阿拉曼一直把隆美尔的非洲军团赶到这里的蒙哥马利遥相呼应。在非洲的德军是必败无疑了。隆美尔飞去向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报告，认为应该把他的部队撤出。因为要免于消灭，这个军团每月就至少要有14万吨的物资供应，但是盟国海军已控制了地中海，德军原来的供应早已微如涓滴，这时又从2.9万吨降为2.3万吨，再降为2000吨。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说隆美尔是个悲观派。他们得意扬扬地说，你看看卡塞林隘口之战罢，雅利安部队碰上那些混血杂种的美军，结果就是那样。他们继续运兵到滩头阵地，使隆美尔大吃一惊。这样，到了5月初，盟军啪地一声关上了陷阱，一网打尽了接近25万德国战俘。如果包括战场上的伤亡数字，轴心国军队在法属非洲总共损失了349206人。美军在这第一场战役中伤亡不过1.85万人而已。
巴顿没有在那里待到战役结束，艾森豪威尔已将他派去制定进攻西西里岛的计划。在艾森豪威尔的领导下，蒙哥马利与巴顿又一次要在这里配合作战。这场战役代号是“哈斯基”，有法军一个军参加。夏尔·戴高乐尽管受到英美冷遇，一直在后方进行工作，他运用政治策略，靠着纯粹意志力量，控制着解放了的法国人，鼓舞他们参军。后来马克·克拉克将军谈到戴高乐的部队时就说：“从来没有一个战斗组织有它那样英勇的。”到了这时，不管什么盟军，都有点使敌人望而生畏。欧洲在心理上已经起了变化。德军在斯大林格勒大战丧师33万，现在既已被逐出非洲，德军看来并不是所向无敌的。到1943年夏，能使敌方丧胆的正是盟军了，特别是轴心国里那些半心半意的伙伴如意大利人和西西里人，就更害怕。
西西里战役是一场政治战，其目的是要迫使意大利退出战争。从这个意义说，这场战役是成功的。它在军事上也是一个胜利。盟军占领了一个由25.2万人的军队把守的贫瘠多山的岛屿，只用了一个月零几天时间。在罗马，维克托·伊曼纽尔国王直截了当地对瞠目无言的墨索里尼说，他已不是政府首脑了。“士兵们已无心再战。此时此刻，你大概是意大利最遭人恨的人。”他被逮捕了。在皮亚特罗·巴多利奥元帅领导下的政府开始和艾森豪威尔的代表秘密谈判。结果是，巴多利奥同意在9月8日广播宣布意大利投降，而盟军当晚就在意大利胫部的萨莱诺登陆。作战计划代号是“雪崩”，目的是生俘措手不及的德军，在整个意大利半岛肃清轴心国部队。
这样一个计划，他们怎么会认为可以实现呢·这是无法解释的。要把这样大的机密进行保密，是不可能的。保不住口风的意大利人把全部情况都向德国秘密警察和纳粹情报机关和盘托出。巴多利奥按照原来答应的，在9月8日无条件投降。但这时德军的精锐师团早已源源不绝涌进意大利，把他们以前的盟友解除武装。马克·克拉克的第五集团军，被钉死在萨莱诺动弹不得。美军原已知道意大利会投降，满以为这次作战将是轻而易举，因此又生气又混乱。敌人的坦克和大炮把他们圈缩在纵深不足五英里的滩头阵地上。每天晚上，一个能操英语的德国人，用广播器向陷入重围的部队大喊大叫。他看来是好莱坞西部片的爱好者，他用那种口吻叫道：“好吧，老兄。过来投降罢。你们都在我们火力控制之下了。”这种情况持续了四个月。在柏林，为戈培尔进行宣传广播的一个英奸“哈哈勋爵”预言“又将出现一个敦刻尔克”。
这场意大利战役的悲剧——毫无战果的战斗，毫无必要的受罪，没完没了的包围战，就是这样开始的。但在意大利东岸，蒙哥马利的第八集团军却进展神速，同占领了塔兰托海军基地的英军空运第一师会师以后，直奔亚得里亚海的巴里港。英军兼程前进，想减轻美军所受的压力。美国空军则对俯瞰萨莱诺的群山进行轰炸。这个滩头阵地挤满了美国炮兵，一直到9月5日，德军终于开始向那不勒斯慢慢后撤。
这场意大利战役到底毛病出在什么地方·如果将军们弄不清楚，连长们倒是清楚的。地形与第五集团军为敌。他们花了三个星期，伤亡近一万两千人，最后才抵达那不勒斯。阿平宁山脉仿佛脊梁骨一般直穿意大利全境。既然意大利河流都发源于这山脉，步兵们就得逾越一个又一个的河谷。而每过一谷，又总是山岭耸立，德军就在上面踞濠固守。最著名的是卡西诺山。有一千四百年历史的卡西诺寺院就在这里，这也是凯塞林将军的古斯塔夫防线的西部据点。敌人在环绕寺院的高地上依山掘壕，使用迫击炮与呼啸弹(这是美国大兵给它起的名字)，迫使美国步兵付出大量伤亡。美国坦克又不断被克虏伯88型大炮所摧毁。盟军认为德军将卡西诺寺院用来做观察哨，就用飞机把它夷为瓦砾。但没有解决什么问题。敌人火力还是和过去一样的准确无情。
使那些步兵更加遭殃的是，艾森豪威尔回英国去，筹划准备横渡英伦海峡向法国的进攻。他把最优秀的将领巴顿、蒙哥马利和奥马尔·布雷德利都带走了。意大利的寒风暴雪，猛袭着那些形如锯齿的山岭。白天泥深齐腰，晚上则冻成坚块。漫画家比尔·莫尔丁认为，那里的泥土简直有如鬼神在作祟一样：“在和平时期，我认为欧洲绝不会这样泥泞。同样，我认为全世界的泥都不会像欧洲的那样深，那样黏，那样湿。它甚至连颜色也不正，不像普通泥土那样。”这场消耗战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地继续下去。尸体用血污的睡袋或军用雨披包起来堆着，用通讯部队的电线像一捆捆柴也似地绑扎着。饿狗会把死人的喉咙咬断。冻疮和战壕足病到处流行。哨兵们在岗哨上冷得浑身发抖。在人们记忆里意大利冬天从未有过这样严寒难熬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以后，陆军部通知各报社和杂志说：不要再将步兵叫做“G·I”了。理由是：“G·I”一词原意是一切统由政府发给，因此对美国士兵来说，那是“有失人格，有辱身份，有损尊严”的。在胜利的气氛中，编辑们与发行人立即同意。这个名称当时似乎荒谬可笑，但从长远来说，倒也有好处：因为正如1918年的步兵称为“炸面团”，越南战争中的步兵称为“老咕哝”，而“G·I”一词，则是专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士兵。他就是这个摇摆音乐一代的青年的象征，或者说这一代青年逐渐消失的象征。这些青少年原来是眉清目秀，穿着不称身的卡其军服离了家，回来时年已23岁，都已经变得不爱说话，眼神呆钝，逆来顺受了。在第三号大街的高架电车或者什么别的东西在上空经过，听到呼呼、呜嘘、飕飕一类啸叫声，或者听到类似帆布撕裂声，就会不知其然的紧张起来。
令人悲哀的是，现在很少有人记得美国大兵当年是什么样子了。电视台情景喜剧中常常出现演员表现的那时部队服役的情况，使儿童们看了以后认为战争是惊险紧张，好玩得很的事。欧洲战场的每个士兵都这样想，将来他们老大育子以后，孩子总有一天会问他：“爸爸，大战时你在干什么·”他从来不会想到，这个问题并不一定要他回答的。孩子们接着就会发表意见说，毫无疑问，如果当年是霍根的英雄，或者麦克黑尔这两个是美国电视台连播喜剧的主角。——译者的海军战士，那就棒极了。或者说得使人最不好受的，“跟着巴顿打仗该是多么好玩呀!”当然也还有其他大兵形象，但同样也不符实际。那些什么美国革命女儿会，对外战争退伍军人会，美国退伍军人团的勇士们，都把美国兵说成是脸上刮得光光，头发修剪整齐的忘我英雄。而70年代的大学生们，则满腹狐疑，难道真的有过这样一个年代，人们可以以身穿军服自豪，扛着步枪，开枪杀人还自认有理·
这样的年代确是有的，这些人就是这个年代的人。在欧洲战场的步兵到了1943年的冬天就已成为久经考验的战士，连亚力山大大帝和拿破仑也会认为是熟练的步兵。这些步兵不像他们那样耀武扬威(或者说，没有像人们说他们的那样耀武扬威。打过仗的人对这些名将的传说，都不大相信)，如果他们有军衔的话，在前线上也不会戴上肩章，因为前线的德国兵(大家称为克劳特)是专以狙击军官为乐的。作战期间美国兵不刮胡子，不理发，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想当花童Flowerchildren，嬉皮士的别称。——译者，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剃刀、刮脸膏、镜子、热水，也没有时间。
在意大利经历了两个星期的倾盆暴雨，卧伏在满是泥浆的散兵坑内，躲避着敌人的炸弹、坦克、手榴弹、枪弹、火焰喷射器、饵雷、烈性炸药和磷光弹等等，人人看上去就活像一个流浪汉。他的行为举止就常常不怎么文明了。他会在同伴们众目睽睽之下拉屎，也有很多人对他这样做很感兴趣，在那里品评一番。他讲话下流，对未上过前线的人特别无礼(说他们是“后方梯队的杂种”)。这些兵的衣服又湿又霉，一撕即破，有时则臭气逼人。但最重要的是，他精神厌倦。有些人要很多年才从厌倦的状态中恢复过来，有些则始终恢复不了。
一切过去以后，将军们相互授了勋、道了喜——这么说听起来有点挖苦，但大兵们是会这样说的，你要是不知道他们这种看穿一切的态度达到什么程度，你是无法理解他们的。这时，有一个军需总队的文职雇员进行了一次历史性的调查研究，发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个普通美国士兵每天要背84.3磅。这使他成了战争史上负重最多的步兵。这个数字会使有些人吓了一跳，包括将军们在内。将军们不知道，这是不可原谅的。但当过大兵的，对此却一点不会感到惊奇，他知道他自己等于当了驮兽。进入前线时，他穿上或者带上他的军服、盂型钢盔和盔垫、M-1步枪、匕首、水壶、掘壕工具(铲镐两用的工具)、刺刀、急救包、子弹腰带，其中每个袋都装着步枪弹盘，两条载着备用弹药的跨肩直带，系在腰带上的手榴弹，背包带上挂着背包，背包里面有雨披、百灵风雨引火条、饭盒、香烟、风雨打火机、用笺、家信、各种军用干粮——C类、K类或获得陆海军生产优秀奖旗的海因茨公司出品的罐头火腿旦。此外，他还要分担他那个战斗单位的大型武器装备，例如勃朗宁自动机枪，或机枪脚架，勃朗宁轻机枪或重机枪或其三脚架，或者是60或80毫米迫击炮或其炮座。
这些是非带不可的。本来，他还该带防毒面具，但他在离开北非前，就已经把它扔掉。他背上的重量不能再多了。陆军部只想他能更多背一些。这并不是因为有虐待狂，而是认为他需要的东西还不止这些。晚上他该有条毯子，还该有半个顶篷，这样他和另一个士兵的凑在一起，晚上就不怕雨淋了。事实上他最需要的倒是多几双袜子。没有袜子替换，污泥沾脚，久而久之，就会变为战壕足病。脚痛难忍，无法走路，只得爬到营部救急站，医生将鞋子割开，双脚已经肿到橄榄球那么大了。有时就只得截肢。冻伤的有时也有这种情况。战争后期，对一些特别照顾的师团发给了“长统皮靴”，可以保持干燥。但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袜子保暖。
这些满身泥块，样子古怪的战士最担心的还不是这些，而是德国大炮。有一次，美国兵周刊《扬基》引用一个下士的话说：“这些大炮不饶人啊!有人说：听见炮弹呼啸你不必再弯下身来，因为已经太晚了。但不管怎样说，我们还是弯下身子。迫击炮弹中标几乎是无声的，但无声也吓人。因为我们得知道炮弹究竟落在那里。”在纳粹的大炮中，最可怕的是克虏伯88型。有时，这种大炮几乎好像是会拐弯似的。当时，美国大兵认为没有东西比这种“寄来邮件”(德军炮弹)再厉害的了。但是对面山头那些戴着铁十字奖章的家伙，不一定会这样看。到了1944年，美国的“寄出邮件”，就有雷达导向火箭，无线电引信炮弹和一种喷火筒喷出来的燃烧剂。这种燃烧剂是由哈佛大学化学家们和美孚石油公司技师们共同研制出来的。它把皂粉和汽油泡制在一起，称为凝固汽油。
罗斯福有一次表示很可惜，没有人为这次大战起个恰如其分的名字，这流露了他的真实思想。他本人是想名之为“暴君之战”。他又认为这次大战没有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蒂佩拉利》和《在那边》这样动人心弦的歌曲，也是非常可惜。这可把底牌露出来了，原来三军统帅们和五星将军们所想的，就是这种思想。要是美军大兵听见的话，可能会起哄反对。在他们看来，给世界大战编个号就够了。如果说，既然把他们称为GIs有失他们人格，以数字为战争编号会使他们的荣誉有所减色，但是他们还是接受了。这样很公道嘛!沃尔特·约翰逊曾指出：尽管艾森豪威尔所写的书名为《远征欧陆》，欧洲战场的战争却没有远征精神。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引起的幻灭使后来任何口号、游行都失去了号召力。“经济萧条，创痕犹在，那些在困难期间感到前途茫茫的人，在忧虑之余，又来了这一场战争，更加觉得前途渺渺。青年人追求荣誉的心理已为击败敌人的决心所代替。这个事业的正义性无可怀疑，但是，全国人民是绷着脸孔去进行战斗的。”
描写欧洲战场美国大兵的两个最有名的漫画人物却并无滑稽之处，这点倒是很有意思的。战争有时可能荒唐得难以置信，如果说欧洲战场是荒唐可笑的话，威利和乔这两个人物是用一笑置之的态度来看待的。但在多数场合下，他们是情绪忧郁的。画家当时写文章解释说：“我们不需要有人来进行思想灌输，或告诉我们，现在是在打仗。我们知道现在是在打仗，因为我们是亲眼看到的。我们一点都不喜欢战争。但并没有多少士兵开小差，因此，天花乱坠的宣传就未免多余。”
尽管这样，说来奇怪，从自愿去打仗这点说，历史上没有那一辈的青年，思想上比他们更有准备。之所以自愿，只是因为他们知道这件工作非干不可。他们就是这样看待战争的：这是一件工作，一件肮脏、令人作呕的工作。但如果你正是少壮之年，脸色红润，营养良好而又神经反应正常的男儿，除了去打仗而外，你又能怎样呢·肯定地说，拒绝去打仗的人是有的。罗伯特·洛厄尔就是一个出于良心驱使拒绝服役的人。他在想像中可以看到空袭时受害者丧肢断腿的情景，他不愿意参与其间。但像他这样看的人不多。即使有，其中大部分人也不愿意将世界奉送给希特勒。
当时协和神学院院长亨利·科芬博士(后来他的侄儿也当了耶鲁大学牧师)说：“神学院不会成为逃避应征者的避难所。”这个说法，在这盛行摇摆音乐的青年一代中，大多数人是同意的，连那些厌恶暴力行为的人在内，也会同意。要是在越南战争时期，他肯定会采取不同的立场。因为这两种战争性质截然不同。在越南的伤亡士兵中，属于贫苦家庭出身的，其比例之大，真是使人吃惊。1972年以前，在校大学生是免役的。到了毕业时，他们又都学会钻征兵法令的种种空子。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凡是身体健康的都去了。亨利·洛奇中校在非洲沙漠中指挥坦克，威廉·诺兰是在法国的一个少校，汉克·格林伯格这个著名的底特律的职业拳击家是个陆军少尉，吉米·史蒂华和克拉克·加布尔都是空军军官，沃尔特·温切尔和约翰·福特是海军军官，约翰·休斯敦成了少校，达里尔·扎纳克和弗兰克·卡普拉是中校，杰基·柯根是个滑翔机驾驶员。保罗·道格拉斯年已四十，还是参了军，在海军陆战队服役，当个二等兵。其他自愿参军的有乔·狄马乔、雷德·斯克尔顿、罗伯特·蒙哥马利、道格拉斯·小范朋克、亨利·方达、路易斯·海华德、泰隆·鲍华和大卫·尼文。亨利·洛奇，威廉·诺兰后来都是共和党参议员，吉米·史蒂华和克拉克·加布尔，都是著名电影演员，沃尔特·温切尔是著名广播员，约翰·福特是著名电影导演，约翰·休斯敦是著名电影导演，达里尔·扎纳克是电影制片商，弗兰克·卡普拉是著名电影导演。杰克·柯根原是电影童星。保罗·道格勒斯是参议员。乔·狄马乔是著名棒球运动员，雷德·斯克尔顿，罗伯特·蒙哥马利，道格拉斯·小范朋克，亨利·方达，路易斯·海华德，泰隆·鲍华和大卫·尼文都是著名电影演员。——译者1942年1月，乔·路易斯乔·路易斯，黑人，当年全美拳击冠军。——译者在拳赛中用了2分55秒6，将巴迪·贝尔击倒。他将其全部收入交给海军抚恤协会的纽约分会后，自己加入陆军服役——尽管有这样使人吃惊的事：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红十字会将血分成“白人血”和“黑人血”，用不同容器分装。假如当时在战斗中也分肤色，富裕和特权阶层留在安全地区的话，乔·路易斯也许会犹豫不定了。但他们没有留在安全地区。在卡萨布兰卡附近的海战中，因勇敢而获得嘉奖的就有总统的儿子富兰克林·小罗斯福上尉，当时他是一艘驱逐舰的炮兵军官。格伦·米勒少校随机殉国。阵亡人员中还包括辛克莱·刘易斯之子韦尔斯·刘易斯少尉、纽约的赫伯特·莱曼之子彼得·莱曼少尉辛克莱·刘易斯是著名作家，赫伯特·莱曼是参议员。—译者；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之子彼得·索尔顿斯托尔海军陆战队中士、一个外交大使的儿子约瑟夫·小肯尼迪和哈里·霍普金斯的小儿子——十八岁的斯蒂芬·霍普金斯。
前线的小伙子们是在《星条旗报》《扬基》或《时代》周刊和《纽约人》的简报版(小型无广告)看到这些消息的。他们以美国的民主军队自豪，正如他们以美国的工程兵和海军工程队自豪一样，前者能够在一夜之间搭成活动便桥，后者曾在英国工程兵声称无法办到之后，将阿森松岛的群山推平，建了一英里长的长形机场。尽管这样，他们很少吹嘘本国，甚至在自己人中间也没有这样。他们采取了一种坚强的、满不在乎的姿态，把该熬的都熬过去了。他们对前方老是享受不到后方梯队那些享受——电影、鲍勃·霍普鲍勃·霍普，电影喜剧演员。——译者的节目、红十字会女郎——有牢骚。但是，如果牢骚发展成为叫苦，他们就会教训叫苦的人。他们就会奚落他说：“找随军牧师去吧”，或者说“讨厌鬼”，或者说“去你的，你以为军队像家里一样吗·”
凡是可以供大家一起发牢骚的话题都是极受欢迎的，都觉得津津有味。当然，K-9军团就是很好的目标。妇女队队员也是如此。他们告诉我，我告诉你，说这些人都和军官睡觉的。“喂，你知道哈尔西那件事吗·他给一个‘浪头’“浪头”WAVE是缩略词，指美国海军妇女志愿紧急服务队队员。——译者冲到桥底下了。”(女海军陆战队队员没有缩略词，海军陆战队管叫她们为BAMs——意即大屁股的海军陆战队；女的也不甘示弱，予以还击，叫他们为HAMs，意即屁股毛茸茸的海军陆战队。)但最能引起大家发牢骚或哄堂大笑的，还是国内的广告。他们对报纸的简报版有意见，理由之一就是这些简报没广告，而他们就是想看广告，还特地写信回家要这些东西。麦迪逊大道麦迪逊大道在纽约，是美国广告业中心。——译者下一步究竟打算干什么，他们总是迫不及待，先睹为快。
但是，如果麦迪逊大道的说法真的可信的话，那他们的所干的事就是为了战争得胜。一则典型的广告写着这样的标题：给母亲们的最好礼物!头两段的广告说明，这礼物是磺胺剂。但看到第三段你就知道，作广告的是个冷气设备公司。原来磺胺剂之所以能合成，是因为冷气设备使科学家们能舒舒服服地工作。这是绝妙的一着。另外一家抢生意的公司也不示弱，声称有一次用鱼雷击沉日本货船，他们也做出一份贡献。因为那艘美国潜水艇的潜望镜是在装上冷气的车间中磨光的，所以“正是这些冷气设备，使这一击才有可能”。
另一则广告又说：“化肥可以使战争得胜。”小伙子们都认为，真的那样的话，麦迪逊大道真是干得不错。一个轴承制造商叫大后方的人们不用担心，美国兵能从“公路上安全驶回家”，因为他用的还是军用轴承。食糖用去杀纳粹了。家用药箱没有蓖麻籽是因为送到安齐奥去了。幸运牌香烟的烟叶，也用到战争上去了。老人牌刀片的钢用去造刺刀了。闹钟要保证将军们按时行动。有些广告则说：“要使空战获胜，棉布可以助一臂之力”，“不管那次进攻，电线都是骨干力量”，“在清扫颓垣断壁、建设更美好的未来世界中，重型设备正在发挥作用”。在一幅广告画里，一个士兵卧在吊床上。那个金属机件的制造商说：“他这一摇床绝不会掉下来，因为那个夹钳，比之规定强度还要强30%。”总之，广告文字越是有趣，士兵们越是爱读。但是，有些广告调子，则可以说是缺德的。例如纽约一个坟场有意选择国外发生一场激战之后播送它的广告节目。在大兵们发现这情况以后，这个广告很快也就收档了。另外一个说来难以置信的广告是，建议爸爸妈妈们买眼镜要买一副好牌子的，这样才能认出他们从前线回来的儿子。结果，一大堆愤怒抗议的“胜利”邮简，有如雪片飞来，送到这个广告商的桌上。又有一家飞机公司的广告提出问题说：“谁怕福克伍尔夫大飞机·”陆军航空队某个基地的飞行员给这公司写信说：“我们就怕。”那里每个飞行员都在下面签名，连指挥官也不例外。
战争期间最著名的广告，是“四号上铺的小伙子”。它描述一个士兵，躺在卧车的一个卧铺上，回想当年“碎牛肉排和爆玉米花的味道……驾驶一部敞篷赛车的劲儿……还有一条小狗，叫做什么呸呸，或者小斑，或者讨厌鬼比尔”。它接着说：“他喉咙哽咽，说不定泪水盈眶。不过这没关系，小伙子。没人看见你……现在太黑了……”当然，大兵们认为这也是一大堆废话。但至少这广告是做好事(要大家为外出的军人让座)，这好比呼吁大家买战时公债，不要上黑市买东西，搜集废铁，或者如果知道部队调动的消息“要守口如瓶”。
大兵们对这些宣传都会默然置之，不会有什么反应。但真正使他们感到好笑的还是有些人明目张胆地利用战争谋求私利。例如有的广告说，如果每人每天多嚼几块威力格利口香糖，战时生产就会增加。或者蒙星威亚服装店的妇女紧身内衣广告，画着一名陆军妇女队队员，她说：“别说鼓鼓囊囊的才爱国!”或者在中士牌灭蚤粉的广告画中，一个“老中士”立正报告“发现蚤子，已予消灭”。
另一则广告“穿着沾满泥浆靴子的天使”，则独具一格。在广告画里，一个护士俯身在一个伤兵上。广告商仿佛猜透了那个士兵的心思：“我记得你……你就是那个快步如飞，笑声阵阵的姑娘……你就是我所喜欢的那种讨人喜欢的姑娘……你并不是老是穿着这些沾满泥浆的靴子的。有一次，你穿着崭新、轻快的鞋子，在夏天的草坪上奔跑……”说着说着，那个广告起草者就做起梦来：“是的，她长大了……看见她那沾满泥浆的靴子，就知道了。那些手艺高明的男女工匠……当初给她制了色泽鲜艳的各种便鞋，后来又用他们的手艺为她制成坚韧结实的靴子，使这个护士可以踏进泥浆，穿过雨水……战争爆发了，又是这些鞋匠创制了护士的北极鞋、士兵的北极鞋、丛林靴、飞行靴、在甲板上能防滑的航海靴、北极毡里靴等等……有朝一日，又会有姑娘们在阳光灿烂的草坪上跑来跑去，心里像夏天一样的明朗轻快，脚上像彩虹一样五光十色。”当然，这个广告起草人不是要她们穿什么“彩虹”的，所以他说：“穿着玩玩的鞋子又会上市的，记着这个商标罢!……”不知怎的，大家还是把这个商标忘掉了。
这个“穿着沾满泥浆靴子的天使”的广告之所以很煞风景，那就是它利用了步兵们在心灵深处对爱情生活和战后和平的憧憬这种不轻易向外人道的感情。士兵各有不同，他们的憧憬倒是异常一致的。他们都曾在密布特勒式地雷的田野上一跳一跃地前进，笨拙的样子是自古以来步兵的特点。这样，他们相互之间就越来越相似了。威利和乔可能是一对双生子，威利的鼻子大点，乔的鼻子小点，有时连创作者本人也会把他俩弄错了。但是由于他们处境相似，忧患与共。他们对什么是理想的未来，已形成共同看法。这与头条新闻、突破敌阵、钳形攻势等等，都不相干；那是将军们所考虑的战争。另外一种战争，正像约翰·斯坦贝克所说的，是那些“想家的、厌倦的、滑稽可笑的、冲锋陷阵的普通士兵的战争。这些人在钢盔里洗袜子，抱怨吃得不好，向阿拉伯女郎吹口哨，或者说，见到什么女郎都吹口哨。他们硬着头皮把世界上这件最讨厌的勾当勉强熬过去，不失幽默、尊严和勇气。”这是比尔·莫尔丁所描绘的战争，这是厄尼·派尔美国战时记者。——译者所报道的战争，这是塞德·萨克美军《星条旗报》的漫画人物。——译者所经历的战争。这是那些把《扬基》周刊的蓓蒂·葛莱宝和丽塔·海华丝的封面女郎视同珍宝的人的战争，是邮政局长法兰克·沃克完全无法理解的战争。他竟然认为《老爷》杂志会引起大兵们的色情肉欲，因而下令禁止邮寄。
这场战争，使他们渴望温柔和爱情、美人和温暖，渴望有真人来代替封面女郎，渴望有一个真正的家，而不是以军队为家。当时刚从史密斯学院毕业的贝蒂·弗里登后来回忆说：“妇女也和男人一样追求家室儿女之乐，希望梦想成为令人慰藉的现实。我们都是脆弱的、想家的、寂寞的、心惊肉跳的。”范妮·赫斯特写道：美国女子“正在倒退……向着‘家庭’倒退”。在欧洲，美国大兵们郁郁不乐地哼着从德军防线后面播出的“李莉·玛莲娜”的旋律，那是一首最动人的战时歌曲，对哪一国的兵都具有感染力：
在兵营前，在大门边，
点着一支灯，她站在灯前。
在那儿，我们再次相见，
我们要在灯下站着，
李莉·玛莲娜呀，一如往昔，
李莉·玛莲娜呀，一如往昔。
而在国内，姑娘们都在翘首瞻望战后的世界，她们听到的歌是：
我一人走路真孤独
因为，说句实话，我感到寂寞。
寂寞，对我说来没什么，
要是我心里知道，你
也是感到寂寞。
或者是：
苹果开花时，
我俩相见相亲，
相见相亲，
你的姓换上了我的姓!
五月天，
天气晴；
太阳亮晶晶，
今天好太阳，晒得新娘子好高兴!
可能因为前线与后方之间通信频繁，不管是在欧洲战场或者是太平洋战场的青年男女不但切望同样的未来，连未来生活的细节也往往想法一致。房子要有白色的围篱，离学校不太远，可以走路上学。女的要有一箱子银餐具，而当过大兵的则要有个自己的小室。他们会一起收拾花园。他大概每天要乘车去上班，因为他们住在宁静的郊区里。当然，他们会有孩子的，这些孩子幼时惹人喜爱，上学后聪明伶俐，到了十多岁便出人头地。中学毕业后，他们就会在全国最好的大学读书，这时，他们的父母是会非常非常引为自豪的。
光荣与梦想那时已是1942年6月，早该是总统选定欧洲战场司令的时候了。罗斯福曾轻率地答应莫洛托夫，说斯大林可以指望“今年”就会出现第二战场。珍珠港事件后，美军曾派遣一支象征性部队到爱尔兰——使流行歌曲界有人写了一支比较不幸的战时小曲《美国兵约翰在爱尔兰找到了一朵玫瑰》。现在美军远渡重洋到英国本土来了。他们给送到了各种古里古怪的小地方。英国人对美国大兵就开始啧有怨言了，说美国佬的问题是“军饷太高，性欲太强，离我们太近”。显然，有必要使他们知道未来目的地是哪里。艾森豪威尔在伦敦西区五月市的格罗维斯诺广场——这个广场后来就被命名为艾森豪威尔广场——安顿下来以后，美军和英军都准备出发了。
但开去哪里呢·美国人要从英国横渡海峡出击，但英国则主张进攻丘吉尔所说的“欧洲的柔软的下腹部”。事实上，无论在这两处中那一处作战，他们实力都还不够。所以他们达成妥协，选定了法属北非。在时间上同蒙哥马利从埃及发动的进攻配合，就可以将德国人逐出非洲。这次作战代号是“火炬”。
说来蹊跷，这次作战竟以美国进攻老盟友法国开始，却不是指向它的死敌德国。在珍珠港事件整整11个月以后，即1942年11月7日的星期六晚上，进攻的军队集中在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海岸附近的800艘舰艇上。要把这样大的船队掩蔽起来是不可能的。柏林和罗马都得到了消息，都在猜测这支船队开向那里，认为不是马耳他就是埃及。到了凌晨3时，这些登陆舰艇将步兵送上法属非洲的陆地时，整个欧洲为之目瞪口呆，而最震惊的莫过于贝当元帅。9万个美国士兵擅自入侵，使他深为恼火。加上罗斯福对法属非洲人民发表短波广播，说“我的朋友们……我们来到这里，是帮助你们击退侵略者……永恒的法兰西万岁”!也使他非常难堪。他于是给总统去信说：“今晚获悉你军进犯，我深感震恐与不安。你采取的行动，竟如此残酷无情。”
自然，这位美国总司令的心情恰和贝当截然不同。他正在华盛顿以北60英里卡托克廷山的一个隐蔽的别墅香格里拉和霍普金斯等几个朋友度周末。进攻开始时，当地时间还是星期六晚。总统的电话铃响了。格雷斯·塔利去接电话，这是史汀生打来的。罗斯福拿起听筒时，手有点发抖。他听了一下便说：“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我祝贺您。伤亡较轻——比你估计的数字低得多。感谢上帝!”他将听筒放好，转过来对他的朋友们说：“我们已在北非登陆，开始反击了。”
艾森豪威尔在直布罗陀指挥这次登陆，他的指挥所是在潮湿的地道深处。11月23日，他将他的总部转移到阿尔及尔这个白色山城。即使只是为了鼓舞士气，他也有必要上陆。美国人开始领教到德军不是徒有虚名的。“火炬”计划虽然使他们措手不及，但他们采取了迅速有效的行动。没有战斗经验的美军还没有前进一步，轴心国家的军队就已经占领了突尼斯，从西西里运来部队和装备加固。美军在冬雨的泥泞中举步维艰地行进，斯图加俯冲轰炸机和克虏伯88型大炮，对着他们，对着他们的坦克和掩护他们的空军猛轰。这样在1943年2月，反攻的德军把美军赶回过了卡塞林隘口。
从当时看，隘口一战似乎是盟军遭了殃。但结果相反，遭殃的反而是轴心国。巴顿将军接任了那里的军长，收复了那个隘口，同从阿拉曼一直把隆美尔的非洲军团赶到这里的蒙哥马利遥相呼应。在非洲的德军是必败无疑了。隆美尔飞去向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报告，认为应该把他的部队撤出。因为要免于消灭，这个军团每月就至少要有14万吨的物资供应，但是盟国海军已控制了地中海，德军原来的供应早已微如涓滴，这时又从2.9万吨降为2.3万吨，再降为2000吨。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说隆美尔是个悲观派。他们得意扬扬地说，你看看卡塞林隘口之战罢，雅利安部队碰上那些混血杂种的美军，结果就是那样。他们继续运兵到滩头阵地，使隆美尔大吃一惊。这样，到了5月初，盟军啪地一声关上了陷阱，一网打尽了接近25万德国战俘。如果包括战场上的伤亡数字，轴心国军队在法属非洲总共损失了349206人。美军在这第一场战役中伤亡不过1.85万人而已。
巴顿没有在那里待到战役结束，艾森豪威尔已将他派去制定进攻西西里岛的计划。在艾森豪威尔的领导下，蒙哥马利与巴顿又一次要在这里配合作战。这场战役代号是“哈斯基”，有法军一个军参加。夏尔·戴高乐尽管受到英美冷遇，一直在后方进行工作，他运用政治策略，靠着纯粹意志力量，控制着解放了的法国人，鼓舞他们参军。后来马克·克拉克将军谈到戴高乐的部队时就说：“从来没有一个战斗组织有它那样英勇的。”到了这时，不管什么盟军，都有点使敌人望而生畏。欧洲在心理上已经起了变化。德军在斯大林格勒大战丧师33万，现在既已被逐出非洲，德军看来并不是所向无敌的。到1943年夏，能使敌方丧胆的正是盟军了，特别是轴心国里那些半心半意的伙伴如意大利人和西西里人，就更害怕。
西西里战役是一场政治战，其目的是要迫使意大利退出战争。从这个意义说，这场战役是成功的。它在军事上也是一个胜利。盟军占领了一个由25.2万人的军队把守的贫瘠多山的岛屿，只用了一个月零几天时间。在罗马，维克托·伊曼纽尔国王直截了当地对瞠目无言的墨索里尼说，他已不是政府首脑了。“士兵们已无心再战。此时此刻，你大概是意大利最遭人恨的人。”他被逮捕了。在皮亚特罗·巴多利奥元帅领导下的政府开始和艾森豪威尔的代表秘密谈判。结果是，巴多利奥同意在9月8日广播宣布意大利投降，而盟军当晚就在意大利胫部的萨莱诺登陆。作战计划代号是“雪崩”，目的是生俘措手不及的德军，在整个意大利半岛肃清轴心国部队。
这样一个计划，他们怎么会认为可以实现呢·这是无法解释的。要把这样大的机密进行保密，是不可能的。保不住口风的意大利人把全部情况都向德国秘密警察和纳粹情报机关和盘托出。巴多利奥按照原来答应的，在9月8日无条件投降。但这时德军的精锐师团早已源源不绝涌进意大利，把他们以前的盟友解除武装。马克·克拉克的第五集团军，被钉死在萨莱诺动弹不得。美军原已知道意大利会投降，满以为这次作战将是轻而易举，因此又生气又混乱。敌人的坦克和大炮把他们圈缩在纵深不足五英里的滩头阵地上。每天晚上，一个能操英语的德国人，用广播器向陷入重围的部队大喊大叫。他看来是好莱坞西部片的爱好者，他用那种口吻叫道：“好吧，老兄。过来投降罢。你们都在我们火力控制之下了。”这种情况持续了四个月。在柏林，为戈培尔进行宣传广播的一个英奸“哈哈勋爵”预言“又将出现一个敦刻尔克”。
这场意大利战役的悲剧——毫无战果的战斗，毫无必要的受罪，没完没了的包围战，就是这样开始的。但在意大利东岸，蒙哥马利的第八集团军却进展神速，同占领了塔兰托海军基地的英军空运第一师会师以后，直奔亚得里亚海的巴里港。英军兼程前进，想减轻美军所受的压力。美国空军则对俯瞰萨莱诺的群山进行轰炸。这个滩头阵地挤满了美国炮兵，一直到9月5日，德军终于开始向那不勒斯慢慢后撤。
这场意大利战役到底毛病出在什么地方·如果将军们弄不清楚，连长们倒是清楚的。地形与第五集团军为敌。他们花了三个星期，伤亡近一万两千人，最后才抵达那不勒斯。阿平宁山脉仿佛脊梁骨一般直穿意大利全境。既然意大利河流都发源于这山脉，步兵们就得逾越一个又一个的河谷。而每过一谷，又总是山岭耸立，德军就在上面踞濠固守。最著名的是卡西诺山。有一千四百年历史的卡西诺寺院就在这里，这也是凯塞林将军的古斯塔夫防线的西部据点。敌人在环绕寺院的高地上依山掘壕，使用迫击炮与呼啸弹(这是美国大兵给它起的名字)，迫使美国步兵付出大量伤亡。美国坦克又不断被克虏伯88型大炮所摧毁。盟军认为德军将卡西诺寺院用来做观察哨，就用飞机把它夷为瓦砾。但没有解决什么问题。敌人火力还是和过去一样的准确无情。
使那些步兵更加遭殃的是，艾森豪威尔回英国去，筹划准备横渡英伦海峡向法国的进攻。他把最优秀的将领巴顿、蒙哥马利和奥马尔·布雷德利都带走了。意大利的寒风暴雪，猛袭着那些形如锯齿的山岭。白天泥深齐腰，晚上则冻成坚块。漫画家比尔·莫尔丁认为，那里的泥土简直有如鬼神在作祟一样：“在和平时期，我认为欧洲绝不会这样泥泞。同样，我认为全世界的泥都不会像欧洲的那样深，那样黏，那样湿。它甚至连颜色也不正，不像普通泥土那样。”这场消耗战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地继续下去。尸体用血污的睡袋或军用雨披包起来堆着，用通讯部队的电线像一捆捆柴也似地绑扎着。饿狗会把死人的喉咙咬断。冻疮和战壕足病到处流行。哨兵们在岗哨上冷得浑身发抖。在人们记忆里意大利冬天从未有过这样严寒难熬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以后，陆军部通知各报社和杂志说：不要再将步兵叫做“G·I”了。理由是：“G·I”一词原意是一切统由政府发给，因此对美国士兵来说，那是“有失人格，有辱身份，有损尊严”的。在胜利的气氛中，编辑们与发行人立即同意。这个名称当时似乎荒谬可笑，但从长远来说，倒也有好处：因为正如1918年的步兵称为“炸面团”，越南战争中的步兵称为“老咕哝”，而“G·I”一词，则是专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士兵。他就是这个摇摆音乐一代的青年的象征，或者说这一代青年逐渐消失的象征。这些青少年原来是眉清目秀，穿着不称身的卡其军服离了家，回来时年已23岁，都已经变得不爱说话，眼神呆钝，逆来顺受了。在第三号大街的高架电车或者什么别的东西在上空经过，听到呼呼、呜嘘、飕飕一类啸叫声，或者听到类似帆布撕裂声，就会不知其然的紧张起来。
令人悲哀的是，现在很少有人记得美国大兵当年是什么样子了。电视台情景喜剧中常常出现演员表现的那时部队服役的情况，使儿童们看了以后认为战争是惊险紧张，好玩得很的事。欧洲战场的每个士兵都这样想，将来他们老大育子以后，孩子总有一天会问他：“爸爸，大战时你在干什么·”他从来不会想到，这个问题并不一定要他回答的。孩子们接着就会发表意见说，毫无疑问，如果当年是霍根的英雄，或者麦克黑尔这两个是美国电视台连播喜剧的主角。——译者的海军战士，那就棒极了。或者说得使人最不好受的，“跟着巴顿打仗该是多么好玩呀!”当然也还有其他大兵形象，但同样也不符实际。那些什么美国革命女儿会，对外战争退伍军人会，美国退伍军人团的勇士们，都把美国兵说成是脸上刮得光光，头发修剪整齐的忘我英雄。而70年代的大学生们，则满腹狐疑，难道真的有过这样一个年代，人们可以以身穿军服自豪，扛着步枪，开枪杀人还自认有理·
这样的年代确是有的，这些人就是这个年代的人。在欧洲战场的步兵到了1943年的冬天就已成为久经考验的战士，连亚力山大大帝和拿破仑也会认为是熟练的步兵。这些步兵不像他们那样耀武扬威(或者说，没有像人们说他们的那样耀武扬威。打过仗的人对这些名将的传说，都不大相信)，如果他们有军衔的话，在前线上也不会戴上肩章，因为前线的德国兵(大家称为克劳特)是专以狙击军官为乐的。作战期间美国兵不刮胡子，不理发，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想当花童Flowerchildren，嬉皮士的别称。——译者，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剃刀、刮脸膏、镜子、热水，也没有时间。
在意大利经历了两个星期的倾盆暴雨，卧伏在满是泥浆的散兵坑内，躲避着敌人的炸弹、坦克、手榴弹、枪弹、火焰喷射器、饵雷、烈性炸药和磷光弹等等，人人看上去就活像一个流浪汉。他的行为举止就常常不怎么文明了。他会在同伴们众目睽睽之下拉屎，也有很多人对他这样做很感兴趣，在那里品评一番。他讲话下流，对未上过前线的人特别无礼(说他们是“后方梯队的杂种”)。这些兵的衣服又湿又霉，一撕即破，有时则臭气逼人。但最重要的是，他精神厌倦。有些人要很多年才从厌倦的状态中恢复过来，有些则始终恢复不了。
一切过去以后，将军们相互授了勋、道了喜——这么说听起来有点挖苦，但大兵们是会这样说的，你要是不知道他们这种看穿一切的态度达到什么程度，你是无法理解他们的。这时，有一个军需总队的文职雇员进行了一次历史性的调查研究，发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个普通美国士兵每天要背84.3磅。这使他成了战争史上负重最多的步兵。这个数字会使有些人吓了一跳，包括将军们在内。将军们不知道，这是不可原谅的。但当过大兵的，对此却一点不会感到惊奇，他知道他自己等于当了驮兽。进入前线时，他穿上或者带上他的军服、盂型钢盔和盔垫、M-1步枪、匕首、水壶、掘壕工具(铲镐两用的工具)、刺刀、急救包、子弹腰带，其中每个袋都装着步枪弹盘，两条载着备用弹药的跨肩直带，系在腰带上的手榴弹，背包带上挂着背包，背包里面有雨披、百灵风雨引火条、饭盒、香烟、风雨打火机、用笺、家信、各种军用干粮——C类、K类或获得陆海军生产优秀奖旗的海因茨公司出品的罐头火腿旦。此外，他还要分担他那个战斗单位的大型武器装备，例如勃朗宁自动机枪，或机枪脚架，勃朗宁轻机枪或重机枪或其三脚架，或者是60或80毫米迫击炮或其炮座。
这些是非带不可的。本来，他还该带防毒面具，但他在离开北非前，就已经把它扔掉。他背上的重量不能再多了。陆军部只想他能更多背一些。这并不是因为有虐待狂，而是认为他需要的东西还不止这些。晚上他该有条毯子，还该有半个顶篷，这样他和另一个士兵的凑在一起，晚上就不怕雨淋了。事实上他最需要的倒是多几双袜子。没有袜子替换，污泥沾脚，久而久之，就会变为战壕足病。脚痛难忍，无法走路，只得爬到营部救急站，医生将鞋子割开，双脚已经肿到橄榄球那么大了。有时就只得截肢。冻伤的有时也有这种情况。战争后期，对一些特别照顾的师团发给了“长统皮靴”，可以保持干燥。但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袜子保暖。
这些满身泥块，样子古怪的战士最担心的还不是这些，而是德国大炮。有一次，美国兵周刊《扬基》引用一个下士的话说：“这些大炮不饶人啊!有人说：听见炮弹呼啸你不必再弯下身来，因为已经太晚了。但不管怎样说，我们还是弯下身子。迫击炮弹中标几乎是无声的，但无声也吓人。因为我们得知道炮弹究竟落在那里。”在纳粹的大炮中，最可怕的是克虏伯88型。有时，这种大炮几乎好像是会拐弯似的。当时，美国大兵认为没有东西比这种“寄来邮件”(德军炮弹)再厉害的了。但是对面山头那些戴着铁十字奖章的家伙，不一定会这样看。到了1944年，美国的“寄出邮件”，就有雷达导向火箭，无线电引信炮弹和一种喷火筒喷出来的燃烧剂。这种燃烧剂是由哈佛大学化学家们和美孚石油公司技师们共同研制出来的。它把皂粉和汽油泡制在一起，称为凝固汽油。
罗斯福有一次表示很可惜，没有人为这次大战起个恰如其分的名字，这流露了他的真实思想。他本人是想名之为“暴君之战”。他又认为这次大战没有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蒂佩拉利》和《在那边》这样动人心弦的歌曲，也是非常可惜。这可把底牌露出来了，原来三军统帅们和五星将军们所想的，就是这种思想。要是美军大兵听见的话，可能会起哄反对。在他们看来，给世界大战编个号就够了。如果说，既然把他们称为GIs有失他们人格，以数字为战争编号会使他们的荣誉有所减色，但是他们还是接受了。这样很公道嘛!沃尔特·约翰逊曾指出：尽管艾森豪威尔所写的书名为《远征欧陆》，欧洲战场的战争却没有远征精神。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引起的幻灭使后来任何口号、游行都失去了号召力。“经济萧条，创痕犹在，那些在困难期间感到前途茫茫的人，在忧虑之余，又来了这一场战争，更加觉得前途渺渺。青年人追求荣誉的心理已为击败敌人的决心所代替。这个事业的正义性无可怀疑，但是，全国人民是绷着脸孔去进行战斗的。”
描写欧洲战场美国大兵的两个最有名的漫画人物却并无滑稽之处，这点倒是很有意思的。战争有时可能荒唐得难以置信，如果说欧洲战场是荒唐可笑的话，威利和乔这两个人物是用一笑置之的态度来看待的。但在多数场合下，他们是情绪忧郁的。画家当时写文章解释说：“我们不需要有人来进行思想灌输，或告诉我们，现在是在打仗。我们知道现在是在打仗，因为我们是亲眼看到的。我们一点都不喜欢战争。但并没有多少士兵开小差，因此，天花乱坠的宣传就未免多余。”
尽管这样，说来奇怪，从自愿去打仗这点说，历史上没有那一辈的青年，思想上比他们更有准备。之所以自愿，只是因为他们知道这件工作非干不可。他们就是这样看待战争的：这是一件工作，一件肮脏、令人作呕的工作。但如果你正是少壮之年，脸色红润，营养良好而又神经反应正常的男儿，除了去打仗而外，你又能怎样呢·肯定地说，拒绝去打仗的人是有的。罗伯特·洛厄尔就是一个出于良心驱使拒绝服役的人。他在想像中可以看到空袭时受害者丧肢断腿的情景，他不愿意参与其间。但像他这样看的人不多。即使有，其中大部分人也不愿意将世界奉送给希特勒。
当时协和神学院院长亨利·科芬博士(后来他的侄儿也当了耶鲁大学牧师)说：“神学院不会成为逃避应征者的避难所。”这个说法，在这盛行摇摆音乐的青年一代中，大多数人是同意的，连那些厌恶暴力行为的人在内，也会同意。要是在越南战争时期，他肯定会采取不同的立场。因为这两种战争性质截然不同。在越南的伤亡士兵中，属于贫苦家庭出身的，其比例之大，真是使人吃惊。1972年以前，在校大学生是免役的。到了毕业时，他们又都学会钻征兵法令的种种空子。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凡是身体健康的都去了。亨利·洛奇中校在非洲沙漠中指挥坦克，威廉·诺兰是在法国的一个少校，汉克·格林伯格这个著名的底特律的职业拳击家是个陆军少尉，吉米·史蒂华和克拉克·加布尔都是空军军官，沃尔特·温切尔和约翰·福特是海军军官，约翰·休斯敦成了少校，达里尔·扎纳克和弗兰克·卡普拉是中校，杰基·柯根是个滑翔机驾驶员。保罗·道格拉斯年已四十，还是参了军，在海军陆战队服役，当个二等兵。其他自愿参军的有乔·狄马乔、雷德·斯克尔顿、罗伯特·蒙哥马利、道格拉斯·小范朋克、亨利·方达、路易斯·海华德、泰隆·鲍华和大卫·尼文。亨利·洛奇，威廉·诺兰后来都是共和党参议员，吉米·史蒂华和克拉克·加布尔，都是著名电影演员，沃尔特·温切尔是著名广播员，约翰·福特是著名电影导演，约翰·休斯敦是著名电影导演，达里尔·扎纳克是电影制片商，弗兰克·卡普拉是著名电影导演。杰克·柯根原是电影童星。保罗·道格勒斯是参议员。乔·狄马乔是著名棒球运动员，雷德·斯克尔顿，罗伯特·蒙哥马利，道格拉斯·小范朋克，亨利·方达，路易斯·海华德，泰隆·鲍华和大卫·尼文都是著名电影演员。——译者1942年1月，乔·路易斯乔·路易斯，黑人，当年全美拳击冠军。——译者在拳赛中用了2分55秒6，将巴迪·贝尔击倒。他将其全部收入交给海军抚恤协会的纽约分会后，自己加入陆军服役——尽管有这样使人吃惊的事：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红十字会将血分成“白人血”和“黑人血”，用不同容器分装。假如当时在战斗中也分肤色，富裕和特权阶层留在安全地区的话，乔·路易斯也许会犹豫不定了。但他们没有留在安全地区。在卡萨布兰卡附近的海战中，因勇敢而获得嘉奖的就有总统的儿子富兰克林·小罗斯福上尉，当时他是一艘驱逐舰的炮兵军官。格伦·米勒少校随机殉国。阵亡人员中还包括辛克莱·刘易斯之子韦尔斯·刘易斯少尉、纽约的赫伯特·莱曼之子彼得·莱曼少尉辛克莱·刘易斯是著名作家，赫伯特·莱曼是参议员。—译者；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之子彼得·索尔顿斯托尔海军陆战队中士、一个外交大使的儿子约瑟夫·小肯尼迪和哈里·霍普金斯的小儿子——十八岁的斯蒂芬·霍普金斯。
前线的小伙子们是在《星条旗报》《扬基》或《时代》周刊和《纽约人》的简报版(小型无广告)看到这些消息的。他们以美国的民主军队自豪，正如他们以美国的工程兵和海军工程队自豪一样，前者能够在一夜之间搭成活动便桥，后者曾在英国工程兵声称无法办到之后，将阿森松岛的群山推平，建了一英里长的长形机场。尽管这样，他们很少吹嘘本国，甚至在自己人中间也没有这样。他们采取了一种坚强的、满不在乎的姿态，把该熬的都熬过去了。他们对前方老是享受不到后方梯队那些享受——电影、鲍勃·霍普鲍勃·霍普，电影喜剧演员。——译者的节目、红十字会女郎——有牢骚。但是，如果牢骚发展成为叫苦，他们就会教训叫苦的人。他们就会奚落他说：“找随军牧师去吧”，或者说“讨厌鬼”，或者说“去你的，你以为军队像家里一样吗·”
凡是可以供大家一起发牢骚的话题都是极受欢迎的，都觉得津津有味。当然，K-9军团就是很好的目标。妇女队队员也是如此。他们告诉我，我告诉你，说这些人都和军官睡觉的。“喂，你知道哈尔西那件事吗·他给一个‘浪头’“浪头”WAVE是缩略词，指美国海军妇女志愿紧急服务队队员。——译者冲到桥底下了。”(女海军陆战队队员没有缩略词，海军陆战队管叫她们为BAMs——意即大屁股的海军陆战队；女的也不甘示弱，予以还击，叫他们为HAMs，意即屁股毛茸茸的海军陆战队。)但最能引起大家发牢骚或哄堂大笑的，还是国内的广告。他们对报纸的简报版有意见，理由之一就是这些简报没广告，而他们就是想看广告，还特地写信回家要这些东西。麦迪逊大道麦迪逊大道在纽约，是美国广告业中心。——译者下一步究竟打算干什么，他们总是迫不及待，先睹为快。
但是，如果麦迪逊大道的说法真的可信的话，那他们的所干的事就是为了战争得胜。一则典型的广告写着这样的标题：给母亲们的最好礼物!头两段的广告说明，这礼物是磺胺剂。但看到第三段你就知道，作广告的是个冷气设备公司。原来磺胺剂之所以能合成，是因为冷气设备使科学家们能舒舒服服地工作。这是绝妙的一着。另外一家抢生意的公司也不示弱，声称有一次用鱼雷击沉日本货船，他们也做出一份贡献。因为那艘美国潜水艇的潜望镜是在装上冷气的车间中磨光的，所以“正是这些冷气设备，使这一击才有可能”。
另一则广告又说：“化肥可以使战争得胜。”小伙子们都认为，真的那样的话，麦迪逊大道真是干得不错。一个轴承制造商叫大后方的人们不用担心，美国兵能从“公路上安全驶回家”，因为他用的还是军用轴承。食糖用去杀纳粹了。家用药箱没有蓖麻籽是因为送到安齐奥去了。幸运牌香烟的烟叶，也用到战争上去了。老人牌刀片的钢用去造刺刀了。闹钟要保证将军们按时行动。有些广告则说：“要使空战获胜，棉布可以助一臂之力”，“不管那次进攻，电线都是骨干力量”，“在清扫颓垣断壁、建设更美好的未来世界中，重型设备正在发挥作用”。在一幅广告画里，一个士兵卧在吊床上。那个金属机件的制造商说：“他这一摇床绝不会掉下来，因为那个夹钳，比之规定强度还要强30%。”总之，广告文字越是有趣，士兵们越是爱读。但是，有些广告调子，则可以说是缺德的。例如纽约一个坟场有意选择国外发生一场激战之后播送它的广告节目。在大兵们发现这情况以后，这个广告很快也就收档了。另外一个说来难以置信的广告是，建议爸爸妈妈们买眼镜要买一副好牌子的，这样才能认出他们从前线回来的儿子。结果，一大堆愤怒抗议的“胜利”邮简，有如雪片飞来，送到这个广告商的桌上。又有一家飞机公司的广告提出问题说：“谁怕福克伍尔夫大飞机·”陆军航空队某个基地的飞行员给这公司写信说：“我们就怕。”那里每个飞行员都在下面签名，连指挥官也不例外。
战争期间最著名的广告，是“四号上铺的小伙子”。它描述一个士兵，躺在卧车的一个卧铺上，回想当年“碎牛肉排和爆玉米花的味道……驾驶一部敞篷赛车的劲儿……还有一条小狗，叫做什么呸呸，或者小斑，或者讨厌鬼比尔”。它接着说：“他喉咙哽咽，说不定泪水盈眶。不过这没关系，小伙子。没人看见你……现在太黑了……”当然，大兵们认为这也是一大堆废话。但至少这广告是做好事(要大家为外出的军人让座)，这好比呼吁大家买战时公债，不要上黑市买东西，搜集废铁，或者如果知道部队调动的消息“要守口如瓶”。
大兵们对这些宣传都会默然置之，不会有什么反应。但真正使他们感到好笑的还是有些人明目张胆地利用战争谋求私利。例如有的广告说，如果每人每天多嚼几块威力格利口香糖，战时生产就会增加。或者蒙星威亚服装店的妇女紧身内衣广告，画着一名陆军妇女队队员，她说：“别说鼓鼓囊囊的才爱国!”或者在中士牌灭蚤粉的广告画中，一个“老中士”立正报告“发现蚤子，已予消灭”。
另一则广告“穿着沾满泥浆靴子的天使”，则独具一格。在广告画里，一个护士俯身在一个伤兵上。广告商仿佛猜透了那个士兵的心思：“我记得你……你就是那个快步如飞，笑声阵阵的姑娘……你就是我所喜欢的那种讨人喜欢的姑娘……你并不是老是穿着这些沾满泥浆的靴子的。有一次，你穿着崭新、轻快的鞋子，在夏天的草坪上奔跑……”说着说着，那个广告起草者就做起梦来：“是的，她长大了……看见她那沾满泥浆的靴子，就知道了。那些手艺高明的男女工匠……当初给她制了色泽鲜艳的各种便鞋，后来又用他们的手艺为她制成坚韧结实的靴子，使这个护士可以踏进泥浆，穿过雨水……战争爆发了，又是这些鞋匠创制了护士的北极鞋、士兵的北极鞋、丛林靴、飞行靴、在甲板上能防滑的航海靴、北极毡里靴等等……有朝一日，又会有姑娘们在阳光灿烂的草坪上跑来跑去，心里像夏天一样的明朗轻快，脚上像彩虹一样五光十色。”当然，这个广告起草人不是要她们穿什么“彩虹”的，所以他说：“穿着玩玩的鞋子又会上市的，记着这个商标罢!……”不知怎的，大家还是把这个商标忘掉了。
这个“穿着沾满泥浆靴子的天使”的广告之所以很煞风景，那就是它利用了步兵们在心灵深处对爱情生活和战后和平的憧憬这种不轻易向外人道的感情。士兵各有不同，他们的憧憬倒是异常一致的。他们都曾在密布特勒式地雷的田野上一跳一跃地前进，笨拙的样子是自古以来步兵的特点。这样，他们相互之间就越来越相似了。威利和乔可能是一对双生子，威利的鼻子大点，乔的鼻子小点，有时连创作者本人也会把他俩弄错了。但是由于他们处境相似，忧患与共。他们对什么是理想的未来，已形成共同看法。这与头条新闻、突破敌阵、钳形攻势等等，都不相干；那是将军们所考虑的战争。另外一种战争，正像约翰·斯坦贝克所说的，是那些“想家的、厌倦的、滑稽可笑的、冲锋陷阵的普通士兵的战争。这些人在钢盔里洗袜子，抱怨吃得不好，向阿拉伯女郎吹口哨，或者说，见到什么女郎都吹口哨。他们硬着头皮把世界上这件最讨厌的勾当勉强熬过去，不失幽默、尊严和勇气。”这是比尔·莫尔丁所描绘的战争，这是厄尼·派尔美国战时记者。——译者所报道的战争，这是塞德·萨克美军《星条旗报》的漫画人物。——译者所经历的战争。这是那些把《扬基》周刊的蓓蒂·葛莱宝和丽塔·海华丝的封面女郎视同珍宝的人的战争，是邮政局长法兰克·沃克完全无法理解的战争。他竟然认为《老爷》杂志会引起大兵们的色情肉欲，因而下令禁止邮寄。
这场战争，使他们渴望温柔和爱情、美人和温暖，渴望有真人来代替封面女郎，渴望有一个真正的家，而不是以军队为家。当时刚从史密斯学院毕业的贝蒂·弗里登后来回忆说：“妇女也和男人一样追求家室儿女之乐，希望梦想成为令人慰藉的现实。我们都是脆弱的、想家的、寂寞的、心惊肉跳的。”范妮·赫斯特写道：美国女子“正在倒退……向着‘家庭’倒退”。在欧洲，美国大兵们郁郁不乐地哼着从德军防线后面播出的“李莉·玛莲娜”的旋律，那是一首最动人的战时歌曲，对哪一国的兵都具有感染力：
在兵营前，在大门边，
点着一支灯，她站在灯前。
在那儿，我们再次相见，
我们要在灯下站着，
李莉·玛莲娜呀，一如往昔，
李莉·玛莲娜呀，一如往昔。
而在国内，姑娘们都在翘首瞻望战后的世界，她们听到的歌是：
我一人走路真孤独
因为，说句实话，我感到寂寞。
寂寞，对我说来没什么，
要是我心里知道，你
也是感到寂寞。
或者是：
苹果开花时，
我俩相见相亲，
相见相亲，
你的姓换上了我的姓!
五月天，
天气晴；
太阳亮晶晶，
今天好太阳，晒得新娘子好高兴!
可能因为前线与后方之间通信频繁，不管是在欧洲战场或者是太平洋战场的青年男女不但切望同样的未来，连未来生活的细节也往往想法一致。房子要有白色的围篱，离学校不太远，可以走路上学。女的要有一箱子银餐具，而当过大兵的则要有个自己的小室。他们会一起收拾花园。他大概每天要乘车去上班，因为他们住在宁静的郊区里。当然，他们会有孩子的，这些孩子幼时惹人喜爱，上学后聪明伶俐，到了十多岁便出人头地。中学毕业后，他们就会在全国最好的大学读书，这时，他们的父母是会非常非常引为自豪的。